浅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党的“八大”路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谈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路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章分析了党的“八大”和“十四大”思想政治线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党的“八大”政治路线的继承和突破性发展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程中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指导地位，更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指明了航向。〔1〕本文拟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党的“八大”的联系谈点看法。
一
1956年9月， 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历史发展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任务，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吸取了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的经验，借鉴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制定出了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会议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2〕这条政治路线的基本精神， 就是指出了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1992年10月，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会的突出特点和最大贡献，在于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同时总结了过去十四年来的基本实践和经验，确定了九十年代的战略任务。江泽民总书记阐述我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我们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3〕
两次大会相隔时间长达36年之久，党的政治路线的提法上的相似决不是偶然。这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一大前提外，主要的还有两个根本的方面：一是它们共同反映了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二是它们都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能逐步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原理相一致。如列宁所说：第一阶段“要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4〕从初级阶段的特定含义上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它一方面是反映了我国社会性质已是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程度上各方面都不够完善和成熟的客观实际，特别是反映了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现实。上述各含义中所表述的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容，在党的“八大”召开时实际上已经基本具备了，我国已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了。但是，限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全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了思想准备，也缺少必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经验，因而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中国已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客观实际。然而，从“八大”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还是十分适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的。党的“十四大”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党的“八大”政治路线的一些提法，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近类似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党的“八大”路线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二
邓小平同志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总结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经验与教训，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事业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并没有得到贯彻实施，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党的最高层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毛泽东先后在1957年10月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1958年5 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状况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严重偏离了“八大”开辟的正确方向。此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虽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却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挫折和重大失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甚至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1976年10月，党领导人民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也是一个承上启下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会议。会议重温了“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的教导；总结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毛泽东同1956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5〕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提出了“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6〕后来，邓小平同志特别指出， 这“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7〕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提法， 实际再现了“八大”政治路线中的内容，“恢复了八大路线。”因此，可以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继承和发展了八大路线。”〔8〕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迫切要求党能创立一个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82年9月，党召开了“十二大”， 制定了《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纲领。邓小平同志在大会的开幕词中对党的“八大”政治路线作了科学的评价，他指出：“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9〕接着邓小平同志全面分析了“八大”政治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的原因及此后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指出“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教育了全党。”〔10〕他深刻地比较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不同点，总结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向全党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第一次向全党和全国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它的意义无疑是十分深远的。从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党的“八大”政治路线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具有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毫不例外地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科学理论体系。随着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党中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不断进行系统地概括。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四大”，有四次较大的系统概括。第一次是在党的“十三大”，简明地提出了十二条理论观点，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环境等基本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第二次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主要从党和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共识的角度，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十二条方针原则。第三次是江泽民同志1991年“七一”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内涵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这些“概括和阐述比以前更全面、更系统、更严密，层次更高，理论性更强。它反映出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的阶段，在理论上登上了一个新高峰。”〔12〕第四次是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九个方面的概括。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臻于完善的升华阶段，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完全确定。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体系，它既吸纳了以往的长处，保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精髓部分，以及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基本内容，又有新的提法。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构想等几个方面，作了系统的归纳和论述。新提法表现了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在内容上有重大的突破，如：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等等。二是从理论的表述看，理论性更强，层次更高。三是从理论体系上看，更加全面、系统和清晰，所列九条内在逻辑联系紧密、分类比较恰当。”〔13〕
党的十四大的突出特点和最大贡献，在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充分肯定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引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精神支柱和科学指南”，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4〕
三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在涵盖面上继承并大大地发展了党的“八大”路线，而且在理论深度方面也有突破性的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这个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涵盖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15〕现在仅就党的思想路线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两个方面作一个历史的比较，来说明我们上述观点。
（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依靠这条思想路线，我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党的“八大”也依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路线是“八大”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在“八大”开幕词中便向全党明确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原则。”〔16〕大会还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完成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联合起来。”〔17〕但是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经济上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出现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政治上的“左”不断升级，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些“左”的错误，从指导思想上说，是背离了中国国情，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所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18〕“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出现了“两个凡是”，使党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时受到干扰，出现了二年的徘徊局面。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首先把精力集中在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并在实践和理论上丰富和发展这一路线。概括起来，邓小平同志在这一理论上的贡献有：一是在领导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彻底批判“两个凡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提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地位，恢复并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党的思想路线。”〔19〕使全党在思想上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扭转了徘徊不前的局面，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二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高度评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地位和历史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20〕“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21〕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地位，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是第一次。三是把党的思想路线精辟地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字，发展并完善了党的思想路线，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找到了一条既能排除教条主义束缚，又能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新的高度。邓小平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地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我，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22〕“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23〕“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解决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4〕在阐明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时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25〕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解放思想的本质是实事求是。所以，江泽民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
（二）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党的“八大”相比，也有继承和突破性的发展。党的“八大”虽然也正确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起来，并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以及提出的积极稳步发展综合平衡，正确处理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等发展的建设方针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经济体制的设想等提法。党的“八大”提出的上述理论、方针和政策，正确体现我党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对社会主义作了有益的探索。然而，从根本方面说来，当时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时代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实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和锲而不舍的探索。他敢于抛开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和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抛弃那些不科学甚至是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明，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推向新的高度。他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7〕“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8〕“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29〕“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力。”〔30〕“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31〕最后他概括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2〕对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什么阶段，也是长期困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问题，他明确指出：“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3〕他为党提出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基本思想，“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34〕他坚决抛弃长期以来错误地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提出了“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35〕“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6〕“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37〕
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足以说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党的“八大”正确方面的继承和突破性的发展。诚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仅仅限于对党的“八大”的继承和发展，它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多方面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概括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38〕
注释：
〔1〕〔3〕江泽民：“十四大”报告。
〔2〕〔16〕〔17〕《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 第90－91，9，819页。
〔4〕《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09页。
〔5〕〔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5，1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20〕〔21〕〔22〕〔23〕〔24〕〔25〕《邓小平选》第二卷，第208，209，143，126，143，143，141，364页。
〔8〕《新中国四十年研究》第183，184页，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10〕〔11〕〔18〕〔19〕〔26〕〔27〕〔28〕〔29〕〔30〕〔31〕〔32〕〔33〕〔34〕〔35〕〔36〕〔3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253，254，278，137，225，279，155，227，149，373，252，248，138，370，148，14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迈向21世纪的行动纲领——学习党的十四大报告》第5 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13〕《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1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14〕〔15〕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新华月报》1993年第12期。
〔38〕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新华月报》1993年第11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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