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人类学与人生论美学的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美学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践美学，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8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流，90年代不仅边缘化而且遭到了“后实践”美学的严峻挑战。实践美学要发展，就必须有新的开拓和深的开掘。在这种情势之下，开拓审美人类学，深化人生论美学，并且使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应该是实践美学的发展方向。
一、审美是人类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学，作为以“对人进行综合性研究”为目标的学问，一般包括自然人类学（即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史前考古学(Prehistoric archaeology)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三大领域，文化人类学又称为民族学（或民族志、人种学，Ethnology）（注：（日）祖父江孝男、朱山俊直、野口武德主编《文化人类学百科辞典》，3～5页。山东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译，青岛出版社，1989。林惠祥：《文化人类学》，3～6页，商务印书馆，1991。朱狄：《原始文化研究》，3页，三联书店，1988。）。19世纪以来人类学在欧美兴起，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到20世纪已经成为前沿科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迅速发展，爱德华.B.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詹姆斯.G.弗雷泽的《金枝》(1890)等文化人类学的经典，探讨了人类的生活状况、社会组织、伦理观念、宗教、巫术、语言、艺术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起源、演进及传播。其中，尤其是19世纪中叶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欧洲旧石器时代的雕刻、壁画、岩画，以及人们对美洲、澳洲、非洲等地现存原始民族的艺术的研究，使得对原始艺术的研究也日渐兴盛起来，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的《原始艺术》(1926)成为系统研究原始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的经典著作。此后，相关的著作在世界各国大量出现，不过，至今尚未出现一门专门研究原始的审美活动和艺术的学科——审美人类学。这种状况，对于人类学和美学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为了未来更高程度的综合研究，我们认为，有必要开拓出文化人类学和美学之间的一门新的研究领域，即审美人类学。
构建审美人类学的根据在哪里？这就是，审美是人类的根本属性，或者说，审美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最重要的特性。
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人类的起源等问题的思考，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非常古老久远的事情。像古希腊的阿那克萨戈拉和苏格拉底认为，人居于世界之巅，应归功于他有一双手。雅典著名的雄辩术教师伊索克拉特则发展了词汇（语言）对于人类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是最有理智的动物并非因为他有一双手，相反地，人之所以有一双手是因为他是最有理智的生物，因为，只有作为最有理智的生物才善于使用许许多多的工具，而手显然不是一件工具而是许多件工具，仿佛是工具的工具。（注：（俄）雅·雅·罗金斯基、马·格·列文：《人类学》，王培英，汪连兴、史庆礼、贺国安译，2～4、376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中国古代的孔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群”：“鸟兽不可与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荀子则认为两者区别在于“辨”：“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注：袁贵仁主编《对人的哲学理解》，48～4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这讲的是人的社会性，即人能构成群体社会，辨别长幼、尊卑、贵贱等社会身份。诸如此类的哲学沉思，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不过，这些终究只是一种形而上的玄思，无法加以科学的实证。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人类学的兴起才使得人们关于人本身的思考具有了科学实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富兰克林认为，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卡西尔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马克思也指出，人的本性即他的需要（《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的特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种探讨已经使人类特性和本质的问题走向了达到真理的康庄大道。20世纪中期以来比较心理学、比较人类学的研究将这一问题又推进了一步，因为许多研究发现，某些灵长目的动物也具有某些制造和使用工具、语言、生产等理智性能力。因此，人类的特性和本质问题，还值得进一步加以认真研究，而文化人类学研究至今已积累的资料和探讨似乎已经告诉我们：审美活动和艺术应该是人类的根本属性。
史前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都以确凿的事实告诉我们：大约距今400～250万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原人，约在50万年前，人类的直系祖先——直立人取代了更新世灵长类动物，而在距今约35000年时人类祖先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整个进化过程，而转变为人类——“能进行思维的人类”（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65～6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考古学家们根据在欧洲、亚洲、非洲所发现的人类化石和石器及各种工具，把史前历史分为三个时期：铜器时代约公元前2500年至5000年的时期，新石器时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7500年的时期，旧石器时代约为公元前7500年至40万年的时期。而从有人类以来，艺术始见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在末期以前，艺术作品是没有的。约在25000年以前的真人(Homo sapiens)，叫做克鲁马努人种（CroMagnon Race，现译为克罗马农人），才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家。与此大致相当的是中国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山顶洞文化可以归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它有打制的石器（无陶器）以及许多装饰品。（注：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13～18、110页，商务印书馆，1999。《旧石器时代之艺术》(1935)，《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1939)。）
目前从事艺术史和原始艺术研究的学者们也大体认同这种观点，即原始艺术大约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50000～10000年以前。例如，朱狄说：“旧石器时代的艺术通常是指公元前4万年到1万年之间欧洲地区所发现的造型艺术，其主要形式是雕塑和岩画。它是目前所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艺术遗迹。”（注：朱狄：《原始文化研究》，229页，三联书店，1988。）谢崇安说：“到了距今约5万到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时出现和散布在地球各地的晚期智人（新人），他们的体质实际上和今天的人类已没有什么差别了。我们今天涉足的河湖边缘和岩棚溶洞、悬崖台地，都是晚期智人稠密聚居的地方，就是在这些交通行走不太方便的处所，在层层的钙化板下，在杂草丛生的泥层内和散露的螺蚌壳后面，留下了古人类打制的石器和磨制加工的骨针，在那些平坦光滑长满苔藓的宏大洞壁和崖壁上，残留着被自然力长久剥蚀的斑斓壁画。”（注：谢崇安：《中国史前艺术》，42页，三环出版社，1990。）张晓凌说：“从距今十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到旧石器时代末期是史前象形符号发现较多的时期……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克罗马农人的各类艺术品。克罗马农人对形象的结构以及线、色的掌握已经达到较为纯熟自由的程度。中国史前考古中这方面的材料较为匮乏，只有距今两万年前的岩画中出现了摹仿形象……人类艺术的形象真正起源期在智人时期应是没有疑问的。形象的起源使艺术真正成为原始精神活动的独立方面和独特载体，原始人所惟一能完整表现出他们的精神特征的只有形象。因此，人类审美意识在晚期智人那里已趋于成熟。”（注：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43页，重庆出版社，1992。）陈兆复、邢琏说：“根据目前的发现，最古老的艺术品约有距今四五万年的历史……艺术的发生永远是一个过程，本书认为，虽在西亚曾发现一些属于旧石器时代前期的似是而非的艺术品，但这个过程真正发生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注：陈兆复、邢琏：《原始艺术史》，3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章建刚和杨志明也认为，距今1～4万年间的克罗马农人在洞穴里或岩棚下留下了人类最早的艺术品（注：章建刚、杨志明：《艺术的起源》，101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当然，也有些学者把原始艺术和审美的起源时间断定在大约20万年以前，比如，郑元者就认为：“在叙利亚西南部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贝雷克哈特—拉姆(Berekhat Ram)遗址所发现的、断代日期为距今23万年前的卵石小雕像等新的史前艺术考古证据达成了某种新的结论，认识到人类艺术发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早于莫斯特文化期(Mousterian)的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阿舍利文化期(Acheulian)，这事实上也同样是一个新的推定性答案。”（注：郑元者：《美学观礼》，5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于文杰也认为，只有在莫斯特文化早期（即20万年前左右）才进入审美的原始艺术的萌发期，莫斯特文化中晚期（10万年前左右）为原始艺术的呈现期，奥瑞纳时期（公元前3万年左右）为二度原始艺术的发生期，马格德林时期（公元前1万年左右）为三度艺术即原始艺术的成熟期。（注：于文杰：《艺术发生学》，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不论是把原始艺术的发生断定在大约4万年之前，还是20万年以前，这些比较肯定的事实都说明，艺术和审美并不是人类脱离动物界之初就有的，而是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晚期智人（即真人，Homo sapiens）那里才逐步具有的。而体质人类学也告诉我们，晚期智人已经与现代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苏联的权威考古学家们指出：现代类型的人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与晚期之交。克罗马农人十分鲜明地代表了现代类型的人。克罗马农人的某些特征使他们接近于现代欧洲人：鼻狭长而高耸，额宽，直颌型，脑颅容量大也是一个特点。（注：（俄）雅·雅·罗金斯基、马·格·列文：《人类学》，王培英，汪连兴、史庆礼、贺国安译，2～4、376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真正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并且标志着人的真正特质的应该是审美和艺术。法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步日耶神父在见到了非洲的考古学资料和某些动物的行为以后，“在他的生命快要结束前告诉我，他怀疑，工具是否真能标志人类形成过程的门槛的跨越，拿艺术作为标准，是不是更妥些。这等于把人属的真正‘智人种’，拉斯科的画家，我们的直接祖先，与一系列较早的勤劳的生物，即通常所说的‘人属制作种’，区分开来”（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第一卷，306页，J.基一泽博编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所引的话是第17章《人类形成的过程：一般性问题》的第二部分“考古学资料”，作者：L.巴卢，法国人，非洲史前史专家，许多有关北非的著作和文章的作者，曾任巴黎国家自然史博物馆馆长。）
因此，要想真正把人类研究透彻，就必须从审美和艺术入手，这样就必须有一门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科学，那就是审美人类学。这门学科对于研究人类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审美人类学主要通过对史前和现存原始民族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及其艺术表现的研究来综合地探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特性和规律，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当然就是其中的最核心的部分，而且史前和现存原始民族的艺术的产生、发展，这些艺术与整个人类的活动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必然是审美人类学的关注的焦点。
其实，像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这样来进行研究的思路，早在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06）那里就已经端倪初露，文艺复兴复活了对古典世界的兴趣，从16世纪到18世纪古希腊罗马的艺术珍品不断被发现和被艺术爱好者所收藏，而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1764)，不仅是西方第一部完整的艺术史著作，而且也是最早的艺术人类学著作。同时，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航海家和探险者不断发现新大陆，在美洲、非洲、亚洲、澳洲的一些现存的原始民族被发现，他们的艺术和审美活动引起了许多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兴趣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像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英国学者弗雷泽的《金枝》(1890)、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美国学者博厄斯的《原始艺术》(1927)等都成了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前驱经典著作。另外，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也为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作了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准备，因为他们在18世纪末就已经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把审美和艺术当作人类由自然向自由、自然向人类生成的必经途径。正是有了这么长久的历史积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才兴起了艺术人类学，像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沃尔夫冈·伊塞尔的《走向文学人类学》、伊夫林·佩恩·哈彻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简·布洛克的《原始艺术美学》、安东尼·泰特罗的《本文人类学》等著作就是艺术人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注：（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安志敏校，3～13页，文物出版社，1987。郑元者：《美学观礼》，67～69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陈兆复、邢琏：《原始艺术史》，4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在中国大陆一批有志于此的中青年学者成立了一个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这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美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充分显示了中国美学的新发展和人类学的深刻化。
笔者在这里进一步提出建构审美人类学，这是因为艺术人类学仅仅是审美人类学中的一个中心部分，而审美活动还有更广阔的领域，尤其在史前和现存的原始民族那里，审美与人的创造性实践的交叉重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审美与艺术的关系也是尚须探究的问题，还有诸如审美与宗教、道德的关系也无疑有必要进一步弄明白。把诸如此类以审美活动和审美关系为纽结点的问题，在审美人类学中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地、思辨与实证相结合地探讨明白了，那么，我们对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及其本质、特征和规律就会阐释得更加合乎事实和具有科学性。
这样的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当然对人类的未来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人类自由于环境的变化而被迫走上不断征服大自然的道路开始，300多万年以来，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20世纪，不仅使自己本身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且也使整个自然界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人类在获得适于自己的生存目的条件的同时，也使自己处在了十分险恶的境况之中。20世纪末的现状尤其让人体会到了危机四伏的况味：生态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粮食危机、水资源危机、精神危机、文化危机、信仰危机……时时不断地敲打着人类，让人们警醒和哀叹，仿佛人类已经走到了世界末日。
其实，这一切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制度的私有性质给人们带来的异化，而说到底也就是在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时忽视了大自然的固有规律而一味地追求一己的功利目的，也就是忽视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而把人对现实的实用关系放在了不适当的位置，并且以这种暂时的实用关系支配或取代了人对现实的认识关系、审美关系、伦理关系，或者使认识关系和伦理关系凌驾于审美关系之上而屈从于实用关系。因此，要想让人类摆脱危机四伏的境况，就必须在人类以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正确地处理好人对现实的各种关系，充分认识自然、社会、人本身存在的根本规律，为人类生存的实用目的、认识目的、审美目的、伦理目的相协调的自我实现的总目标服务，达到真正的自由境界。在这种由必然王国不断向自由王国跃进的社会实践过程之中，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真正自由境界是一个关键，也是人类走向21世纪和更加灿烂辉煌的将来的津梁。因此，审美人类学以人类的史前和现存的原始民族的审美和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却是要面向人类的更美好的未来。
二、人类学是当代美学的根基
按照笔者的观点，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象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人也要求对象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的特殊关系。这种审美关系主要是一种超越了人对现实的实际功利目的的关系，它主要是对象的外观形象与人发生的关系，它还是饱含着人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或感兴的情感的关系，因而它具有超越功利性、外观形象性、精神愉悦性。因此，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就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审美需要，离不开人的形象外观的创造，离不开人的审美情感的生成和表现。换言之，美学必须以人本身为焦点，离不开对人的研究这个根基，所以我们说，人类学是美学的根基。
不过，美学并不是一门固定不变的先验的学科，而是一门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的人文科学。大致讲来，从古希腊到16世纪以前，西方美学处在一种前科学状态，以审美关系中的客体作为主要对象，寄生在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母体之内。到了18世纪中期，随着哲学由宇宙本体论（自然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的变化，美学也逐步转向了审美关系中的主体研究，来到了人的这个根基，加上自然科学在十七八世纪的不断发展和理论体系化，美学便于1750年以鲍姆加登的《Aesthetics》（美学）为标志而独立发展起来了。美学发展到康德和席勒那里，已经很自觉地意识到，美学与人类的实践理性、与人类由自然的自我生成是密切相关的，是与人的社会存在互为表里的。因此，美学逐步地与社会本体论（有人称为人类学本体论）结下了不解之缘。起初，从叔本华开始，在人的心灵能力之中寻找社会本原和美的本原，因而形成了唯意志主义美学、直觉主义美学、无意识美学（精神分析美学和分析心理学美学）、生命美学、各种心理学美学（移情派美学、距离说美学、快乐论美学等）等为具体形式的人本主义美学。稍后，从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形式主义开始，到社会事物的形式因素中寻找世界和美的本原，因而形成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英美分析哲学的美学等的科学主义思潮，并且最终实现了语言论转向，把语言作为社会的本原和美的本原，而且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美学的转变和发展。而现代主义美学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实质上是从人类学本体论的立场来探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也就是以人类学所关心的人的心灵或语言作为审美关系的根基，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学研究几乎成为了可以代替哲学研究的显学。这一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恰恰历史地证明了美学必须以人类学为根基。当然，由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所寻求的人类学根基，不是人类安生立命的社会实践，而只是人类生存的特殊表征，所以，它们在某些层面上虽然揭示了审美关系和艺术的特征，却依然未能从根本上阐明审美关系和艺术的内在本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绝对否定主义，极大地影响了当代美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当代美学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就必须以科学的人类学为基础，走向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人生论美学，即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人类的自然实现为根本目标的美学。
这种人生论美学当然就是以科学的人类学（实践人类学）为根基的。美学研究的审美关系的三个方面，即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创造都离不开人类学的根基。
首先，审美关系中的审美主体方面离不开人类学的根基。人如何脱离动物界成为可以与自然界（包括人自身）发生审美关系的达到一定程度自由的人，人的审美需要如何从人的自我生成的过程之中产生出来并臻完善，人的审美能力如何生成并发展起来，人的审美感受的各种心理因素如何逐步发生和完备起来，人的知、情、意的整个活动如何从日常意识转变为审美意识，人如何借助于审美活动来完善自己的人格和人性，各民族的审美意识所产生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群之间的审美趣味的共同性和一般标准又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诸如此类的有关审美主体的问题，虽然可以在原则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或其他任何一种哲学的原理指导下，进行一些研究，并得出一些概括性的结论，但是，几千年来人类关于美学问题的沉思冥想已经昭示我们：仅有这种哲学的、形而上的原则性探讨，还是无法解开审美主体的诸多奥秘。因此，19世纪下半叶开始才兴起了“自下而上”的科学实证的美学研究，因而，各种心理学美学应运而生，从一个侧面解开了一些审美主体之谜。不过，人对自己本身的认识还有赖于人类学的研究，因为人类学是从历史的根基上来探究人的本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古代社会，研究私有制、家庭、国家的起源，恐怕不是一种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而是适应着对人的本性的深入探讨的历史要求。那么，对审美主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当然也应该在人类学根基上进行，这样才能从哲学的形而上层面深入细致到具体的审美中的人本身，审美历史变化中的人本身，或者具体深入到现存的原始民族的审美活动中的人本身，揭开其中审美主体奥秘的底蕴。
其次，审美关系中的审美客体方面同样也离不开人类学的根基。社会生活、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美，永远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人的群体和人的个体，离不开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是不言而喻、易于理解的。关键在于，自然美为什么也离不开人类学根基呢？
自然美的人类学基础在于：第一，自然美不是自然界的纯物质存在，而是在与人的审美关系中生成的，因此，自然美对于动物（即使是灵长目的猿猴）是不存在的。关于这一点，连认为动物也有美感的达尔文也早已意识到了。他说过：“显而易见的是，夜间天宇澄清之美，山水风景之美，典雅的音乐之美，动物是没有能力加以欣赏的。”（注：（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137页，商务印书馆，1986。）第二，自然美对于早期的人类或原始的人群也是不存在的。从目前的史前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材料来看，最早的审美活动的遗迹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但就是在那时的克罗马农人和山顶洞人那里，仍然没有对于动物以外的植物、山水、田园、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美的欣赏的痕迹。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指出：“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就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注：（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116页，商务印书馆，1984。）俄国美学家普列汉诺夫也说过：“大家知道，原始的部落——例如，布代门人和澳洲土人——从不曾用花来装饰自己，虽然他们住在遍地是花的地方。”（注：（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曹葆华译，3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这些都证明，自然的美要依赖于自然对于人类的关系在生产劳动之中的改变，自然物的存在，并不就是自然美的存在，自然美是在人的生产劳动之中生成的。第三，关于自然美的自觉意识、艺术中反映出来的自然美，那是更为以后的事情了。从目前的艺术史材料来看，中国的纯粹的山水诗、田园诗是随着农庄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也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公元220～581年），即使把以自然物为比喻和起兴的《诗经》的作品算在内，也不过是公元前1066～前221年的先秦时代，而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山水画是隋代（公元581～618年）展子虔的《游春图》。这些就都昭示我们关于自然山水美的自觉欣赏是历史的产物，而且是比较后的文明时代的现象，而西方的真正纯粹的山水画是17世纪荷兰画派所创造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然美离开了人类学基础就无法存在。
总之，审美对象是要有人类学根基的。其一，审美对象的存在是为人的，是对于人和人类社会而言。离开了人和人类社会，只有物质世界，却没有物质世界的美。其二，审美对象的美的属性、价值和意义是必须由人的审美意识来发现、揭示、阐释的。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是无意义的，对于它来说，音乐及其美并不是审美对象，仅仅是声音的振动。其三，审美对象的美的属性、价值和意义是在与人的审美关系之中不断生成、变化和发展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美和审美对象，美和审美对象是在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地域的不同个体的独特的审美关系之中创造出来的。因此，美在人的创造中，美是恒新恒异的创造。
正因为如此，审美的创造就理所当然地离不开人类学根基了。既然美学的研究所关注的三个方面（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创造）都离不开人类学的根基，那么美学就必定是一门“人学”，是为人生而美的学问，因此，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方向也就必定要走向人生论美学。也许我们可以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的论述得到启发。康德在进行“美的分析”时认为美是形式的主观合目的性，但是，他在美和审美判断的实际中，感到这种纯形式的美太少了，因而，康德不得不分出两类美，即纯粹美和依存美，而又规定理想的美是依存美，而只有人才有理想的美和美的理想。当他进而分析了崇高以后，更发现美是离不开人的，因而，康德提出了审美意象论和天才论，最终把美归结为道德的象征。席勒进一步发挥了康德这一思想，把审美王国作为自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必然中介，要让人通过审美的自由达到道德（包括政治）的自由，也就是要走向人生论美学的研究。而中国的美学在伦理型文化的制约之下，从先秦时代以来就造就了“向内求善”的审美品格，从人和人生来探讨美，诸如“里仁为美”（孔子）、“充实之谓美”（孟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老子）、“不全不粹不足以谓美”（荀子）等都是人生论美学的雏形，而自然美的“比德说”，诗话中的“比兴”，画论中的“四君子”（梅、竹、菊、兰）、“岁寒三友”（松、菊、梅）等也渗透着人生论美学的传统命脉。只是由于西方古典美学对中国近代美学的影响，中国美学才逐渐靠拢了哲学的、形而上的探寻。不过，随着中国当代美学的成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美学却正在向人生论美学回归。其标志就是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新论》的出版，此一著作标志着蒋先生的美学体系的变化逻辑：实践论美学→创造论美学→人生论美学。实践——创造——人生，恰恰是内在相联的范畴。看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体系也应该沿着这样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发展趋向进行了。
三、实践美学：走向审美人类学与人生论美学的统一
审美人类学是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来研究人的本性和特质，人生论美学则是从人的本性和特质出发来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两者本来就是统一的。但是，人生论美学这个中国传统美学的优长之处，由于西方哲学美学的移置而被中断或淡漠了。审美人类学则是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引起人类学家的注意，而到20世纪80年代才形成了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艺术人类学，真正完整的审美人类学还正在建构之中。不过，这两者原本应该统一的内在逻辑，在20世纪结束和21世纪到来之际又遇上了可以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契机。这就是实践美学在当代中国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应该走向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的统一。
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实践美学，在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历史地来到了将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统一起来的交汇点上。
中国的实践美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由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一大批老中青美学家共同努力而创建起来。然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理解的失误以及思维方式上的直线单向度的影响，实践美学主要停留在哲学层面，许多重大问题在政治的影响下，不敢深入到人类学和人生论的层面。尽管李泽厚提出了“人类学本体论”或“实践主体性哲学”，但是，很快就走向了非实践论的方向，“情感本体”或“心理本体”的提出以及文学中的主体性的泛化，使得实践美学在逐步壮大的同时也不断分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等美学家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得到了具体的发展。蒋孔阳的“美在创造中”，刘纲纪的“美是自由的感性显现”，周来祥的“美是辩证展开的和谐”，都从不同角度经历着由实践论美学到创造论美学的发展，而且还潜蕴着向人生论美学深化的趋势。蒋孔阳提出人是世界的美，刘纲纪要求发扬周易美学的生命之美，周来祥突出当代应创造出超越古代和现代的更高的和谐之美，从而使实践美学有所拓展，并成为当时中国美学的主导潮流。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批曾经深信实践美学的中青年美学家，受到刚刚涌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抓住了实践美学早期所具有的误区和单向度等不足，提出了“超越”实践美学的所谓“后实践美学”，并提出了“存在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生存美学”等名目。这无疑是对实践美学的一种反思和促进，不过，他们忽视了从蒋孔阳《美学新论》中明显表露出来的人生论美学的趋向和呼唤审美人类学的声音，在实践美学的生命力正要迸发出来之时而过早地宣布了对它的解构、超越和否定。
其实，实践美学的发展刚好证明了，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自我超越、不断开放、逐步深化和拓展，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相交的一段时间内，统一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新动向，这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的历史必然，而且也是实践美学本身的固有素质所规定的。
首先，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实践唯物主义，为实践美学统一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因此，正是在人的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发展的需要决定了人的本性，这种多层累的、变化的需要使人的本性逐步沿着自我实现、自我生成的中轴线螺旋地上升演进。因此，不断实现和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生产劳动就成了决定人的生存、本质的中心环节，它也使人的需要沿着人的自我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由物质性向精神性、由缺失性向全面性不断演变，从而规定着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本质（质量），从而不断使人从动物界提升起来而成为人类。人类的生产劳动不是本能式的、命定式的先天活动，而是长期自然选择和自我生成的产物，因而生产劳动就生成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所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是社会的存在，是在社会关系中实践的存在，是在实践中实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因此，社会的本质也是实践的。这样，人的生成、人的生存、人的本质、人的本性都是由人的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动态地规定的，人的审美需要、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的集中表现——艺术、人对各种审美对象的感受——美感，以及各种形态的审美对象也都是由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动态地规定的。所以，实践本身也就是把人和审美结合起来的根本，那么，它必然是统一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的坚实基础。
其次，实践美学抓住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个环节，无论是从审美关系出发去研究美、美感和艺术，还是以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也都必然地要把人的本质研究和人的审美活动的研究统一起来，也就必然要把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统一起来。
人与其他一切动物的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动物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是自然界内部的联系，不是以“关系”的方式呈现的，而人与自然的联系却是以“关系”的方式呈现的，而且人也意识到这种“关系”，因此，当人通过生产劳动自我生成出来，脱离了动物界以后，人也就以自己的不断生成的需要而与大自然发生着各种不同的关系，主要的就是：物质性需要（生理、安全、相属、尊重）→实用关系，认知需要→认识关系（逻辑关系），审美需要→审美关系，伦理需要→伦理关系。这四大类需要和关系沿着自我实现的中轴螺旋式地辩证上升并交融，形成了人的存在及其在世界之中的本质呈现。正是依据着这个关系网络，实践美学抓住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来进行研究，它当然就要研究人的审美和审美中的人以及两者的交互影响。这样也就必然地把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样统一的研究当然就会超越传统美学的本体论美学或认识论美学，也会超越现代（19世纪～20世纪60年代）的人本主义美学和科学主义美学，同时也会超越自己本身以前单纯的哲学美学、社会学美学的种种不足，朝向以人为研究中心的多层累、多角度、开放性的综合研究。
再次，实践美学的现实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同样也必然要求统一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
实践美学，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奠基以来，面临着人类生存境状况的不断进化和恶化。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在总体上实现着极大限度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目标，社会文化也日益变换形式，促进着人类的进步；另一方面，人类的异化状态也日趋严重，一个半世纪以来，战争和革命造成了人力和财力的大量消耗，私有制条件下的不合理掠夺自然资源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不平衡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也充满着令人忧患的因素。在这样的现实状况面前，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对前途日益感到沮丧，它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批判社会现实，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的、解构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的，等等，可是这些流派和方式把现实的实践批判转向了文化的批判、语言的批判、形式的批判、精神的批判，离开了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本质的实践本身，因而其效力是极其有限的，因此，更多的人群陷入了一种精神危机、信仰空缺、心灵空虚的窘境。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为基础的实践美学，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和歪曲，陷入了长期的徘徊和困惑之中，直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开展以后，实践美学才真正回归到了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根基上来，许多被以前的错误观点所扭曲以及禁止议论的话题和理论得到了合理的探讨。因此，实践美学所面对的最现实的目标：克服人的异化状态，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以人为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对象和方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实践美学的坚持者和研究者们共同关注的方面。
实践美学的为人的目的，为全面发展人的目的，为使人能从自然王国跃迁到自由王国的目的，也就必然地让有志于实践美学的学者们着手建构审美人类学，承继人生论美学的优良传统并加以科学化、现代化，并使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牢固地统一起来，并得到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文艺学、自然科学各相关学科的实证支撑，形成中国当代美学的体系，即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这也就是实践美学的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这样的实践美学将在21世纪中国美学的多元发展态势之中继续成为主旋律和主导潮流。
回顾20世纪的美学发展历史，我们感慨万千，虽然意犹未足，但也感到充实。我们毕竟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探索、研究经验，有那么多中外美学资料可供我们借鉴、研究、发挥。展望21世纪的美学发展，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坚持实践美学，走向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的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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