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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两国人民有许多相似的文化特点与传统，在经济、文化上有过长期的友好往来和交流。特别是近代以来，中韩两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的共同斗争中更是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国内的原因，中韩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彼此隔绝近半个世纪。1992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正式建交，不仅谱写了中韩历史的新篇章，而且对于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对于促进东北亚地区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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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军和美军分别进驻朝鲜半岛北部和南部。从此，朝鲜半岛北、南部被分别纳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冷战时期开始后，美国政府出于美苏称霸的全球战略需要，大力扶植“大韩民国政府”，以期建立“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桥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为了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煞费苦心地建立了北起韩国、日本，中经菲律宾、中国台湾，南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西达巴基斯坦的“新月形地带”，对新中国实行了全面的封锁、禁运。韩国更成了美国“遏制”新中国的北方前哨阵地。
在美国政府的控制和操纵下，韩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开推行“反共反华”的外交路线。韩国政府把同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分成四类：交战状态、敌对性共处、友好共处、建立外交关系。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韩国政府把中国列为“敌对性共处”国家。他们积极追随美国政府，参与了各种“遏制”新中国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韩关系自然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60～7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平均年增长率在二位数以上，其速度之快居世界前列。仅仅经过二十多年时间，韩国就从世界上最穷的农业国之一，一跃而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与台湾、新加坡、香港并列，被誉为“亚洲四小龙”。韩国经济虽然创造了“汉江上的奇迹”，但却存在严重隐忧。韩国实施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再加上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对外依赖性特别严重。它只有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才能推动经济向前发展。过去，韩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于美日等西方国家。可是，随着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美、日等国都逐渐减少甚至取消了对韩经济优惠政策，而且越来越多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限制韩国商品的进口。韩美、韩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因此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经济要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开辟海外新市场，实现对外贸易多元化。而另一方面，与韩国毗邻的中、苏两国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市场广大，与韩国的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因此，韩国朝野都对改善韩苏、韩中关系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著名的韩国大宇集团主席金宇中说过：“我们与发达的国家进行竞争是迟了，因此我们需要物色新的市场。这意味着中国大陆、印度和前苏联。”
70年代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结了朝鲜和越南战争的教训，提出了所谓“关岛主义”，宣布美国将极力避免再次卷入亚洲地区性冲突，并采取收缩方针，把美国力量逐步从亚洲大陆后撤到关岛一线。不久，驻韩部分美军撤出韩国。同时，中美、中日相继实现关系正常化，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因此渐趋缓和。为适应这种变化，韩国国内出现了改变“国策”的呼声。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士主张，韩国的“国策”不应是反共而应该是民族统一。
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韩国政府开始逐步调整其外交政策。1973年6月23日，韩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非敌性共产党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在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条件下，可以发展经济等各种关系。从此，韩国政府本着“政经分离、互惠平等、东西均衡、民间主导”的原则，同中国开始发展经贸关系。
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迅速发展，韩国又提出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的理论，宣传既然中国是美、日的“朋友”，而美、日又是韩国的朋友，因此，中国也应该是韩国的朋友。根据这种理论，韩国在80年代正式推行了“北方外交政策”。关于北方政策的实质，韩国外相在1983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80年代我们最重要的外交方针就是阻止朝鲜半岛战争的出现，我们更为重要的外交任务是促使北方政策的实现，北方政策的着眼点是我国同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注：转引自《韩国北方外交政策及其对东北亚政治形势的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94(4)。）其目的是通过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改变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进而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依据北方政策，韩国政府放弃了“政经分离”的原则，而开始本着“政经并行”的方针，进一步发展了中韩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韩国的政策也有重大变化。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在完成拨乱反正、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明确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坚持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正确方针，在对外政策上作出了重大调整，实行了对世界的全方位开放。我国之所以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是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以便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吸收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以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66页。）
根据对外全方位开放的政策，我国纠正了许多“左”的做法，大大改善与发展了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各国的关系。我国政府对改善同韩国的关系更是特别关注。这是因为：第一，朝鲜半岛与我国只有一江之隔，但其局势一直比较紧张，成为亚太区域内富有爆炸性的地区之一。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以利于经济建设的进行，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因此，我国希望能够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尽快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第二，中、韩两国的经济有着巨大的互补性，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广大的市场，韩国则在资金和技术上占有优势，两国尽快结束隔离状态，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共同繁荣，而且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第三，韩国经济起飞点和国情与我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因此，韩国经济成功的经验对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更有借鉴价值。同时，韩国的生产技术在档次上多属中档，价格适中，更加适合中国发展水平。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为改善和发展对韩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中韩建交，正是中韩两国政府不断调整自己外交政策的一个共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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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从70年代起，就开始通过第三国或地区悄悄地开展了贸易往来。
1983年5月5日，中国一架民航客机被6名歹徒劫往韩国。中国民航局局长得知此事后，立即根据韩国民航局长的一张名片上的电报号码，给该局长拍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我要求亲自去汉城同你会晤，商讨善后处理，请予协助。”韩国当局立即召开紧急高级会议，进行研究，并公开发表声明：欢迎中国民航局局长去汉城谈判。我国政府也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命民航局局长去汉城全权处理5.5劫机案。中方代表在汉城谈判期间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并在韩国代表的合作下顺利地解决了这一劫机事件。正如卢浪秋在《中国第一起重大劫机事件的特殊外交》一书中所说：“后来国外的一些记者们探求到其中的一些内幕，有意识地把这称之为中国继‘乒乓外交’之后又一次神奇的‘名片外交’。但不论怎么说，当时这戏剧性的联系，的确架起了通往汉城的桥梁。”（注：曹英：《神秘之门：共和国外交实录》，320页，团结出版社，1993。）
1986年9月，第十届亚洲运动会在汉城举行。中国派出500人组成的庞大体育代表团参加了这次盛会，而且获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好成绩。此事轰动整个韩国，在韩国出现了一股“中国热”。韩国各界人士和团体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要求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关系。从此，中韩之间的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往都有快速增长。
1979年中韩贸易额仅为1900万美元，到1990年猛增至3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64%。1991年又增加到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51%。韩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始于1985年，截至1992年6月，韩国政府准许对中国投资的企业有292家，投资额达2.5亿美元。随着中韩两国经济、文化友好交往的迅速发展，双方人员的往来也更加密切和频繁。1989年两国互访人数仅2000人，1991年就猛增到10万人次。为了适应双方友好交往迅速发展的需要，1991年1月中韩两国分别在北京和汉城开设了非官方的贸易代表处。这两个代表处都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它们被“授权办理签证”。
中韩之间的友好关系虽然发展迅速，但却远远没有达到可能达到的水平。由于中韩两国长期以来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其贸易交往和直接投资都受到很大限制。中韩之间的贸易因此大都是在民间的形式下，通过第三国或地区间接进行的。在投资方面，由于没有官方信贷和投资保障协议，具有较大风险，因此使韩国投资规模不大，而且发展不快。中韩两国之间巨大的经济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在这种情况下，中韩两国之间都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建立外交关系的要求。
不过，中韩建交，存在两大障碍：一是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对峙；二是韩国与台湾的关系。
中国与朝鲜之间有着鲜血凝成的友好关系，在韩国与朝鲜严重对峙的情况下，中国很难与韩国建交。正如美国人詹姆斯·麦格戈和戴蒙·达林所说：中国在与南朝鲜交往过程中，“不得不顾及到避免伤害与北朝鲜长久以来所保持的友好关系。”（注：《北京通往汉城的经济桥梁》，《编译参考》，1992(3)。）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逐渐缓和，1990年9月，朝鲜南北双方进行了总理级的高级会谈，并于1991年12月31日签订了《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同年，双方又同时加入联合国，并开始了彼此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和解，使中韩关系的正常化水到渠成。
1992年4月，中韩两国外长利用在曼谷举行国际会议的机会进行了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大使级正式关系。随后，双方立即为此轮流在北京和汉城间举行了秘密会谈。双方会谈的焦点，是台湾问题。从1948年起，国民党政府就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互为“最亲密的反共战友”，政治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台湾当局曾千方百计阻挠中韩关系正常化，唯恐失去他们在亚洲的最后一个“朋友”。我国政府反复重申了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韩国政府权衡利弊，终于下定决心，与台湾断交，从而扫除了中韩建交的最后一个障碍。（注：曹英：《神秘之门：共和国外交实录》，257～263页，团结出版社，1993。）
中韩建交受到了国际舆论的热烈欢迎。美国政府与舆论一致认为，中韩建交“有助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它标志着“冷战时期的最后遗产——东亚冷战体制已经结束”。日本政府和舆论认为：“东亚中、日、韩新三角格局形成”，它将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促进经济的发展。英国路透社报道，中韩建交“标志着中国在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角色方面进入最新阶段”。意大利《共和国报》说，中韩建交是“改革之父邓小平的另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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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建交在中韩两国历史上意义重大。
首先，中韩建交揭开了中韩历史的新篇章。正如中韩建交时，《人民日报》社论所说：“中韩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为今后两国在各个领域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中韩建交后，两国领导人多次进行了互访和接触。1992年9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华，这是第一位来中国访问的韩国总统。1994年3月，新当选不久的金泳三总统访华。1994年10月，李鹏总理首次访问韩国，1995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韩。这些频繁的互访，对于增进两国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进一步促进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起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1995年11月江泽民主席对韩国的访问，影响深远。在这次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不仅同金泳三总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而且在韩国国会发表了题为《加深相互了解，促进共同繁荣》的著名讲演。当天韩国国会大厦议会大厅座无虚席。韩全国292名议员，90名各国驻韩国使节、30名前议会元老以及韩国国会工作人员、中国驻韩各机构代表等600多人现场聆听了江泽民主席的讲话。江泽民主席的讲演受到全体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韩国KBS等三家主要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现场向全国直播了江泽民主席的讲演。讲演结束后，韩国国会议长对江泽民主席说：“您的讲演十分精彩，我相信必将引起亚洲及世界的关注。”（注：《人民日报》，1995-11-15。）
中韩两国政府首脑对这种双方高级会晤给予高度评价。江泽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经指出：“我一贯认为任何通讯手段都无法取代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和会晤。这种直接交流，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加强相互信任，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注：《人民日报》，1995-11-11。）1996年11月，金泳三总统在马尼拉与江泽民主席会晤时也说：“今天是我担任总统以来同江主席的第五次会晤。我们之间的会晤经常是愉快而融洽的。我希望能保持这一高层接触。”（注：《人民日报》，1996-11-25。）
中韩建交后，两国政府先后签订了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关于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这就清除了中韩经贸交流的障碍，从而使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进入了一个“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新时期。
中韩之间的双边贸易发展极为迅猛。建交以来，贸易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0%，1996年两国的贸易额达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三位贸易对象国，而韩国则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行家们一致认为，中韩两国的贸易额今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前景可观。据大韩贸易振兴公司预测，到2000年，中韩贸易额将达到560亿美元，从而使中国跃居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注：〔韩〕《每日经济新闻》，1994-08-24。）
中韩建交后，韩国对中国的投资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新变化。第一，建交前，韩国对中国的投资以中小企业为主，韩国大企业集团多持观望态度。建交后，由于投资风险的消除，韩国实力雄厚的三星、现代、大宇、晓星、双龙等大企业集团都踊跃向中国投资，掀起了一股空前的投资热。第二，建交前，韩国对中国投资的产业方向主要集中于鞋类、服装、缝制品、皮革、食品加工等属于轻工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建交后，投资重点则开始向汽车、钢铁、电子电气和石油化学等重化学工业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化。第三，建交前，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基本上都是小型项目，每项投资都在百万美元以下。建交后，不仅出现了几千万美元的大型项目，甚至出现了几亿美元的超大型项目。从1993年起，中国已成为韩国第一大投资对象国。1995年，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共1539个，金额达13.06亿美元。
此外，两国之间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交流也日趋频繁，人员交流逐年上升。中国的“韩国热”和韩国的“中国热”都不断升温，经久不衰。
其次，中韩建交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在停战线附近屯兵达百万以上，局势十分紧张。近几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渐趋缓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对话越来越多，交往越来越密切，他们都呼吁早日实现和解，加速统一进程。但是由于朝鲜双方的矛盾和相互不信任根深蒂固，再加上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扰，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不断出现曲折和反复，它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过程。由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与中、俄、美、日四大国都有密切关系，因此，有不少国家和学者主张举行“6方会谈”或建立“2+4协商机构”来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而在中、俄、美、日四大国中，中国不仅最关心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同时与朝鲜南北双方保持友好关系，并赢得双方的信任，因此，中国在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进程中，能够发挥其他大国起不到的特殊作用。
最后，中韩建交有利于东北亚地区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都开始把注意力逐渐转向经济领域。“经济优先”成为世界潮流。许多国家为了更好地发展本国经济，都大力加强与邻近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从而使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日益增强。欧洲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先后形成，并取得显著成就。
东北亚地区在冷战时期曾经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前缘阵地，是中、美、苏三大国矛盾斗争的焦点，冷战结束后，随着中、美、苏三大国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矛盾的缓和，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逐渐成为这一地区各国的共同要求。早在80年代初，日本学者就提出了建设“东北亚经济圈”的主张，并且得到了东北亚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响应。东北亚各国先后根据本国具体条件，制定了自己的开发计划：韩国制定并实施了“西海岸开发战略”，中国制定并实施了“沿海开发战略”，俄罗斯提出了“大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发计划”，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先锋地区等划为经济特区，以便对其进行开发。图们江地区的开发事业更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领导下，已经制定了中、俄、日、韩、朝、蒙多国共同开发图们江地区方案，并已由可行性研究，进入实际开发阶段。东北亚地区即将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前景最好的一个地区。21世纪，它将成为财富中心。不过，由于多方面原因，目前东北亚经济区域化的进程不太理想。日本政府迄今为止，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西方和东南亚，东北亚只是其战略三线。俄、蒙、朝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只有中、韩两国不仅积极参与了图们江开发事业，而且正在把各自的“沿海开发战略”与“西海岸开发战略”结合起来，共同致力于环“黄海经济圈”建设。中韩两国的这种共同努力必将带动东北亚各国尽快参加“东北亚经济圈”的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