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还是俄国——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日本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主渠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世纪初至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人主要从日本得知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以后至中共成立，日本仍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中国人主要借助日文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大多留学日本，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带有浓厚的日本色彩。中共成立后，俄国逐渐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以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由俄国人送来的，俄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唯一渠道。近十年来，人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发现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为中国人知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只俄国一条路，还有欧洲、日本两条路。那么，哪一条是主渠道呢？不少人以为，既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受十月革命影响的结果，那么俄国当然是主渠道。我们以为，这个看法不能成立，在客观上，它有违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历史实际；在逻辑上，这是将接受的原因当成了传入的主渠道，混淆了概念。诚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十月革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可行性，但中国人早期了解和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不是俄国，而是日本。
中国人最早得知马克思其人和马克思学说及最早关注俄国革命事态，不是十月革命之后，而是十月革命之前。那时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看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支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并行传播。1917年以后，中国人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逐步了解和认同，这是以前传播和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继续和深化。所以，考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问题，应当同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同十月革命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情况的了解与研究联系起来，不能局限于俄国革命后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主要从日本了解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得知马克思主义，迈出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第一步。这一步主要从日本迈起，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
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和理想最早传入中国是上世纪末的事。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将英国社会学家企德的《社会进化》一书节译为《大同学》，在《万国公报》第121—124册上连载发表。书中将社会主义译为“大同学”、“养民学”，并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称其为“百工领袖”，简单地介绍了他们的学说主旨：“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德国之马客思，主于资本者也”。这是中文报刊上最早出现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介绍。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梁启超。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介绍马克思：“麦客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麦客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次年9日，他在《新民丛报》第40号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再次谈到马克思：“麦客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介绍是在日本进行的，他对马克思的了解得自日本，这表明，自外国传教士后，日本人成了中国人最初接触和了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启蒙老师。
中国人接触和接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热潮始于本世纪初的赴日留学运动之中。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声势正盛，这对负笈日本求知若渴的中国学子造成极大冲击，很快在留学生中也兴起了一股学习和翻译社会主义著作的热潮，其中包含有关马克思及其著作、学说的内容。如，由留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杂志，大力翻译介绍日本流行的新思潮，其中社会主义占相当比重，从第一期起至第三期，就刊登了日本社会主义者有贺长雄编著的《近世政治史》，全面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并提到马克思，称其“倡均贫富之说”。1900—1906年，留日学生翻译日本人的社会主义著作，据统计多达20种左右，值得称道的是，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著作和学说做了较多的介绍，并给以肯定，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伟人。其原理与主义，吾人不能不进而采之也。”《共产党宣言》中最后一句话的最早中译文，也出自该书。《社会主义神髓》是幸德秋水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优秀著作，颇受中国学子欢迎。日本1903年7月首版后仅2个月，留学生就译成中文出版，三年后又两次重新翻译出版。该书第三章译述唯物史观云：“社会主义之祖师，凯洛·马尔克斯者，为吾人道破所以组织人类社会之真相，曰：‘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的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的政治及历史，要以不能外此而得解释。’”还引述恩格斯的话：“故音盖尔亦曰：‘一切社会变化、政治革命，其究竟之原因，勿谓出于人间恶感情，勿谓出于一定不变之正义。最真理之判断，夫唯察生产交换方法之态度。毋求之于哲学，但见之各时代之经济而已。’”这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最早的中文表述和翻译。
在研究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的过程中，留学生还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并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如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指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马氏尝倡，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文章还给出一个马克思著作书目，包括《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从文章行文和书目看，作者撰文时可能参阅过这些著作。马君武在《大陆报》第二期发表《唯物论二巨子学说》，主张“大倡唯物论”，宣传达尔文、马克思的学说，并认为马克思高于达尔文。此外，其他人在其他刊物上也发表过介绍和评价马克思学说与相关情况的文章。如大我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大谈社会主义，称道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理论。
20世纪初年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主要来自赴日留学生，来自日本人写作或翻译的著作。赴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架起了一条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桥梁。虽然有些人如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也从欧美得到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知识，但比起留日学生来，他们的宣传和介绍是有限的，况且他们与日本也有某种联系，所以说日本是主渠道。另外，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人在日本出版的报刊译著不是很多，流入国内的更少，他们有关社会主义的译著和文章，多数是在国内，主要是在上海出版和发表的，因此，留学生接触和译介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的过程，就是中国思想界、舆论界了解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过程。
旅日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倾注了很大热情，他们的宣传、讨论活动使社会主义热潮得以持续。与留学生不同，他们重点介绍《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基本思想，还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等部分内容。1906年1—4月，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民报》2、3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和学说，他引述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认为：“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比较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1906年6月，在《民报》5号上，宋教仁译述《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国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9月《民报》7号发表梦蝶生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也译介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纲领的主要内容。另外，1908年出版于东京的《夏声》等刊物也都介绍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革命党人中一部分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分子，以日本为基地，受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主张“直接行动”，以暴力手段实现革命目的，从此出发，他们对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主张发生共鸣。从1907年起，出版于东京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陆续刊载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12月，《天义报》13、14卷刊载的震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该文附录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关于家庭婚姻制度的论述，指出：“马氏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之后，可谓探源之论矣。”1908年1月，《天义报》15卷刊载民鸣翻译的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全文。《天义报》第16—19卷合刊号发表民鸣根据日文译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绅士与平民》（即《资产者与无产者》）和刘师培写的介绍《共产党宣言》的序。同期发表的《女子问题研究》一文，还摘译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的几个段落。
从上述可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或者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可追溯到本世纪初，传入和寻找的渠道主要不是在北方的俄国，而是东方的日本。由于受当时日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和介绍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与缺点的限制，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思想准备不足，认识水平不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了解还很肤浅，宣传介绍的全面性与准确性较差，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范围较窄，社会影响较小，不为人们广泛注意和接受。
二、十月革命以后至中共成立，日本仍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
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一度非常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益广泛深入，逐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其主渠道在五四时期还是日本。
五四时期，人们已初步了解十月革命的根源、性质、目的，初步了解十月革命所奉行的主义，欢迎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对十月革命奉行的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主义抱有很大兴趣。但人们并未马上接受十月革命道路，对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仍持保留态度，就是最早通过十月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激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持保留态度，对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仍有赞成认同的表示。与之对应，五四时期最为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受到知识界普遍欢迎并企图付诸实验的，是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直到以互助论为理论基础的工读互助主义的试验失败，社会改良主义破产，这些实验者方才发生分化，激进者进一步探索，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于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思潮和新文化热潮中的主流。可见，不是十月革命一爆发，中国人就立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想当然的推论，不合历史实际。
五四时期，中国人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一时形成热潮，但主要信息渠道还是日本，而非俄国。因为以往中俄文化交往较少，精通俄语的人才不多，翻译力量不足，加之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陷入战乱，交通不便，人员往来不多，同时，中国军阀政府又非常害怕苏俄革命，万般阻遏“过激”主义对中国的渗透，致使经苏俄流入中国的原文著作和材料很少。相比之下，中日距离较近，人员往来方便，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介绍已做了大量工作，中国人对之比较熟悉。于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大量地从日本转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吸收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是中国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材料来源，中国报刊上大量刊载的由中国人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多来自日本，来自日文译本或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著作。如《晨报》1919年5月9日—6月1日刊载的由食力翻译的《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就来自日文译本。陈望道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也是以日文译本为底本的。中华书局于1921年5月出版的《唯物史观解说》则是李达以日文、德文对照翻译出来的。在日本学者对华影响方面，河上肇的作用尤为重要。由于河上肇当时是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的著名学者，造诣很高，影响很大，因而受到中国进步知识界的重视，以致河上肇的有关文章和著作几乎全部翻译过来。据《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统计，“从1919年5月起至1922年止，中国思想界翻译的河上肇一个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竟有30种之多”（见该书第155页），刊登过河上肇著作和译作的著名报刊有《晨报》、《新青年》、《建设》等。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大量利用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文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李大钊该文是在河上肇论文的基础上经过编译而成的。
其次，十月革命后大力宣传介绍乃至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多留学或旅居过日本，在日本受到社会主义影响，接触过日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学说，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的影响，又主要利用了日本的材料。如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周恩来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人都曾是留日学生。李大钊、陈独秀十月革命前几年从日本回国，在日本时他们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受到某些影响，但并没有接受和信仰。由于十月革命的推动和国内社会主义思潮的促使，他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很快向左转，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五四前完成思想转变，陈独秀到五四后完成转变，在思想转变之后，他们马上投入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如主办刊物、发表文章、成立团体等，成为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的核心人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主要利用的是来自日本的材料。陈望道、李达、李汉俊、周恩来等人受十月革命的冲击，思想上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陈望道留学时结识了河上肇、山川均等日本著名进步学者、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在他们的启发和帮助下，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阅读河上肇等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河上肇、山川均等积极开展十月革命的宣传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热烈响应十月革命的道路。五四运动时回国，1920年春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李达在留学之初本来是学习理科的，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改学文科，十月革命后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攻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和《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五四运动后他积极向国内报刊投稿，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努力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1920年夏回国以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论战，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材料的翻译。李汉俊是在日本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与河上肇有一些交往，从那里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翻译了《资本论浅说》等书，在《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1年回国携带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书刊，对董必武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影响。《董必武年谱》云：“必武与张国恩到上海与由日本回国之李汉俊为邻，过从甚密，知苏联十月革命情况及布尔什维克主张，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日文书籍。深以为然。”周恩来留学日本时受到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得到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五四前夕回国。1920年春夏在狱中曾向同伴们宣讲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倾向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参加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还有正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施存统等人。
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比起以往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学说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比较得当，宣传上态度积极，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讨论实际问题上也比较认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戴季陶不仅为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提供日文译本，一度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而且主编刊物，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文章，直接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如《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我的日本观》等。胡汉民对唯物史观有较深入的研究，并试图在学术研究领域运用唯物史观原理讨论问题，如《阶级与道德学说》、《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等。
改良派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张东荪等热心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讨论，在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上编发了许多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不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在1919年5—12月转载了《晨报》上的译自日文的《劳动与资本》，刊发了河上肇的多篇文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刊发的文章来路很复杂，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却大多与日本有关，来路比较清楚。
第三，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据以分析问题、进行思想论战的理论武器主要来自日本，是一定程度上日本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中国从日本大量引进日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吸取日本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的特点，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不足，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使得这一时期中国人宣传和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或浓或淡的日本味，不仅大量的名词用语是从日本移植的，而且某些理解和观点也是日本式的，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思想界出现不同意见、发生争论的原因之一。如日本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主张“根本解决”的学说、主张“经济定命论”或“经济史观”。中国人一度也是这样理解的。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批评“根本解决”论轻视具体问题，就与此种理解有关。而李大钊在同胡适做“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时，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强调引进马克思主义对解决具体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过分重视经济和物质作用的偏向，带有“命定的色彩”，因而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可整个地搬来应用于我们的社会，而应当用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之类“救其偏弊”，以图实现“物心两面的改造”，即“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见《李大钊选集》第231—233页）这与日本学者，如河上肇的观点也有某种关联。在李大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辛德秋水和河上肇的深刻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日译本中，《共产党宣言》出版较早（1906年），《资本论》的出版则晚得多（1919年才开始），这个时间差也就导致了中文本《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出版上的时间差。日译《资本论》第一卷在1919年出版，由于部头太大，难以短时间译介成中文，所以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了解，就只能主要依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介绍性著作，翻译出来的也就大多是日本人的二手著作了，如南京肇文社1919年出版的河上肇《经济原论》、《时事新报》1920年6月27—29日刊载的河上肇《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等。
五四时期，除日本外，欧美、苏俄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不过比较起来，欧美、苏俄渠道的开通比日本晚一些。欧美渠道主要体现在旅欧勤工俭学者身上和来自欧美的德、英、法文著作上，如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克卡普《社会主义史》等，时间是1920年以后。苏俄渠道是1920年5月魏金斯基来华后才真正打通。以往中国对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的了解是间接的，以日本、欧美为信息来源，从这以后这种局面开始扭转，突出体现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的《新青年》、《共产党》两刊物上，两刊发表的许多文章材料显然来自俄国或俄文，这就改变了起初来自日本、日文著作的垄断局面。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从各地、各种报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介绍情况来看，日本渠道仍占很重要的地位。俄文占压倒优势的情况，还是在稍后，直到共产党及人民出版社成立，中共与共产国际、与俄国人建立直接联系、开始大量出版共产主义书籍之后才出现，不过这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下一阶段的事了。
总之，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情况，如学说、著作等已传入中国，但不为中国人真正接受。十月革命之后，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和促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重新接触、认真研究并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本世纪初到1920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阶段，可称传入阶段或起初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进入第二阶段，可称拓展阶段或接受阶段，在已有的阵地上继续扩大宣传、深入研究，并引向实践。在传入阶段，日本是主要渠道，在扩大传播阶段，苏俄超过日本。而接纳俄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材料和理论的进步知识分子，多数最早是在日本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的影响启蒙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化的马克思主义走在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前。所以，总的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日本是主渠道。
标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论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十月革命论文; 民报论文; 新青年论文; 时事新报论文; 天义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