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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4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04)02-0075-08
中日甲午一战，中国败北，随之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举国上下一片震惊，迫使国人深思反省。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废科举、兴学堂、改旧学、倡新学等主张，并倡导仿效日本改革教育。于是在全国各地掀起学习日本、借鉴日本、留学日本的浪潮，而要仿效日本，首先得从学习日语入手，由此而来的教授日语或通过日语进行普通教育的各种日语学校——时称东文学堂——便应运而生了。福州东文学堂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和同一时期众多的东文学堂一样，福州东文学堂与近代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拟以该学堂与日本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日本人在学堂创办时所扮演的角色，日本当局以及学堂所聘用的日本教习如何介入学堂的经营及其真正意图。另外，学堂的办学情况、毕业生的去向如何等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少有人论及，在此一并讨论。
一 福州东文学堂的创办与中岛真雄
关于福州东文学堂，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写的《对支回顾录》是这样阐述的，“福州东文学社，是东亚同文会福州支部主任中岛真雄于1898年所创办的，它原来是该会的附属事业，也是该会在中国举办教育事业最初的试验。”[1]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该学校是日本人开设的，或在日本人的首倡下创办的。例如，日本学者中村孝志认为是当时正在福州活动的东亚会员中岛真雄召集福建银元局总办孙葆瑨、副总办力钧、士绅刘崇絜以及王孝绳、陈宝琛、陈璧等福州维新派人士，创建了东文学堂。[2](12)上沼八郎和弘谷多喜夫也认为是东亚会员中岛真雄在原南洋大臣陈宝琛的协助下创办东文学堂，甚至断定东亚同文会是近代日本着手台湾籍民教育事业的先驱，把福州东文学堂定位为台湾籍民教育机构。[3]中国学者王晓秋也认为该学堂是日本人开设的：“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最初一批学校有1898年福州的东文学社、1899年泉州的彰化学堂、天津的东文学堂、1900年厦门的东亚书院、南京的同文书院和1901年北京的东文学社等校”。[4]
可是，最近几年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大多数认为福州东文学堂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日语学校。如庄明水指出，“该校是在侯官太守孙幼谷倡议下，由前内阁大学士陈宝琛、士绅刘学恂等合作创办的”。[5](259)高时良和陈名实则认为“福州东文学堂是在陈宝琛首倡，当地士绅孙葆瑨等共同努力下成立”。[6](428)刘建云也指出，该校是孙葆瑨、陈宝琛、力钧等福州有识之士共同设立的，而中岛真雄是出于友情对福州士绅力钧等提供建议，协助招聘东文教习等事。[7]
为什么在同一所学堂的创办者问题上学界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呢？其原因似乎在于史料的引用问题。最近几年有关福州东文学堂的研究，都利用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福州东文学堂三年报告汇编》（王孝绳编写，手抄本，光绪二十七年，以下简称《三年报告汇编》），而这一资料早期的相关研究者都没有提到。其实，有关学堂的创办者问题在早期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只是没有引起注意而已。日本学者细野浩二在其论文《清末中国的东文学堂及其相关问题》中提到福州东文学堂，认为是福建银元局副总办力钧首倡，与该局总办孙葆瑨及陈宝琛、陈璧等人共同商议创办的。[8]尽管如此，这一问题恰恰表明了福州东文学堂与日本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据《三年报告汇编》的“开学缘起”称，福建银元局的副总办力钧和王孝绳1897年东游日本考察造币改良之术，“孝廉躬睹彼国治政之美备，学校之振兴，骎骎焉，方驾欧美。益信国家之盛衰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视乎教养，有不得诿诸世运者也”，“明治维新变用西法，实始于同治七年。三十年来励精锐进，学校林立，妇孺知书。中人株守畦步，身历而目睹者万无一焉。”[9]（以下引用中如无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书。）在日本亲身体会到国家要兴盛，只有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近代日本的成功、强大，乃归功于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加之，亲眼目睹前来福州安装机器的一个普通日本工人都能捧起难懂的书本，“其人虽业工而儒雅嗜学，颇类书生。其徒年仅弱冠，椎凿之暇，辄手一卷，迫视则支那历史也。老子、墨子、荀子、列子也。其字皆译为和文。问以取义云何，则举简端以对曰：工业学校高等课本也。吾业于是校长所授也”，可见日本教育的普及程度甚高。而反观中国的现状，“举吾福州颖秀子弟乃出此工徒下耶，且中国册籍之繁，善读者毕世难尽其文”。国家要强盛，只有靠兴学育才，这是唯一的出路。日本就是一个可以供国人借鉴的国家，又位于东邻，而“日本迩来广译西书，富我取资，壤地至近，既鲁柝之闻邾，取径至捷”，通过学习东文，效法日本，掌握西学，以使国家昌盛富强。“诸君子倡建苍霞精舍，专课英文。二年以来颇著成效”，1896年由具有维新思想的绅士陈宝琛、陈璧、孙葆瑨、力钧等人创办，在书院形式上加以革新的新型学校苍霞精舍的成功，给维新派人士很大的鼓舞。于是，多位士绅合众议于1898年9月共同创建福州东文学堂。
《三年报告汇编》的“戊戌创办学堂绅董题名”中，记载有以下人士：陈宝琛、陈璧、孙葆瑨、力钧、史式珍、刘崇絜、孙葆琳、王孝绳等，全部为福州当地的士绅，并没有日本人中岛真雄的题名。学堂开办之初即戊戌年（1898年）七月（农历）的捐款也没有日本人士捐赠一项，只是到了同年八月（农历）才有日本捐款，而据1898年的“日本官商捐款题名”，只有陆军大佐楠濑幸彦、大谷派本愿寺大谷莹诚和海军少将参谋长黑冈带刀等三人，也未见中岛真雄的名字。当时日本驻福州领事丰岛捨松在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报告中，提到福州东文学堂的一些情况，“福州东文学堂是当地士绅陈宝琛等主要有识之士创立的日语学校。这在1898年11月12日公第6号报告过”。[10]1898年11月正好是福州东文学堂开学两个月后的事情，作为日本驻福州的领事，时刻收集掌握准确无误的有关福州当地的情报信息并向上司汇报，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认为福州领事的这一说法是最为可靠的佐证。1899年，日本的《教育时论》杂志刊载了一则“清国通信”，内称：“东文学堂由现银元局副总办力钧等首倡，于1898年8月设立在苍霞洲银元局隔壁。力钧才学渊博，见识卓越，资产雄厚。早就提倡推崇泰西实用之学问，振兴实理。”[11]力钧等人是福州东文学堂的首倡者，这一说法与《三年报告汇编》的“开学缘起”所述完全一致。再者，台湾总督府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在提到福州东文学堂时，是这样叙述的：“东文学堂乃福州维新党之绅士所设立，东亚同文会给予若干资助”。[12](488)除此之外，当时日本杂志《太阳》五卷3号（1899年2月5日）刊载了福州东文学堂开学典礼时所拍摄照片的介绍短文“清国福州日本语学校”，半个月后，该杂志第五卷4号（1899年2月20日）登载了照片。据该短文介绍，这是一张当时日本驻福州领事丰岛捨松、《闽报》馆长前岛、福州东文学堂东文教习冈田兼次郎以及福州道台、学堂发起人以及学堂学生等出席开学典礼时的合影，但只字未提中岛真雄。而且在该杂志的同一期里，刊载一篇题为“清国福建省日本语学校”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福州东文学堂的办学情况。可是，同样地，文章中也没有出现中岛真雄的名字。由此可见，认为福州东文学堂是由日本人中岛真雄创办的，或为创办人之一等说法，是难以成立的。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判断，只能说它是福州维新人士所开设的。
我们知道，上述的《对支回顾录》虽为东亚同文会所编，但其真正的主笔却是中岛真雄本人，他在书中自称创办了福州东文学堂，似乎有好大喜功之嫌。当然，是谁创办的，这也牵涉到学校的主权问题。据相关史料记载，日本大谷派本愿寺曾计划在华南地区传教，1898年已经在厦门设立了布教所。为了把势力扩展到福州地区，1898年10月大谷派本愿寺能净院大谷莹诚亲自到福州，企图收购福州东文学堂作为扩张势力的据点，结果遭到学堂发起人各位绅董的强烈反对，计划无法得逞。[11]日本方面企图收购该学堂，很显然，这说明该学堂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有关这一问题，高时良和陈名实在其论文中也谈到，“如果学堂的创办人为日本官方，即教育主权属于凶恶的侵略者，则不到四年即改为中国人自办的学校——全闽师范学堂，就不那么容易，至少也存在着校产等纠葛。”[6](439)
那么，日本人中岛真雄在学堂的创办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据有关记载，1897年夏天，福州银元局副总办力钧等为了考察造币技术游历日本，经日本三井物产派驻福州的职员前田彪的介绍结识了中岛真雄。在中岛真雄的关照斡旋下，力钧等人向日本作山铁工所订购制造银元的机器，并参观考察了大阪造币局、碳矿和铅矿等。后来因造币设备安装等事，中岛真雄从1897年11月到1898年夏天一直住在福州。[13]而这期间正好是福州东文学堂创建的酝酿时期，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学堂绅董们在计划筹办东文学堂时中岛真雄提供了不少建议。尽管中岛真雄自称“此年（即1898年）与陈宝琛、孙葆瑨等人一道创办了一所日语学校即东文学堂”[13]。此时的中岛真雄是日本同文会会员，该会是东亚同文会前身的一部分，1897年在“大陆浪人”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等人的倡议下成立的，其目的是为了“启迪中国人”，中岛真雄也是该会倡议者之一。[14]可想而知，中岛真雄是借此机会在福州进行活动，与福州当地士绅密切联络感情，以便将来有所作为。正如前田彪表面上为日本三井物产公司派驻福州的职员，并改名为前岛真，而实际上却是奉日本海军的指派在福州进行活动[15]。中岛真雄亦不例外。而据《三年报告汇编》的“开学缘起”称，“介东亚同文会董事中岛真雄延教习于日本东京。六月中旬福冈县冈田兼次郎应聘而来”。从中可知，当时中岛真雄在该学堂创办之初只不过是学堂东文教习的推荐介绍人而已，并非所谓的学堂创办人。
二 学堂的经营与日本的捐助
福州东文学堂于1898年9月6日（农历七月二十一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学堂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官绅的捐款和学生的束修金等。“幼谷太守（即孙葆瑨）首捐巨款，同志继之”。1898年9月开学之初官绅的捐款就有金额台伏220元，据《三年报告汇编》的“三年入款征信表”，1898年9月开办以来至1900年的三年总计，束修为1222.516元，占总入款的18%；伙食为785.830元，占11.6%；杂费为62.860元，占0.09%；官绅的捐款为2688.143元，占39.96%；日本捐款为2000.434元，占29.50%。
三年入款征信表[9] （单位：台伏）
从上表可知，学堂的经营主要是靠官绅的捐款和日本捐助，共占70%，而来自学生的学杂费甚少，仅占不到30%。学堂在经营上并非一帆风顺，仅靠绅董及各方面捐款和学员学费等，难以维持下去，常常出现财政上的赤字，“经费之表，入款仅及出款三分之一。力薄日长势难久拄”。据《三年报告汇编》的“三年出入总核赢绌表”，1898年和1899年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学堂开办以来，渐著成效，惟经费不敷甚巨。由经理人随时设法挪垫。”可谓困难重重。为此，不足之数则由绅董互保向钱庄借款付息。1898年至1900年，仅付息一项就需台伏173.614元，1898年为48.65元，1899年为63.6元，1900年为61.364元。福州东文学堂是1898年创办的，正值百日维新高潮期间，受到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官绅捐资热情高涨。可是百日维新最后以失败告终，给福州维新人士很大的打击，而作为新式学堂的福州东文学堂，其所处的地位非常微妙，造成士绅的捐助大幅度减少，在经营上举步维艰。
1898年9月学堂开办以来至1900年，来自日本方面的捐资共计台伏2000.434元，占入款总额的29.50%。1898年为台伏96.016元，而1899年增至台伏996.451元，比福州当地官绅的捐款多出一倍以上，这说明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官商对福州东文学堂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援助。1900年来自日本的捐款虽略有减少，但也保持在台伏907.967元。《三年报告汇编》的“日本官商捐款题名”里，有日本官方人士如“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日本驻福州领事丰岛捨松、冲绳县知事奈良原繁等。除此之外大部分为军方人士，先后有陆军大佐楠濑幸彦、海军少将参谋长黑冈带刀、陆军步兵少佐参谋本部员字都宫太郎、陆军大尉仁平宣旬、陆军少将参谋长木越安纲、常备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鲛岛员规、陆军大尉西川虎次郎、陆军少佐武内彻、驻福州陆军大尉桥本斋次郎、驻福州海军大尉平原文三郎和驻福州海军大尉佐野常羽；另外也有日本官方银行人士如台湾银行头取（即行长）添田寿一、台湾银行理事土岐横，商人上海顺泰洋行吉田顺藏和所谓“宗教人士”大谷派本愿寺大谷莹诚。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捐款自1899年五月至1900年二月（农历），1899年为700日元，1900年为300日元，共计捐资1000日元。
为何日本官商对福州东文学堂如此“热情”、“慷慨”？这与当时日本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甲午战争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占领辽东半岛的企图无法得逞，使日本改变了其对外扩张策略，即所谓的“北守南进”。南进呼声甚嚣尘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896年7月台湾总督府第二任总督桂太郎所提出的“南进论”，“以台湾的地利，欲在华南培植我方（日本）势力，不仅不困难，且有地理优势，……。因此在福建一带扶植我方（日本）潜在势力以备他日，并非难事。……依此可见，无论在人心的归向或地势的枢要，福建一带确足以培植我方（日本）势力。”[12](415)1898年4月，日本迫使清政府发表福建省不割让声明，之后，日本视福建省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时任台湾总督府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非常重视对岸（即福建）经营，甚至认为经营福建等于统治台湾，而在福建地区培养亲日势力是关键。因此，在东亚同文会要停止对学堂的援助时，中岛真雄于1899年12月向台湾总督府提出补助申请。台湾总督府当局经过商讨后，认为“尽管学堂基础尚未牢固，教育课程也不完备，但考虑到该学堂是在福州地区扶植我国（日本）势力最合适不过的机构，对清政策上首先于1900年度予以补助”。[16]
为了所谓的对岸经营，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还特意于1900年4月2日至24日到福建省访问，4月6日至15日到福州，其间某日曾与陈宝琛会面商谈长达5个多小时，向学堂捐款龙银300元并决定每年由台湾总督府资助龙银2000元，用于支付日本教习的工资和学堂学生留学日本的补助。但考虑到戊戌政变后东文学堂所处的微妙立场，该项补助金表面上以日本某个人或民间组织的捐助造册处理。[2](17)可是，在1903年福州东文学堂改组扩充为全闽师范学堂时，台湾总督府便觉得无利可图，立即停止对学堂的援助。由此可见，台湾总督府对东文学堂的捐助，其企图昭然若揭。
日本的这一企图，当时福建进步人士已深刻认识到，“然日人非有爱于我，而代我荷教育之责任也。日人之言曰，‘诸国之在支那皆各得其所欲之权利以去，吾日人今当图得其教育权。使其人士亲我信我而心向之，则更胜于得其他之所有权万万也。’于是昫昫然假同洲同种同文之谊，而大竖其赤帜于我学界之壁垒。而尤注意而并力者则在吾民。……东文学堂非以养吾闽独立革命之英雄，乃以培中日两国之通事员耳。不然彼果欲培我闽士，使成为救亡保国之彦，何以立校五年不闻有由日本教师之训导而有国家之思想种族之观念者哉，且彼方经营我福建而又为我培救国之材，是自操矛以伐盾也，有是理乎。吾故曰日人之潜移我教育权，盖欲笼络吾民以为彼爪牙耳。”[17]
三 学堂的教育概况与日本教习
东文学堂，顾名思义，是以教授日文为主的，但这不是该学堂创办的最终目的，学堂的办学宗旨是，“本学堂以习东文为宗旨，初学教授日本语言文字，更进理解再读日本新刻各书，以期贯通，为他日阅报译文书普通专门之用”。主要招收“年限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内文理通顺者”。学堂的学制刚开始分为二种，即预习科和本科（正科）。“预习科主习语学，以一周年为限。本科兼习普通学，以二周年为限。”学堂分别制定“东文章程”和“汉文章程”。东文章程主要开设日语课程，汉文课程主要有经义、通鉴、文献通考、本朝圣训、名臣奏议和兼试策论等。另外还开设数学（包括数字用法、数学用法和数学大意）和万国地理大意、万国历史大意等课程。1901年增设翻译专修科和速成科。1902年又开设政治科，除日语外还教授法制、经济等课程。
在师资方面，东文教习由日本人担任，汉文和算学教习由中国人担任。中国学者汪向荣在其论著《日本教习》的“日本教习分布表”中提到，福州东文学堂仅有三名日本教习，即桑田半藏（应为桑田丰藏——笔者注）、森原道二（应为森原道——笔者注）和中西重太郎。[18]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则认为，在福州东文学堂任职的日本人有五名，但仅列举出冈田兼次郎、桑田丰藏、中西重太郎三人的名字。[19]在一些文史资料中，把向后顺一郎和矢泽千太郎也列入福州东文学堂的日本教习行列中，可是据日本的外务省记录，这两个教习是全闽师范学堂成立后才到任的，不应算在内。那么，究竟有几位日本教习在福州东文学堂任教过呢？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在福州东文学堂任教的日本教习应为四名，具体是冈田兼次郎、桑田丰藏、中西重太郎和森原道。
其中冈田兼次郎于1898年、1899年和1900年担任东文总教习，并于1900年担任学堂的监院；桑田丰藏于1899年和1900年担任东文副教习；中西重太郎于1901年担任东文总教习兼监院。从他们的一些个人履历来看，这些人并不是一般的东文教习。比如，冈田兼次郎和中西重太郎都曾在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过，在甲午战争期间都曾担任过陆军翻译，战后皆到台湾进行侵略活动。冈田兼次郎、桑田丰藏和中西重太郎三人都是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冈田兼次郎到福州东文学堂任教前，曾任日本驻台湾统治机构台湾总督府所管辖的集集街辨务署长。他们在学堂任教期间都定期地向东亚同文会提交报告。
日本东亚同文会在向外务大臣提交“东亚同文会三十二年度（即1899年）事业费预算书”时，申请对东文学堂补助的理由是，“该学堂属日本人冈田兼次郎主管，历来其工资由支那人支付，数额极少。随着学堂的发展，需增聘一名教师，因此需要补助。而且倘若其工资完全不需要向支那人索取时，学堂的管理方面可以免去不必要的干涉，这样一来大大有利于学堂的发展。”[7](17)说冈田兼次郎是福州东文学堂的主管，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根据《三年报告汇编》的“学堂经理人沿革表”，冈田兼次郎到堂任教以来，一直任学堂的东文总教习，只是到了1900年才兼任学堂的监院。而且即使是任学堂的监院，其上级还有驻堂董事和主理总董，根本谈不上是学堂的主管。但这也说明了日本方面一开始就企图夺取学堂的教育主权。这一点从任学堂的东文副教习桑田丰藏给中岛真雄的信中可以知道，日本教习一直在寻求机会夺取学堂的教育权利。他在信中说到，“美国和法国都相信跟随语言而来的是国家利益，都计划建立更多的法语学校、英语学校，我是坚决和它抗衡的。我并且强烈感到，我们必须固守优势地位。不过，没有煤炭的发动机是无法运转的。现阶段欲想烦劳同文会诸位的关照，不知情况会怎样？同文会历来对在福州的事业不重视，真让人痛心。”[15](779)这些表明，在学堂任教的这些东文教习并不是单纯在教授日语，而是肩负某种任务，即企图“潜移我教育权，盖欲笼络吾民以为彼爪牙耳”。
尽管如此，学堂的教育主权一直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为了培养福建省的中小学师资，时任学堂主理总董的陈宝琛于1903年12月把东文学堂扩充改组成全闽师范学堂，没有遇到任何的阻力，这表明日方的企图并未能得逞。
四 学堂的毕业生与日本
东文学堂自1898年9月设立至1903年12月扩充改组为全闽师范学堂，历时五年半多。究竟这所新式学堂培养了多少学生，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由于没有完整的史料，无法确知。但是根据《三年报告汇编》和一些文献我们也可以略见一斑。据《三年报告汇编》的“学生三年沿革表”，1898年、1899年和1900年三年期间开学到堂的学生共有53人，其中1899年六月考试领一年毕业证有13名，1900年十二月考试领一年毕业证有9名。据“二年毕业学生调查表”，1899年八月到日本留学的有2人，分别为林棨和刘崇杰。1900年九月到日本留学的有1人，即刘荃业。林棨学习政治学，刘崇杰学习工业学，刘荃业学习陆军学；除了刘崇杰自备游学资斧以外，林棨和刘荃业都得到有志家等人的资助。另外，有3人到台湾的国语（即日语）学校学习，他们的游学资金都是一半自备，另一半得到有志家的资助，并同时都得到东亚同文会的照料。这里所说的有志家究竟指何方人士，不得而知，很可能是日本的相关人士。
据有关资料记载，刘崇杰从东文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进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后任福建法政学堂监督，中国驻日公使馆一等秘书和代理公使、驻日本横滨总领事。1917年3月任国务院参事，同年7月兼任外交部参事。1920年至1926年任中国驻西班牙公使兼驻葡萄牙公使。1932年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还主持翻译了《日本法规大全》，袁世凯、盛宣怀以及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等都为他作序，可知该书对清末新政影响之大。林棨从学堂毕业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曾进进士馆，任学馆教习、学部参事，京师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1912年5月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13年任大理院推事，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1918年至1920年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另外，在东文学堂肄业的有林志烜、方兆鳌、陈遵统、李景铭、施景崧、黄懋谦、张运枢等多人，其中多数去日本留学，后来成为福州知名人士。[5](260)由此可见，学堂在办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综上所述，福州东文学堂是在戊戌维新的影响下由福州当地士绅共同创办的，是维新变革的产物，并非一些论者所说的由东亚同文会会员中岛真雄创建的或在其倡导下开办的。而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驻台统治机构台湾总督府考虑到福建省对统治台湾及实施其南进政策的重要性，一心想在福建地区扶植亲日派势力，作为侵略华南的桥头堡，为此想方设法给福州东文学堂以多方面的资助，所以才出现“他省亦有东文学堂，然不若其在福建之势力日张而范围日扩”[17](8)的局面，这表明日本资助福州东文学堂自有它特别的用意。
收稿日期：2004-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