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研究：1998～201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性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巴塞尔资本协议》所倡导的银行资本监管因存在明显的顺周期性(Bernanke，Lown，1991)而备受争议。《巴塞尔协议Ⅱ》进一步加剧了银行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效应(Heid，2007)。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受到各国监管当局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就如何缓解顺周期性以维持金融稳定进行了广泛研究，同时也催生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
中国银监会2004年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采用《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标准和原则进行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与此同时，银行资本监管的顺周期问题也逐渐受到国内监管当局和学界的关注。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出台后，监管当局开始着手采用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四大监管工具，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来克服资本监管的顺周期问题。然而，目前关于中国银行资本监管周期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只有刘斌(2005)、李文泓和罗猛(2010)、张金城和李成(2011)、张宗新和徐冰玉(2011)等少数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研究，并且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仍需要在理论和实证上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选择中国16家上市银行1998年至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对中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具有显著逆周期性，这与张宗新和徐冰玉(2011)对中国上市银行的检验结果相同。但本文在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有所不同，得到一些新的检验结果，具体包括：(1)为了检验银行资本缓冲是否具有前瞻性，将不良贷款率及其滞后一期变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银行资本缓冲与当期不良贷款率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滞后一期不良贷款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调整具有前瞻性，这与张宗新和徐冰玉的检验结果不同；(2)检验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对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监管强化了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3)检验了中国货币当局逆周期货币政策与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关系，结果表明，逆周期货币政策强化了资本缓冲的逆周期特征。
二、文献回顾
1990年出现美国银行业的信贷萎缩(Credit Crunch)和经济下滑后，银行资本监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Bernanke & Lown(1991)实证分析表明，银行资本短缺是造成美国1990年信贷萎缩的主要原因，而资本监管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信贷萎缩，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验证了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特征；Haubrich & Wachtel(1993)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基于风险的资本监管引致了1990年银行业的资产组合变迁，而这一变迁最终导致了银行业的信贷萎缩和经济下滑；Berger&Udell(1994)研究则表明，依据《巴塞尔资本协议》计算的基于风险的资本(BRC)并不是美国银行信贷萎缩的主要原因，而是大银行、资本比率较低的银行及银行监管当局的贷款监督对贷款配置的共同作用，导致了银行信贷萎缩。
1998年《巴塞尔协议Ⅱ》出台后，该领域的研究逐渐集中到了银行资本监管和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效应上。在理论分析方面，Holmstrom & Tirole(1997)构建了一个信贷均衡模型，分析了资本监管对金融中介信贷、利率及投资的影响，发现金融中介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具有顺周期性；Borio等(2001)分析了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具有前瞻性、注重长期风险控制的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注重短期盈利能力的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顺周期性；Heid(2007)的分析表明，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在以银行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较强，而在以金融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较弱，并且基于《巴塞尔协议Ⅱ》的资本监管产生更强的顺周期性。在实证检验方面，Ayuso等(2004)采用西班牙1986-2000年①银行面板数据，对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缓冲存在明显的顺周期性，并且这种顺周期性是非对称的，在经济上行期更加显著；Kim & Lee(2006)对30个OCED国家和7个非OCED亚洲国家的实证发现，发达国家的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而发展中国家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顺周期性；Jokipii & Milne(2008)采用欧洲468家银行和存款机构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除了2004年5月加入欧盟的10个国家的银行资本缓冲与GDP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外，其它欧盟国家及丹麦、瑞士和英国呈显著负相关。并且大银行存在顺周期性，而小银行则存在逆周期性；Deriantino(2011)利用61个亚洲国家的银行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亚洲国家的银行资本缓冲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但是，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如Stolz & Wedow(2011)运用德国1993～2004年地方银行数据进行的检验表明，德国地方银行的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Dietsch & Vandaele(2011)基于法国1999-2009年35家区域零售银行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零售银行的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特征，该特征与银行的前瞻性决策有关；Karmakar & Mok(2012)采用美国1996-2010年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银行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正向变动关系，大银行存在顺周期性，而小银行则存在逆周期性。
近期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学界对减缓资本缓冲顺周期效应和构建逆周期监管机制的研究。其中，Ocampo & Stephany(2007)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减轻顺周期效应及建立逆周期监管框架的政策措施，如实施前瞻性监管和逆周期担保、完善金融脆弱性评价系统和内部评级机制、建立发展中国家共同储备基金和互换协议等；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0)提出了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建议书，对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目标、方法和措施做出了详细说明；Repullo等(2010)根据西班牙1987～2008年公司违约概率数据的实证表明，减缓《巴塞尔协议Ⅱ》顺周期效应的有效措施是，在整个周期都采用公司违约概率来估算《巴塞尔协议Ⅱ》的资本要求水平，或根据GDP增长设定一个乘数，后者效果更好；Ojo(2011)分析表明，要减轻资本监管顺周期效应，仅仅依靠前瞻性资本监管是不够的，同时还应加强流动性监管。
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巴塞尔协议产生了明显的周期性问题，并且在大多数国家呈现顺周期特征。中国2004年开始采用《巴塞尔协议》进行银行业监管，是否也产生了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刘斌(2005)采用我国16家商业银行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资本充足率监管与GDP增长率存在负向变动关系，即存在顺周期性；李文泓和罗猛(2010)采用我国16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顺周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监管同样存在顺周期性；张金城和李成(2011)对我国五家上市大银行信贷和资本监管的周期性进行的分析表明，上市大银行的资本监管存在顺周期性。也有学者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如张宗新和徐冰玉(2011)对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计提和信贷活动亲周期行为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缓冲具有稳定的逆周期性，但信贷活动不具有明显的亲周期性特征。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1、银行最优资本缓冲的决定
资本缓冲是银行持有的超过最低资本要求的那部分资本。在资本监管约束条件下，银行持有资本缓冲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防止市场不确定性或外部冲击所产生的流动性风险(Nier，Baumman，2006)和资本水平未达标受到的处罚(Lindquist，2004；Jokipii，Milne，2008；Stolz，Wedow，2011)；二是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机会(Lindquist，2004；Jokipii，Milne，2008)。另外，Jokipii & Milne(2008)认为，银行持有资本缓冲，一方面是向市场传递其经营稳健的信号，另一方面也为了满足信用评级的需要。
银行最优资本缓冲水平的决定还受预期、风险偏好等因素的影响。Berger等(1995)研究表明，预期对银行资本缓冲水平有重要影响。当预期未来经济形势较好时，银行通常会减少资本缓冲持有；反之，则相反；Estrella(2004)分析表明，风险偏好越强，银行持有的资本缓冲就越少；反之，则相反。
持有资本缓冲意味着银行不得不放弃资本的其它投资获利机会，即持有资本缓冲存在机会成本，并且资本缓冲规模越大，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同时，资本缓冲规模越大，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就越小，遭受破产或被监管当局处罚的概率也就越低。因而银行在资本缓冲持有上存在一个最优水平，由持有资本缓冲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所决定。如果资本缓冲收益设定为保持银行稳健而不被流动性风险所威胁，那么最优资本缓冲水平由成本的最低点所决定。根据Estrella(2004)和Ayuso等(2004)，可以得到银行最优资本缓冲的计算公式：
2、资本缓冲、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
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下，持有资本缓冲将影响到银行的资产组合与风险配置(Haubrich，Wachtel，1993)，进而影响到银行信贷供给、利率水平和企业投资，最终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Holmstrom，Tirole，1997)。而实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会引起银行信贷需求的变化，导致银行最优资本缓冲水平的变化。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期，企业信贷需求增加，利率水平上升，持有资本缓冲的机会成本上升，银行将重新选择一个最优资产组合，从而重新确定一个最优资本缓冲水平；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期，企业信贷需求减少，利率水平下降，持有资本缓冲的机会成本下降，银行同样会确定一个新的最优资本缓冲水平。
银行可通过资本市场出售证券和其他资产或增加信贷资金投放，减持资本缓冲；也可通过资本市场募集新资本或减少信贷资金投放，增持资本缓冲。因而银行选择资本市场进行资本缓冲调整时，不一定影响到银行信贷规模。如果银行通过增减信贷进行资本缓冲调整时，资本缓冲调整就会直接影响到信贷规模。Gambacorta & Mistrulli(2004)认为，银行资本影响信贷存在三个前提假设：①资本市场是不完美的；②存在银行资产与负债的期限错配；③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信贷供给产生直接影响。上述条件在现实经济中是普遍满足的，因而存在资本缓冲影响银行信贷的直接通道。大量的研究也表明，资本缓冲与银行信贷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而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变动关系，所以银行资本缓冲调整会放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即存在顺周期性(Bernanke，Lown，1991；Jokipii，Milne，2008)。但也有研究表明，资本缓冲与经济增长存在同向变动关系，如美国小银行(Karmakar，Mok，2012)、法国零售银行(Dietsch，Vandaele，2011)和德国地方银行(Stolz，Wedow，2011)等，主要原因在于，在经济上行期，企业违约风险下降，而银行资产组合风险上升(Borio等，2001)，同时资本缓冲与银行风险存在逆向变动关系(Lindquist，2004)，所以具有前瞻性的银行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会在经济上行期增持资本缓冲，形成资本缓冲与经济增长的同向变动关系。
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始于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出台和实施。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中国当局对银行业风险的关注和重视，并在1998年后的十年间向四大国有控股银行注资约3.4万亿元，用于充实资本金和化解不良资产，使四大国有控股银行资本金比率有了明显提高。同时，政府积极推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鼓励股份制银行上市。这些举措促进了10余家银行先后上市，进一步充实了这些银行的资本金，降低了不良资产比率。图1反映了1998年至2011年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情况。
图1 我国16家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加权平均值与经济增长率
图1表明，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缓冲在2003年之前不断下降，而2003年之后呈现上升趋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大部分商业银行都是2003年后上市，因而2003年之前银行资本缓冲的平均值不能完全反映整个银行业情况。为了更好把握银行资本缓冲(BUF)和GDP的走势，进一步选择两个代表性样本：兴业银行和中国银行，观察其资本缓冲上市之后的情况(见图2和图3)。
从图1中GDP和银行资本缓冲(BUF)的变化趋势来看，两者在2003年之后基本上是同向变动的；图2和图3显示，兴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上市之后，资本缓冲变动与GDP增长率变动基本一致。从1998-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情况来看，该时期基本涵盖了一个经济周期：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2002年，GDP增长率较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2003-2007年，随着通货紧缩治理效果的显现，GDP增长率逐渐上升；2008-2011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加深，GDP增长率出现了下降。与此同时，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水平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而银行信贷则经历了“增加—减少—再增加”的过程。
另据本文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银行资本缓冲与当期不良贷款率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滞后一期不良贷款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缓冲调整具有前瞻性，同时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我国GDP增长与银行资本缓冲之间存在着同向变动关系。根据上述经验事实，可以得到一个基本推断，政府的政策性注资、商业银行的上市、《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实施及货币当局的逆周期货币政策，可能是形成上市银行资本缓冲前瞻性计提和逆周期性特征的重要原因。
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巴塞尔协议Ⅰ》还是《巴塞尔协议Ⅱ》，都加剧了银行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效应；然而中国的经验事实却表明，《巴塞尔协议》实施后，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得到了强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政府在推进《巴塞尔协议》实施及股份制银行(包括四大国有银行)上市时，基本上选择了比较平稳的经济上行期，而银行上市的前提是要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因而这些银行在上市时，资本缓冲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所以《巴塞尔协议》强化了上市银行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的同向变动关系。
(二)研究假设
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我国的经验事实，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中国上市银行的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但由于中国上市银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小银行，因而无法检验出上市银行是否存在“大而不倒”的激励约束差异，即上市银行的规模对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假设2：2004年监管当局开始采用《巴塞尔协议》对上市银行进行监管，因而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在2004年前后存在明显差异。
研究假设3：中国政府的逆周期货币政策，会强化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1998年至2011年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上交所网站、深交所网站和各银行官方网站所披露的年报及补充报告；宏观经济与金融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人民银行各年度报告。
(二)研究变量与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经济周期与缓冲资本之间的关系，以模型(1)为基础，借鉴Ayuso等(2004)、Jokipii & Milne(2008)的计量模型，本文的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决定资本调整成本的滞后一期的资本缓冲的符号应该为正③。(2)权益回报率(ROE)越高，持有资本缓冲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银行会将更多的资本用于投资，使得资本缓冲减少，因而权益回报率与资本缓冲水平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3)银行不良贷款率(NPL)越高，面临的流动性风险或破产风险也就越大，银行将持有更多的资本缓冲，避免出现流动性困难或破产威胁，因而不良贷款率与资本缓冲水平之间存在同向变动关系。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GDP的系数，检验经济周期与银行资本缓冲的关系，如果
＞0，表明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如果＜0，则表明资本缓冲具有顺周期性。根据研究假设和实证模型，本文选取了因变量、自变量(如表1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样本区间从1998年到2011年，基本涵盖一个经济周期。同时，2011年16家上市银行资产规模占整个银行业66.3%的市场份额，治理机制相对完善，财务数据真实，具有较强代表性。
在基准模型(2)基础上，为了检验本文研究假设1～3，同时考虑本期和前一期不良贷款率会对当期资本缓冲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信贷增长率(GLOAN)。模型(3)考察资本缓冲与滞后一期资本缓冲、经济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不良货款率之间的敏感性，重点考察缓冲资本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模型(4)考察不同规模银行资本缓冲的差异性，模型(3)和(4)共同检验研究假设1；模型(5)主要考察实施《巴塞尔协议》是否会强化资本缓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研究假设2；模型(6)考察货币政策是否强化了资本缓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研究假设3。
(三)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可看出，16家上市银行的资本缓冲分布在-5.7%(深发展，2004年)到22.14%(南京银行，2007年)之间，平均为3.246%；新增贷款最低为-7.83%(深发展，2004年)，最高则达到108.062%(民生银行，2001年)，平均为27.942%；经济增长率最低为7.6%(1999年)，最高为13%(2007年)。
考察银行资本缓冲、信贷增长率及经济周期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较慢时，银行信贷增长一般较快；而在经济增长较快时，银行信贷增长率明显较低。当信贷增长较快时，资本缓冲明显减少；当信贷增长较慢时，资本缓冲呈上升趋势，这一特点在2004年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说明中国上市银行信贷增加与经济周期呈反向变动关系，而与资本缓冲亦呈反向变动关系。因而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呈同向变动关系，如图1所示。
(四)实证分析
实证模型中含有被解释变量资本缓冲(BUF)的一阶滞后项，因此，计量模型是动态面板模型。本文选择广义矩估计法(GMM)进行估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动态面板GMM估计可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2)GMM估计可克服遗漏变量问题，如果存在模型中的遗漏变量，而且遗漏变量与解释变量又相关的情况下，OLS方法将产生有偏估计量，而GMM采用差分转换数据，可克服上述问题；(3)由于受未来经济、政策等不确定性影响，银行可能会平滑资本缓冲，使用动态面板模型能够更好地对这种平滑效应进行控制。
GMM估计量是一致性估计量，如果样本量较少或工具变量较弱，可能导致估计量的较大偏差；如果截面N较小(16家上市银行数据)，时间跨度T较短(14个年份)，采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可能会产生向下偏误，因而本文选择单步系统GMM估计。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有效性，本文沿用Bond(2002)的方法对模型参数一致性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方法可识别GMM估计是否存在较大偏差。具体而言，同时使用GMM、混合OLS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因变量滞后项(
)的系数(三种方法中使用的模型与GMM模型完全相同，只是估计方法不同)。如果因变量滞后项()的GMM估计量位于OLS估计量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量之间，则说明GMM不存在较大偏差；否则，GMM估计量存在较大偏差，研究数据不适用GMM方法。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混合OLS和固定效应模型的设定符合要求，且GMM估计量位于OLS估计量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量之间，说明GMM不存在较大的偏差。
1、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
首先考察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及不同规模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差异，回归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1)和模型(2)。
表3反映出资本缓冲(BUF)与贷款增长率(GLOAN)、净资产收益率(ROE)、不良贷款率(NPL)显著负相关④，与经济周期(GDP)显著正相关⑤，说明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缓冲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性。GDP*LNTA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不同银行规模对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影响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上述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1。
2、《巴塞尔协议》监管约束下资本缓冲的周期性
本文根据实施《巴塞尔协议》的时间段，将整个研究期间划分为实施前和实施后两个阶段，主要检验《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是否会对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产生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3)。
由表3可知，《巴塞尔协议》实施后，GDP*YEA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且GDP回归系数也为正，表明《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强化了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从而支持了研究假设2。
3、逆周期货币政策与资本缓冲的周期性
中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货币供应量、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的调整，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但特殊的结售汇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中外汇占款较多，仅依据货币供应量较难准确反映货币政策松紧状况。目前货币当局调控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依然是通过银行信贷供应量来调控宏观经济，因而本文选择银行信贷增长量作为货币政策替代变量。
从1998年至2011年实施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1998年至2002年，为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商业银行信贷增长普遍较快，如民生银行(2001年、2002年)、深发展(2001年)、浦发银行(2002年)、兴业银行(2001年)年贷款增长率超过80%；2003年至2008年，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政府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各银行信贷增长率明显下降；2008年至2010年，政府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贷款增长率也较高，普遍超过30%，如2009年中信银行增长60.3%、南京银行增长66.8%；2010年至2011年，为抑制通胀，政府又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增长率明显下降。同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一年期存款利率也存在同样的变动趋势。可见，在本文研究期间内，中国基本上实行了逆周期的信贷调控政策。
模型(6)检验了不同货币政策对资本缓冲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知，GDP的回归系数为正，同时GDP*GLOA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BUF与GDP的正相关关系依赖于GLOAN，GLOAN越大，BUF与GDP的正相关关系越强，因而银行信贷强化了资本缓冲的周期性；GDP*ZBJ和GDP*IT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存款准备金率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对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影响不显著，这与我国实际相符。总之，逆周期的货币政策总体上强化了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从而支持了研究假设3。
4、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运用Kalman滤波进行趋势分解，测算产出缺口GDPGAP，再将GDPGAP替代GDP。结果表明，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同时SARGAN检验值和AR(1)及AR(2)的值也符合要求，说明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缓冲具有稳定的逆周期性。另外，考虑到横截面相依问题，在实证模型(1)至模型(6)中增加了年度虚拟变量来对年度效应加以控制，实证结果与正文中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中国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选取1998年至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法，对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上市银行资本缓冲在统计上具有显著的逆周期特性，银行规模对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影响不显著；(2)《巴塞尔协议》的监管约束强化了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3)货币当局实施的逆周期货币政策总体上强化了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含义：(1)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反映了我国上市银行存在主动或被动防范流动性风险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金融稳定的积极作用。因而在有效实施银行资本监管上，一方面必须尊重银行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完善银行资本监管，真正实现银行缓冲资本的前瞻性计提和逆周期监管，从而实现资本缓冲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2)优化银行监管指标管理，完善银行资本缓冲的动态监控体系，在最低资本充足率等标准的设定上，应根据经济周期的波动而适时做出前瞻性调整；(3)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框架，保证银行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一方面需要建立监管部门与货币当局的合作机制与信息共享机制，保持双方及时沟通，确保双方在宏观经济运行认识上的一致；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监管部门和货币当局的联动机制，保持双方在政策时机和行动选择上的有效配合。
注释：
①该时期正好为西班牙的一个经济周期。
②Jokipii & Milne(2008)、Karmakar & Mok(2012)等研究表明，大银行与小银行的周期性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③李文泓等(2010)的实证表明，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其一阶滞后变量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④该结果与Ayuso等(2004)、Kim & Lee(2006)、Jokipii & Milne(2008)的研究结论相同。
⑤这一结论与国内李文泓、罗猛(2010)的研究结论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资本缓冲具有顺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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