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样性和我国国际战略的选择——并论江泽民关于世界多样性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样性论文,世界论文,理论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江泽民在一系列重大国际活动及我党的文献中对世界多样性反复作出了论述，构成了一个关于世界现状的总体认识和对人类前景的展望预测，为我国科学地制定国际战略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和崭新的思路。
一、多样性是当代世界的客观存在
事物是多样性的，这是客观世界的基本属性。但是，从社会发展领域讲，要承认多样性和尊重多样性，还需要理论上的勇气和胆识。因为我们受僵化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影响很深，似乎一提到世界的各种制度、观念、文化，就会做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是无比优越的，资本主义是腐朽没落的，发展中国家走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看法有其片面性，从而影响到我们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国际战略的抉择。江泽民同志对此作出了全面深刻、实事求是的论述。
1992年4月7日，江泽民在日本首次阐述了世界多样性问题。他说：“世界是多样性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由上千个民族所组成的近200个国家，不仅存在着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1]（第1版）。这一论述着眼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大局，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为改善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观点和思路。1997年5月16日，江泽民与法国总统希拉克举行会谈， 并签署了《中法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的12项条文中专门有一项，题为“尊重世界多样性”。中法两国元首把尊重多样性作为合作的依据，共同建立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江泽民一直都在强调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特别把“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的观点强调出来，指出：“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存方式，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大家商量解决”[2] （第4 版）。2000年9月6日，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又一次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
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都曾有过有关的论述。1956年，毛泽东指出：“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3]（第505页）他一再倡导，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在这一深邃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有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大大促进了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每个国家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他特别指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情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4]（第318页）这里贯串着尊重世界多样性的思维。邓小平先后提出的“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解决南沙群岛问题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就是这种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典型运用。
江泽民关于世界多样性的观点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内在逻辑的深层阐发，并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自觉适应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转折和世界历史新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思维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的多样性越来越明显。从总体世界政治格局来看，由于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的瓦解，资本主义国家处在相对稳定和经济增长之中，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讲尚处于劣势，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弹性和生命力，社会主义国家还在进行艰难的探索和处在复兴之中。但是，美国要想称霸全球，使世界美国化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两极格局解体之后，世界进入到了多极化的新阶段。新兴力量的不断涌现，将促使美国霸权地位的进一步衰落。1993年，江泽民出席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时，明确提出了他关于世界多样性的观点，克林顿总统表示这是有说服力的。
经济全球化也正在大踏步前进，尤其是在金融和贸易上的全球化发展，对冷战时期相当长一个时间中经济保护主义和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模式，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全球化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已经打破了民族和国家传统藩篱，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合作更为突出，但同时由于有力量的经济角色的增多，经济角逐也更加激烈和复杂起来。用吉尔平的话来说，各国“要求得到自由贸易的集体商品和维持稳定的货币秩序，而又不致损害它们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经济的能力。结果各国之间扩大竞争，企图最大限度地增加它们的收益，最大限度地缩小全球相互依存而使自己付出的代价。”[5]（第440页）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国际经济格局的地区化、区域化、集团化、民族化及其引发的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世界技术革命的日新月异，知识经济的兴起，特别是信息通讯网络的飞速发展，用户在无止境的增加，对各国的科技发展，产业结构及文化教育事业、思想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文化上的多样性由来已久。人们之所以重视文化，是因为：“在一个国家对变革作任何反映的问题上，最有影响的因素，大概就是它的社会态度、宗教信仰和文化。”[6]（第13页）1993年，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他认为未来的冲突将是西方与其他社会的冲突，是西方与穆斯林世界、西方与伊斯兰——儒教联盟的冲突，或者说是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集合的冲突。对亨廷顿的观点，我们不会苟同。不过，亨廷顿看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们不应忽视的，即多样的政治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对国际社会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文化的交流和冲突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是多样性的，哪一种文明要想主宰和兼并另一种文明是不可能的。正如邓小平所说：“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7]（第357—360页）
二、多样性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如何认识、评价和对待世界的多样性，对于国际社会能否恰当地处理各种事情，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至关重要。江泽民对此作出了科学而又深刻的回答。他强调，必须承认和尊重这种客观存在，而且必须看到“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件好事，不是坏事”。“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它可以通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转化为互补性和共容性”，“全世界文化都有不同的源泉，但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可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8]（第6版）1994年11月15日，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既有多样性，又相互依存，是亚太地区的现实。多样性产生互补性，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9]（第1版）。1998年，江泽民在中俄两国联合声明中更加具体明确地论证了多样性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动力这一观点。声明说：“当今世界的丰富多彩，多种文化的并存与互补，是人类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元性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历史、文化、经济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冲突或相互疏远的根源或理由，而应成为相互增益和相互完善的动力。21世纪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单一的欧美世纪或者亚太世纪，也不应该由某种宗教或者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来主导。21世纪应该并且能够成为各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和传统兼容并蓄，共同繁荣的时代。”[10]（第1版）
可以说，在当今开放的这个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无法离开其他国家的发展与联系，它必须走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合作的道路。同时，国际合作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的稳定与安全。今天，国家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孤立的民族国家自身的利益，或者说是国家之间你死我活的“零和”式的争斗，而是逐渐变化成为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或者说全体利益的“非零和”式的共享。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在这种大些和完整些的意义上，‘国家的’安全将越来越与‘国际的’安全密不可分，而且两者都具有更加广泛得多的定义；现在正在出现一种较大的、可以包括新与旧的全部挑战的定义，替代较狭窄的军事概念。的确，我们最终可能会同意：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包罗万象，其含义是对人民健康、经济福利、社会稳定和政治和平提出的挑战。”[6]（第123页）美国学者约翰·纽豪斯也曾经说过，在60年代，一个国家只要由于拥有核武器，哪怕它在经济上的状况如何不好，都可以成为世界的强国。然而，这已经是过去的现实。而今天的现实就不一样了，军事力量的大国可能在经济上一筹莫展，江河日下。在今天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家利益的真正所在就是国家的实力，而国家的实力真正所在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水平与实力。
世界的多样性带来国家之间的互补性。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它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国家间的互通有无。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具有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要素，只有通过发展与其它国家的经济合作才有可能获得自己所不具备的或短缺的生产要素，才有可能将自己多余的占优势的生产要素转移到缺乏该生产要素的国家中去。在当今高科技发展的新形势下，在科技研究和高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往往需要投入巨额资金，需要大量的复杂的技术，这常常是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的力量所办不到的，这就要求进行共同的投资和采用共同的技术，实现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集合。其次，它推动了生产要素在国家间的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不等于现实的生产能力，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必须在生产中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组合与配置。通过国际经济合作，一个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其他地区获得本国需要但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最后，它给合作双方带来了规模经济效益。国际经济合作为各国产品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要素收益的提高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国际经济合作使生产要素从丰裕的国家向稀缺的国家转移；国际经济合作使不同国家具有优势的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产生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国际经济合作扩大了产品销售市场，降低了销售成本。这样，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和销售过程中的最佳市场容量能有机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完全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效益。一个国家如果关起门来独立发展经济，该国经济 就会游离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陷入低水平、低层次循环的贸易、投资和生产活动中，就会与许多新形式和新来源的贸易利益和投资利益失之交臂。
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相容互补是一种双赢战略，它有利于政治关系的缓和。因为较密切的经济纽带，既是减轻政治紧张关系的动机，又是它的效果。政治关系的改善是改进经济关系的前提条件。经济纽带则可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它可以改善国际环境和使政治紧张关系不断松动和缓和。经济交往与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的关系，这是世界能保持长久和平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战后到今天，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上的合作和经济调节，加强了它们之间政治上的团结，减少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并导致彼此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同时，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之上的经济联系的加强，使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平等合作的可能性增强了。经济合作在处理双边关系上也是一个共同的基础。“求同存异”的“同”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指经济上的互补互利、共同繁荣。有了这个“同”，相互之间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就可能淡化政治的争端。中美关系曲曲折折，坎坷不平，有时候还阴云沉沉，但“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7]（第332页）美国政府认识到：敌视中国，最终可能会使美国比中国更加孤立。制裁中国，最终可能会使美国的经济损失更大。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一再强调和呼吁，支持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他认为，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不仅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美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需要。他说，美国不一定与其他国家在所有问题上持有相同的看法，但与它们开展贸易总比对抗和冲突要好[11]（第1版）。
世界上多种文明、文化的存在也不像亨廷顿所说的仅仅是冲突，文明、文化的交流、相容、互补也是随处可见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虽有冲突的一面，但也有共通、互补的一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一面。
三、在多样性理论指导下的我国国际战略的选择
中国在21世纪之初的发展，将最终决定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定位。在战略选择上，应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既定国策，同时，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对策。总的思路是，清醒地认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状况，准确地把握国家发展的重心和估计中国的实力，并进而制定与此相应的政策。
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在论述核时代的出现对国际政治挑战时指出，我们并不因为全球毁灭性武器的出现而放弃和平的希望，“我们生存的机会已经危险地缩小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因此，仍然有选择的可能。我们仍然可以规划我们的前途。不过，先决条件是要放弃我们的幻想……我们必须准备应付错综复杂的形势。尤其重要的是在认识我们地位的严重性方面，决不要欺骗自己。”[11]（第6页）
面对复杂错综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去年5月8日，中国驻南大使馆遭到美国袭击之后，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及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重新提高，世界面临着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危险，大国伙伴关系的格局面临重新调整，因此我们必须正确选择好我国的国际战略。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国际形势一度紧张而把军事安全看成惟一的问题，急忙选择对抗决策；另一方面是危险没有发生时便泰然自若，以为天下太平了。我们的国际战略与国内战略是一致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我们必须继续遵循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策略思想，在国际上不称霸、不结盟、不当头、不搞对抗，不要当“不”先生，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7]（第162页）1994年11月14日，江泽民在雅加达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时指出：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不搞军事集团，不对外进行扩张，不会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相反，我们希望同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遵循中美三个公报确定的原则，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今后，我们还会继续面临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压力。同时，我们也看到，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也是不得人心，没有出路的，走互相合作，共同繁荣才是世界的光明之路。克林顿说，如果我在过去8 年中学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我们必须要找到更多可以让所有各方都认为自己获胜的解决办法，而避免需要某些人接受自己完全被击败的那种选择。江泽民一贯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摆脱不发达状态，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当今世界应是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在内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相互竞赛的世界。我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基于这种基本立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更改的，只要不发生世界大战，我们就要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当前形势表明，美国不太敢小看中国，中美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伙伴关系、共同安全、双赢互补、协商对话等积极因素在发展。
江泽民在国际风云变幻面前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领导全国人民渡过艰难险阻，集中力量处理好国内事务，争取了主动，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树立起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他充满信心地预言：“当前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单极世界而应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他这种对世界多样性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他把尊重世界多样性作为国际社会处理各种问题的客观依据强调出来，形成了适应新时期特点的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论系统。这既为促成和平稳定的国际新秩序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如何在改革开放中走向世界，与国际社会友好合作，指明了方向，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