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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显元年(926)，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亲率大军，发动了灭亡渤海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吉林经济曾一度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经过辽朝初期的休养生息，到辽圣宗和兴宗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本文拟概要介绍辽代吉林经济发展的情况，并给予恰当评价。
一、铁制工具的进步
铁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金属。早在辽朝建立之初，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其称帝的第五年（911年）十月就已经“置铁冶”①。太宗即位后，又“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②，进一步加强了对冶铁业的管理。辽朝的冶铁业虽然是由朝廷控制的，但当时对铁矿的开采却主要是依靠其统治下的汉人、渤海遗裔、女真人以及奚人等等。例如，阿保机灭渤海国后，就将渤海遗裔中的铁匠强行迁到柳河馆（今河北省滦平县红旗乡房山门沟）、东平县（今辽宁省辽阳市）等地，让他们从事冶铁生产；又如，曷苏馆女真居住的今辽阳以南地区盛产铁矿，所以这里的女真人大多数也从事冶铁生产。此外，辽朝还“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③，也就是使用契丹族奴隶从事冶铁生产。
辽朝在东北地区的冶铁中心主要有两个地区，即今河北省东北部的柳河馆、打造部落馆（今河北省隆化县韩麻营乡海代沟门）、铁浆馆（今河北省平泉县东北罗杖子村）一带和今辽东地区的东京辽阳府一带。值得一提的是，今吉林省境内虽不是辽朝的产铁中心地区，但人们在今洮南市城四家子古城（即辽泰州）、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他虎城（即辽长春州）以及通榆县拉户嘎古城城内等处却都发现了大量的铁渣、红烧土和灰烬等冶铁残留物，说明上述城中也存在着冶铁作坊，今吉林省境内也有铁的生产。
据吉林省各市县文物志记载，目前已出土的辽金时期的铁器种类繁多，大致有铁铧、铧冠、犁镜、铁锄、铁钁、铁镰、铁镐、铁刀、铁叉等生产工具；铁凿、铁锛、铁圆铲、铁斧、铁钳等手工工具；铁马镫、铁衔镳等马具；铁矛、铁剑、骨朵、铁镞、鸣镝等兵器以及铁锅、铁炉、铁勺、铁壶、铁桶、铁熨斗、铁剪刀等生活用具。不过，上述铁器中的绝大多数至今仍未能指明其准确朝代，只有少数几种铁器，如铁铧（今农安县、白城市出土）④、铧冠、犁镜、六耳铁锅（均为今白城市出土）⑤、铁镰（今梅河口市、白城市出土）⑥、铁钁、铁圆铲、铁矛、骨朵（均为今梅河口市出土）⑦、马镫（今农安县出土）⑧等可以确定为是辽朝时期的。所以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鉴别工作，以使人们能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辽朝铁制工具的发展情况。
令人高兴的是，1984年4月在今白城市青山乡四发屯出土了辽朝时期的铁铧4件、铧冠（又名犁碗子、俗称铧仓）1件、犁镜1件、铁镰刀1把等窖藏农具，从而为我们了解辽朝农业生产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上述农具中，铁铧的铸造形制基本相同，都是通长30厘米，前宽18厘米，高4.5厘米，尾部两端各带有5厘米长的羽翘，上面微微隆起，近似舌形，前端为钝角，中间为凸起的舌形脊，后尾有銎，便于安装木犁头（见图一）。铧冠长38厘米，宽12厘米，高10厘米，略呈长方形，前低后高，后尾有銎，便于与铁铧结合成一体（见图二）。犁镜类型为“板瓦形”，通长32厘米，宽17厘米，为椭圆形，背部有两个各长3.2厘米，宽1厘米的突纽（见图三）。
上述由铁铧、铧冠和犁镜组成的全套犁铧在今吉林省境内还是首次发现，他们的铸造水平比渤海国时期要高，并且用途也更加广泛，不但能翻土，而且能松土，对消灭虫害和提高农作物产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这是辽朝农业生产上一个很大的进步⑨。
二、各业的发展
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不但在政治上是十世纪初中国东北和北方一股强大的势力，而且它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畜牧业、渔猎业和农业 契丹是一个“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⑩的游牧民族，马、牛、羊等牲畜是他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必要生产资料，也是其赖以生存和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来源，因此畜牧业在辽朝社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契丹人十分重视养马，并在长期的实践中掌握了一整套的养马经验。他们往往以上千匹马为一群，派2～3名戍卒和牧民驱赶，放牧时，他们选择一处水草丰茂的地方，“分地以牧”(11)，为区别朝廷官马或各部落马，就在马的左股上烙上一个火印。契丹人的牛、羊饲养也很普遍，但一般多为散养。为了更好地发展畜牧业，辽太宗时期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马群世烛（属北面官），后来又对群牧组织进行了完善，在中央设总典群牧使司，正、副官职分别为总典群牧部籍使、群牧都林牙；在地方则设置某路群牧使司，官吏名称为群牧太保、群牧侍中和群牧；在某路群牧使司之下又设某群牧司，任命群牧使和群牧副使等等。另外，在北面官中还特设了某宫马群司，以侍中和敞史为正、副职。这样一来就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备的群牧制度。辽朝统治者还通过对周边各族发动战争来掠夺他们需要的各种牲畜。
除了养马之外，契丹人还重视养羊、养牛。契丹羊的品种又多又好。其中有一种叫关西（今陕西省大荔县一带）羊，“长面，多髯，有角者百无二三，大仅如指，长不过四寸，皆目为白羊，其实亦多浑黑；亦有肋细如箸者，味极珍，性畏怯，不抵触，不越沟堑”。还有一种叫鞑靼羊，“大如驴，尾巨而厚，类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皆膏脂，以为熊胆白”(12)，也很珍贵。羊的牧养情况与养马相似，也是“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13)。至于养牛的情况，具体记载不多，但从契丹人以青牛白马祭天也可见一斑。契丹人特设有牛群司，以专门负责管理放牧。同时从契丹统治者还曾赐耕牛给贫民、输耕牛予汉区，也可看出其养牛亦具有相当的规模，在契丹人的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捕鱼和狩猎也是辽朝的重要生产活动，尤其是在辽朝初期更是如此。契丹人早就懂得了凿冰钩鱼的道理，掌握了捕鱼的方法。他们在结冰的河面、湖面上凿开小洞，以诱饵钩鱼，当鱼群集中到洞口时，人们“即遂于斵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14)。契丹人还利用经过训练的海东青捕猎天鹅和大雁，用集体打围的方法（俗称围猎）在山林中射虎、捕鹿。辽帝每年在春捺钵中进行钩鱼、捕猎天鹅和大雁；秋捺钵时进行射虎、捕鹿等活动。虽然带有巡游的性质，但这些活动也是继承了契丹人擅长渔猎活动的传统，其中的春捺钵渔猎活动主要是在今吉林省西部地区进行的。
辽朝建立之后，随着其统治地区的扩大，尤其是当他们征服了渤海国及燕云地区这两大农业区，控制了大批已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汉人、渤海遗裔之后，作为其统治核心地区的上京、中京和东京，农业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了。辽朝统治者把大批汉人和渤海遗裔迁到上京、中京和东京地区后，就在那里建置州县，让汉人和渤海遗裔继续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农业生产。辽朝统治者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农田、扶植农桑的经济政策，如禁止契丹“部从伐民桑梓”，不得“刍牧伤禾稼”(15)，下令“诸路军官毋非时畋猎妨农”(16)等等。由于统治者的重视以及措施得力，再加上铁铧等先进农具的普遍使用，所以东京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了各州县粮食增产、多有储存、自给有余的丰收景象，以至于辽兴宗于景福元年(1031)七月，下诏“以岁丰稔，罢东京统军司粮”(17)的局面。在上京地区，到了道宗初年，也出现了“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的盛景。今吉林省境内的长春州和泰州虽然并不是辽朝的主要农业区，但它们也和东京道地区的五十余座州城一样“各有和籴仓”，对仓中之粮“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乏”(18)。
手工各业随着畜牧、渔猎以及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掌握了各种手工技术的汉人和渤海遗裔大批迁入辽朝统治地区，辽朝的手工各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首先是金属冶炼和加工业。主要是冶炼和加工金、银、铜、铁。关于冶铁业，前文已作过介绍，此处不再赘述。辽朝的金、银、铜矿分布较为广泛，几乎遍及上京、中京和东京的各个地区，并且都有一定的规模。不仅如此，而且辽朝的冶炼金属的技术也有了进步，如人们已知道在进行银冶时加入铅造丹粉可以增强冶炼效果。与此同时，辽朝的金、银、铜加工业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从已出土的辽朝金属文物看，主要有错金剪刀、银碟、银钥、银箸等金、银器和铜镜、铜洗、铜铫、铜执壶等铜制生活日用品；银鞍饰、金银冠、金镯、金簪、银钗、金耳饰等金银器装饰用品；另外还有舍利盒、铜佛像、铜钵和镏金铜佛龛、铜风铃、卧人牌饰等佛教文物。
其次是陶瓷制造业。陶瓷制造业是辽朝另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也是较发达的一个行业。据考古工作者调查，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了几十处陶瓷窑址，几乎遍及辽朝的主要统治地区，这与渤海国时期没有发现陶瓷窑址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辽朝陶瓷器皿从其造型上看，大致可分为中原传统形式和契丹族特有形式两大类。受中原影响较大的辽瓷制品多为仿造，主要有碗、盘、碟、杯、盆、罐、盒、盂、瓶、缸、瓮、棋子、香炉、砚台等；而契丹族特有形式的辽瓷制品则主要有盘口长颈瓶、凤首瓶、鸡冠壶、扁背壶、扁提壶、鸡腿坛、注壶、暖盘、海棠式长盘、方碟等等。这些辽瓷制品，造型别致，粗犷质朴，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其中民族特点最为突出的就是鸡冠壶，这是一种适合契丹民族马上生活的器物，因壶的上部酷似鸡冠而得名。
第三是纺织业。早在辽朝建立之前，契丹人就已经开始“种桑麻，习织组”(19)，即发展纺织业，学习纺织技术。辽朝建立后，随着契丹军队对渤海故地及燕云地区的占领，大批掌握了先进纺织技术与经验的汉人和渤海遗裔被掳掠或强行迁徙到辽上京、中京、东京等地区，统治者便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有组织的生产。如上京西南40里的祖州（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西满琪克山石房子村）就曾设有绫锦院（即专门为宫廷皇族及贵族们生产纺织品的作坊），内设蕃、汉、渤海织工300余人，“供给内府取索”(20)。又如，辽世宗时期，中京宜州（今辽宁省义县东北）弘政县的“民工织絍，多技巧”(21)，生产出大量纺织品。此外，辽灭渤海国置东丹后，令其国向朝廷“岁贡布十五万端”(22)、东丹王耶律倍曾向辽太宗“献白紵”(23)以及圣宗开泰元年(1012)八月“铁骊那沙等送兀惹百余户至宾州，赐丝绢”(24)等等记载表明，包括今吉林省在内的原渤海国境内的纺织业也是相当发达的。
另外，辽朝的其它手工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辽太祖开疆拓土时，应天太后曾随行，并“俘掠有伎艺者多归帐下，谓之属珊”(25)，辽太宗于大同元年(947)灭后晋时，将俘获的“方技、百工”等送往上京(26)。由于有了大批技术工人，辽朝的手工各业及制造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如辽朝当时已能制造炮、弩等先进的兵器；圣宗开泰三年(1014)夏天，辽朝工匠“造浮梁于鸭绿江”(27)，此处的“浮梁”即浮桥，可见其已掌握了造桥技术。另外，渤海遗裔中的造车工匠则被迁至富谷馆（今河北省平泉县东北），在那里从事车辆制造工作。
三、榷场贸易与货币
榷场是由辽朝在其边境地区设置的，派遣专门官吏管理的比较固定的互市市场。早在辽朝初期，辽太祖就已“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28)。到了辽圣宗时期，辽在辽宋边境以及东北地区设置了许多榷场，其中在今吉林省境内有两处，即宁江州和黄龙府，主要是与混同江（今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及其他各族进行互市交易。当时的生女真诸部“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鬻者，倾赀厚贾以与贸易”(29)，他们常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30)来和契丹人进行交易。铁骊人“惟以大马、蛤珠、鹰鹘、青鼠、貂鼠等皮、胶鱼皮等物与契丹交易”。兀惹、阿里眉、破骨鲁等部落“每年惟贡进大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胶鱼皮、蜜蜡之物，及与北番人任便往来买卖”。靺羯国（女真诸部之一）“不贡进契丹，亦不争战，惟以细鹰鹘、鹿、细白布、青鼠皮、银鼠皮、大马、胶鱼皮等与契丹交易”(31)。
与贸易发展密不可分的是货币的生产和使用。辽朝虽然在其建国前就已经“始造钱币”(32)，但最初在贸易中却仍然是“交易无钱而用布”(33)，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从辽朝和女真等各族进行交易的情况看，牲畜、布匹甚至各种土特产品等都可以作为等价物来进行交易。但是，随着辽朝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贸易日益频繁，商品交换更加活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制造和使用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辽朝前五代皇帝中，除了辽世宗之外，其余四帝时期均制造过铜币。而到了辽圣宗时期以后，辽币的品种明显增加，使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上述情况同样也出现在今吉林省境内的广大地区，所以辽兴宗时期才在长春州置钱帛司，以加强对那里的货币制造和使用的管理。不过，由于辽朝境内铜的生产量不足，所以其自铸币的数量很少，根本满足不了贸易发展和商品交换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辽朝一方面严禁铜币流失到境外，另一方面则在其境内大量吸收和贮存了来自宋代、五代十国、唐代、隋代甚至是秦汉时期的钱币。
吉林省部分市、县辽代遗址、城址、窖藏等处出土货币一览表
市（县）名
钱币名称及朝代
钱币数量
出土地点 资料来源
白城市 北宋：咸平通宝、天圣通宝、治平元宝、皇宋通宝、崇宁通宝、祥
不详
永丰遗址等处 《白城市文物志》
符通宝、天禧通宝、太平通宝等
通榆县 汉代：五銖、半两等
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
25公斤 傅青屯南坨子
《通榆县文物志》
北宋：皇宋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祐元宝、熙
以上 遗址、前四家子
宁元宝、元丰通宝、祥符通宝等
南岗墓葬等处
大安市 汉代：五銖、半两、贷泉等
晋代：五銖
大安城郊造纸
《大安市文物志》
隋唐：五銖、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
不详
厂窑址等处
北宋：元符通宝
松原市 汉代：五銖、半两、货泉等
唐代：开元通宝 90斤
北宋：景德元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绍圣元宝、祥符通宝、咸平 以上
伯都古城《扶余县文物志》
元宝、天禧通宝、淳化通宝、皇宋通宝等
前郭尔罗汉代：五銖、半两、货泉等
斯蒙古族唐代：开元通宝
自治县 北宋：大观通宝、崇宁重宝、崇宁通宝、景祐通宝、政和通宝、熙
千斤
羊营于遗址、塔 《前郭尔罗斯蒙
宁元宝、皇宋通宝、宣和通宝、嘉祐通宝、圣宋通宝、天圣元宝、庆 以上
虎城古城等处
古族自治县文物
历重宝、绍圣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等 志》
辽代：种类及数量不详
乾安县 北宋：熙宁元宝、景祐通宝、淳化元宝、政和通宝等 30斤
中入字井遗址、
以上
为字井古城等 《乾安县文物志》
处
长岭县 汉代：五銖
小窝堡屯北岗
唐代：开元通宝 30公斤 遗址、南城子古
北宋：元丰通宝、祥符元宝等
以上
城、大房身窖藏 《长岭县文物志》
辽代：种类及数量不详 等处
榆树市 汉代：半两、五銖、大泉、布泉、货泉等
隋唐：五銖、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
五代十国：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咸康元宝、周元通宝、
唐国通宝、开元通宝、天德通宝等
北宋：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
德元宝、祥符元宝、祥符通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
不详 新庄乡腰新村
祐元宝、皇宋通宝、庆历重宝、至和元宝、至和通宝、嘉祐元宝、嘉 西新屯等处
《榆树县文物志》
祐通宝、治平元宝、熙宁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
圣元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崇宁重宝、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
和通宝、宜和通宝等
辽代：大安元宝、寿昌元宝等
九台市 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
北宋：崇宁重宝、崇宁通宝、绍圣通宝、祥符通宝、皇宋通宝、咸
不详 房身地遗址等
平元宝、政和通宝等
处《九台县文物志》
辽代：乾统元宝
农安县 汉代：半两、五銖、货泉等
唐代：开元通宝、会昌开元、乾元通宝等
五代十国：天汉元宝、乾德元宝、周元通宝等
北宋：崇宁通宝、元丰通宝、太平通宝、皇宋通宝、咸平通宝、熙宁
数百斤农安古城等处
《农安县文物志》
重宝、祥符元宝、祥符通宝、大观通宝、天禧通宝、景德元宝、宋元
通宝、至道元宝等
辽代：大康通宝、天庆通宝
四平市 唐朝：开元通宝
北宋：崇宁通宝、祥符通宝、天圣元宝、熙宁元宝、熙宁重宝、景德
不详 四家子遗址等
《四平市文物志》
元宝、嘉祐通宝、太平通宝、宣和通宝等 处
梨树县 北宋：祟宁通宝、崇宁重宝、祥符通宝、熙宁通宝、太平通宝、大
观通宝、景德元宝、绍圣通宝、元丰通宝等 不详 长山遗址等处
《梨树县文物志》
伊通县 唐代：开元通宝
北宋：宋元通宝、宋元重宝、崇宁重宝、祟宁通宝、崇宁重宝、宣
不详 石家屯遗址等
和通宝、熙宁重宝等
处《伊通县文物志》
双辽市 秦汉：五銖、货泉等
桑树遗址、大哈
唐代：开元通宝 不详 拉巴山墓葬等
《双辽县文物志》
北宋：天禧通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等 处
辽代：种类及数量不详
公主岭市北宋：崇宁通宝、泰和通宝、元丰通宝、嘉祐通宝、元中通宝、皇
林家屯遗址、秦
宋通宝等 不详 家屯古城等处
《怀德县文物志》
桦甸市 汉代：五銖、货泉等
隋唐：五銖、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等
五代十国：周元通宝、唐国通宝、开元通宝等
北宋：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
元宝、祥符元宝、祥符通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
不详 四道沟窖藏等
元宝、皇宋通宝、庆历重宝、至和元宝、至和通宝、嘉祐元宝、嘉祐 处 《桦甸市文物志》
通宝、治平元宝、熙宁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
元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崇宁重宝、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
通宝、宣和通宝等
辽代：乾统元宝、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安元宝等
辽源市 北宋：崇宁通宝、景德元宝
高古村古缄 《辽源市文物志》
东丰县 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
70公斤大郎头遗址、红
北宋：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等 以上 旗窖藏等处 《东丰县文物志》
辽代：太平通宝、清宁通宝
梅河口市唐代：开元通宝
北宋：至道元宝、景德元宝、天圣元宝、景祐元宝、至和元宝、至和
135
通宝、崇宁通宝、治平通宝、政和通宝、太平通宝、熙宁重宝、天祐
公斤 东兴遗址等处《海龙县文物志》
通宝等 以上
说明：
①表中资料来源栏中各市、县文物志都是内部资料，除大安、洮安和扶余为陈相伟、李殿福主编之外，其余均为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主编。
②表中铜币数量是根据各市（县）文物志中有明确记载者统计出来的，实际数量应远远超过表中所列出的数量。
③各市、县文物志中，尚有众多的辽、金遗址、城址、窖藏等处也都出土过大量北宋、五代十国、隋唐甚至是汉代的铜钱，但由于目前还不能确认上述遗址、城址、窖藏就是辽朝时期的，也不能确认这些铜钱就是在辽朝时期使用的，所以本表未将其列出。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辽朝时期今吉林省境内也和辽朝其它地区一样，自铸币的种类很少，在目前已知的辽朝21种、14个年号的钱币中(34)，只发现了辽道宗时期的清宁通宝、大安元宝、咸雍通宝、寿昌元宝、太平通宝和大康通宝，天祚帝时期的乾统元宝和天庆元宝等寥寥数种(35)，而且数量也很少。从上表中也可以看出，辽朝时期今吉林省境内的铜币分布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这说明，至少是在辽圣宗时期以后，居住在今吉林省境内的人们使用货币已经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切地掌握辽朝时期货币流通和使用的具体情况。但根据上表中出土铜钱的朝代和种类来看，辽朝在交易中与辽制铜钱同时使用的铜钱，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唐朝和北宋铸造的。尤其以开元通宝和崇宁通宝、崇宁重宝等的使用量为最大。
除了铜币的使用外，契丹人还使用过白银。例如，辽应历十八年(968)，辽穆宗命人“以银百两市酒”(36)。又如，在辽陵墓中曾出土过小银币(37)。尤其是在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辽宋签订了“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都要向辽朝纳“岁币”10万两白银，到宋仁宗时甚至增加到每年20万两。大量白银输入辽朝后，客观上为白银的更多使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白银的货币功能也得到了加强。
不过我们也应指出，与当时中原地区的货币制造和使用情况相比，辽朝的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还是要低得多，许多地方仍然是“交易无钱而用布”(38)。
纵观辽代吉林经济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出，有辽一代，吉林的铁制工具有了一定的进步，标志着其生产力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辽朝中期以后，吉林各地的畜牧业、渔猎业、农业及手工各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榷场贸易逐步兴起，货币的使用也更加普遍，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当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附图
（图一）铁铧
附图
（图二）铧冠（以上全套犁铧均为白城市出土）
附图
（图三）铧镜
注释：
①(33)《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②(11)(28)(30)《辽史》卷六○《食货志下》。
③《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曷术”是契丹语，汉语意为铁，女真人中的“曷苏馆部”之名就是由此而得来的。
④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农安县文物志》（内部资料）第399页；《白城市文物志》（内部资料）第99页。
⑤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白城市文物志》（内部资料）第99、115页。
⑥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海龙县文物志》（内部资料）第96页；《白城市文物志》（内部资料）第99页。
⑦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海龙县文物志》（内部资料）第131～132页。
⑧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农安县文物志》（内部资料）第399页。
⑨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白城市文物志》（内部资料）第99页。
⑩(18)《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
(12)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转引自金毓黻《辽海丛书》，第204页。
(13)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北人牧羊》诗注。
(14)历鹗：《辽史拾遗》卷二三，引程大昌《演繁露》，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901册第426页。
(15)《辽史》卷一二《圣宗纪三》。
(16)《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
(17)《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
(19)《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20)(25)《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21)《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
(22)《辽史》卷七二《义宗倍传》。
(23)《辽史》卷三《太宗纪上》。
(24)(27)《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
(26)《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29)《金史》卷一《世纪·景祖乌古乃纪》。
(31)《契丹国志》卷二二《四至邻国地理远近》。
(33)(38)《契丹国志》卷二五《胡峤陷北记》。
(34)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的《辽代钱币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第150～151页。
(35)据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编纂：《吉林省志·文物志》记载，在今吉林省境内出土的辽代铜钱除上述八种外，还有辽兴宗时期的“重熙通宝”，详见该书第296页。
(36)《辽史》卷七《穆宗下》。
(37)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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