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发展研究理论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2)05-0062-06
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是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综合使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力图对战后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并由此深入，对15世纪以来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一系列考察，从而使自身成为一门现实性和历史感都很强的边缘学科。
“现代化”和“发展”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界定，是发展研究中最为基本的理论课题。本文即试图以此为轴心，对当代西方发展研究理论的演变进行一些粗略的考察。
一
当代发展研究有其深远的学术背景。早在19世纪，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就对几个基本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1](P38-39)；马克斯·韦伯、迪尔凯姆等社会学大师则全面地描绘了工业社会的形象，其深度和广度是“西方思想史上无以越其项背”的。[2](P132)二战后，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美国结构功能主义者，吸取了迪尔凯姆等人对“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先驱者”[3](P28)。欧美学术思想的汇流，为当代发展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发展研究的蓬勃兴起，还得益于二战后独特的国际形势。为争夺非殖民化浪潮中产生的大批新兴国家，遏制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投入大量的财政和技术援助，还注入了大批研究基金。由此，“发展规划、国家计划和工业发展公司一时激增”，外国顾问开始与地方计划当局合作，以发展计划为依据，提供各种政策建议。[4](P17)
20世纪5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在当代发展研究中，它常被称为“现代化学派”或“正统现代化学派”[5](P20)。这一学派一开始就将现代化与“理性化”、“西化”、“工业化”混同起来，强调“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对立，并力图为现代化确立量化的统计标准。例如，历史学家C·E·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是随着科学革命后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急剧功能变迁的过程。[6](P6)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德宣称：“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7](P2)另一位社会学家利维则以“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来衡量现代化的程度，几乎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8](P21-22)与此同时，发展也被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尤其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对“现代化”概念的上述理解直接影响到发展政策的制订。直到70年代初，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认为，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既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实现持续增长的秘诀，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如此。[9](P3)例如，提出“贫穷恶性循环论”的纳克斯在1952年说：“经济落后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就是资本形成。”[10](P56)另一方面，被视为“传统部门”的农业，在“二元经济模型”中仅仅被当作给工业化提供剩余劳动力和资金的来源。该模型代表人物刘易斯认为，只有当传统农业部门完全萎缩到没有剩余劳动力时，经济发展的过程才能完成。
受正统学派“现代化”概念影响的另一层面是发展现状的分析，这在以政治发展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比较政治学”中显得十分突出。该学科创始人阿尔蒙德使用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建立了一个政治分析框架，邀请五位专家分别用这一框架研究几个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专家们研究的结果却表明，阿尔蒙德设计的框架实际上反映的是他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理解，在发展中国家根本行不通。例如，他根据“三权分立”原则提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调整”为政治系统的输出功能，又按照类似美国大选的方式制订了一套“政治输入程序”；但专家们却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常没有政治输入而主动发挥作用，而法律公布后根本未得到有效的执行，“权力和特权有着为自身目的充分享用的价值”仍是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所坚持的传统观念。[5](P49-55)
正统现代化学派的发展理论，已经严重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于是，新的学术范式开始产生了。
二
现代化修正学派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它一开始就对作为正统现代化学派理论前提的“传统”与“现代”二分法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些批评大都基于现实的个案研究。例如，社会学家古斯菲尔德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印度的塔塔、伯拉等家族被看作传统势力的象征，而他们却构成了主要工业集团的基础；60年代下半叶对庇护关系的研究则表明，这一传统的社会关系网不仅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也存在于控制美国城市地方选举的“政治机器”之中。由此，该派学者指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说成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事实上，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因现代化而得到了强化，而许多地方现代化也得益于传统的帮助。
但是，修正学派的学者们并没有试图抛弃“现代化”这一概念，而是试图在批判二分法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修正。同样地，他们也试图对“发展”这一概念进行修正。发展不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不能等同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
60年代末以前，“一般地认为社会发展问题从属于经济增长问题。”[10](P92)1969年，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在国际开发协会第11届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发展的含义》的演讲。他指出，如果以为国民收入的增加迟早会带来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过去十年的经验使这种信念显得十分幼稚。”“因此，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怎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11](P46-48)由此，联合国国际劳工局、世界银行等部门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并开始改变工作计划。与舒尔茨发表于1964年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相应，农业不再被认为是必须自动萎缩的传统部门；以提供资金、改良技术为手段促进传统农业自身发展的“绿色革命”在墨西哥、印度等许多国家风行一时。
与此同时，政治发展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鉴于6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政治不稳定局面，1966年，佐尔伯格提出了“创建政治秩序”的要求；然而，真正对此要求提出一整套理论的是赛缪尔·亨廷顿。他在1968年写下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无序性与对政治发展问题缺乏关注有关；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军人执政、革命、改革，当然最终是通过建立政党，使政治制度化水平高于政治参与水平，从而创建具有权威的“公民政体”。亨廷顿等人因此被称为“强大政府学派”。[5](P225-228)然而从发展研究的整体来看，他们的理论应当是现代化修正学派在政治领域的表现。
现代化修正学派是发展研究中现实感最强的一个理论流派。但在学术范式上，它仍没有突破正统现代化学派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划分，仍把现代化与“西化”混同起来。结果，它一方面受到仍然存在的正统学派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受到更激进的学者们的攻击。
三
1967年，美国学者A·G·弗兰克发表了《发展社会学与社会学的低度发展》一文，对“传统”与“现代”的划分提出了彻底否定。弗兰克认为，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可能找到传统社会，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发展的，15世纪以来欧洲的扩张早已把它们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96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低度发展》中，他更尖锐地提出，“经济发达和不发达是同一个硬币的相反两面。”“过去产生不发达，现在仍旧产生不发达的就是世界和国家的资本主义。”[10](P134)在此，“发达”与“不发达”取代了“传统”与“现代”，成为激进发展学派对发展的核心概念。
在弗兰克的“依附论”中，一条依附链从美国的“世界大都市”通过各国、各地区商业中心所构成的“卫星”都市，一直伸向拉丁美洲的穷乡僻壤。支撑这个体系的是基于不平等贸易的垄断结构，这一结构导致了对边缘地区经济剩余的剥削和滥用。“体系中基本不变的不平等结构和不平衡发展，正如它的生产方式一样，是建立在富裕与贫困，发达与不发达，周期性的扩张与停滞的两极分化基础之上的，而且加剧了两极分化。”[12](P15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把“依附论”进一步发展为“世界体系论”。在这一理论中，弗兰克对拉美的个案研究被扩大为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宏观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13](P194)另一方面，政治被认为附属于经济：中心区域产生出强大国家，而边缘区域产生出弱小国家，后者无力保护本国经济，反而成为中心区域吞占经济剩余的帮凶。
激进发展学派的理论在西方有明显的新左派背景。“在校园造反（1968年）后的10年间，弗兰克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国家的激进书籍中占重要地位，（在）西方大学广泛教授和研究，并在书籍、杂志、刊物和会议公报中广泛传播。”[10](P136)另一方面，它也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要求遥相呼应。1974年，就在沃勒斯坦发表《现代世界体系》的同一年，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1975年在达卡召开的不结盟运动会议中，激进发展学派的思想充满了会议文件。
然而，激进发展学派的缺陷，即使在纯理论上也是洞若观火的。首先，“依附性”这一概念十分含糊。各国经济发展原是相互依赖的，美国也同样依赖第三世界的资源；而如果从经济剩余转移的角度来衡量，正如英国学者基钦所说，“单纯以比较投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与抽走的资金数额为根据，去建立关于剥削的理论，显然是很不够的。”[3](P57)其次，弗兰克在反对“传统”与“现代”二分法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又陷入了“发达”和“不发达”的二分法。他认为不发达地区的任何发展都在发达地区的控制下，所增加的经济剩余都将自动转移出去，因而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发展。然而，80年代之后拉美、东亚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恰恰成为与此相反的例证。最后，激进学者们也没能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弗兰克认为，要根除依附性，就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彻底决裂。然而事实证明，任何闭关自守式的发展都是难以实现的。
四
1968年，来自十个国家的30名学者和国际文职人员齐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他们认为“人类正面临着复杂而相互联系的各种问题，而这种问题是传统的制度和政策所不能应付的”。1972年，他们委托一个专家小组对“现在和未来的人类困境”所作的第一阶段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终于发表，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份报告用电子计算机拟测了五种与全球经济增长有关的趋势，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面对这种状况，报告作者呼吁：改变现有的增长趋势，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条件，实现“全球均衡状态”，“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14](P3-20)
《增长的极限》开创了我们称之为“批判发展学派”的一个全新学术范式。对现行发展观的否定，对生态、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危机感，以及试图寻求某种替代性的发展方案，是这一学术范式的主要特征。
1973年，英籍德国人舒马赫发表《小的是美好的》，并在伦敦建立了“中间技术发展小组”。舒马赫曾访问印度，颇受甘地思想影响。他认为，由技术塑造的现代世界已呈病态。因此，“需要有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一种以人为重点而不是主要以物为重点的体系”，其核心原则是：“大众生产而非大量生产”，其具体措施则是使用介乎发展中国家传统技术和发达国家现代技术之间的“中间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进行简单的农产品加工、生活用品生产和生产设施建设。这种技术规模小，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用；“具有人性”，有利于发挥双手和大脑的生产能力。“从这三个特点中产生出非暴力以及一种能保证持久性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舒氏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本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15](P17,46-47,98-99,121-126)
1978年，国际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其文件中首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其定义为：“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几经对话和辩论后，1992年“可持续发展”终于成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指导方针。据称，该战略主要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三方面。它认为，“经济发展应包括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两部分。数量的增长是有限的，而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才是可以持续的。”[16](P361-363)
批判发展学派在70年代的成长，与当时西方国家由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而加剧的经济“滞胀”有关。这种情况取代越南战争和社会——政治并发剧痛，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增长的极限》至1984年先后被译成34种文字，发行量达600万册。然而，对第三世界的国家领导人而言，该学派的种种思想和战略影响却不大。可持续发展战略虽被接受，但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行仍是个问题。
五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发展的纯理论著作逐渐减少，发展研究似乎逐渐步入了以地区性个案研究为主的实证阶段。进入90年代，“全球化”取代“发展”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人断言，发展理论已经式微；也有人说，它正在进入新的和更高的阶段。不论如何，在发展研究这半个世纪的理论流变中，毕竟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吸取。
从整体来看，发展研究内部最根本的理论矛盾，既不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也不是发达和不发达的关系问题，而是发展价值观自身内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发展不仅仅是一国的经济发展，而应当是全方位、国际性、可持续的发展。然而，作为主要发展手段的经济增长，又不可避免地导向与上述目的相反的方向：社会分裂和政治分裂，国与国之间贫富分化，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正统现代化学派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把目的和手段混同起来，认为经济增长自然会带来各方面的发展；修正现代化学派开始注意到了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重要性，激进发展学派注意到了发展的国际性，而批判发展学派则注意到了发展必须具有可持续性。然而，他们都没能提出任何可以取代经济增长的可行性发展策略。随着发展观念的逐渐深化，各种发展目标与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效果之间矛盾日益深化，终于使发展理论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发展研究的理论流变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背景的强烈影响，却与发展中国家现实若即若离，从而构成了发展研究外部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节。借用结构功能学派的术语来讲，西方社会背景对发展研究有强烈的“输入”功能：正统现代化学派的兴起与50年代冷战有关；修正现代化学派受到60年代西方经济“黄金时代”中对工业化、城市化弊端的怀疑思潮影响；激进发展学派与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新左派和反越战的“校园造反运动”关系密切；批判发展学派则因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经济萧条而大受欢迎，到80年代中期经济复苏后影响便逐渐减弱了。总之，这些学派都受着西方社会潮流的强烈影响。反过来，发展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功能却弱得多。尽管在现实中也能找到诸如“绿色革命”、威权主义、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等一系列对应物，但其与发展研究的直接关系并不明显。发展学者们所制订的发展政策，50年代还在新独立国家中颇受欢迎，60年代就大多限于国际机构的援助计划中，到70年代以后则几乎只能生存于学者的书斋和联合国的会议文件之中了。这当中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学者们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事实上，社会现实像一面多棱镜，每个人常会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仅就“基本需要”战略而言，一位印度经济学家指出，重大的财富再分配只出现在战争，外国占领或暴力革命中，“这些事件不可能由当政的政府故意推行。”而另一位印尼学者在反对西方以经济援助为条件推行该战略时说：“施援国准备接受对他们说来如此深深卷入别国人民生活的政治后果吗？从历史上看……外国官僚政府才能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实施符合他们自己观念和价值的社会变革。”西方学者们怀疑，第三世界统治者对发展的主要动机，不过是为了“由此提高他们自己的世界统治者行列中的地位”；而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们则认为，“基本需求的完成要付出牺牲增长的代价，因而要付出他们追求的维护国力的代价。”[P116-117]正是西方和第三世界对“发展”的不同理解，使得许多发展战略成为空谈。
收稿日期：2002-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