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学革命与词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文学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01)02-0052-07
清近以来，词学师承渊源脉络分明，近代词学名家多各有所本，也都专门治词。如龙 榆生出于朱孝臧门下，唐圭璋受业于吴梅，夏承焘则曾长时间潜心研词。这些名家学问 可谓精深，研究可谓透彻，但他们的所师所本，却与传统词学有千丝万缕关联，故而无 论在治词方法，还是在词学见解上，都显示出传统积淀的深厚，前进的步履每每遵循着 传统的轨迹。而反观一些非专门词家的学苑人物，如王国维、胡适等人①，之所以能够 摆脱羁绊，另求树立，在词学发展道路上开辟新径，成为词学史上具有突破与开创性的 人物，主要原因也许与两个方面密不可分：
一、他们所治之学皆极广博，故能融汇诸学，不受本门限制。
二、他们都曾留学国外，眼界开阔，不受传统限制。
王国维是由精研哲学而转向词学探索的。因为他精通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 理论，又熟谙近代西方的研究方法，并用之以架构近代词学理论。其“境界”一说，显 然受西方美学思想影响。可以说，王国维是第一个引进西方观念来观照词学发展的学者 。其后胡适在词学研究上大胆采用新的观念和方法，显然是受到王国维的启发和影响而 更进一步，尤其是在对于传统词学的继承与改造上，胡适将其与白话文学主张相结合， 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对现代词学的发展具有奠基之功。
胡适与王国维不同的是，王国维毕竟有一段时间专研词学，不仅有风标卓特的《人间 词》传世，而且有《人间词话》专书阐明其“境界”理论。虽然用的是“词话”的“旧 瓶”，装的却是自成一味、醇酣醉人的“新酒”。时至今日，依然飘香。而胡适却没有 专门研究过词学，照他自己的话说，甚至“不专治文学”②。所以他虽然在词学研究上 颇有创建，成就却远不如王国维。亦因其无心为词，故而在论述上也不免零散、杂乱甚 而前后矛盾。这些都影响到胡适在词学上的成就。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现代词学仍然不 能避开胡适、绕过胡适，更主要的或者不在于胡适有过那么一些词学见解和创作，而在 于他开创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树立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它的涵盖是如此之广，以至于 在各种文体领域，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带来了崭新的观念，促使其迅速改变面貌 。也许只有从文学革命这一角度来看胡适在词学上的探索和创新，才是真正公允和客观 的。
一 词乃通向白话新诗的桥梁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刊出《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所谓新文学“八事”的标准 与要求，也即文学革命对于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具体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 ，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 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此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 》，振臂一呼，应者如云，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就此揭开大幕。这场文学革命的 中心使命，是以白话取代文言。其实，早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便和友人 讨论过白话文的主张，并尝试创作白话诗。他在留美期间写就的《沁园春·誓诗》③， 实际上就是一首新文学运动的誓词：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 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骞旗作健儿。要空前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 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年青的胡适雄心勃勃，要“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当然，若按胡氏本人的“八事” 标准，这首词还不是纯粹的白话词，甚至还犯了“用典”、“套语”等病，但其中昂扬 的革命斗志和气概，还是让人感觉耳目一新。胡适幼有“少年诗人”之名④，后留学美 国，并未忘怀诗词。1915年的留学日记中，有多篇读词札记，但此时所作之词，仍不免 文绉绉的，和传统词作毫无分别，如1915年所作《满庭芳》之词⑤：
枫翼敲帘，榆钱入户，柳绵飞上春衣。落花时节，随地乱莺啼。枝上红襟软语，商量 定，掠地双飞。何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归期今倦数。十年作客，已惯天涯。 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微风晚日，指点过 湖堤。
这首词非但绝无新意，还因借用前人成句过多，连“原创性”都大打折扣。
胡适诗词创作的转折时期在1916年夏秋之际，而其文学革命思想的勃兴，亦在此一阶 段。可以说，胡适是自觉地把诗词创作，当作了白话文学革命的实验和当头炮。这里面 的奥妙，我们自然不难一眼窥破：正统文学中，最难于以白话表达的，便是诗词。胡适 自己也曾说过：“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⑥当时胡适因为 提倡白话诗的缘故，与好友梅光迪、任叔永、朱经农等笔墨往来，论战正酣。梅、任诸 人的论点，便是“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⑦可见 ，以白话作小说、曲艺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用白话冲破传统诗歌的文言壁垒。胡适对此 亦无足够自信，笑言诸友“假我数年之期”，欲“实地练习之”⑧。这种大胆实验的精 神，最终使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大获成功。
这里，我们特别要留意胡适辩驳梅光迪的回信中所说的一段话：
老梅函云：“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请问：“词曲” 与“诗”有何分别?此其“逻辑”更不如足下之并不认白话词曲者矣。⑨
自从王国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来，词、曲地位颇见高涨，但终究未曾等同 于“诗”。在时人心目中，词曲和诗仍是性质迥别的不同文体。而胡适为了倡导他的白 话革命，大胆道出词曲与诗并无分别，这种“诗词一体”的观念，胡适此后始终遵循， 并有更深入的探讨和见解。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更是身体力行的验证着这一观念。我们 不妨这样设想：胡适关注于词，实际上颇有点避难就易，迂回前进的味道。因为以白话 为诗实在困难，而胡适又孜孜于以白话诗这一最难为之体向世人挑战，所以他姑且先由 词曲入手——既然“诗词曲一体”⑩，长短抑扬的白话词曲自然也便算是白话诗——而 现成的“活文学”的材料中，确实也是词曲比诗中更多近于白话口语之作。胡适自己就 说：“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至于词曲，则尤举不胜举。……至于曲，则适 在绮时曾写《琵琶记》一段。此外佳者更不可胜数。适此次作白话长诗，其得力处都在 ‘杂剧’。”(11)后一句则是直接承认其所作白话长诗，实际上是借用了词曲的形式。 故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胡适强调他在“白话诗试验室”里，所经历的三个发展 阶段是：“刷洗过的旧诗”——“变相的词曲”——“纯粹的白话新诗”(12)。我们得 承认：当胡适在文学革命的征程中彷徨无依时，词是帮过他大忙的。看胡适集中第一首 白话词《虞美人·戏朱经农》(13)：
先生几日魂颠倒，他的书来了!虽然纸短却情长，带上两三白字又何妨?
可怜一对痴儿女，不惯分离苦；别来还没几多时，早已书来细问几时归。
这首词亦作于1916年新文化运动前夕，虽称不上佳作，毕竟胜过同时期无数的白话打 油诗——白话诗皆由打油出之，也可见当时胡适在白话诗苑里耕作的困难了。
然而胡适毕竟是成功了，文学革命声势浩大的开展起来，回国后的胡适一时俨然成为 风云人物，他的关于新文学、白话文学的文章相继发表，若干的主张和议论，也纷纷出 台，成为指引新文学前进的轨范。但不客气地说，胡适实在并没有诗人的天分，他的解 放旧诗词的实验，仍在进行之中，进展却不大。胡适在他的长文《谈新诗》中说到：
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 来的。……我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这是不用讳饰的。例如前年做的《鸽子》(1917 年作)……就是今年做诗，也还有带着词调的。例如《送任叔永回四川》(1919年作)… …》此外新潮社的几个新诗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从词曲里变 化出来的，故他们初做的新诗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此外各报所载的新诗，也很多 带着词调的。例太多了，我不能遍举……
这是很可咀嚼回味的话，白话诗的实验于胡适来说已经三年了，但我们通篇看到的， 竟还是“词调”居多。虽然胡适以诗词为一体，但毕竟不是纯粹的白话诗。胡氏本人对 此也颇为心急，他在《尝试集》自序里阐述自己“为什么赶紧印行这本白话诗集”的理 由，头一个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 白话诗仍旧很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
当然这种情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白话的新诗最终要雄踞诗坛。但我们不妨由此再反 思一下胡适之于文学革命与词学的关系。在胡适而言，“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 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14)因此白话诗 成功与否，对于他来说，实在就是新文学成功与否的先决条件。然而尝试白话诗并非易 事。在胡适最终完成由旧诗向新诗的转变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研究实验的实际上 是词调；也因为这样，胡适对词学颇有了一些见解和观点，而这又成为一种动力，促使 他以后继续研究和探讨。因着为文学革命服务的关系，他对词学的阐释带来的往往也是 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而究其根本，其核心仍在于白话文学的提倡和实践上，这也 是胡适带给词坛的最可注意的东西。
二 胡适的以词为诗及白话词论
弄清楚了胡适倡导文学革命和词学研究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再回头来看胡适的词学 见解与创作，便不难有更明确的看法和判断。那便是：胡适对于词史的贡献，主要是在 词的价值肯定和词学观念的更新上，其精神实质和文学革命完全一致。
早在1915年，胡适便已提出“词乃诗之进化”的观点。(15)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中，他更进一步阐述了这种以历史进化的观念来看时代文学发展的主张：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 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 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 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
在此，胡适不但肯定了各个时代的文学皆有所长，更明确指出，今之文学未必不如古 。是以词的价值绝不在诗之下。观之他当年所云“词曲与诗有何分别”之语，显然胡适 并无传统词家自认词为小技的思想。前人的尊词无非是把词向诗靠拢，戴上“诗教”、 “微言大义”之类的帽子，没有谁想到词之存在，其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价值。它非但不 是小技，在某些方面的价值甚至胜过诗体。按照胡适进化论的观点，诗的种种不便，正 是在词那里得到挽救的：
吾国诗句之长短韵之变化不出数途，又每句必顿住，故甚不能达曲折之意，传宛转顿 挫之神。至词则不然。如稼轩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 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以文法言之，乃是一句，何等自由，何等顿挫抑扬!(16)
是以胡适试验白话诗，便先从长短句中寻找出路。在以词为诗上，他曾有过种种尝试 ，甚至有不少他自谓的新诗，实际上都是用词调作的。这其中胡适尤其偏爱《好事近》 一调，不惮其烦地以此调反复作诗，后来在《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一文里，更不无 得意地对此调褒扬一番。因为词体句式的参差错落，胡适认为由诗到词是诗体的一大解 放，而诗体解放后，诗的内容自然跟着进化，可以适于表现更丰富、自由、曲折的情感 和语气。而这种进步和解放，胡适又是把它和新诗的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词体的这 种特性的发挥看作是诗体解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要打破旧的传统 、旧的文学形式。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词作为诗之一体，不但未被贬低，反而获得了更 高的地位和赞赏，这首先要得益于胡适所持的历史的进化的科学观念，使他能够高层建 瓴，从时代文学发展的大视野来统观文学、文体的进化，更重视一种文体产生的本身的 必然性，照胡适的话来说，便叫做“自然进化”(17)。其次这也和胡适本人的实验主义 精神大有干系。胡适不但肯说，也肯于大胆的实验，并本着实验的科学目的，不断地把 实验结果公诸于众。可以说，这种现代的科学方法使他的宏观理念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有利于推动词学真正成为一门有价值的、独立的现代社会学科，而不必附丽于传统，更 不被视为小技；也有利于他以后的不断探索，在现代词学这个崭新领域有所耕耘和收获 。
我们说，胡适对词的价值的体认，在他以后的著述和文章里，仍然在完善着和充实着 。如果说，文学革命之初，胡适只是意识到了词体是旧体诗走向新诗的一座桥梁，是一 个很好的过渡的话，那么在他后来系统地发表的一些词学论著里，他更有意识地把词和 白话文学联系得更加紧密，使之更能配合其文学革命的主张和要旨。
1922年，胡适发表长文《南宋的白话词》，这是一篇标志性的文章。在此之前，胡适 也时常论及词，然而都是将诗词混同一体来说的，更常见的是在论及新诗的问题时谈到 词，以词的资料作佐证。《南宋的白话词》则专就词而论，说明胡适已对词有了更多的 体认，而其中的切入点，正是“白话词”的“白话”二字。胡适把南宋的词人分为两派 ，“一派承接北宋白话词的遗风，能免去柳永、黄庭坚一班人的淫亵习气，能加入一种 高超的意境与情感，却仍能不失去白话词的好处。这一派，我们可用辛弃疾、陆游、刘 过、刘克庄作代表，一派专在声调字句典故上做工夫，字面越文了，典故用的越巧妙了 ，但没有什么内容，算不得有价值的文学，这一派古典主义的词，我们可用吴文英作代 表。”显然，对于词，胡适也是从“白话”和“文言”的视角来区分的，这无疑是相当 新颖的划分法。虽然他大谈白话词一派的好处，不顾其他，难免偏颇之失，可我们也得 承认：胡适所言，确实说中了词学发展史上，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些问题。例如文人 词和平民作品之间是大有区别的，而传统词家一贯只注重文人作品，平民作品(包括娼 妓文学)多半散佚，更无人重视其价值(敦煌曲词另当别论)，而这样又岂能看出一种文 学发展的全貌?胡适则不仅重视平民作品，更引例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分合关系，指出“ 与民间的白话作品分手”，是文人的作品“又回到复古的路上去”的原因。这些见解都 有卓越的眼光，在当时尤为特出难得，我们不必为其中今天看来的疏漏之处而苛责前行 者。
胡适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个主要观念，便是“把汉朝以后，一直到现在的中国文学的 发展，分成并行不悖的两条线”，这两条线，就是“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和“ 僵化了的死文学”(18)。白话口语的东西都是源自民间的，是以白话文学的源头——民 间的文艺尤其得胡适的推崇。在他自己所架构的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框架理论里，词学的 发展自然也不外如是。1926年发表的《词选》自序，可以说，是胡适词学观的一个集中 阐述，这里面他谈到“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即“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 间的”，然后文人参加、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 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 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按照他这个公式，他将词的发展 史也套入其中，先是唐至北宋中期的歌者的词，这时的词自然都是“接近于平民的文学 ”；再是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的诗人的词，以苏辛为代表，“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 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词体作新诗”；最后一个时期是南宋中期到元初的词匠的词 ，“音律与古典压死了天才与情感，词的末运已不可挽救了”。
在这个叙述里，胡适同样以他敏锐深刻的识见抓住了文体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其中尤可注意的是他推崇苏辛，认定他们的价值在于“只是用词体作新诗”，这与我们 前面所说胡适自己“以词为诗”的尝试是何其相近，这也许正是胡适对他们深有默契的 原因所在吧。历来称好苏辛者不在少数，好在哪里，可就见仁见智，从如此角度来推赏 苏辛，在当时也只是胡适有这样的眼光和气魄。何况胡适自己更坚决的说：“我自信我 对于词的四百年历史的见地是根本不错的。”既然不错，那么文学的生命重回民间寻求 发展，也就顺理成章，势在必行。可见，胡适的新的词学观念，实际上不过也就是其白 话文学主张的翻版，它的目的性如此之强，以致于我们似乎不能仅仅从纯粹的词学研究 的眼光来看待它或批判它。
相较而言，胡适1925年发表的《词的起源》，是一篇认认真真研究学问，较少功利目 的的文章，是以其中的观点，或者可以视作胡适个人真正的词学见解。他认为“长短句 的词调起于中唐”而“长短句之兴，自然是同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至于词与音乐的关 系到底如何，胡适似乎也说不清楚，而只能归之于臆测，是以文中颇多“疑心”、“推 想”、“大概”之类词句。这实际上已可看出胡适对词学实质的问题其实并不清楚，对 词体的体认更不及那些踏踏实实做过研究而又有此方面天分的词家。这篇论文写成后他 曾专门请教于王国维，而王国维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但这似乎激起了胡适不肯认 输的倔脾气，笔墨往来一番之后，他仍坚持己见，而没有就这些关键性的问题继续研究 下去，成为胡适治学史上先出大言而后骑虎难下的又一例证。所以我们说胡适对于词学 的贡献，其宏观的价值观念上的意义，应远远大于细节性的具体研究。
三 形式解放与词体本质的矛盾
由前所述，胡适的词学研究本身即有其不可弥补的缺陷，所以我们如果想从胡适具体 的词学论述中找到多少真正符合实际、客观而科学的论断，也许会大失所望。甚至仔细 一看，有些论断的错误竟是不可容忍的；就胡适自己而言，而论述前后矛盾的地方便不 少。
比如在对南宋格律词派(20)如何看待的问题上，胡适是极力贬低和苛责这些词人的。 指摘的中心是说他们重音律而不重内容，牺牲意境而迁就音乐，使词丧失了生气，走向 死路。按胡适的见解，“词本出于乐歌，正与诗本出乐歌一样。诗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 ，词也应该脱离音乐而独立。”(21)这种判断也许今天看来很是可笑，但研究一下胡适 何以这样说，同样离不开他的文学革命、新诗实验!
我们发现，胡适说先有形式的解放而后有内容的跟进，但实际上他重形式往往胜过内 容，白话文学革命的实质，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文学形式的解放。此外，胡适对形 式的研究实验更是十分着迷。在实验新诗时，词的那种长短不齐的格式对他吸引力格外 之大，以至于胡适把这种长短句的格式，也就是形式上的某种特征，当作了词的本质特 征，由此更得出“诗词曲一体”，由诗到词再到曲是诗的一次又一次大解放云云的观点 。由此看来，胡适之所以轻视词体的音乐特性，也不过是为了呼应白话革命形式解放的 口号罢了，而他并没有真正深入研究过词的本质。此外，我们可以附带一提的是：王国 维同样是否定南宋词的，胡适对词学既无深刻认识，延续王国维的判断似乎是必然的— —虽然两人立论的标准并不一致。
基于以上所说，我们似乎也可原谅胡适词学言论不尽一致的地方。仍以音律为例。胡 适一方面极力否认音乐韵律之于诗词的价值，一方面又不断地研究诗词的音乐韵律，为 的是要将它们应用到新诗的创作上去!胡适其实并非不懂音韵，相反，他对音韵有着精 深的研究和见解。如他的入室弟子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中，曾深情地回忆道：“ 后来我在纽约和胡先生聊天，谈到宋词的声韵。胡老师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一发难 收，竟向我谈了一整晚有关宋代词人用韵的问题。一夕之谈，真是胜读十年书。”然后 他谈到胡适对词的声韵的见解，“有些地方不但要四声分明，四声之中还要在唇齿喉舌 鼻诸‘音’中作不同的选择。”“因为四声不洽的曲子，乃至诗词，听起来实在令人受 不了的缘故。”在实践中，胡适曾用双声叠韵的法子来帮助音节的和谐，更曾仔细论述 着字的阴阳、开齐，韵的位置、形式。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胡适曾仔细讨论过他的一首 小诗：“也想不相思，免得相思苦。几度细思量，情愿相思苦。”他谈到：“第二句第 一个字‘免’字与第四句第二个‘愿’字为韵，本来也可以的，但我后来又怕读的人不 懂得这种用韵法，故勉强把‘免’字移为第二个字。”(22)为了大家看得懂，不得不勉 强改变用韵的位置，这实在是迁就形式而不得不为之。而在某种场合，他又苛责南宋“ 古典主义”的张炎，为了音节的谐婉，竟把“琐窗幽”的“幽”字改为“明”字!(23) 可见，白话文学的提倡，形式解放的实践，曾使胡适在词学研究上有过许多不得不妥协 的地方，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观念其实并非胡适的真正见识所在。
总结胡适治词的历史，我们认为不能就词论词，否则，看到的就只能是胡适在词学研 究上的种种不是，而未能意识到：胡适以一个局外之人研究词，带给词学的，反而是局 内人难以突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创新。虽然它的目的是为文学革命服务的，我们仍应 充分肯定胡适对现代词学建立的开创之功。是他以新的眼光发现了词体的价值所在，是 他总结了词史发展道路，提出了文学发展方向性的问题，力图使词向平民化、口语化的 新文学之路靠拢；是他身体力行，实验和创作了种种白话词的范文，使之成为白话文学 的重要一种，并为传统词提供了新的批评鉴赏标准，指出新时代的发展途径。这些贡献 ，都是不容我们因胡适治词的非专业性而加以抹煞的。文学革命的意义历久而长新，胡 适亦将因此而在词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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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胡适自己在《读沈尹默的旧诗词》中亦说到：我读了你的旧式诗词，觉得我完全是 一个门外汉，我以为有许多事，“内行”见惯了的，反不去寻思里面的意味，倒是“门 外汉”伸头向里一望，有时还能找出一点意义。(1993年中华书局《胡适学术文集·新 文学运动》366页)
②胡适《尝试集》自序云：“在绮色佳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 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同 上371页)
③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胡适诗存》110页。
④胡适《四十自述》：“丁未(1907)以后，我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常常和同 学们唱和。”(1998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胡适精品集》13卷379页)
⑤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胡适诗存》86页。
⑥胡适《尝试集》自序。(1993年中华书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379页)
⑦同上，377页。
⑧同上，379页。
⑨(11)胡适《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同上，339页。
⑩胡适《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在文学演变史上，词即是前一个时代的曲， 曲即是后一个时代的词，根本上并无分别。”(1998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胡适精品 集》8卷305页)
(12)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1993年中华书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403 —408页)
(13)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胡适诗存》131页。
(14)胡适《尝试集》自序。(1993年中华书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382页)
(15)(16)胡适《词乃诗之进化》。(同上328页)
(17)胡适《谈新诗》。(1993年中华书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389页)
(18)1992年北京华文出版社《胡适口述自传》289—290页。
(19)胡适《致王国维函五札》。(1998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胡适精品集》9卷249页 )
(20)“格律词派”名称源于胡适的观点，而由刘大杰正式提出。参见刘庆云先生的《 “格律词派”说平议》。(2000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词学》12辑)
(21)胡适《五代两宋词人二十家小传·辛弃疾》(1998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胡适精 品集》10卷100页)
(22)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1993年中华书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405 页)
(23)胡适《五代两宋词人二十家小传·张炎》(1998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胡适精品 集》10卷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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