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外包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外包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外包是全球化背景下企业跨国经营的一种生产方式。企业将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成多个阶段，并在全球不同国家组织安排生产，最后通过贸易的方式实现中间品/环节/工序生产的前后间联系，形成全球一体化生产的局面。与此同时，这种生产方式带动了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发展。Hummels等对全球的零部件贸易进行研究，发现国际外包在1970-1990年增长了近30%，在贸易中所占比重也达到了21%[1]。Antras的研究表明企业内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大约占到了1/3[2]。Chen等发现外包生产对美国出口增长的贡献为2/3[3]。而中国制造业外包也从1987年的9.26%上升到2008年的15.78%，出口品生产的外包比例在2008年达到了29.32%。
外包发展如此迅速，引起学者们对其背后动因的广泛关注。由于外包是企业进行生产组织形式决策的结果，因此文献中对外包动因的研究始终都是围绕企业来考虑。研究内容上看，首先，为什么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企业会有着不同生产方式？这是受到企业自身的异质性因素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率和所有权差异上[4，5]。其次，为什么不同行业的企业会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同种生产方式在不同行业为什么会有着不同的盛行程度？说明外包还受到企业所处行业的差异性因素影响，主要有要素、规模、技术水平、开放程度等[6]；最后，为什么企业会在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生产方式？说明企业是否选择外包生产方式，还会考虑国别特征因素，有经济环境、政策等[7]。研究方法上看，近些年关于外包动因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不同的视角进行理论研究，主要有：传统贸易理论的专业化分工视角[8]；新古典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进行的解释[9]；跨国公司的合同理论视角[10]；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相结合的视角[11]。上述研究表明，外包的确会受到行业和国家因素的影响，但存在以下不足：(1)文献中对行业和国家因素的分析通常是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因素上，没有对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系统的分析和比较。(2)研究结果多是通过理论分析得到，缺乏实证经验的检验，极少数的实证研究也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12]，那么实证分析中国制造业外包的影响因素就显得十分必要。为此，本文将以1992-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外包情况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外包的行业特征因素和国家特征因素进行局部到整体的实证分析。
2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与外包相反的企业生产组织方式是内部化生产。企业通过内部化生产可以避免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而选择外包主要是为了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生产管理成本差异，同时也会产生交易成本、地理区位上生产分割的成本等。企业在这些权衡中，决策的影响因素是分析的关键。企业FDI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或行业特征、国家特征、国家间关系因素，以及各种变量之间的结合都是企业FDI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10]。
2.1 实证模型
我们根据Barba-Navaretti和Venables(2004)FDI的影响因素分析的一般框架①，以及Antras(2003)的企业边界的产权模型框架②，构建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分别从行业特征因素和国家特征因素出发，考察其对行业外包水平和国别外包份额的影响，最后再将行业特征、本国和东道国特征结合起来分析其对外包的影响。具体如下：
2.1.1 行业特征因素
(1)回归方程。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根据投入产出表中的制造业行业分类，将其细化整合成28个行业③。鉴于199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故样本期间为1992-2008年，并利用1992年、1997年、2002年和2007年4张投入产出表对各行业的外包水平进行测算。对于国别选择，本文最初是以2008年中国进口总额排在前30位的国家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但受到部分国家部分数据不可获得的限制，最终选择的国家有22个④。这些国家的进口总额在我国总进口额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60%，因此测算这些国家在我国制造业外包水平中所占的外包份额并进行国别特征因素研究显得更有意义。
3 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3.1 行业因素分析结果
表1给出了(1)式的回归结果。列(1)的回归中没有控制任何其他行业因素，行业资本劳动比的系数显著为正，与Antras对美国情况研究得到的结论[2]相反，说明中国制造业外包与发达国家不同，外包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行业的资本劳动比越大，外包水平就越高。列(2～5)考虑了行业规模因素，结果表明行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负。对此有两种解释：第一，经济规模越大的行业，更多的产品生产阶段保留在行业内，因此外包水平会相对较低；第二，行业整体的经济规模对外包水平的影响包括公司企业层面和工厂层面[10]，公司层面的规模经济对外包水平是正向影响，工厂层面的规模经济对外包水平是负向影响，因此两者整体作用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这里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工厂层面规模经济的影响超过了公司企业层面规模经济的影响。列(3)和列(4)又逐一控制行业的非生产性工人与生产性工人比以及行业研发密集度，结果显示二者均与行业外包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外包是强调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出去而集中核心技术性环节生产，同时技术能力高的企业会更倾向于选择外包[16]。最后列(5)控制了供应商生产在整个生产链中的重要性因素，结果显示该指标与外包水平显著负相关，这也就证实了供应商生产的重要性与外包水平是正向关系。
3.2 国家因素分析结果
表2给出了(2)式的回归结果。①Hall和Jones等[2，17]均将国家的资本劳动比作为一国进行跨国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通过对美国情况的研究发现一国资本劳动比越大则外包份额就越小。本文研究结果与之相反，说明我国外包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若接包国的资本更丰裕则相应的在中国外包份额中所占比例也会越大。②市场厚度和确保合同实施的良好制度都是促使国际外包水平提高的解释因素。结果表明国别的市场厚度对外包份额有着显著的正效应，说明市场厚度越大，会使独立最终品生产商更容易找到与之相匹配的专用投入品生产商，从而增加了外包相对于垂直一体化生产的优势。③贸易开放度体现的是一国对外经济政策因素。其与国别外包份额显著正相关，说明一国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参与全球生产的程度也就越高，这也就会为外包生产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④FDI开放度越高，表明该国政策吸引FDI的倾向更大，外包程度则会更低。回归结果的负相关也证实了这一点，但结果不显著，说明该因素并不是影响国别外包份额的主要因素。⑤市场资本化程度越高，其外包份额也就越高，意味着企业选择外包实际上就是选择市场，那么一国的市场化程度应该与外包份额正相关。⑥生产成本因素：固定电话的安装比例既反映接包国的基础设施情况，又反映接包国的信息传递技术情况。结果说明该比例越高，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就会越低，那么外包的份额也就会越大。
3.3 行业和国家因素综合分析结果
行业和国家因素的整体分析是将行业层面的资本劳动比和行业规模、国家层面的资本劳动比和市场厚度，以及本国和东道国关系特征因素结合起来考虑。Swenson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也是影响外包决策的重要因素⑦，并通过成本变化反映出来[12]。因此，我们将22个国家分为OECD国家和Non-OECD国家⑧两类，分别表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分析的国别外包份额是中国的不同行业向不同国家外包的份额，那么不同行业类型的国别外包份额也可能存在差异。于是我们根据盛斌和马涛的行业分类方法[18]并结合统计年鉴相关产业的数据指标，将除“其他制造业”外的27个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⑨。
表3给出了以上各种情况的回归结果。首先，行业的资本劳动比以及国家的资本劳动比对国别行业外包份额的影响与前面的结论有很大的不同。除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行业资本劳动比是显著正相关外，其他均为负相关，并且行业资本劳动比对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意味着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国别外包份额越小；同时接包国的资本劳动比均是显著负相关，二者都说明中国外包出去的是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其次，行业因素和国家因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不存在差异，并与整体的回归结果一致。再者，不同行业类型的回归结果是有差异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本劳动比与国别外包份额显著正相关，说明该类行业外包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环节的生产；资本密集型行业则与其完全相反，该类行业外包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而行业资本劳动比对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此外，行业规模和市场厚度的结果与前面结论一致，符合预期。
将上述结果与前面比较还可以发现：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国家要素禀赋的回归结果与前面相反，而中国分别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包时，二者的影响又是一致的。对此的可能解释是：行业国别外包份额是行业特征和国别特征综合影响的结果，为此我们又对三种行业类型中分别向OECD国家和Non-OECD进行外包的国别份额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可以发现：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外包，无论是外包给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外包的都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对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外包，与Antras得到的结论[2]一致，更倾向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外包，于是接包国的资本劳动比越大，行业国别外包份额会越小。
最后看表3和表4中的本国和东道国关系特征因素：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也是导致外包产生的关键因素，因为企业要对不同生产阶段进行国别区位安排，那自然需要考虑发包国和接包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性。结果表明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越大，产业内生产过程被垂直分割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家间外包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国别外包份额也就会越大。此外，行业竞争和距离因素也对外包有显著影响。行业竞争程度是用行业竞争国家数量表示，该数值越大，则来自各国的中间品进口份额就会越小，即外包份额越小。但结果相反，可能的解释是行业竞争程度提高使得消费者需求增加，并且需求引起的外包份额增加程度远远超过了行业竞争导致的外包份额减少。国际贸易中距离的重要性已经在重力方程的实证研究中表现出来。然而，距离除了对贸易量有影响，对贸易和生产组织形式也有影响。如Feenstra和Spencer在研究距离因素对贸易生产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时，认为买卖双方间的距离是双方进行国际外包产生的合同性关系的关键决定因素[19]。本文回归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距离越远，外包份额越小。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发包方的角度考察了影响我国制造业外包水平的行业和国家因素，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仅从行业层面研究发现，中国外包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符，劳动力资源丰裕，劳动密集型环节生产是我国的优势；第二，仅从国家层面分析表明，我国外包的国别选择主要考虑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市场厚度因素，资本富裕型国家的国别外包份额会越大，这与行业层面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市场厚度反映了寻找接包方的搜寻成本，市场厚度越大，搜寻成本越低，外包份额就越高；第三，当将行业因素和国家因素相结合时，外包主要受到国家间关系特征因素和行业类型的影响，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无论是外包给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外包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对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外包，更倾向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外包，这也是与大力发展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政策现状相符的；第四，与学界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比较，还发现资本劳动比对外包的影响是相反的，说明在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分割上，我国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上述结论具有以下几点政策启示。首先，外包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已经使产品价值链生产扩展到各个国家，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和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决定了分工的特定生产环节，因此我国应该充分发挥各行业的比较优势，提高行业的发包水平。其次，我国需要不断鼓励中小企业优化整合，进行最优规模地生产，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在国际市场分工中的竞争力。再者，除了要利用优势以降低成本和集中核心竞争力生产之外，还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人才培养、完善法律法规制度，进而为我国的外包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高附加值环节的外包只是我国当前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选择，为我国产业技术升级赢得更多的时间，同时我们需要提高本国核心生产环节的技术水平，始终将生产环节与技术研发紧密结合，实现我国分工格局的优化。
①考虑到外包和FDI均是企业生产的战略性选择，均要从宏观的国家层面、中观的产业层面、微观的企业层面分析决策的影响因素，故本文构建的实证模型和选取的变量有结合FDI影响因素的分析思路。
②Antras将Grossman-Hart-Moore的企业视角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视角相结合，构建了一个企业边界的产权模型，具体是将不完全合同、不完全竞争以及产品差异性因素加入到标准贸易模型进行讨论。
③整合的数据列表中，第二产业包括35个制造业和1个建筑业。选择的28个行业是去除了“建筑业”，5个能源行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以及“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和“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具体的28个行业见后面脚注⑨。
④具体的22个国家见后面脚注⑧。
⑤由于样本期较长，而行业因素已有所控制，故选择年度固定效应进行回归。
⑥由于样本期较长，而国家因素已有所控制，故选择年度固定效应进行回归。
⑦有三种影响机制：①如果较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更加高度差异化，那么成本变化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同质品生产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②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有着较高的技术水平，也许能够防止成本变化引起的生产函数变化。③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技术水平也会存在巨大差异，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外包的搜寻成本会比发展中国家高，如果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生产主要是由低工资工人完成的低技术型工序，企业就会很容易比较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外包决策也就更容易受到成本变化的影响。
⑧OECD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瑞士、英国、美国；Non-OECD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印度尼西亚、伊朗、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国、委内瑞拉。
⑨劳动密集型产业：食品加工业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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