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的工商业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商业论文,市场论文,唐长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长安城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她规模宏大，豪华壮丽，面积84平方公里（几乎是今西安城面积的十倍），人口百万以上，是大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国内、国际工商业贸易中心。
唐都工商业市场，承袭旧制，采用“集中市制”，将商肆、邸店都集中于专门的市场——东市和西市。唐长安城始建于隋初，唐代又进行了几次增修，其总体由三部分组成：北部正中为宫城，是皇帝、后妃及太子们居住的地方；次南为皇城，是皇朝政府官员办公的地方；宫城、皇城的东、西、南三面，为外廓城，是官吏和群众住宅区及宗教、商业活动区。外廓城有东西向大街14条，南北向大街11条〔1〕，纵横交叉 为一百多个方形区域，从出土唐墓志看，唐人大多称这些区域为“里”，抑或称“坊”。外廓城以正中的朱雀大街为界，分街东为万年县，街西为长安县。东西两市分别座落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西对称，各南北居二坊之地〔2〕。据考古勘查〔3〕，每市周围有夯筑市墙，四墙开八门。市内沿围墙有四条宽敞的街道，均广约14米；市中东西、南北各有两条平行大街，西市街广16—18米，东市近30米，在市中央交叉为“井”字形，将市场划分为九个长方形，每方四面皆临大街。各方之中，又有小街和曲巷，将其分为更小的区域。这样，两市之内街衢如罗网，四通八达，十分便利于贸易交流。
唐长安城各里坊，皆有名号，且有基层行政组织进行管理。两市之内是否还划分里坊，史志均失载。西安碑林博物馆藏鲁谦墓志铭，记其父“能医，京中医人中最得其上。”这家人大概是西市开诊所治病卖药的，其子谦于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终于西市锦行里之私第。 ”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已是唐末，坊名不会是沿用隋代旧名。可证唐代市场中仍有里坊之别，西市两坊中，有一坊名“锦行”。唐东都置三市，《全唐文补遗》一辑陈泰墓志，记夫人常山房氏“以神龙二年十二月七日，终于南市旗亭里第，”亦可参证之。
东西两市，隋代分别称“都会市”、“利人市”。唐王朝沿袭此格局，改称东市、西市，是唐都手工业生产、工商业贸易和经济活动的中心。特别至开元天宝年间，随着王朝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两市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市内将生产和出售同类商品的店肆都集中于同一区域，叫做行；将兼以堆放货物、代办出售、又可住宿的处所，叫做邸。两市皆四面立邸，中间为各类行业的店铺。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各大街道，行店鳞次栉比，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东市又地近三内（西内宫城、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周围多公卿贵族宅第，吸引“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史料记载，东市有铁行、肉行、笔行、雕版印刷业、货锦绣彩者、卖胡琴者、善卜者、赁驴人、毕罗肆、酒肆、凶肆、杂戏、饭馆等等行业。各行各业，皆已有相当规模。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 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4〕”可见东市店铺与货物之多。
西市据《长安志》，“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而且由于长安王公大臣多居万年县，“商贾所凑，多归西市。”长安县所领户口又比万年为多，加之“浮寄流寓，不可胜计”，故西市较东市更为繁荣热闹。据文献与出土墓志记载，西市有衣肆、帛肆、坟典肆、凶肆、酒肆、绢行、秤行、药行、麸行（面粉加工及出售）、鞦辔行、鱼店、食店、油靛店、法烛店、陶器店、寄附铺、珠宝店、邸店、卜者、牲畜市等等。有的店铺还附设有加工场或手工作坊。如《太平广记·治生》记述治生能手窦的窦家店，就雇有庖人、日佣人、役人为之加工法烛。由于西市人口集中及饮食业的发达，据今居唐西市遗址内的市民反映，那里的井水浊而咸，根本不能食饮，也反映了唐代市场对地下水的影响。
东西两市除了座庄的店肆外，还有许多小买卖人和流动商贩，像卖药人、贩粥者、收宝物的胡商等。如出土于河南的唐代王羊仁墓志铭，记“常阅书于洛阳之市，或卖药于长安之肆。故曰大隐隐林薮。”可知王羊仁乃一个隐居的流动卖药人。
长安还是著名的国际商贸中心。开元以来，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国力强盛的唐朝，吸引了来自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及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贾来贸易，其中尤以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商人为最多，唐人称之谓“胡商”。胡人多识珠宝玉器，《太平广记》记前述窦一段故事：“又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一日，）方闲居，亮且至，谓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亮工于览玉，尝见宅内有异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且立致富矣’。未之信。亮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攻之，当得腰带銙二十副，每副百钱，三千贯文。’遂令琢之，果得数百千价。”一个似游手好闲的胡人如此，经营珠玉者更知其善。又《南部新书》记，“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辨之。”所以胡人经营的珠宝行生意特别兴隆。那时从国外输入的货物主要有珍宝、象牙、犀角、香料、药物等，如胡椒、无花果、白末利（即白茉莉）等，即是唐代输入我国的。胡人将珍奇异宝卖给中国的官僚贵族，然后换回中国的丝绸、金银器、纸张、茶叶、陶瓷等物品。有的则侨居下来，开铺立邸做生意。那时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如有波斯邸，胡人开设的珠宝店、酒肆等，对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促进作用。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千多件唐代文物，其中有外国的兰宝石、珊瑚、绿玛瑙，日本、波斯、东罗马等国的金银币，也反映了唐长安市场中外贸易的情况。
随着两市经济的繁荣和贸易的兴盛，长安出现了一些巨商大贾，有的日收利数千。高宗时有大贾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货物，尽为所收〔5〕。” 又如唐玄宗时，长安有巨商名王元宝，玄宗问其家财有多少，王云：“臣请以一缣（唐制布帛四丈为匹，亦谓匹为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玄宗惊叹曰：“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6〕。”唐长安巨富还有前面提到的德宗时的窦， 开元天宝间的刘子逸、卫旷、郭万金等〔7〕，顺宗时的王布〔8〕、僖宗时的王酒胡等等〔9〕。富商又与权贵相交接，真是势倾朝市。
唐代流通的货币为铜钱，而且不少市场还用实物作交换媒介与钱币并用，大宗交易十分不便，于是产生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代客保管钱财，凭贴或信物领取。不过那时不但无利息，还要向坊主交柜租。如前述窦买崇贤里小宅，即是取西市柜坊之钱。文云：“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价出钱市之。”飞钱亦名便换，似今邮政汇兑。《新唐书·食货志》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侯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柜坊与飞钱的出现，反映了唐代商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两市不仅是私家交易场所，唐朝政府、皇宫及其它军政部门也仰给两市进行交易买卖。《唐六典·太府寺》，记“平准令掌供官市易之事。……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货；其没官物者，亦如之。”1956年西安东郊出土的大和九年（公元875年）贾温墓志， 首题为《大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上柱国、阳武县开国子、充右神策军衙前正将、专知两市迴易武威贾公墓志铭》，志文又云：“默记群货，心计百利，俾之总双
贾贸，未几，裨军实十五万贯。”可知贾温为神策军中专管东西两市贸易的长官。“太子宾客”，据《唐六典》品级为正三品。以此推之，神策军于两市邸店商铺规模不会为小。唐大历年间，即有当权者“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讬军用，实私其利息〔10〕。”政府曾明令禁止。神策军，乃皇帝禁军之一，唐代后期由宦官统领，权倾天下，“人主废立，皆出其可否〔11〕。”神策军经营商业，名曰“充军实”，实乃“饱私囊。”其时军政之腐败，可见一斑。
两市除了行常物畜交易之外，还没有人市进行奴婢买卖。奴婢例比马牛驴之类，唐律明文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唐六典·太府寺·两京诸市署》：“凡买卖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反映了唐代奴婢非人的社会地位和任人随意买卖的悲惨状况。
唐长安城，除了东西两市外，曾于高宗时立中市〔12〕、天宝八载立南市〔13〕、元和十二年立新市〔14〕。是三市的陆续设置，反映了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大商业市场已是必然趋势。但三市皆因位置偏南或偏北，比较偏远，立市不久便皆逐渐废置了。然而唐中期以后，商业活动开始突破两市，发展到街道和一些坊里中。通化门至开远门、春明门至金光门两条横街及附近坊里的商业已经比较发达。常乐坊有酿酒作坊，“曲中出美酒，京都称之”，靖恭坊有集中造毛毡的毡曲，曲江一带有少数民族开设的酒馆，永昌坊有茶肆，丰邑坊有出凭丧葬器物的店铺，长兴坊有西域风味食品毕罗店〔15〕，颁政坊有馄饨曲〔16〕，延寿坊有金银珠宝店〔17〕，通化门附近有车坊等。靠近东市的崇仁坊，不仅有造乐器的二赵家，而且地近尚书省选院，选人多停留休憩，更是“一街幅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18〕”大概到唐中晚期，两市及热闹坊里夜市已很普遍，故有“开成五年十二月敕：京夜市宜令禁断。〔19〕”
为了中外客商和旅人寄居，长安出现了许多旅邸、客舍。检《唐两京城坊考》，万年、长安两县共有旅馆十一处，分布于万年的兴道、务本、长兴、靖安、亲仁、永崇、宣平、道政八坊和长安的布政、崇贤、延福三坊中。然实际绝不止于此数。如《千唐志斋》监门卫长史皇甫慎墓志，记开元十九年，“遘疾在京，终于京兆通义坊之客舍”；《唐代墓志汇编》赵郡李氏殇女墓志，记贞元十七年“终于长安永宁里之旅舍。”前者属长安县，后者属万年县。
东市遗址在今西安市东南咸宁路以南、西安铁路局以北、安东街以东、交通大学以西范围内〔20〕，考古实测其南北长1000、东西广 924米；西市遗址在今西安市西南中国航空器材公司西北分公司以南、东桃园桥以北、东桃园以东、糜家桥以西范围内〔21〕，实测南北长1031、东西广927米。西市比东市略大。面对如此规模宏大、行业繁多、人口 集中、商贸发达的大市场，唐王朝采取了种种管理手段，使之确保稳定、繁荣、利国、利民。
第一，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市场管理系统。首先于两市中央设立有隶属太府寺的市署、平准署。出土唐代墓志记载了不少二署官职，如《唐代墓志汇编》载大周雁门县君田氏墓志，其夫张府君职衔为：“朝散大夫、上柱国、行司府寺东市署令。”按武后光宅元年，改太府寺曰司府寺。中宗即位，复名太府寺。同上天宝二年有《唐故太府寺平准署明府公（俊）墓志》，大足元年赵进墓志云：“寻改营缮左校署令，又改司府寺平准署令〔22〕。”二署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市场：诸如定时交易，“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23〕”；规划市场，安排行业区范；管理商户、店肆，使之遵守市场制度，不得擅自占街更造偏铺〔24〕等。管理交易：平较斗秤尺度，以二物（斗秤）平市，防止量具欺诈；平准物价，以上中下三价均市，以防暴利盘剥〔25〕；检验商货，“诸行以滥物交易者没官〔26〕。其次，每日“有果毅巡迣〔27〕”，维护市场秩序。果毅，乃统领府兵之官吏。唐京师驻大量府兵，来宿卫皇室宗亲、王朝政府和道路、城门、市场等。“诸在市及人众中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28〕”，欺行霸市者，予以严厉处治。再之，诸行均有行头，负责管理本行行政事务等。严密的管理机制，保证了市场的正常运转。
第二，置常平仓。唐永徽“六年，京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显庆二年十二月三日，京常平仓置常平署官员〔29〕。”所谓常平，即丰年谷贱，加价收籴；饥馑谷贵，
贱价出粜。“使谷价如一〔30〕”。政府以雄厚的粮食、食盐储备为后盾，随时籴入粜出以平抑物价，灾年并赈济饥民。常平仓的设置，打击了囤积居奇，暴利剥削的不法商贩，对稳定物价、稳定市场无疑有一定积极作用。
第三，开渠引水，建筑放生池。《长安志》记，东市东北隅和西市西北隅均有放生池。似储水很多，东市放生池俗名“海地”。放生池的开凿，保证了两市商业和居民用水。
唐代工商业市场看似公买公卖，至公至正。然而毕竟是封建时代，剥削和掠夺还是十分惊人的。唐朝统治者，不仅用重税盘剥，如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推行两税法，规定行商者交税“三十之一”， 不久则“增商税为什一”。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所揭露的唐代后期赋税之惨毒，大概于商民亦然。而且贞元末年，京城出现了“宫市”，即由太监在市场上直接采买皇宫中所需物品。经常派数百人遍布街市，人称“白望”，不持文牒，口称敕命，“ 率用直百钱物， 买人数千钱物〔31〕”，甚至白拿。致使“市之经商，皆匿名深居，……惴惴衢巷〔32〕。”甚至连“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33〕。”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不朽之作《卖炭翁》所描述的，也正是一卖炭老人遭宫市掠夺的惨景。
注释：
〔1〕〔2〕宋敏求：《长安志·唐京城》。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1963年《考古》11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1961年《考古》5期）。
〔4〕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纪》卷四。
〔5〕《太平广记·杂录》三。
〔6〕《独异志》卷中。
〔7〕《开元天宝遗事》。
〔8〕《酉阳杂组》前集卷一。
〔9〕《中朝故事》。
〔10〕〔13〕《唐会要·市》。
〔11〕《旧唐书·职官志》。
〔12〕《长安志·安善坊》。
〔14〕《唐两京城坊考·禁苑》注。
〔15〕〔18〕以上据《唐两京城坊考·外郭城》。
〔16〕《陕西金石志》卷十八《堵颖墓志》。
〔17〕《太平广记》卷八十四。
〔19〕《唐会要》卷八十六。
〔20〕〔21〕常腾蛟、吕家新：《唐长安里坊建筑遗址的地理位置》。
〔22〕市署、平准署，《长安志》与《唐两京城坊考》东市、西市，皆谓市局、平准局。出土墓志均记市署、平准署，当以墓志为准。
〔23〕〔27〕《新唐书·百官志》。
〔24〕〔26〕〔28〕〔31〕〔32〕《唐会要·市》。
〔25〕 据《唐六典·太府寺》。
〔29〕〔30〕《唐会要·仓及常平仓》。
〔33〕《新唐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