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特征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社会的安定祥和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被国际上称为“中国模式”。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若干质的规定性，在所有制、调节机制等方面有着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社会和谐公正与经济高质增长有机结合的发展途径，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①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设想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依据中国国情建立的发展模式
我国一直主张从本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政治发展的道路。政治发展，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都是把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邓小平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②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政治发展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都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不仅仅在于其改革路径是渐进的、成果是累积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始终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性质下进行的。
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价值和所选择的道路模式是很复杂的，要受到国情、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结构、政治发展现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国情就是国家在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中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从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现代性对中国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各种发展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某些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们只是具有相对价值，并不是全球社会发展的普遍原则，这些理论只能给中国的发展提供某些参考。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模式都不可能作为其它国家社会发展的样板，尽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多少都得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现代化发展的价值选择从根本上而言，是由本国自身的条件所决定的。如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不能以西方的标准为价值取向一样，在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同样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哪个国家固定的模式。因为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是本国的问题，就其性质而言，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找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各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都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盲目模仿或照搬别国的模式，不能适应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民族、不同体制千差万别的需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基石归根结底是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始终是围绕中国国情制定的。
传统的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我国经历了艰难的体制探索：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确定为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与英、美、日、韩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这种体制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区别是：它虽然保留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多样化了，更重要的是，它允许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个体经济等经济形式的共同发展。这种体制在保存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基础上，充分利用了人类创造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性成就。马克思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但并未指出具体的民族国家在每个不同阶段的具体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中国根据具体国情创造性地解决了现阶段的体制问题，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阶段的具体运用。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是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分散的小生产在农业和农村还占统治地位。城市中的手工业生产、旧式工商业仍占很大比重，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难以改造和提升这些产业的生产力水平；二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仍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科学定位下，不借助于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发挥劳动力丰富、市场广阔和后发国家三大优势，将无法与经济发达国家取得紧密联系，难以获得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更不可能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自身落后状况；三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抛弃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及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以及借助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参与经济剩余的再分配，并使之惠及人民大众。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效发挥国家主导作用的模式
市场机制远不像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那样完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环境并不能由市场自身来提供，市场主体的产权保护、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乃至宏观运行监测等，都只能由市场外部来提供。中国的市场化基础是通过政府主导改革而建立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在政府主导下展开的，即使某些改革来自市场和社会力量的推动，但离开政府的决策也是难以进行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是广泛的，政府的新型角色是涵盖多方面的，政府干预的力度也是比较大的。这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培育程度、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国采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必然。就中国而言，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绝不能简单照搬“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也不能简单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归结为宏观调控。这是因为，从具体国情上来看，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需要政府参与和推动。同时，我们又是经济转型国家，从“转型”到“定型”也必须有政府主导和参与，需要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去积极地培育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微观经济主体。从深层原因上看，我们国家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本身有深刻的制度规定性，就是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通过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兼容，既要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要保证在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中实现共同富裕。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重目标的顺利实现，必须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政府在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多元利益主体，实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即经历了挫折，也培养了独到的经验。政府的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亟待完善的过程中发生着诸多的改变。政企、政资初步分开，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不在是仅仅依靠行政命令，而是更多地转向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进行，政府对市场和各种经济主体不在是直接管理，而是逐步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初步建立了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间接管理与调控体系。同时，为了避免某些先行现代化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防止市场失灵方面出现的政府干预方面的问题，我国政府也开始研究如何在宏观调控中掌握好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方式及力度，避免干预不当或干预过度所产生的政府失败现象，使政府能够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定位自己的角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利益分化的条件下，必须通过政府角色的转换以及政府职能的调整，使政府切实履行起协调利益关系、缓解利益矛盾的职能。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应当遵循三个基本的原则：经济效率原则；经济稳定增长原则；经济公平原则。应该说，这样的一些基本原则对于抑制利益分化的加剧，对于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的目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这样的原则，一般而言，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基本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所谓公共物品是指那种能够同时供许多人享用的物品，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享受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例如国防、公安、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交通等。由于这种消费的非排他性特征，所以价格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私人经济部门或者由于投入多、效益低而不愿意或无力生产或提供，或者容易造成垄断，导致成本上升，效率下降，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国家预算开支，担负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的主要责任。
2、宏观经济的调控者。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所带来的缺陷，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放任的市场机制无法控制经济的周期波动和通货膨胀；同时，市场机制也不能解决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难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因此，政府有必要适度地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对经济生活加以宏观调控。
3、外部效应的消除者。外部性是指个人的效用函数或企业的成本函数不仅依存于自身所能控制的变量，而且依赖于其他人所能控制的变量，这种依存关系又不受市场交易的影响。外部性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外部性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政府应采用积极稳妥、恰当的措施来促进积极外部性的产出，或限制消极外部性的出现。政府的公共权力特性使它能够而且应当承担起这一责任。
4、收入及财富的再分配者。市场经济是以效率、效益、利润为终极目标的，它能较好地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但却对社会公平、社会利益分化、社会稳定起不到完全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良好统一。因此，在市场通过初次分配实现了既定格局下的“帕累托最佳”之后，政府应通过再分配政策及社会保障制度来调节收入及财富的再分配，以解决社会公平，缓解利益分化，保持社会稳定，扶持弱势群体。
5、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是以一定的规则和契约关系为前提的，它必须是竞争而有序的。但放任自由的市场势必走向垄断，使规则和契约关系遭到破坏，因而市场机制就会失效。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其基本职能就是维护市场秩序，维护有序的竞争。政府应该是以全体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身份充当“裁判员”的角色，而不是某一部分市场主体的教练员甚至运动员。另外，统一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市场体制运转的必要条件，这有赖于政府承担起培育和完善统一的市场体系的责任。
6、政府自身的革命者。上述政府的种种角色都有赖于政府本身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是市场经济体制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也是政府能否承担起上述基本角色的一个必要前提。因此，在新时期，政府正在加快自身改革的步伐，转变职能，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实现由微观直接的干预向宏观间接调控的转变，消除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实现政府自身的革命。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培育多元利益主体，增进公民福祉为核心的模式
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刻变革，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社会利益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的利益主体在社会分配过程中必然提出不同的利益诉求，各阶层成员在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成员对正在生成中的新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产生支持、抗拒、疏离等不同的反应。政治系统必须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状况，认识到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阶层利益，既需要保证各个阶层的基本利益，也要做到对社会利益的合理整合，以保障改革的成果由全体公民共享。如何引导合理的利益诉求以合法的方式提出，如何对待和处理不符合传统伦理以及现代文明的一些利益诉求，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均衡，都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没有盲目采用当时主流经济学倡导的方式，并没有强制性地一步过渡到市场经济，而是在大力扶持市场合理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结构调整既积极引入自由市场竞争的方式，发挥其对利益结构调整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同时，又坚持合理有效的计划安排，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政府职能也在做出相应的转变，这个发展过程是市场关系逐步发展与政府职能相应转变的互动过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起点的不同、竞争环境的差异、竞争能力的高低、竞争者努力的程度等多种因素，都将导致社会成员财富和收益上的差距，由此形成一种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在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中如果存在有效的利益制衡机制，就可以使社会既充满生机和活力，又能避免社会矛盾逐步累积和激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始终不变的发展目标是追求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府所要追求的重要从政目标。因此，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尽可能圆满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此，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经济发展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只有明确了我们的目标模式是追求“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才能开始探讨服务于这一目标模式的政府职能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是对社会经济生活、对单位和个人包得很宽，管得很严，有时甚至是无所不包、无所不管。这样的政府管理模式与市场经济体制完全不能相容。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其服务、协调、监督、指导能力，变直接的行政管理为间接的法制管理。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从重新定位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开始，坚定不移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落实基层民主和大众参与制度。通过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及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使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变直接管理为宏观管制。管理决定在这个社会上什么可以做，什么应该做；而管制决定在这个社会上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应该做，政府的职责只是控制它们不要出格，引导它们走向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其中，政府全部职能的核心是分配利益与协调利益，政府所有的职能都是围绕着分配利益和协调利益而展开的。
政府发挥分配利益与协调利益的功能在我们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已经使我们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现代各国政府均把保护人们的合法利益作为其基本任务，而且还把人们的合法利益免遭侵犯视为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政府保护人们的利益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安全保护。政府对于利益的安全保护，是政府在承认人们的利益差别基础上实施的。就保护利益而言，政府并不对“富人”有所歧视，也不对“穷人”有所同情，政府只保护人们的合法既得利益。政府履行利益保护功能可以有积极的方式，也可以有消极的方式。所谓积极的方式，就是政府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保护人们的利益免遭侵犯。这包括制定利益免遭侵犯的法律、实施有关利益保护的保安措施、维持社会的良好治安秩序等等。所谓消极的方式，就是当有人采取不法手段侵犯人们的利益以后，政府即凭借其权威性的力量给予坚决的打击和严厉的制裁。这也是政府履行的利益保护功能。二是政策保护。政府对于利益的保护是指通过政府的政策行为，保障人们的利益获得渠道以及获得的利益能够符合政府的政策规范。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政策的基本性质，在于对社会资源或说社会利益进行权威性的分配。而在这种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必然发生那种有些人受益而有些人受损的情况。因此，政府在制定任何一项政策时，都必须充分考虑到人们之间的利益构成，尽量避免因为某一项政策的出台，而给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造成利益上的损失。政府有责任对人们的合法利益实施政策性保护。同时维持一项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对于政府履行其政策保护的职能也是尤为重要的。
在新形势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是市场经济体制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也是政府能否承担起基本职能的一个必要前提。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③“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④ 政府从社会公平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发展中存在的社会问题。虽然经济增长仍然被视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但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也被赋予同等优先权。“人”取代“物质”成为政策选择的基础。在政策取向方面，人民的福祉，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新的公共政策表明了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突出了中国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人民性，体现了公共政策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本质要求，从而必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政府施政带来深远的影响。
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均衡发展模式
党的十一届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进了社会全面进步。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使我们不仅能够在借鉴、吸取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快现代化进程，而且能够克服现代化过程的片面性，实现社会的协调均衡发展，从而在新一轮的发展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正是我们的“后发优势”。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协调发展必须付出巨大努力的长期的过程。为此，必须摒弃传统发展观，用新的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发展实践。要把科学发展观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一种既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又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新的发展机制。
新时期，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改革进程的必然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出一条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在于：科学投入、适度积累，求优化效益、可持续增长。这里的关键是以现实国情和综合国力为客观尺度，求得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文化发展。发展观的转变，使发展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单一的发展转变为多元化的发展，确定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目标。新的发展观的形成并没有彻底摒弃传统发展目标的合理成分，而只是对其片面性进行了纠正，特别是对经济增长内容以及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和途径提出一个新的规定性。发展观的更新、转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片面地追求工业化增长，过分强调工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转向强调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特别是重视加强农业的基础作用。第二，由单纯追求物质总量的增长，过分强调物质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转向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人的因素，特别是强调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使人的素质提高和人力资本发展，以及由此而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决定性的作用。第三，认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应有其社会学的意义，即经济增长要同时鼓励人们普遍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在参与的过程中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认为这是经济增长所应具有的基本含义和应该追求的目标。第四，由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和忽视环境问题的反自然的倾向，转向强调综合利用，开发与保护并重的亲自然的倾向，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第五，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因素的作用，认为只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体制和一个不断完善的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最终以制度规则来保证发展行为的合理性和发展目标的正确性。第六，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对发展问题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是新发展观的基本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最初定义范围比较狭窄，主要是从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角度，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统一起来，从而实现发展的持续性。随后，这一概念又进一步发展为，具有包括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在内的综合协调发展的广泛涵义。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的稳定性、发展的有效性、发展的协调性和发展的后续性。它并不是否定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性、波动性，而是要求在经济建设中根本扬弃过去那种“左”的非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确立一种新型的科学发展观和发展战略。
回顾中国30多年改革的历程，人们有充分理由为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进步而感到鼓舞，这是坚定继续深化改革信心的基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持续发展，向世界表明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向、基本路线和基本制度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中的若干深层矛盾依然对社会发展构成明显的障碍或制约。这些矛盾的存在并不能构成否定改革成就和道路选择的依据，但却足以说明中国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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