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哲学问题的本质与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_哲学研究论文

当代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哲学问题的本质与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_哲学研究论文

当代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2.哲学问题的实质与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实质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哲学合法性追问的问题维度

哲学是一门以问题为焦点和以问题探讨来带动的学问。提出“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是以承认当前哲学有共同问题为前提的,并希望发现当前的哲学问题与过去的哲学问题的联系与区别,明确哲学探讨的时代性焦点,规划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这种问题性追问包含着对于哲学研究的一种合法性诉求与前提性追问,要求反思我们的哲学观念,提升哲学研究的主体性自觉。

什么是哲学问题?对此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探讨思路:具有哲学性质与特点的问题;哲学家研究的问题;以哲学方式来研究的问题等。而不管是哪种方式来回答,都难以避免一种明显的解释学循环,都离不开对于“什么是哲学”的界定。例如,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哲学无定论,即没有唯一的被大家所公认的哲学定义,那么是否还有大家所公认的哲学问题呢。从哲学家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不一定都是哲学问题,他们也可能讨论许多非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非哲学家也可能讨论哲学问题,甚至以非哲学的方式来讨论哲学问题。由此还能简单地以哲学家来界定哲学问题吗?于是,有人提出哲学的本质是一种“家族相似”。那么哲学的“家族相似”以什么为纽带或基础呢?我们认为,还是哲学家、哲学问题与哲学研究方式之间的对应关系、互相规定与对话互动。哲学家、哲学研究方式与哲学问题等多种要素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被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的问题才能叫哲学问题,或者某些能够被提升到哲学层面来加以探讨的问题才叫哲学问题。

从问题维度追问哲学的合法性对于哲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哲学研究的高度自觉,有助于增强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对于更好地把握历史上哲学问题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性哲学问题的本质特征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哲学问题的实质与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

哲学产生于人类的终极性追求,集中表达着人类超越现实有限世界而进入无限世界的愿望。然而,对于每个时代的具体的和有限的个人来说,要在实际生活中超越有限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无论自然生命还是理性能力等各方面都是非常有限的,于是人们力求在思想上有所追寻与超越。这就是哲学思维的超越性。哲学的超越可以分为个体的自我超越与对他人的超越,个体的自我超越意味着学术研究方向的更新或者学术观点的革命性调整,从而以新的面貌与方式出现在学界的面前,对他人的超越则要求发掘新时代的哲学主题,创造性的哲学研究方法等。每个人的哲学和每个时代的哲学所能达到的极限都是有限的、具体的,但人们对极限的追寻与超越却是无限的、普遍的。致极性与超越性是哲学思维的最根本特性,表达着人们的终极关怀与终极追求。

以致极性和超越性的方式关注世界的存在及其意义,世界的存在及其意义必然以一种终极性的方式转化为哲学问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存在、终极价值和终极解释问题。人类理性的本能在于求知,但对人类实践具有更深刻影响和更具体引领作用的则是求善和求美,因此人们最为关注的必然是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只有哲学才关心价值与意义问题,但哲学对于价值和意义的关心则与其他方式有所不同,它是在最高、最终和最根本的层面上展开的,涉及的总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因此哲学问题总是与那些终极存在、终极价值和终极解释问题内在相关的。人生活在有限的世界里,却又有超越有限世界的强烈冲动。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既要求真,也要求善和求美,哲学则帮助人们追求至真、至善和至美。

由于哲学总是以致极性的方式关注着世界的终极性问题,因此它必须以一种高度抽象化和普遍化的方式来展开,但这种抽象化和普遍化的哲学探讨又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具体的哲学家个人来展开的,总是与具体的历史时代和个体感受相联系,从而难免受到历史的时代的和个体的制约,并必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历史性、具体性。这样每个时代的哲学问题又必然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个体性特点。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提出和探讨具有时代意蕴的问题——“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

三、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

人性是哲学家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和根基,是哲学问题的基核,也是哲学问题链的中轴。哲学研究是在对于人性的深层发掘和对世界价值意义的探索与创造中互动性地展开的。哲学家的生存世界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着他们思考哲学问题的范围和深度,他们的思想的丰富性是和他们的生活的丰富性与外部世界的丰富性相对应的,也是和他们的交往的丰富性相联系的。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一些主流哲学尤为关注的交往问题,走向生活世界的深层原因。由此可以来看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和问题网。

1.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冲突与互动是哲学问题链的核心。人的内在心理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但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理性与非理性,或理性与信仰这两个大的方面。这两者之间既互相依存,又始终是内在冲突的,构成了人性结构中最深层的东西。人类在文明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强化了自己的理性方面,但又不断地受到非理性的激励或干扰。理性与非理性的分化造就了古希腊哲学传统和希伯来传统这两大基本的哲学传统,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史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此起彼伏,有涨有落。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实际上是对人的内在深层心理根基的致极性追问,希望发现心理结构中最基础和具有决定性力量的核心因素,以便深度揭示人的心灵内在争论的焦点与冲突的原点,并立足于它们来解释人性和人与世界的关系。正是因为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特殊地位,围绕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在哲学层面突出地表现出来。由于对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同理解和关注,产生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各家各派。

2.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分化、冲突与互动。这种冲突与互动本质上是理性与非理性在知识领域和社会生产与生活层面上的外化与表现;是人的心理矛盾与冲突在知识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延展。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广泛运用,一方面极大地强化了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人的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之间关系的分化与对立,① 在现实社会中造成了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分化与对立,相应地在精神上带来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分化与对立,演化出了当前人类社会的各种“现代病”。当前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方面高新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以几何级数迅速扩展和强化,如果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引领,就难以对其作用方向和发展道路进行有效调适与控制,其误用与异化的危险性极度增加,另一方面是当代人文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内涵和现代工程技术的支撑,也难以应对高科技工作与生活环境中人们对于新人文精神的需求,难以有效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此,如何在新的高度上促进高新科技与当代人文的良性健康互动与融通,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通与共建,成为哲学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3.生活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分化与对峙。人的内在心理状态既要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最为广泛、普遍和无所不在地表现出来和发挥作用,也要在通过人的理想、灵性、神圣甚至宗教信仰中得到凝练和提升。生活世界是神圣世界的基础,而神圣世界则引领生活世界的方向,二者之间交织与互动。从总体上看,中国是一个宗教传统较弱的国家,人们心灵世界的高层提升主要是通过对于美德、神圣和崇高等的理想追求中表现出来的。近代以来各种宗教传入中国,也只有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中国人的世俗生活才能存在和发生作用。20世纪的革命战争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传统的价值理想受到冲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主义等逐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成为人际交往的主要途径,生活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和具体,但其利益主导原则却变得相对简单和清晰,而精神世界的情况却变得格外复杂和多样:西方价值观念、传统价值理想、革命理想追求、思想道德情操、各类宗教理想等都在发挥着作用,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变得软弱和模糊,理想、神圣和崇高等的作用更加淡化,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使得生活世界失去了精神的引领和理想的指导。人们的生活世界一旦离开了理想、崇高和神圣就会失去自己的方向和意义,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也会被遮蔽。即使中国这样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的民族和国家,也会需要某些类似于宗教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神圣人格、崇高境界等。但理想信念如果离开了生活世界又将一事无成。如何在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精神世界的神圣化之间保持张力,无疑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域。

4.民族认同与全球体系的冲突与互制。古往今来的任何个体都必然处于一定的民族文化体系之中,相应地,民族文化认同赋予个体人以一定的文化特质,也使个体找到文化归属。与此同时,所有的民族国家也必然采取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因此政治认同也为个体人提供政治保障。当代世界处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迅猛发展进程之中。全球化将原本生活在世界各个特定地域的民族集中到了狭小的全球性地域空间,并使他们在一个加速度的时间进程中相遇,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和突出,而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则变得越来越尖锐。正面来说,全球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使部分民族文化获得了世界性的品格,同时也造就了全球性的文化学习运动。比较自觉和聪明的国家与民族都在学习和借鉴他国度和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且努力把他们移植到本土。负面地看,由于全球化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推进、并且按照他们所制定的规则来进行的,因此实际上是以一种西化的方式迫使各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差异性,走向同一性,对于各民族来说又是一种更加根本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触及民族文化的外部样态,尤其触动着各个民族的精神内核,迫使个体和民族做出非常艰难甚至痛苦的选择。如何正确地对待全球化和民族认同,在当代哲学问题群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5.个性自由与制度法规的对立与互动。个性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个人生存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社会进步和人类自由解放的必要条件。人的发展历程在其合理的价值取向上应当是人们走向更加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程。然而,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过程,越来越严密的社会法纪规章构成对于个性自由的强大约束。吉登斯认为:“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② 现代性是对于现代化进程中那些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要素与特性的一种制度性整合、概括和提升。现代性贯穿在人类生活的各个相关的方面,通过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而得到表现和实现,与个人生活形成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现代性的社会理念一方面通过人们的自我认同而转化为一种公众意识和共同意识,另一方面也通过现代性的社会制度而得到体系化和制度化的表现和实现。这就建立起现代化与自我认同之间的一种新机制,“这种新机制,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③ 现代性的社会制度,包含着以效率为目标和竞争为手段的大生产组织体系,以公共性、社会性和高水准为特征的生活模式,以科层制和民主化为主要原则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契约化和法制化为主要内容的法制体系等,灌注在这个体系中的最高原则是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又在各个具体的领域通过认识的科学性、评价的公正性、行为的规范性、决策的程序性等得到具体的表现和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就是在这个严密的社会体系中得以建构和实现的。张扬个性与健全体制都是时代的要求,如何在它们之间保持恰当张力实现双赢呢?社会期盼着哲学界的回答与引领。

由上可以看出,哲学问题链的最根本基础是人性,最宽泛的空间是人类社会以至整个世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哲学问题是一个网,其中最小或最微观的是个性心理,居于问题网的中心,是全部哲学问题的轴心;问题网非常广袤,没有明确的边界,但至少涉及包括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整个外部世界,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全部哲学问题。过去作为个体的人直接地只能与家庭、村落、种族、部族以致民族相联系,今天我们通过各种中介直接与全人类发生关系,个人的心灵与个性都受到全球化的深刻的影响和作用。在最小最细微最深层的个性问题与最广大最普遍最宏观的全球问题之间还有无数各层次各类别的问题。当前哲学研究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大体上依据一定的标准或联系而纳入到以上几个方面和层次的问题网之中。按照现代系统科学,这个问题网是非常复杂的,对于其中任何问题的解答都与其他的许多问题内在相关;这个问题网也是极具风险的,网络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网结都可能由于各种偶然和随机的因素而解体,发生突变与灾变;这个问题网也是非常脆弱的,任何网上纽结的破坏都可能带来整个网络的崩溃,整体的坍塌。人们无可逃避地生活在这个复杂的风险问题网络体系之中,问题网络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内在心理结构,影响到社会的结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也影响着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定位。复杂性的问题要求复杂性的视野、思路与方法。④ 当前哲学问题网的复杂性呼唤着具有复杂性思维能力的哲学家,呼唤着能够应对复杂性挑战的哲学研究思路与方法。当前的哲学研究应当在走向复杂性的自觉过程中获得革命性发展和突破性的超越。

四、哲学问题的生成机制与哲学家的心态

真正的哲学问题是在对话中得以生成和提升的,对话是哲学问题的生成机制。哲学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去进行对话。哲学对话是全方位的,包含与历史对话和与时代对话;包含与理论对话和与实践对话,包含与他人对话和与自我对话,等等。哲学对话是多层次的:直接地是研究者个体在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中与不同哲学传统、哲学流派之间的对话;居中的是立足于不同哲学传统与哲学流派的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在更高的层面上是在不同哲学分支和哲学流派之间的对话,以达到对于一定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最高的层面上则是哲学观念、哲学理想和哲学方法等之间的对话。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区别与差异,从根本上说是不同哲学观念、哲学理想和哲学方法的不同与差异。因此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哲学对话就应当在哲学观念、哲学理想和哲学方法的层面和高度上来进行。这是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来开展这种对话的关键之点,也是这种对话的难点之所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里尤其需要跨学科的对话,因为我们都是带着非常片面的知识结构走进学术研究的殿堂的,而真正哲学的研究却需要广博知识、宽广视野和思维深刻,因此,只有不断超越我们自身的知识和思想局限,才有可能超越历史和他人。

探讨哲学问题链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从哲学研究的角度帮助我们更好地发现、设置和研究哲学问题。既然哲学的问题提出是在致极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提出和展开的,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既然哲学问题表达着人的内在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积极互动,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体验性和时代性;既然哲学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追求价值和意义,而价值意义的多元性与评价的多样性必然使哲学问题具有特殊的多样性。哲学问题的以上特征一方面要求哲学家以更加积极的态势去追寻人类知识、思维和意义创造的极限与边界,以便在新的条件下寻求更大的突破与超越,另一方面要求哲学家以一种更加谦卑的心态来对待世界、他人和自己,确保对于自己工作的价值意义的合理定位。正是由于哲学问题产生于人的内在心灵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因此,哲学家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实际上决定着他们可能发现和理解世界的广度、高度和深刻程度,在这种意义上,不断反思和超越自己的思想极限,不断提升和修炼自己的人格境界,才是哲学家卓有成效地研究和发展哲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参见斯诺《两种文化》(三联书店,1994年)。

②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第1页。

③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页。

④参见欧阳康《复杂性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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