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财务体制演进的动因与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试论论文,体制论文,规律论文,财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40年来财务体制构建的实践回顾以及对我国现实经济领域中一再出现的“怪圈”的剖析，从经济利益关系上分析财务体制演进发展的内在动因，进而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为理论依据探讨财务体制演进的规律。
一、我国财务管理体制变革的得失评略
财务管理体制应该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领域，由于传统体制赋予企业的自主权极小，因而在以往的体制变革中，主要涉及到宏观财务管理体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从这一改革过程中，洞察出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变革的痕迹及效应。
（一）有益的尝试
1978年以前我国财务管理体制曾经过多次大大小小的变革，大体可勾划为四种大的类型。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一五”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宏观财务管理体制”；二是大跃进时期“一次不成功的宏观财务管理体制改革”，首次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和资金管理上实行“全额信贷”；三是60年代伴随经济调整实行的“宏观财务管理体制重新集中”，取消了利润留成办法，恢复了企业奖金制度，资金实行“双轨供应”；四是文革期间“混乱的宏观财务管理体制”，既有前期对企业各项财务制度的严重冲击，也有中、后期出台的部分财务管理改革措施，如折旧基金回归企业和主管部门等。这一阶段我国财务管理体制主要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不成熟向成熟发展的摸索、尝试阶段，它对第二阶段财务管理体制进行大胆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二）大胆的探索
1978年以来我国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可划分为五个方面：
1.在利润分配制度上进行重大改革，1978年，实行了企业基金制度；1979年试行利润留成办法；之后，改革步骤从全额利润留成逐步改为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
2.在资金管理体制上推行“拨改贷”，1979年首先进行基本建设拨改贷试点，1981年起推行；1983年起对流动资金实行全额信贷。
3.在成本管理体制上进行相应改革。1964年前，我国就规定有较具体的成本开支范围，但内容比较分散。1973年，财政部对企业产品成本开支范围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明确了成本开支范围，并规定了不得擅自扩大开支范围。1981年起国家组织力量，着手起草成本管理法规。1993年我国进行了一项重大的会计制度改革，其重点之一是将沿袭多年的完全成本法改革为制造成本法，对于完善我国成本管理体制，加强成本管理起到了重大作用。
4.1983年和1984年两步实行“利改税”，旨在巩固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又试图给企业财力上一定自主权。1986年国家又在部分企业试点，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年起大面积推行，1988年、1990年先后颁布若干文件，对承包经营责任企业的有关财务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5.1991年试行的税利分流和1994年出台的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之后，十四届四中全会又做出进一步推进企业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回顾这10余年的改革举措，分析其利害得失，我们感到，如果说前两次（1978、1979）的改革举措仅仅在于唤醒企业独立理财意识，而两步“利改税”，则使企业进一步看到了独立理财的活力与动力。但并未使其感受理财的压力，因为企业和国家的血缘关系仍未割断，况且，企业税前还贷，新建企业贷款挂息，不但使新增资产产权关系不清，还使企业的投资饥渴症有增无减，自我约束机制难以形成。所以不管这次改革较以前多次改革使财政多收多少或是企业多留多少，都不能判定这一改革举措是否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所造成的企业运行机制是否正常、健康。承包经营责任制、利税分流和新税制改革措施的出台，使我们逐步感到企业新的运行机制正在形成、培育和成长。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为这一机制的成长壮大造就了良好的环境和土壤，也为我们洞察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发展的动因和规律提供了契机。
二、财务体制演进的动因探索
建国40多年，改革10几年，中国经济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企业财务管理也历经许多变革。尽管每一阶段都有其具体的原因和背景，但是当你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一个较长的阶段来审视时，就应从中发现些什么，总结点什么。
（一）怪圈——斯芬克斯之谜
从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看，一个梦魔样的怪圈总在时不时地萦绕：增长——膨胀——调整——停滞；然后再启动——再增长——再膨胀——再调整——再停滞……。又重复着同样的怪圈。是哲学上所说的罗旋上升，进行着否定之否定的新生，还是象马克思早就对资本主义断定的通病一样，也存在着一个经济周期？
从微观上看，一种新的经济政策、一项新的改革举措实施，初衷都在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但结果往往也总在画着同样的怪圈：是政策制定时考虑不周，对其负作用未加限制，还是经济领域中还存在着更深层的原因——尚待解开的斯芬克斯之谜？
经济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多少人试图从根本上找原因，揭开这斯芬克斯之谜。于是种种学说和理论纷纷扬扬。现摘其要者如下：
——“所有制”说。较早出现的这种论调把中国经济的阻滞点看成所有制问题。认为“公有制”是导致腐败和寻租现象的根源，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的根本所在。这是一种较为偏激的论调，后来又被所谓的“空壳论”、“所有权缺位”论和产权理论所替代。
——产权论。随着近30年来西方经济学中产权理论的崛起和传播，在我国近年来议论较多的是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两权”分离中明晰产权，界定产权边界则是问题的关键，是宏观、微观经济中所有经济效率不高的症结所在[①]。
——制度创新论。按照产权理论，国有企业的出路就是要理顺产权关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实行产权重组。对此，人们提出了多种设想：委托经营、租赁经营、国有国营、国有民营等等。但是不管何种运营方式，最终都离不开微观经济基础的重塑——即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可以说，1992～1994年是我国产权改革或制度创新年。人们忙于从股份制改组中、从组建新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寻找出路、寻找效益。产权改革成了一种时尚。但事实说明，国有企业亏损、效率低下的问题仍未解决。
问题出在何处？是产权改革不对，还是现代企业制度不适时宜？
（二）谜底——要从经济发展的动因上寻找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鸡子，因为两者的根本不同”。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还需要从企业内部管理上找原因，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体制上下功夫。
纵观历史，横看现实，任何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都不能离开当时特定的经济环境。而在每一个特定经济体制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无形的，然而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经济利益关系。尽管宏观经济体制可以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混合经济等形式；企业财务体制可以是高度集权的、完全分权的或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但在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即它们均由特定的经济利益关系所决定。经济利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也是不同经济体制的共同（共性）要求。
奥塔·锡克在其所著的《经济——利益——政治》一书第五章开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是经济活动的最主要、最直接和客观决定的动力。我国多年来交替更迭的宏观财务管理体制，一直是在调节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上作文章。管理权限的上收——下归——再上收，实质是一个经济利益调整问题。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归根到底是调节企业与其内外各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调节？调节之后在宏观经济领域和微观经济领域中为什么还一再出现上（一）中所说的“怪圈”？
循着奥塔·锡克的逻辑思路，我们似乎找到了“谜底”：
他指出：“必须把经济利益实际理解为这样的利益，这种利益是直接由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人们在其中所处的地位而引起的，是作为经济活动发展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发生作用的。……正是一定经济利益不仅表现出一定生产方式的存在，而且这种经济利益也总是表现出对一定经济活动的发展的反作用”。
我国宏观经济之所以一再出现增长——膨胀——调整——停滞，再启动——再增长——再膨胀——再调整——再停滞……的怪圈，实际上是客观经济活动发展对经济体制从适应——不适应——调整——再适应——新的不适应——调整——再适应——新的不适应……的一个不断调整过程。每一次循环，都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着罗旋式上升——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说明旧体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障碍和机制缺陷，需要在向新体制转换中得以扬弃、补充和完善。
微观经济领域的“怪圈”，除同样可以用上述经济利益与生产关系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解释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政策制定时的机制缺陷，特别是对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使用不力（或不当）。
西方（微观）经济学认为：“人是自利的”。其最基本的假设是：每一个人（消费者）、每一个企业都会在某些约束、条件下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些约束条件包括法规、政策条令、预算约束、生产技术条件等。对于每一个人（消费者）而言，如何在法律、政策、制度允许的条件下实现其最大收益（或效用），以尽可能大地满足他个人之需要。对于企业而言，如何选择最优的投入产出组合以取得最大的利润或经济效益。田国强在其文[②]中提出“更一般地说，对于给定的经济环境和某个社会目标（这个社会目标可以是帕累托[③]最优配置、某种意义下的公平或公正的配置，或某个配置标准），是否存在着某个机制（分配规则），使得每个人即使在追求个人目标，其客观效果正好能达到既定的社会目标。……这些问题的提出对机制设计理论，即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的产生有着直接影响”。他指出，激励问题在中国一直未得到重视，以致许多人的个人行为与社会目标实际上互不协调。
这一理论对我们进行体制构建和体制设置有所启示。借助于这些经济理论，笔者认为：财务管理体制产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在于经济（财务活动）本身；要使经济（财务活动）效益实现最大化，必须借助处于经济（财务）活动内部的最活跃的、第一位的因素——经济实体乃至参与经济（经营）活动的每一个人。由于人的行为本质是“自利的”，因而，需要通过一定的法规、制度、条例来激励或约束。所以，体制设计者的任务就在于制定一系列法规、制度、条例，树立一定的信仰、观念，使社会中每个成员的自利行为导制的实际结果与给定的社会目标一致。或者说，由所导制（建立）的运行机制使得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达到既定的社会目标；在一定的体制规范下，使每个人个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从而实现企业或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社会经济的发展，才是判定一体制优劣的根本标准。
三、规律——属性及联系
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就是事物“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要研究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产生、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需要在明确其产生、发展、变化根本动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搞清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本质属性和联系。
（一）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属性
前述的回顾、引证和进一步分析表明：
第一，财务管理体制是调节特定的经济利益关系的，是特定时期生产关系的综合反映，因而它必须和特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相联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这种体制就要得以巩固、发展和提高，否则就要更替、扬弃和补充完善。我国宏观财务管理体制主要是规范（调节）国家与企业之间财务关系，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是规范企业与投资人（包括国家投资）、债权人、内部各分权机构以及同企业有经济利害关系的其他集团和个人之间的财务关系，其实质也表现为经济利益关系。当企业不具备独立的经营自主权时，这些经济利益关系（或矛盾）主要转移到企业与国家的利益关系即宏观财务上。通过前面的回顾表明，我国财务管理体制40多年几经变更，但仍以宏观财务为主，主要在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或“权力回归”上。现在，一旦还权于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本身所反映、所调节的经济利益关系（或矛盾）便会集中表现出来，处理不好，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经济效益，甚至影响到这种体制能否继续存在。因而，研究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就要首先把握经济利益的均衡与协调，处理好企业同内、外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
第二，财务体制属于财务管理工作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它对其“经济基础”——企业理财活动起着推动、促进和导向作用。为此，企业财务体制的构建必须适应特定的企业管理基础和条件，与特定企业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相联系。如果不相适应，则这种管理体制不但不能起到推动、促进和导向作用，反而有可能阻滞企业理财活动乃至经营活动的进行，那么它必将或迟或早最终将被新的体制所取代。
第三，尽管财务体制是一定经济条件的客观反映，而财务体制构建却是企业管理当局与其授权人（投资主体）的共同行为，是一种主观意识作用的结果。为了使主观设计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能够驾驭财务管理工作的全局，发挥财务运行机制的内在功能，体制设计者必须研究企业内外经济环境，研究企业面对的政策、市场、技术等多维变量，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产权结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内部经营基础、传统习惯、人员素质等等，设计出既科学，又合理，符合企业经营活动和理财活动实际，运行畅顺、调节灵敏的财务管理体制。
（二）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环境联系
对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环境分析，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
从宏观环境上看，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受一定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是经济得以发展的保证，也是构建企业财务体制的前提。经济的发展状况：萧条、繁荣和过热都可能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继而影响到财务管理体制作出相应的反应。法律则是保证经济发展乃至企业经营活动健康有序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必须遵循的规范。最后，政策因素既可作为前几项因素的综合反映，也是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最直接的外部约束条件。对于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来说，受到约束和影响的经济政策包括：货币、金融政策、财政税收政策、财务会计政策以及其他综合或单项经济政策。
从微观环境上看，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主要受一定时期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的影响。其中，市场环境主要包括资本货币市场，价格体系，物资供应和销售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等。这是企业运行的外部约束条件，是客观的，不以企业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企业只能顺从、适应。企业内部环境主要包括企业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经营规模以及企业管理基础工作、财会人员素质等等。其中前四项属于企业内部硬环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在构建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时，必须由上述四项硬环境为主要依据，设计出适合企业自身特点的财务管理体制。而企业管理基础工作与财会人员素质属于企业财务体制的内部软环境，它们对体制本身的影响虽然暂时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但从长远看，对于财会工作质量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从而对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构建起着重要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注释：
[①]参见张军著《现代经济学》和张德霖著《产权：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监督》。
[②]参见田国强“激励、信息及经济机制理论”一文，载于《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按照田国强的解释，帕累托最优配置是资源配置的基本价值标准。一个配置是可行的（配置的资源不超出总的初始资源）并且不存在另外一可行配置，使得至少一个人比原有的配置要好，而又不损害他人利益，那么原有的配置就称为帕累托最优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