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豳风#183;七月》的名物训释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发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物论文,文化底蕴论文,历史论文,豳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2)01-0115-06
《诗经》中《豳风·七月》是一篇著名的农事诗，其中鸟兽草木虫鱼等自然界的名物，衣食居住劳作等生活中的名物，官制车服、礼乐祭祀等典章制度（历来也属名物之属）的反映等，名目繁多。天文星宿如“火”，衣物如“衣、褐、裳、裘”，农具如“耜”，工具如“斧、斨、索绹”，兽名有“貉、狐、狸、豵、豜、鼠”，鸟名有“仓庚、
”，昆虫有“蜩、斯螽、莎鸡、蟋蟀”，植物有“桑、蘩、萑苇、葽、郁、薁、樗、茅”，农作物有“葵、菽、枣、稻、瓜、壶、苴、荼、重、穋、禾、麻、麦”，建筑物有“向、场、圃、凌荫、公堂”，祭祀有“献羔、祭韭”，器皿有“兕觥”，礼制有“授衣、馌、饗”，劳作有“举趾、条桑、萑苇、断壶、载绩、凿冰”等。故清人姚际恒称其为周先族的“风俗书”、“五行志”、“庠序礼”、“典制书”，又谓其“有似……食谱、谷谱、酒经”，赞其为“天下之至文”。[1]自西汉以来，由于《诗经》“经”的地位的确立，传抄中不敢妄加删改，故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称《诗经》为“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连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也认为在先秦的作品中，“只有它是比较的最完全，而且是最可靠”。[2]《七月》由于其记载农事活动和农夫生活的丰富而又具体，多为古代史籍所征引，如《左传》、《汉书》等（见《左传·昭公四年》申丰论御雹，有“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杨伯峻注以天文学知识并以《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足证西周于周正十二月挖冰块”。又见《汉书·食货志》引“蟋蟀”等句论古代农夫生活的二大季节；《汉书·地理志》引《豳诗》［颜师古注“谓七月之诗”］论秦地“好稼穑、务本业”的“先王遗风”）。史学家范文澜、郭沫若也各在其史学著作中引用《七月》来论证西周社会的性质（虽然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3-4]由此，可足见《七月》的历史文献价值。
对于《七月》中众多的名物，历代《诗经》学者均多有考释，其精彩者随处可见。虽然其中也有不少互相抵牾或失之穿凿者，但对解读诗意均有贡献。《诗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从本诗之内容及古朴的风格来看，当是西周初期之农事诗，其中想必有不少自公刘迁徙豳地以来，周民早期的民情风俗。本文将以此为历史背景依据，并从诗中选取其中若干名物进行训释和辨析，有的并以地下发掘之考古材料加以佐证，以期发掘其中丰厚之历史文化底蕴，并显示其文献价值。
一 释“九月授衣”与“授衣制”，兼释“褐”
诗篇首章、二章，皆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流火”具何意义，陈子展《诗经直解》论述最详，此从略（见陈子展《诗经直解》引竺可祯《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贡献》一文）。何谓“授衣”？《毛传》：“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郑笺》《孔疏》均无别解。[5]朱熹《诗集传》所解，同《毛传》，只补充了“故授人以衣，使御寒也。”[6]清人陈奂《诗毛氏传疏》同《集传》。[7]余冠英则认为：“授衣，将裁制冬衣的工作交给女工。九月丝麻等事结束，所以这时开始做冬衣。”[8]高亨则释为“拿衣服给人穿。农奴的衣服由奴隶主发给。”[9]陈子展的看法也相同，不过今译中没有“农奴”和“奴隶主”的字眼。[10]无论周代（西周）为何种社会性质，至少根据地下发掘的秦竹简《秦律十八种》的记载，可推知西周初的豳地，推行过“授衣制”（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为我国首次发现的秦简。经整理，简书共有10种：《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2种。大部分为法律文书）。《秦律十八种》内有《金布律》，现根据《睡虎地秦简》所整理的原文和今译，照录于下：
受衣者，夏衣以四月尽六月禀之，冬衣以九月尽十一月禀之，过时者勿禀。后计冬衣来年（发放衣服的，夏衣从四月到六月底发给，冬衣从九月到十一月底发给。过期不领的不再发给。冬衣应记在下一年账上）。[11]
前文提及《毛传》：“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言授冬衣时间与简文相合。“妇功成”则指冬衣先由妇女作成，再授给农夫。辽宁大学张震泽先生曾引用《金布律》“足证古有授衣制度”，为了避免孤证又引用了《说苑·臣术》第11条“晏子侍于景公”作旁证（文中引“晏子侍于景公”，释“田泽之臣”，认为“是应该包括农夫和猎人的”。按：据《说苑疏证》［赵善治疏证］，“田泽”从俞樾《读书余录》改为“茵席”。又《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亦作“茵席”）。[12]豳地为周先族之发祥地，《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豳地，平王东迁后为秦地，豳地之习俗为秦所继承，可以推论秦的“授衣制”，当与豳公所订的“授衣制”有承袭关系。
所授之衣当为“褐”，即“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之“褐”。《金布律》同条载：
囚有寒者为褐衣。为幪布一，用枲三斤。为褐以禀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按：以1964年陕西阿房宫遗址出土秦高奴禾石权测算，秦一斤等于253克[13]），直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直
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直卅六钱（囚犯寒冷无衣，可做褐衣。做幪布［头巾］一条，用粗麻三斤。做发放的寒衣：大褐衣一件，用粗麻十八斤，值六十钱；中褐衣一件，用粗麻十四斤，值四十六钱；小褐衣一件，用粗麻十一斤，值三十六钱）。[11]
按：我国古代布帛并称。帛为丝织品，布是麻织品，《毛诗传笺通释》：“布与丝对言”，即指麻织品。先秦时代一般庶人（贱者）衣布，只有老年人才可以衣帛（见《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从《金布律》所载，可见褐为“枲”所织。枲为雄性大麻，只开雄花，不结实，纤维可织麻布。在我国栽培很早，《尚书·禹贡》就提到过枲（见《尚书·禹贡》“荆河惟豫州，……厥贡漆、枲、絺、纻”）。从褐衣的重量，大者达18斤（约合今5市斤）来看，当为粗麻所织之布，与细麻所织之麻布有区别。《郑笺》释褐为“毛布也”。孔颖达误会错了“毛布”之“毛”的意思，释为“毛布，用毛为布，今夷狄作褐，皆织毛为之，贱者所服”。将“毛”理解为布之原料。其实《郑笺》“毛布”中的“毛”的意思，与今日“毛坯”之“毛”意思相若。《孟子·滕文公上》赵歧注，对“褐”的解释，则分为两说：“褐，以毳织之，若今马衣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毳”指兽毛，“马衣”指“短褂”。后一说之两种解释实质指同一物两种名称。又《汉书·货殖传》颜师古注为“编枲衣”均与《金布律》相合。
由《七月》的“授衣”和《秦简·金布律》的授衣制，到秦汉之后秋冬之际发给贫民寒衣，形成惯例，可见其渊源关系。
二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与“媵嫁制”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句，《毛传》释为：“伤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与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郑笺》则释为：“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也，所以悲也。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郑笺》是对《毛传》的进一步申述，并明确提出“殆及公子同归”是“欲嫁”。按：殆，在此并不是后人所认为的“危殆”之意。“殆”与“胎”通，有“始”意，即“始引起”与公子同归的悲伤。郑玄也认为“妇人谓嫁曰归”（毛诗传笺》《齐风·南山》笺），故《笺》文中对《毛传》：“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未置一词，其实也表明不同意《毛传》这一解释。“归”既为嫁，且为与“公子”同出嫁，很明显此公子应是女公子了。按：“公子”为古代诸侯称庶子以别于世子的称呼（也泛称诸侯之子），但也可以称诸侯之女为公子，见《公羊传·庄公元年》：“群公子之舍，则卑也”，何休注：“谓女公子也。”又见《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传文“颜淫九公子于宫中”，亦指女公子。《孔疏》亦引何休注，以备一说。
此句既意为与女公子同时出嫁，则反映了西周初即有媵嫁制的存在。《毛传》：“古者诸侯娶夫人，则同姓二国媵之。”（见《召南·江有汜》毛传）《左传·成公八年》载：“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又《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郑玄认为“姪娣”均为诸侯所娶夫人之姪女和妹妹。见《仪礼·士昏礼》郑玄注：“古者嫁女必姪娣从，谓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至于为何要以姪娣从嫁，杜预解释其原因是：“必以同姓者，参骨肉至亲，所以息阴讼”（《春秋左传集解第十二成公八年》杜预注）。而何休则解释得更全面，他认为“必以姪娣从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继嗣也，令以备尊尊亲亲也”（《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何休注）。
周代在礼制和法律上承认一夫一妻制为婚姻的正型，正妻只许有一人，这是由于周代实行的宗法制度所决定的，故周代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只有正妻一人。但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和“重继嗣”的需要，实际上又存在着多妻制。天子不必说，即使是诸侯，通过娶正妻时的媵嫁，也可以“一聘九女”（见《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但周代宗法制极重视嫡庶之别，名分不能混淆，否则“并后（妾如后）、匹嫡（庶子同于嫡子）、两政（朝廷臣执宰相之权者二人）、耦国（小城市足与国都相抗衡），乱之本也”（见《左传·桓公十八年》辛伯谏言）。
周代的媵嫁，除了以同姓之姪、娣从嫁为媵外，还有以男子为媵者，如《左传·僖公五年》载晋国灭虢后又灭虞，“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晋献公之女）”。据《史记·秦本记》所载，著名的百里傒，也是随“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的。
由于周代媵嫁制的存在颇为普遍，上溯至豳公时期存在有姐妹共夫的可能，也可推定春秋时盛行的媵嫁制，当属豳地姐妹共夫的遗风。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七月》篇“集释”中引“姚际恒曰：公子，豳公之子，乃女公子也。此采桑女在豳公之宫，将随女公子嫁为媵，故治蚕以备衣裳之用。而于采桑时，忽然伤悲，以其将及公子同于归也。如此则诗之情境宛合。从来不得其解，且写小儿女无端哀怨，最为神肖。”其后又在案语中认为姚际恒将“公子”释为“女公子”是添字为训，不足取。其实这并不是添字为训，见前文所引《公羊传》及何休注。此说较之酋长之“初夜权”说[4]、公子“强暴侵陵”说[10]及“抢亲”传统说[12]，似更合周上层贵族间的婚嫁习俗。
三 释“馌”、“田畯”与后世祈年、藉礼、劝农的关系
诗篇第二章有“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句。句中“馌”，《说文》：“饷田也。”《广韵》同。《集韵》：“馌，野馈也。”“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句意，正如范文澜所言：“周君带着妻子到田地上举行馌礼，表示给农夫亲自送饭。”[3]周人自后稷开始便重视农业，至公刘迁豳，仍然一开始便“迺场迺疆，迺积迺仓”（《大雅·公刘》），不敢安居晏息，带领族人整治田地，储备粮食。又“庶其隰原，彻田为粮”，开垦土地，增加粮食，这一重农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后代。馌礼正是周君重农的体现。可见诗中的“我”应为豳公。
至于“田畯”，其含义比较复杂，一指农神，一指农官，六朝后亦泛指农民。据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籥章》疏：“郑司农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凡诸经所云田畯，有指田神者，此经是也（按：指《周礼》），有指当时司田之官者，《诗》《七月》及《甫田》、《大田》之田畯是也。”陈启源也持此说（《毛诗稽古篇·甫田》：“诗之田畯，田官也：《周礼》之田畯，田神也，即后稷也”）。论定《诗》之田畯为田官者，皆因袭《毛传》和《郑笺》（《毛诗传笺》《七月》毛传：“田畯，田大夫也。”郑笺：“耕者之妇子，具以馕来至于南亩之中，其见田大夫，又为设酒食焉，言劝其事，又爱其吏也”）。而《周礼正义·春官·龠章》载：“凡国祈年于田祖，
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句中之“田畯”只能释为“田神”。[14]据孙诒让《疏》云：“盖此田祖即先啬（按：指神农），田畯即司啬（按：指后稷）。”“田畯至喜”的诗意，如按范文澜的解释“馌彼南亩”为举行馌礼，当先祀田神，以祈丰年，祭祀所用之酒食再来与农民共食，“农神”自然高兴而会带来丰年。如“田畯”释为“农大夫”，则周君（诗中豳公）为何要讨“田大夫”的高兴呢？同时，既然《周礼》的“田畯”可释为农神，为何《诗》中的“田畯”就不可释为农神呢？后稷曾为尧的农官（见《史记·周本纪》：“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号曰后稷”），其带有神话色彩的出生、成长和神奇的农业技能，以及对农业的贡献，自商以来就被尊为农神（见《礼记·祭法》：“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又“畯”与“稷”字形相似，且“畯”在殷墟卜辞中为殷人所崇拜的对象。其农官、农神的身份地位，被豳公在春耕开始举行馌礼时作为祭祀的对象是顺理成章的。据此，则《小雅·甫田》中“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中的“田畯”，也拟作“田神”解。
“祈年”一词，见上引《周礼正义·春官·籥章》，乃为祭神农、后稷之祭祀。其起源甚早，故《大雅·云汉》云“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意为向神祈求丰年很早，其祭祀对象为“方”（四方之神）和“社”（土神）。其祭祀时间为“孟春祈谷”，“孟冬祈来年”（见《毛诗正义》《大雅·云汉》孔疏）。《小雅·甫田》对祈年的场面，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载：“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据《郑笺》云：“设乐以迎祭先啬，谓郊后始耕也。”说明祈年是周代郊祭的主要内容。郊祭之称，因在国都南郊进行而得名（见《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郊，故谓之郊”）。据王肃说周代的郊天之祭每年两次，“冬至，祭天于圜丘”，“正月祭天以祈谷”（见《齐书·礼志》）。又据《左传·襄公七年》载：“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杨伯峻注曰：“祭天应有陪同受祭之人，周之始祖为后稷，因以后稷配饗。此本是原义。其后又以后稷为始作农耕之人。人既祭祀上天，上天应以酬答，于是产生祈求好收成之义。”[15]从郊祭之祈年时间、地点、所祀之神、祭祀目的、主祭者为周天子（鲁国因周公有勋劳，特赐鲁以天子的礼乐，故鲁也可行郊天之大礼），与《七月》豳公之馌礼，似有继承关系。
周代由于重农，又有“藉田”和“藉礼”。周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称为“藉田”。《周颂·载芟·序》：“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郑笺》：“藉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藉田。”据陈奂《诗毛氏传疏》《周颂·载芟》疏，天子在春耕前要进行“藉礼”，地点是“南郊”与“藉田”相近之处，“祈谷之祭上帝于夏正月后”。其仪式为：“天子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冕而青纮，躬秉耒。”是说在举行藉田典礼的时候，天子要戴在颈下系有红色帽带的帽子，亲自拿着耒耜；诸侯也要戴着颈下系有青色帽带的帽子，亲自拿着耒耜，象征性地天子推三下，诸侯推五下（见《艺文类聚·礼部中·藉田》，又见《礼记·祭义》）。其目的是“为天下先”，“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见《史记·孝文本记》裴骃“集解”，引应劭语。同上，引韦昭语）。西汉初重农节俭的汉文帝也曾在藉田中“亲率耕”过，而不仅是在藉礼仪式上做做样子（见《史记·孝文本记》《汉书·文帝记》）。
由藉田又发展到天子和政府官员在春夏农忙季节，巡行乡间，劝课农桑的“劝农”。汉文帝特别重视“劝农”，置大农丞十三人，各领一州，以劝农桑力田者，此为后世劝农官、劝农使之始。唐、宋均置劝农使（见宋高承《事物纪原·劝农》）。历来不少地方官员都写过劝农诗等。盛行二千余年的劝农与豳公的馌礼，其精神也是一致的。
四 释“黍”“稷”兼释“禾”“麻”
《诗》中常常黍稷连称，在禾类作物中，出现次数最多。黍稷是周代主要粮食作物，这一点没有问题。但黍稷究竟为何种粮食作物，这是历来《诗经》名物训释中最夹缠不清的问题。
黍，今北方人称为黍子，又因其颗粒较大而黄，故去皮后称为大黄米。北方人所吃的切糕、炸糕，多用黍子做，其地位相当于南方的糯米，是一种带黏性的粮食。与南方的糯米一样，黍子也可以裹粽子，古人称为“角黍”，又可以用来酿酒。黍的名称古今未变，历来注家分歧不大。稷的情况就复杂多了。其主要原因是作为粮食作物的名称，自西汉以来，就已经不用了（见《经典释文·尔雅音义》卷下云：“汜胜之《种殖书》无稷”。《种殖书》是西汉汜胜之所作的农书，今佚，后人有辑本。）所以究竟是何种粮食就引起了种种说法。齐思和先生曾作《毛诗谷名考》，其中考“稷”部分，对自《说文》到近世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将黍、稷、穄、高粱等混淆为一的说法，作了一个梳理和介绍，这里不赘说。[16]
周人以稷为始祖，以稷为农（谷）神，以社稷为国家的象征，可见稷与周民的密切关系，也可见周代重农务实的精神。将这一重要的有神话色彩的人物名字称作“稷”，这本身就证明了这一农作物关系着广大人民的吃饭生存问题。它应当是当时人民普遍栽种，又普遍食用的粮食。前文言及自西汉已经不用“稷”的名称，但不是说这种作物不存在了。在汉代其名称已被“谷”、“粟”所替代。如《周礼·仓人》孔疏：“案《月令》‘首种不入’，郑注引旧记：‘首种谓稷’，即种粟，是五谷之长。”又《礼记·曲礼》孔疏：“稷，粟也。”因其为“五谷之长”，为最普遍的谷类，因称其为“谷子”，故“谷”由庄稼和粮食的总称，转为“稷”的专称——“谷子”。稷的颗粒带壳称谷子或粟，如南方水稻颗粒未除壳前称谷子一样。除壳后的稻颗粒称大米，粟粒除壳后则称“小米”、“粟米”，其精细品种则称“粱”，因其色黄故称“黄粱”。
作为粮食作物名称的“稷”自西汉以后即被“谷（子）”、“粟”所取代，而“谷（子）”与“粟”又均指粮食之颗粒未除皮者，以方便长久储存。因其在粮食作物中为“五谷之长”，在汉代“粟”即成为物价标准，薪俸单位、交易媒介、国家存储、支配的重要粮食。有趣的是农业考古方面，往往将黍稷的发掘，统称为“粟”，以便与自汉代以来称稷为“粟”或“谷子”的说法相合。在我国华北、西北、中原一带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先后已发现炭化粟粒、粟壳、谷灰达30多处。半坡遗址中，就在陶罐中发现保存完好的粟粒和粘附的粟壳。[17]齐思和《毛诗谷名考》文中统计《诗经》中谷类作物有15种，而不将“谷”“粟”等列入，就是因为其为“稷”的别称的缘故。
向熹《诗经词典》对“黍、稷、粟”的解释，最为简易明了，宜为当今《诗经》作新注者所采用（见《诗经词典》：稷：一种粮食作物，即粟，今北方通称谷子，其实为小米。粟：谷子的颗粒，去皮后称小米。黍：黍子碾成的米叫黄米，有黏性）。[18]考虑到农史研究者和考古学界对这几种名称的内涵有争论，也可借鉴《诗经词典》的解释以便名实一致。如“稷”和“粟”之称，可以分工，将发掘的整棵稷（包括枝叶）可称作物名“稷”，对其炭化颗粒可称“粟”。若“粟”与“稷”并列，或“黍稷”不分，均有分属模糊、概念重叠之失。
与“稷”的名称有关者，《诗经》中还有“禾”。禾在《诗经》中有两种用法，一指一切成秀谷类，也是一切粮食作物的总称。《毛诗正义》孔《疏》：“苗生既秀谓之禾，种植诸谷名为稼禾”，如“十月纳禾稼”。又《集传》：“谷连蒿秸之总名”，《说文·段注》同。一指某一种谷类。《说文》：“禾，嘉谷也，从木，象其穗。”又“粟嘉谷实也”，又“米，粟实也”。可见嘉谷连稿名禾，称其粒曰粟，去皮的粟曰米。因而在《七月》篇“禾麻菽麦”中的“禾”指“稷”。
“麻”，古代列为“五谷”之一，据《周礼·天官·疾医》郑玄注，五谷为“麻黍稷麦豆”。麻为桑科一年生草本作物。古义系指大麻、又名火麻、线麻等。其为雌雄异株植物，前文已提及雄株古称为“枲”见《尔雅》。雌雄同株者为苎麻，亦称为牡麻，无子，皮可织夏布。古代布帛并称，帛为丝织品，布为麻织品，一般庶人衣布，前文所提到的“褐”，就是用枲麻所织。
麻所以列为五谷之一，是因为麻子可食。其雄者名枲，雌者古名“苴”，也称子麻。苴麻子，多油可食，皮也可以织布，但粗黯不洁。《礼记·月令》有：孟秋、仲秋之月，“食麻与犬”。又《周礼·笾人》：郑玄注：“蕡，枲实也。”又引郑司农云：“熬麦曰
，麻曰蕡。”（见《周礼注疏》卷五）。苴麻子作“蕡”又作“黂”，《尔雅·释草》释为“枲实”。汉以后油料作物胡麻（即芝麻，也称脂麻）由张骞得其种于西域，在国内种植。作为油料粮谷类，民间再不吃大麻子，只保留了以麻绩布，以麻杆为炬的习惯。
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了四组计八种名物分别进行了训释和阐述，仅占诗中名物的七分之一左右。其它还有如观察“火”星与古代敬授民时；“耜”与周先民的耕作方式；“以伐远扬”、“断壶”与种植技术等。各条均涉及西周前期先民们的有关生产、生活、典制文化等诸多方面，真所谓多姿多彩，显示了《七月》不朽的文献价值，值得进一步去发掘和探讨。
收稿日期：2001-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