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社会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思潮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0)03-0023-05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新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灵魂活跃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切方面和建设的全部过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具有主导、统领、整合和规范的作用”[1]23-24。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重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科学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引领社会思潮的内在根据。近年来，学界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研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发生学”研究，而且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方法论路径。
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资本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主题[2]。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以“资本”为核心透视“现代性”，以“资本的逻辑控制”解析“现代性困境”，以瓦解“资本的逻辑”超越现代性，旨在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质。从表层结构看，“现代性”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现代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培育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孕育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现代性”本身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人类依靠理性把自身从自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理性的泛滥又使人从对自然的控制演变为对社会和人本身的控制。从深层结构看，“理性”作为形而上学，其背后的基础是“资本”，正是“资本的逻辑控制”导致了“现代性问题”。资本的逻辑即基于自身增值的“抽象的同一性”，具体表现为“交换价值”和“价值原则”普遍化。而资本和理性的联姻，使资本成为“看不见的手”，由此控制着人类社会生活，使启蒙理性的“主体性”、“自由解放”承诺走向了反面。
面对“现代性”问题，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发现成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诊断学家”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学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3]274，“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277但是，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使得人除了“赤裸”之外一无所有；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却将“无良心”的竞争带到了各个角落；资本主义调动了每个人最大的能动性，但也把他们变成受抑于市场和资本冲动的“畸形人”。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资本主义“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3]774。“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3]775。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盛行表明，资本不仅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而且使人的关系处于物的奴役之下。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现代，资本成了社会存在的普遍中介，贯穿于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面貌，而且改变了与人类历史的自然形态。马克思批判“现代性”，就是要颠覆资本的逻辑，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共产党宣言》表达了这样一种现代性真理：资产阶级作为历史的推动者，一旦清除了一切前进的障碍，它自己也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并因此而离开现代历史舞台。代替资产阶级的是现代生产力在摧枯拉朽的进程中创造的“新人”——无产阶级。面对现代工业、科学进步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悖论，面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有些人视而不见，有些人希望回到过去，只有共产主义者“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3]775-776马克思的结论是，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摆脱资本主义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困境。
二、梳理各种社会思潮的一个基本尺度
从一定意义上说，从马克思的时代到当今社会，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都是对“现代性困境”的某种诊断，都是为解决“现代性问题”开出的某种药方，各种理论、思潮的萌生、博弈都是以“现代性”为中轴的。自由主义，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全面肯定现代性，无视或回避现代性困境，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或人类“历史的终结”。这种思想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一度甚嚣尘上。这种对待现代性的浪漫态度遭到西方思想界众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强烈呼唤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认为这种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活力的部分”，犹如当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样，马克思的幽灵依然在当今世界徘徊。马克思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挥不去的“魔咒”，就是因为马克思所揭示的时代主题——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困境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成为全球现象，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确证。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身就包含着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对“市民社会”、“国家与法”以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全面批判和超越了自由主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中，马克思对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与自由主义不同，“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分别站在封建贵族、小生产者和德国小市民的立场上批判和嘲讽现代资本主义，留恋落后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将它们称作“反动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只是一种伦理批判，而没有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由此决定了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种乌托邦；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态度，被马克思称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试图通过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克服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矛盾，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和苦难，但他们颂扬现代资本主义而不主张改变资本主义本身。不难看出，上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无一不是围绕“现代性问题”展开的，而马克思对上述思潮的批判，客观上发挥了“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
西方各种批判理论或思潮，如黑格尔以“理性重建”批判现代性，19世纪末韦伯以“工具理性”批判现代性，尼采、叔本华则以“酒神精神”和“意志”等非理性概念为“现代性问题”开出处方，20世纪无论是批判现代性的霍克海默、福柯、德里达，还是力图重建现代性的哈贝马斯、罗尔斯，都从“理性”的角度审视“现代性问题”开出的药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也都是为解决“现代性问题”开出的另类处方。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不能简单照搬“现代性”或“现代性问题”等观念，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跨入了“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从这个角度看，国内当下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总体上也是围绕着中国现代化问题萌生、论争、博弈和消长的，大多具有西学的背景，只不过它们的“药方”也开错了。例如，中国版的新自由主义企图通过“全盘西化”改变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新左派”一方面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主义等理论裁剪中国现实，另一方面试图使现实退归到过去某些“左”的框架中去；“儒化”思潮则类似于马克思批判过的“浪漫的保守主义”。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为我们高屋建瓴地梳理和辨析各种社会思潮提供了一个重要尺度，即抓住了“解决现代性问题”这个维度，就可以把握各种社会思潮的中心线索，为认识它们的基本倾向、合理性及其限度奠定了基础。
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必须澄明两个认识问题：第一，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研究会不会落入西方“马克思学”的窠臼，从而把马克思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置换出来？应当看到，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马克思的著作中经常使用的是“现代”、“现代社会”等概念。列宁曾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在谈及《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关于“现代社会”的提法时，列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4]4尽管列宁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一问题，但从他接下来对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分析来看，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生产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的。列宁指出，马克思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5]291。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把小提琴手”，也曾揭示了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即“理性”的实质。他说，在18世纪的思想家那里，“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而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6]355-356。恩格斯、列宁是马克思批判精神的继承者，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深刻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第二，“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是不是西方当代批判理论版的马克思？事实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当代西方批判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当代西方批判理论虽然由于其各自的立场和价值观，在理解马克思或批判现实的时候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偏颇和失误，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马克思的批判思想。我们当然反对以西方批判理论“反注”马克思的错误做法，但并不能因此否认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问题不在于批判，而在于“以什么批判，批判什么”，正是这个问题的分野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与形形色色的批判理论区分了开来。
三、透视各种社会思潮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为我们透视各种社会思潮提供了两个重要视角。一是实践的视角，即马克思扬弃了对“现代性”的观念论或形而上学批判，把批判植根于社会生产方式及其运动的基础上；二是辩证法视角，即马克思从“世界历史”视域中把握“现代性”问题，既反对绝对肯定“现代性”，又反对绝对否定“现代性”。立足于这两个视角，马克思不仅真正揭示了“现代性问题”的实质，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意义及其限度，而且揭示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实质、合理性限度及其成因。
如上文所述，从黑格尔、韦伯直到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的各种批判理论，都是以“理性”诊断为基础批判现代性的。“理性”是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概念，现当代以来许多社会思潮都认为“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在于理性本身出了问题，试图以“理性重建”或“摧毁理性”来解决现代性问题。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面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7]41，而这种理性的化身就是国家，国家可以扬弃“市民社会”基于利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对此，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8]32。理性形而上学的背后是资本主导的逻辑。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以及私有制、社会分工、商品、货币等范畴的解剖，颠覆了资本的逻辑，实现了批判理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同样切中了当今西方各种批判理论的要害，因为它们避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通过追溯几种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等)的观念基础，使现代性批判仅仅停留于对现代精神、价值、思维方式等等的批判。由于这种批判将社会历史的特征归结为一种文化的、精神的特质，因此只是一种观念论批判，只是触及了现代性的“观念论副本”，尽管这种批判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合理价值。
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至今尚未摆脱因这场危机而陷入的困境。曾经为前苏联、东欧剧变而欢欣鼓舞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撰文称，美国引以为傲的美式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两大“美国品牌”正备受批判。在这一背景下，人们把目光重新转向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又一次高涨。“回到马克思”不是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或具体结论中去，而是要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及其生成的“现代性”的虚无性、风险性的揭露似乎早已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质在于实现利润或剩余价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一切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或市场价格，金融资本使以物为形式的资本取得了一种纯粹的形式，以其“纯粹的抽象形式”游走于各个领域、各个国家和地区，不断炒作泡沫和衍生新的符号，“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275资本的“抽象”程度越高，它的虚无性就越大，它造成的风险性也就更大。在金融资本控制下的抽象“理性王国”的任何一个链条断裂都会导致国际资本大厦的动摇，导致资本所异化的种种社会关系的剧烈动荡。把马克思的批判同现实的国际金融危机联系起来，我们可以体会到其发聋振聩的精神力量。
当今，“后现代”成为国内各种社会思潮的强势逻辑或话语霸权[9]。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有“反现代性”的维度，但从实践视野和历史辩证法的角度看，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指出，面对现代性，马克思鲜明地坚持了历史的辩证法思想，指出现代历史是文明与野蛮交织的历史，既与保守的浪漫主义怀旧相对立，也与自由主义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对立。“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的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资本主义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争论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作出轻易的界定。”[10]277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批判，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后现代思想家主要展开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很少涉及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赖以滋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关系。马克思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并没有全面否定现代性，并且致力于美好的未来，给人以信心和希望，而后现代思想家只是对现代性传统的解构、破坏和抛弃，不相信任何美好社会的构建，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其实，“后现代”立场显然仅仅只是对理性的一部分即“工具理性”或“理论理性”的批判。“后现代性并不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的一个阶段，它不是对现代性的补救——它是现代性。更确切地说，后现代视角也许最好被描述为现代性意识的自我反思。它是以一种苏格拉底的方式了解自己的现代性”[11]13，或者如詹姆逊所定义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从否定的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矫枉过正”的后现代性本身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复归”。可以说，只有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才是对“现代性”本来意义上的扬弃。
四、引领社会思潮的总体理论视野
社会思潮是复杂的且处于流变过程之中。我们虽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社会思潮区分为经济思潮、政治思潮、文化思潮、学术思潮、社会思潮(狭义的)等等，但这种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任何社会思潮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内核和社会心理影响两个层面，而且大多既具有经济、政治诉求，又具有文化、价值观取向。我们过去对于社会思潮的批判和引领，因受制于学科分立式的、分析性的思维方式，常常找不到“应对”或“引领”的切入点。20世纪90年代，当后现代主义思潮通过学术讨论和文艺创作等途径进入中国语境并对思想文化领域产生重要影响时，不少人感到茫然，似乎找不到对其进行批判和引领的理论武器，原因就在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内容涉及众多学科及诸多现实问题，有着很大的包容性，“有多少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12]9。由于知识背景和理论视野的局限，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后现代主义的土壤，结果把后现代主义视为“文艺界炒作起来的文化泡沫”而置之不理。同时，总体性理论视野的缺失也往往使我们形成对某些思潮的“管窥之见”，如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把新自由主义仅仅视为经济思潮，从而遮蔽了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属性，价值观上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等。实践表明，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离不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所表现出的总体性理论视野。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入手的，但是马克思又没有仅仅停留于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确立了“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把哲学看作现实社会的“观念副本”，发现了“现代性”的社会物质根源，从而走出了形而上学的思辨视野，哲学的批判和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在这种视野中展开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马克思一方面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一方面通过私有制、社会分工、资本、货币等范畴对现代社会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分析。1848年《共产党宣言》以阶级革命的视角展开的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纲领性文件。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批判现代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自己的现代性批判做了总结，将哲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贯通起来，汇聚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这一主题。卢卡奇曾敏锐地发现，对于马克思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13]11，即历史唯物主义。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理论视野是有启发意义的。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其理论的“穿透力”。“现代性批判”的总体视域，使马克思能够超越传统的“学科”疆域，自由穿梭在思想王国的各个角落，成为“不在场的在场”。“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和各种学术观点的交汇和碰撞中，恐怕没有哪个问题像现代性这样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现代性毫无疑问已经成为贯穿我们时代文学、哲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的焦点性话题。”[14]现代性批判是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理论主题和总体趋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都在批判现代性。西方思想界在现代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批判思想资源，胡塞尔、韦伯、齐美尔、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利奥塔、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吉登斯、贝克、鲍曼等人对欧洲科学危机、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一系列问题的批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有理论失误也有合理的成分，对其理论失误的分析固然重要，但对其中合理成分的批判性吸取也不能忽视，这两个方面都应该整合在“引领社会思潮”的内涵当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为我们提供了与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对话”的桥梁。如果没有“对话”，在话语层面上没有由此达彼的桥梁，所谓“批判”和“引领”都将是空话。另外，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实践正方兴未艾，由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危机和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已经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化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有没有独立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有哪些可以为我所用，又有哪些必须规避？当前那种以西方批判理论裁剪中国现实的倾向为什么是理论误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作用与西方的资本逻辑有什么异同？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视野。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地回答新的时代课题，才能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强大精神力量。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必将以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呈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标签：现代性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