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身份漩涡”刍议——读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刍议论文,导论论文,漩涡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1-0131-3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比较文学文库”组成之一，胡戈·狄泽林克的《比较文学导论》[1]是极富特色的一部比较文学著作。作品正文除《绪论》外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比较文学从发轫到二次大战的发展流变，对相关人物观点做了介绍和评析，并深入阐述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关键人物的思想和纲领，可谓有点有线，线中评介，具有高空俯瞰的清晰和广阔。在第二部分中，作者探讨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及其发展前景。文中的形象学篇章是该领域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1951年基亚与加雷倡导的“他国形象”研究以后，形象学尤其受到韦勒克的打击而一度被打入冷宫，在狄泽林克的努力下才获得重新定位或曰真正突破。“这个学科的分支名称也是他首次引入比较文学的，他被不少人称为‘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译序》)。最后作者还列出世界各国“比较文学理论文章、书籍编年索引”(至1990年)，为读者学习、研究提供参考。
狄泽林克的这部《比较文学导论》不仅在比较文学领域“硝烟弥漫”的年代有着独特的贡献，许多内容至今依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全书材料丰富，纵横交错，闪烁着信而有征的历史感，论证水到渠到，作者观点鲜明而独到，全书既自成体系，各章又相对独立。
笔者印象最为深刻亦颇为赞赏的是狄泽林克反复重申的“超国界立场”。归纳狄氏“超国界”思想，大致有三种含义：“超国界”首先是比较文学方法论上的要求。无论“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概念的界定在不同国家的比较文学史上存在多大的差异，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确定一致的，即比较文学绝不是国别文学范围内的比较，而是对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文学史上的文学现象的查考、对比、探寻。亨利·雷马克在他的文章《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2]加雷认为比较文学是探讨“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3：43]。基亚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4：4]。可见，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传统基点，“超国界”可以说是在研究方法、范围、目标、视野上区别于国别文学的重要标志。其次，狄泽林克反复重申“超国界”方法以及“多国材料”的同时，又包含着他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种期待，即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对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艾金伯勒所提出的“希望我们的比较文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5：106]；或如梵·第根在其《比较文学论》中所说“比较文学家的必备之具：各种语言、各国文学”[6：60]。总之，“超国界”不仅是一种比较文学方法论，而且要求研究者具备宏阔的知识系统、世界性的眼光以及关注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精神境界。第三，狄氏论述“超国界”思想时，多次采用“超国界立场”的说法。在《第三版前言》中，他提出“超国界思维，即科学的文化中立立场”。他不仅要求研究者要“多国材料”，更重要的是具备一种“超国界立场”。这其实表明了他的一种态度，即比较文学学者绝不能把立场定位在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立场的基础上，正如他不甚赞同科赫所创办的德国《比较文学史杂志》(1886)，因为刊物的理念是“研究国际文学要为更好地认识本国文学服务”[1：17]，相反，他对梅茨所创办的《比较文学杂志》(1877)颇为赞赏：“这本杂志的立场和方向是明确的：典型的超国界方法。”[1：15]作者还阐发了这一立场的时代意义：严厉批评民族主义倾向，强调比较文学的理想并不在于涉猎某个民族的固有特色。
但是，这部著作多处明显透露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即“欧洲中心主义”。在1990年的《第三版前言》中，狄氏提到附录里新增的书目索引时，强调是为了更明晰地了解“欧洲超国界思维”。在《中译本序言》中，狄泽林克依然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最具欧洲特色的专业，缘于欧洲的多国、多语种状况”。狄氏认为比较文学“建立在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欧洲精神生活的差异性上”[1：6]，“比较文学是一门如此具有欧洲特色的学科，没有一门学科能像比较文学那样把自己的生存归功于这个大陆的‘差异中统一’”[1：7]，“从本质上说，几乎没有一门人文科学学科像比较文学那样，明显产生于欧洲不同文化并存共处的特殊环境”[1：170]。书中时常出现“欧洲精神”、“欧洲视野”、“纯欧洲性”、“欧洲特色”等表述。从文中一些表述还可看出他的罗曼语偏爱，而从他对文学内涵的理解来看，他更注重法国的“外部内涵”的倾向。另外，全书仅在介绍“学科现状”时，对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南美、非洲等的比较文学发展状况一句带过，此外再没有提到过欧美以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及观点，对中国比较文学更是只字不提。而狄氏自己在全书的论证中所引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典型例子，全限定在欧美地区。当然，著作出版时，比较文学在亚非拉地区的发展确实不像在欧美地区那样成为“显学”，大部分刚刚起步或者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
狄氏也意识到这一缺憾，“我们完全明白，迄今在欧洲比较文学和美国比较文学中所做的一切，都有着地域局限”[1：146]。作为对美国学派指责法国学派拘于“事实联系”的回应，艾金伯勒反对比较文学只囿于欧洲以及欧洲有关的美国文学，并提出全球性的“(真正的)总体文学”方案，狄氏即认为这“只能是虚幻一场”。狄泽林克阐释了自己“地域局限”的原因：“西方文化同时也是一种类型的精神实验室。那里所进行的研究原本就具有试验和标本的性质。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它自身的复杂结构给比较文学家提供了应有尽有的材料。”[1：147]如果倾向于法国学派的事实联系的观点，这种说法无疑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不难看出，狄泽林克在书中流露出他的矛盾心理：他充分认识到超国界立场，或者比较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精神的重要性，然而限于当时欧洲比较文学的大环境，他难免又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或“大民族主义”的泥潭。客观地说，当比较文学遭遇批评、误解、甚至冷落的时候，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它却得到充足的阳光雨露，得到众多学者的扶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为比较文学的生根发芽和地位的巩固起了莫大的作用。
今天看来，狄泽林克的这本《比较文学导论》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进一步阐释的可能，但书中对比较文学西方历程的清晰呈现，使我们得以从不同角度对这段历史进行透视。“邻壁之光，堪借照焉”，他对许多概念的富有见地的辨析、厘定，他对当时比较文学生存权利的辩护，他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开拓性论述，都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曼弗雷德·克施泰格曾说：“对德国比较文学的自我认识来说，狄泽林克的著作不只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而且无疑是最重要的贡献。”(《译序》)他还是“20世纪50年代加雷和基亚倡导研究他国形象之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方维规语)。对中国读者来说，该译著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书后提供的“比较文学理论文章、书籍编年索引”和译者所增加的三百多条译注以及人名索引，使得整部作品更加丰富易懂，更富于资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