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变迁与中国经济转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家族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2）10-0028-03
一、家族企业变迁的独特机制
1.企业环境：家族企业变迁的外部因素。
家族企业是由家族基因内生性决定且由企业环境选择的企业形态。家族企业同其它类型的企业一样，都是由资金、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等有形和无形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形态，企业发展客观地受到各种资源要素的制约。影响企业组织行为的各类机构和各种资源要素的总和统称为企业环境，企业环境的变化将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导致企业发生变迁。依据不同角度，可以将影响家族企业变迁的企业环境分为不同的类型。
一是根据影响层面大小可分为宏观环境和经营环境。前者指并不涉及到某一具体企业组织，但能够对环境内的任何企业组织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如利率汇率、技术进步、社会文化、法律法规、国际因素等。后者指包括来自某一具体企业组织在内的将会对这一组织直接影响的因素，包括竞争者、顾客、供给者、政府管理部门、社会利益团体、工会和行业协会等。
二是根据影响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强制性因素和诱导性因素。前者一般来自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自然条件骤变（如灾害）等方面。面对这类突发性因素，企业反应弹性很小，以致于不得不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如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时期的中国，国家提倡合作化、公私合营，家族企业及其所依托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一夜之间变成了国有成分。与强制性因素不同，诱导性因素必须聚集到一定程度，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若企业不随之调整将缺乏市场竞争力，这种压力诱导企业发生变迁。如中国已成为WTO成员国，“关起门”的市场经济一去不复返，企业将面临着更为激烈的人才竞争和产品竞争。如果家族企业不能与时俱进，而固守传统模式和经营理念，不能开发出具有文化品位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在开放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就可能遭到淘汰。
2.家族基因：在变化的企业环境中不断进化。
以家庭这个基本经济单元为起点、生物性和社会性有机融合而扩展的企业组织——家族企业，其内部结构也因家庭功能和性质的改变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特别是当家族企业经过几代家族成员的努力，从一个家庭小作坊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后，企业中家族成员新老更替，企业内部层级已由单一变得复杂，家族基因随之发生进化。具体表现有四：
其一，利己人性的有效表现建立在利他人性基础上。经济学公认的鼻祖亚当·斯密，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他的思想用现代语言可以表述为：真正驱动市场经济的力量是个人的利益。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个人和企业寻求更大利润的动机，是建立在有利于其它个人和组织，包括顾客、供应商、银行、投资者、政府部门等基础之上的。利他人性拓展至血缘亲缘关系以外，从而为个人和企业赢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其二，家族企业内小范围的利己人性随着企业变大有扩展的趋势。家族企业发展壮大，离不开越来越多的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的共同努力。当企业内人员增多，个人小范围的利己人性无疑是企业组织僵化的根源。一方面，伴随着企业成长，进入企业的家族成员增加，家庭变成扩大的家族，原来团结在一面旗帜下的兄弟，分别组建成新的家庭。家族企业内，血缘亲缘关系盘根错杂，随着企业发展，企业社会地位不断上升，企业领导权在企业内部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威力，家族成员间为了各自的权力和利益可能出现派系分化以致于展开斗争，甚至造成父子反目、兄弟分家、夫妻离异，锦衣玉食中暗藏着发展危机。另一方面，更多进入企业的是非家族成员，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的矛盾也可能会逐步加深。家族企业家的个人好恶、管理的随意性、同工不同酬、升迁机会受阻等等，都可能伤害非家族成员员工的积极性，进而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严重时导致企业衰亡。
其三，家庭内利他人性随着社会发展可能得到强化。一般认为，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以往由家庭担负的教育、保险等各种功能会逐步从家庭中分离出来。但在这种总趋势的背后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家庭内子女个体数目将会减少，正如贝克尔解释的.每一代人的时间价值可能由他这一生所享受的总效用与他愿意留给每一个后代的总效用决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时间价值的提高使生育子女的成本增加。父母对子女“量”的需求下降，对子女“质”的需求增加。在笔者看来，随着对子女投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增加，父母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会增多，家庭内利他人性可能得到强化，进而影响到家庭内子女的心智模式。特别是在转轨时期的中国，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尚须时日，家庭天然的保险功能不可替代，家庭内成员间的利他人性在不确定性的市场竞争中将会得到强化。
其四，心智模式和文化因子是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两个重要方面，随着交通的便利和通讯的发达，中西文化不断交融，人们的视野将会更为开阔，这为心智模式和文化因子变化导致家族基因进化带来可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心智模式和文化因子的改变难以立竿见影。就家族企业家心智模式而言，几十年的经营风雨中，企业家自身命运几乎与企业成长连为一体，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家族企业家付出的心血越来越多，放弃自己的企业就好像在自己的死亡保证书上签字一样。
3.家族企业家：感应企业内外变化的人格化主体。
从制度的供给来看，人和组织是制度的天然供给者，组织不过是“制度化”了的人而已，所以制度的供给最终是由人决定的。家族企业变迁的直接制度供给主体，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作为家族企业人格化代表的家族企业家。家族企业家通过感受环境参数的变化，依据企业发展规律，或者自己成为企业变革的推动者，或者引进外部因素，促使企业变迁以适应企业内外变化。如果无视家族企业家的存在，即使外界提供“精美”的制度产品，家族企业家“束之高阁”，家族企业变迁也是一句空话。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家族企业家最初创办企业的动力来自于利己人性的萌动。家族企业家在主观为己的同时，客观起到了为社会的目的。进一步，家族企业表面上属于家族所有，实质上为社会所有。家族企业的社会性表现为：向国家上交税金，向社会提供技术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创新产品，为社会成员提供就业岗位，在各种物质循环链中充当一个环节（或供货商，或进货商，或投资者，或投资对象）等等。家族企业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同样，社会进步也与家族企业密不可分。正是这种十分紧密的关系，使得家族企业家发自内心的创新动力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他们感受环境变化和企业机体“不适”时，集思广益，大胆进行“革命性”创新，从而使得家族企业变迁成为现实。如杜邦三表兄控制家族企业后，立马从生产、销售、采购、工程、研究和发展各部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对家族成员进入家族企业作出制度性规定，从而使得家族商船步入快速发展的航道。
综上所述，家族企业变迁的独特机制可概括为，企业环境改变是家族企业变迁的“压力”，而进化后的家族基因使家族企业变迁成为可能，家族企业家感受到企业内外变化后，推动家族企业变迁。
二、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变迁取向
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个体变迁取向，可以借用物理学中波段的概念来描述。处在波段两端的分别是公众化企业和行将破产的家族企业，众多的家族企业处于其间，或由家族力量举步维艰地保持现状，或不断融合社会力量扩大发展，或被兼并重组，不一而足。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群体变迁取向，将是继承优秀家族基因的现代企业，有调查表明，中国目前的民营企业大都是家族企业，随着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家族企业经营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企业将会融合更多的现代管理因素，或者说家族基因不断进化为中西文化结合的优秀家族基因。在家族所有并控制的基础上，逐渐引入社会资金和社会成员进行创业发展。整个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是民营企业的主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新生民营企业大多数是家族企业。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家族企业从“尾巴经济”发展成为“重要组成”，取得了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个体家庭的创业热情将进一步迸发。中国经济转轨特色之一就是家庭这个人类第一保险箱，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为城市和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怨无悔”地充当着天然保险功能，这些剩余劳动力在家族企业中从业的机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少数家庭有能力进行自主创业，更多的则是通过血缘亲缘乃至地缘关系，在家族企业中谋求一个职位。二是现有家族企业的变迁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短期内，企图诱导（或强制）家族基因突变，不仅不太可能，往往还适得其反。家族管理弊端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家族企业家需要一段时间的“干中学”，文化因子的改变也不是一蹴而就。钱德勒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美国这家文化观念较淡薄的国家，其家族企业演变为现代经理式企业也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家族企业变迁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而且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国目前的家族企业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大踏步发展，“家族经营要被非家族经营取代”的“规律”不仅家族成员不接受，法律制度、信誉制度、资本市场等企业市场化运作的社会条件也没有提供任何可能，忽视企业发展规律和所处制度环境，简单否定家族制管理而急于用现代企业制度取代的结果，不是破而不立，就是新瓶装旧酒。采用“贴标签”的办法，无异于文革期间将个体家庭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尾巴”一扫而光。
然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家族企业将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以下三方面工作必须列入企业发展议事日程：首先，“亲兄弟、明算帐”，明确产权。家族企业建立之初，父与子、兄与弟、妻与夫，……产权不清，从而在管理中出现各行其是的状况，企业内部权力和利益分配的纠纷根源也在于此。爱多VCD的“股东声明事件”无疑对家族企业家提了个醒。其次，企业家遵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企业按规章制度办事。家族企业家作为家族企业的核心，其行为不仅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企业员工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如果企业家自作聪明，或经常“不按牌理出牌”，或作假账偷税漏税，或行贿走私铤而走险，很难说企业内有一套相对成熟完善的管理制度。即便规章制度应有尽有，管理中的情绪化和随意性也使之仅仅是贴在墙上而已，不能对企业员工的道德风险起到任何约束作用。其三，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关于中国加入WTO，理论界和政策部门已作出种种预测性研究，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随之而来的企业间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大多数是靠模仿起步，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持久的创业热情，使家族企业在转轨初期市场短缺环境中成长起来，这种成长掩盖了企业家素质不高和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的事实。悟性和韧性不能代替理性，胆识和见识不能代替学识，培养包括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在内的企业人才，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是进入开放市场的“敲门砖”。
三、转轨期家族企业群体成长与中国经济转轨
家族企业群体的崛起同经济转轨的关系，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从市场发育角度看，家族企业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传统集体农业的弊端已无法调动全体农民的积极性，始于安徽凤阳农民自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几年之内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闪电式”展开，家庭原有的经济功能得到恢复。农村能工巧匠从单一的农业中游离出来，有的从事手工制品，有的进行长途贩运，有的发展养殖。无论从业方式如何不同，但他们具有相同的生产目的即为交换而进行生产。农村集贸市场的活跃程度很快感染了城市居民，家族企业简单自发的模式几年功夫就弥补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市场短缺。其二，从计划体制角度看，家族企业具有浓厚的实验性。其三从整个转轨过程来看，家族企业产生具有内生性。家族企业中，真正开“夫妻店”的比例并非多数（城镇不超过30％，农村不超过20％），农村企业主的配偶大多数（49.6％）仍是农民，而城镇企业主的配偶多数（57.5％）仍在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原来的职业，相当多的家庭仍是“一家两制”，即脚踏两只船，仍未摆脱与原职业、原单位所有制的联系。可见，家族企业本身深深地烙上了转轨的印迹。
家族企业是适应经济转轨且富有活力的企业组织形态。该群体的崛起必将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转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就是家族企业不断向现代企业转化，家族企业制度安排逐步由其它企业制度安排进行补充的过程。从改革实践看，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由小到大，实力从弱增强，创造了转轨经济一个又一个奇迹（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奇迹和20世纪90年代民营企业奇迹）。天然的市场本能决定了家族企业终将成为柯兹纳所述的“推动市场结构的主体”和卡森所说的“市场的制造者”。家族企业群体在中国经济转轨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家族企业是企业家精神产生的重要动力源。创新是企业家精神最为简洁的表述，也就是要突破周而复始，向一切方向去探索。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必须对市场潜在的盈利机会敏感，不断满足社会需要，开发新的市场。有需求就有供给，家族企业这种强烈的企业家精神需求动力，将是中国企业家市场发育的重要力量源泉。传统计划经济中只有生产厂长而没有企业家，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企业家形成的市场动力。现实中，家族企业虽然对家族外人力资本表现出一定的排斥性，但市场残酷的“生存检验”终将使这块“企业家沙漠”变成“企业家温床”。
其次，家族企业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市场机制的核心是每个市场主体，通过感受市场价格变动，平等交易产权，从而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家族企业由于产权明晰，既能分享成功交易带来的收益，又受到交易失败必须承担责任的约束，从而使得家族企业市场行为表现为理性的经济人行为。从产品市场看，家族企业理性行为表现为“物美价廉”，这样，生产不计成本、管理低效率的一类企业特别是传统国有企业，将可能被兼并重组直至破产。从人才市场看，家族企业理性行为表现为“出钱找干事的人”，这样，“一张报纸一杯茶”且“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企业行将淘汰。从资本市场看，家族企业理性行为表现为先开发出有投资价值的项目而后进行合理融资，这样，“圈钱”且“盲目投资”的怪现象在市场监督中将失去生存空间。只有家族企业这样的市场微观主体大量存在，市场机制才能真正起到发挥优化企业资源要素配置的作用。
第三，家族企业是推动中国农村家庭经营向现代工商企业转化的“制度引桥”。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业能否实现现代化，直接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转轨时期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一方面水土资源严重缺乏，有六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市场显然无力发挥配置土地这种几乎由生产资料演变为公共产品的功能。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初步估记，至少有三四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有这样一个超级“人才市场”吗？两方面事实叠加在一起，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当前中国农村难以发挥作用。从此角度更容易理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三十年不变”。事实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在充分利用家庭这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家庭作为人类第一保险箱，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天然保障，以家庭为起点进行创业，并逐步向现代工商企业发展，是稳定与发展结合的现实选择。
应该承认，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群体是一个适应社会发展，追求自我利益的异质群体。由于家族企业家在原有体制中的角色不同，个人资源禀赋有别，距离市场远近不一，在市场化改革中，他们追求自我利益的动力，除上述合理表现为寻利外，还可能表现为寻租，从而决定了家族企业在经济转轨中成为“动力集团”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压力集团”，以致于成为中国经济转轨不可忽视的阻力。表现有三：其一，企业在合法经营外衣掩盖之下，以造假、贩假、卖假为业，以劣充优、以假充真，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走私贩运，既搅乱正常市场秩序，又破坏政府宏观调控。其二，企业营利动机表现为最大限度地无偿侵吞和掠夺资源，从而造成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文化古迹受到破坏，甚至发生矿井塌陷、员工中毒等恶性事件。其三，通过血缘亲缘关系纽带进行官商勾结，原有体制保护下出现一批特殊企业，使得发育中的市场机制处处“失灵”，进而由经济转轨变为无轨运行状况。综上所述，市场化改革大目标之下，一方面允许和引导家族企业顺其自然地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只有这样，家族企业才能健康成长并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