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经济政策前后布哈林的思想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经济论文,哈林论文,思想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为界，布哈林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他在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左”，一度是俄共党内的“左”派首领。新经济政策出台后，布哈林抛弃了过去的那些“左”的理论和作法，同党内“左倾”反对派分道扬镳，成为新经济政策不懈的宣传者、完整的阐释者和坚定的捍卫者。这就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1921年前布哈林为什么表现得很“左”，之后又为什么能够较快地转到比较切合俄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上来？从布哈林的这一思想巨变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关于这些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一笔带过，未加详细论述。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前辈同仁指正。
一
1921年以前，布哈林在对德媾和、国家资本主义、民族自决权及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左”的立场。
在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自始至终反对列宁媾和正确主张。他们认为，签订和约就是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当务之急不是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是立即进行世界革命。因此，他们在各次会议上投票反对列宁的媾和建议，他们出版了派报，进行反对媾和的宣传鼓动。当列宁的提案获得通过并为党代表大会批准时，他们声明退出党和苏维埃机关，并且在自己把持的莫斯科区域局通过决议，提出“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宜的〔1〕”的论调。在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们公然破坏凡共产党员必须赞成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党内纪律，单独发表了要求撕毁和约、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声明，“左”的倾向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上，布哈林无视列宁提出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集中的、有计划的和监督的、社会化的”〔2〕有利方面去克服工人管理造成的管理混乱、生产下降的正确主张，认为这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放弃积极的阶级政策”，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谬论，荒谬到了极点”〔3〕。
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布哈林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是“大国吞并小国”和“世界政治地图”向着“单一的国家类型”不断变化的时代。因此，“民族自决”的口号是“空想的”和“有害的”，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1918年修改俄共党纲时，布哈林提出“打倒民族自决权，我们只让劳动群众有自决权”〔4〕的口号。尽管这一观点被否决，但布哈林对民族自决权的理解仍是“我们承认的不是民族自决权，而是民族的大多数劳动者的自决权”〔5〕。
在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社会是一种有序状态，因而，商品失去了其属性，其价值“最不适于过渡时期”，货币正在进行“自我否定”，“工资变成没有内容的虚假的值”〔6〕，政治经济学随着上述范畴的消失，其末日也就到了。布哈林还把“超经济”强制合理化，认为它是“劳动人民自我组织的表现”〔7〕。
诚然，布哈林为十月革命的胜利立下了很大功劳，然而，就其在这段时间的思想倾向来说，是“左”的，有时甚至是极“左”的。那么，造成布哈林如此“左”的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第一，时代造就了布哈林的“左”。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思格斯认为，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没有商品，亦不存在货币。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经济政策便体现了这些原则，列宁在1918年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拟订了全民计算和监督，全民管理国家和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不要商品、货币和市场，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蓝图。然而1918年夏开始的内战使列宁的这些思想未及付诸实践。内战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实施，红军在各条战线的所向披靡，节节取胜，德国、匈牙利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使世界革命前景呈现出一派阳光明媚的气象。在严酷的内战条件下成立的共产国际，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和指挥部。所有这一切使布尔什维克全党上下沉浸在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气氛中，把战时共产主义与直接过渡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以“赤卫队进攻资本”，用“骑兵突袭”的方式，共产主义指日可达。于是，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代之以共产主义的分配，成为人们的热切希望。列宁给俄共（布）起草的党纲就反映了这种调子：“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8〕“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商业〔9〕。”取消商品货币也成为经济学家们的热门话题。他们论证说，货币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实物工资才是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有人甚至认为自然经济就是共产主义的特征。这种看法在劳动群众中也有市场。他们认为，货币是罪恶之源，没有货币，人民的社会生活会过得更好。一封给列宁的农村来信写道：“如果合理地观察生活，看到全部生活都已包括在衣、食、住中。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多余的，那么何必要钱币这个恶魔。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我看得清清楚楚，没有这种资产阶级的残余，没有可鄙的金币和纸币，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幸福生活……但愿苏维埃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着手消灭这种巨大的罪恶----货币，用给每个劳动者定额的实物来代替它们。”〔10〕在这种普遍存在着“左”的气氛的条件下，作为俄共党内主要理论家的布哈林，自然不能游离于这种气氛之外。于是出现了他那部称为是“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经济领域的最大成就”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对取消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实行劳动“军事化”，“超经济”强制，作了理论上的论述，成为“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人称布为优秀理论家。列宁对布哈林的这本书倍加赞赏，详细阅读了该书，用三种语言写了“好”、“很好”的眉批，他对书中的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一章尤为欣赏，认为“这一章写得精彩”〔11〕，并且为该书写了书评。列宁仅仅对布哈林书中的“波格丹诺夫式的废话”表示不满，提议去掉一些“小缺点”加以再版。因此，可以说，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全党和全国“左”的氛围的缩影。
第二，过分抽象的理论思维方式局限了布哈林的政治视野，使他不能对现实情况作出冷静判断，结果走入“左”的迷津。布哈林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途径独具将色。布哈林之所以信奉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的“逻辑异乎寻常的和谐”，从科学上而不是从道义上否定了资本主义。〔12〕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布哈林的大部分生活不是在火热的革命实际中度过，而是主要从事理论工作。1912—1914年侨居维也纳期间，他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中心主义，对奥地利学派攻击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以摧毁马克思主义大厦的企图给以“合乎逻辑的批评”，而不是政治上的谩骂。1914—1915年他在瑞士研究帝国主义经济，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书长期的理论工作，使布哈林的思维沉醉于抽象的理性王国中难以摆脱，“任何问题都要探究理论根源” 〔13〕。布哈林思维的抽象性表现在他对事情的考察，从既定的逻辑起点出发，依靠逻辑的力量和思辨过程的无矛盾性原则，演绎出一套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理论。用这种理论逻辑的合理性之“履”去套现实之足，其结果必然不能正确地作用于客观事实，把握主观与客观、形式与内容、进攻与退却的辩证关系，理论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行动上表现为左倾冒进主义。这种表现在苏俄同德媾和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反映得最为明显。在布哈林看来，同帝国主义妥协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无异于同强盗为伍，是对帝国主义的屈膝投降，会损害革命事业的纯洁性，最终葬送革命的成果。这使布哈林难以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适当的后退是为以后的“三级跳”积蓄力量，寻找更好的起步点。利用敌人的长处来发展壮大自己，是为了以更强有力的自我去战胜敌人。布哈林的思维恰恰在这里出现了断层，使他无视客观事实，一意孤行。1928年苏联出版的小百科全书曾对布哈林的思维方式的长处和弱点作了概括：“布哈林思想的抽象性质是他的巨大长处，同时在很多时间里也是他的弱点。布哈林专心致志于思想的抽象发挥，而对具体的现实却常常不给以应有的注意。这有时使布哈林缺乏灵活的策略，作出过分直接的决定。布哈林之所以出现一系列左的倾向，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思想的抽象性质。” 〔14〕这个评价是经布哈林本人同意的，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第三，布哈林的“左”，部分也来自他的年轻气盛，缺乏政治经验。布哈林及其“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十月革命后都在30岁上下，布哈林比列宁小18岁，基本上是两代人。他们血气方刚，斗志旺盛，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对新情况反应敏锐，对事情不肯轻易让步。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年轻，政治阅历少，斗争经验不足，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易陷入片面、偏激，或过分简单化。布哈林同列宁对问题看法的差异可以认为是两代人的思想撞击。布哈林指责列宁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保守，“采用上一世纪的观点”；列宁则批评他“年幼无知”；“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年轻，是“年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哈林则反唇相讥：“那么列宁是我们的爸爸。”〔15〕因此，列宁对布哈林的原则性错误毫不宽容，给以严厉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使他去改正，同时，列宁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布哈林的思想会有所变化，“过5年或许会有所转变”〔16〕。确实，阅历的增长，斗争经验的积累，布哈林政治上日益成熟，思想行为中的“左”的成份变少乃至消失，成为列宁思想的忠实继承者。
二
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掀开了苏俄历史新的一页。经过血与火洗礼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尝试。就在这个时候，俄共（布）党内先后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左”倾反对派，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托洛茨基派等，掀起了一股股反对新经济政策的逆流。他们宣称“新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在俄国实行复辟”，“俄国需要再进行一次工人革命”等等。有些人甚至以退党、自杀以示对新经济政策的抗议。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关系苏俄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关头，从前“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中流砥柱，战时共产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布哈林，却紧紧站在列宁一边，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和拥护者。1921年2月，当政治局讨论新经济政策时，布哈林除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有异议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3月，在党的十大上，布哈林完全赞成用实物税取代余粮收集制。7月，他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专门作了《苏维埃俄国新经济政策》的演讲。8月6日，他又在《真理报》上发表《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一文，系统说明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目的和意义。1922年11月，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布哈林又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及其伟大意义。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布哈林成为俄共（布）党内新经济政策坚定的捍卫者和最权威的解释者。他写了诸如《论今日的取消派》、《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如何毁灭工农联盟》、《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有力地驳斥了反对派对新经济政策的责难和攻击，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和理论。纵观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前后的思想，变化非常之大，前期非常“左”，后期比较实事求是。就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前后的思想巨变与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及自我深刻反省密切相关。从国际上看，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被击退，另一方面，期待已久的世界革命相继以失败告终，到1921年为止，德国、匈牙利的革命接连受挫，第一次大战以来各国的革命高潮基本上过去了。从国内来看，内战刚刚结束，国内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人们对战时共产主义的不满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个别地区发生了农民暴动和水兵叛乱，彼得格勒工人骚动，莫斯科工人罢工。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中，两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十分突出地摆在了布尔什维克面前：一、在世界革命趋于沉寂的情况下，俄国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二、在战时共产主义失败的情况下，俄国又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面临艰难的抉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吸收，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才能最终找到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列宁率先垂范，全党痛切反思。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布哈林也陷入了深沉的思考。这一思考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思考包容理论与实践，这一思考的出发点是现实的经济危机，而落脚点是在不发达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当他面对满目疮痍、危机四伏的俄罗斯大地时，他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幻灭感中，“现实关系以其全部冷静的真实面目展示出来”。随着实践的深入，布哈林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他发现：“无产阶级的政策有时从外表看来是不太激动人心的，但却是比较正确的、牢固的、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因而它改变这种现实也是有把握得多的。”〔17〕在这种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布哈林终于走出了纯理论推论的迷雾，更加贴近现实，更加接近真理。
第二，布哈林在布列斯特时期的严重错误和惨痛教训，是他在新经济政策前后思想巨变的前导和转机。布哈林在《自传》中说：“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极大的错误。”〔18〕由此可见布列斯特时期在他的整个人生历程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布列斯特时期对布哈林思想的影响至深且远。首先，布哈林等人的错误后果非常严重，十几座城市和广大地区沦陷敌手，首都彼得格勒危在旦夕，苏维埃政权几乎夭折，布尔什维克党四分五裂，国将不国，党将不党。其次，布哈林等人错误的性质非常严重，他们的错误说到底就是极“左”：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行动上的盲目主义，理论与实践脱节，主观与客观分离，狂热淹没了冷静。这是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通病。针对他们的错误，列宁利用一切场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斗争，但他们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但事实证明犯错误的不是列宁而是他们自己。现实与思想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在他们心中引起狂涛巨澜，尤其是作为其首领的布哈林，不能不对自己的错误反躬自省。最后，布尔什维克党对待布哈林等人错误的态度和方法，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处理了同布哈林等人的意见分歧。对布哈林等人的派别错误，中央不仅没有作组织处理，反而竭力把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可以说，党对布哈林等人的错误作到了仁至义尽。因此，当事实证明他们错了之后，布哈林公开而坦率地承认了错误。由上观之，我们认为，没有这一次的挫折和顿悟，就不可能有下次的清醒。
第三，布哈林的思想巨变与列宁对他越来越大的影响密切相关。布哈林在《自传》中说，布列斯特“以后的整个时期是列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超过对任何人的。从我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一点来说是这样，从我有幸能和他同在一个队伍，并且他作为一般同志和人，而我有幸能站在他的身边这一点来说也是这样。” 〔19〕这番话确实发自内心，感人肺腑。列宁对布哈林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在布列斯特时期，列宁曾发表了大量批判布哈林极“左”错误的文章，如《论革命空谈》，《论疥疮》，《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严重的教训和严重的责任》，《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这些文章对极“左”错误的根源作了挖掘，对极“左”错误的危害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这些文章，布哈林当时接受不了，但事情过后，回首往事，它不能不成为布哈林自我反思的重要指南。其次，列宁晚年对于在一个小农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作的可贵探索深深地影响到布哈林思想的转变。从1921年列宁发表《论粮食税》到1923年的《论合作制》，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包括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如何发扬党内民主、防止官僚主义，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如何发展商品生产和货品流通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布哈林经过布列斯特时期以后等，逐渐抛弃了思想上的极端主义，对俄国国情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对列宁晚年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深刻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真理的力量，从而奠定了他在未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思想的基础。最后，列宁晚年与布哈林之间的动人友谊也成了他思想转变的催化剂。布哈林第一次见到列宁是在1912年秋天，虽然列宁年长很多，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开始了他们延续终身的友谊。布哈林始终把列宁看作自己人生的导师和引路人，即使在他们发生激烈争论和分歧时也不例外。布列斯特和约以后，布哈林更是对列宁充满了崇敬和感激之情，他们之间的友情更深更浓了。列宁患病期间，两人的交往更加密切，列宁经常叫布哈林去看他，两人手挽手在花园散步，谈论重要问题。足见两位理论界领袖友谊之非同寻常。
综上所述，新经济政策前后，布哈林思想巨变有各方面的原因，有内因也有外因，有远因也有近因，正是这些因素促进了布哈林思想的转变。
三
从布哈林的思想转变中，能够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无论是“左”的错误，还是右的错误，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即“左”的能转变到正确轨道上来，右也能转变到正确轨道上来。布哈林曾是俄共（布）党内极“左”思想的代表，但通过布列斯特时期，通过列宁的批评和教育，通过自我反省和认识，最后彻底抛弃了“左”的一套思想和理论，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路线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在党内主要表现为“左”的或者右的错误的干扰。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常出现“左”和右的错误，如何对待非常重要。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左”或右的错误都是思想认识问题，任何人的认识都是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人不能在所有时候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可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左”的偏差，那个时候出现右的失误，这完全符合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布哈林的思想经历告诉我们必须改变僵化的思维模式，努力从思想转化的角度看待犯“左”或右的错误的同志，全方位、多视角地考查人的思想状况，努力发掘积极因素，真正解放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同心同德，共同奋斗。
第二，思想转化是个痛苦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说变就变的。布哈林整个思想转变经历了约6年时间，从1918年到1923年。这里面有幻想的破灭，有心灵的巨创，有痛苦的反思，有自我的否定，更有思想的新生。从极“左”向正确道路的回归必须有一种彻底的自我批判精神，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抛弃一切私心杂念，时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现实生活中常常有些人说变就变，没有痛苦，没有自责，对于这种思想“突变”，必须提高警惕。思想转化是一次连续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犯倾向错误的人来说，必须在这种否定之否定中实现思想的突破和升华。
第三，思想转变必须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就党内而言，就是要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党的领袖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布哈林的思想转变与当时党内宽松和谐的民主环境密切相关，也与列宁本人的民主作风有关。不同意见，甚至错误意见，不是压制，而是允许充分自由地表达。不是夸大矛盾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意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事实说话。这一点应该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第四，转变思想的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布哈林“左”倾错误的重要根源就是教条主义，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从先验的模式和既定的逻辑出发。而布哈林之所以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拥护者、支持者、捍卫者和发展者，关键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坚持实事求是，才有可能真正剔除头脑中的幻想和虚妄，真正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相互联系；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彻底抛弃某些陈旧过时的概念、观点，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人的认识正确与否，不是由主观来判断，必须由实践来检验。
收稿日期：1995年6月15日
注释：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38页。（下列同种书编译者略）
〔2〕《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6页。
〔3〕〔11〕〔15〕〔16〕《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3、114、97、99页。
〔4〕《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885年，第147页。
〔5〕布哈林《共产主义ABC》，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201页。
〔6〕〔7〕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出版社，1981年，第116、118页。
〔8〕〔9〕《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90页。
〔10〕转引自《苏联现代史论文集》，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9页。
〔12〕〔18〕《苏联与十月革命活动家传略》第2卷，格拉纳特出版社，莫斯科，1930年俄文版第52、54页。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70页。
〔14〕《苏联小百科全书》第1卷，莫斯科，1928年俄文版，第914页。
〔17〕《布哈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
〔19〕刘立凯、杨进堡编《红都见闻录》（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7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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