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三纲观念识要——与《三国演义》、《红楼梦》作比较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红楼梦论文,演义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1)02-0050-07
“三纲”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三种最主要的道德关系。西汉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1]，是不可改变的。程朱理学则又进而说它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理”的表现形态，并以此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永恒性，道是“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2]。因此，对“三纲”的态度如何，便成为检验《水浒传》等名著哪是“讽喻文学”的杰作，哪是“叛逆文学”的经典之试金石。于此，试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及《红楼梦》作一比较研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水浒传》与“君为臣纲”观念
“君为臣纲”是“三纲”中最主要的一纲，它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对此是宣扬的。要点有四：
其一，说“执一而终，有死不贰”的君臣观。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大批“忠臣义士”的形象。个中既有忠于汉献帝反对曹操的董承、吉平，又有忠于曹魏的庞德、王经；既有忠于刘璋而反对刘备的赵累、张任，又有忠于刘备的关羽等辈。总之，不论其主公是谁，只要是为之效死，就被作为“忠臣义士”来赞美。反之，则被斥为乱臣贼子的行径，而将其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还是让我们看个细节吧。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写：“一日，关公在府，忽报：‘内院二夫人哭倒地，不知为何，请将军速入。’关公乃整衣跪于内门外，问二嫂为何悲戚。”[3]246这里，关羽执的乃是臣礼，虽口称“二嫂”。而当时的关羽正羁留曹营，这也就等于是他在明告曹操：我尊“皇叔”刘玄德为“主公”，是“执一而终，有死不贰”的。同时也写出了曹操之辅汉献帝是“假忠欺世，卒为身谋”：真可谓一叩双响。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这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名句。倘借以说《三国演义》中蜀国英雄关羽等的“宗汉情结”，我以为是合适的；倘借以说《水浒传》中宋江等一百零八将的“宗宋情结”，我认为也是合适的。还是让我们重温一遍宋江那段饱含热泪的话吧：
“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4]1302
这是宋江的遗言，也是施耐庵给宋江的盖棺论定，真不愧为忠义之烈。
不难看出，这种“执一而终，有死不贰”的君臣观是正统的君臣观，并多少接受过宋代理学的洗礼。从而也就使这种君臣观有一失，失在流向“愚忠”。然而，由于宋代理学分外强调华夷之辨，从而也就使这种君臣观有一得，得在将“忠君”和“爱国”合二而一，认为“顺天”乃是为了“护国”，这有宋江接受招安时作为开路的两面大旗可证，具体反映为宋江的“中心愿”，就是志在“平虏保境安国”。
其二，说“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三伦一体的君臣观。
我们知道，《三国演义》写张辽和关羽相交甚厚。一日，张辽问关羽：“兄于玄德交，比弟与兄交何如？”关羽曰：“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主臣者也：岂可共论乎？”毛宗岗评曰：“看他轻重较然，只二语中已备五伦之三矣。”[3]257五伦中唯居于末位的朋友关系是相对平等的，而以兄弟关系为最亲，因此，也就使这种三伦一体的君臣观不同于理学的“君君臣臣”，多少含有平等意识和情本位因素，它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的。其源头有三：一是，来自农民起义处于初级阶段时以结义的方式求得同心协力的组织形式。二是，来自小生产者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以结义的方式取得互助互利的思想要求。三是，来自晚唐五代某些势单力薄的君主以结义的方式对大权臣大军阀进行拉拢的政治手段。一经罗贯中的艺术加工和改造，便化腐朽为神奇，成为这一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宗旨的三位一体的君臣观。嘉靖本虽无此提法，已有此思想。经毛氏本借关羽的口一点，遂成《三国演义》中理想的君臣观，而为蜀国英雄所信守。
《水浒传》呢？似未道及这一君臣观，实际上是写到了的。这一点，清人章学诚倒是看到了的，他在《丙辰札记》里说《三国演义》：
“其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且其书似出《水浒传》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似《水浒传》中萑苻啸聚行径拟之。”[5]
章学诚以信史去要求《三国演义》，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且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成书的先后颠倒了；但他这种对《三国演义》的不满，却正好从反面说明一个问题，即“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前后的宋江与吴用等的关系实乃“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前后的刘备与关、张等的关系的雏形，本质上都是种“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的关系。那另霸海滨之时的混江龙李俊与其左右的关系当亦如此。只是刘备有皇叔之说，而宋江则矢志“宗宋”，不肯托胆称王而已。
其三，说“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的君道观。
关于这，《三国演义》曾先后六次借五人之口侃侃而言之，可见罗贯中对这一君道观是如何倾心。它的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之一，突破了两汉以来的“君权神授”说。那么，这里所说的“有德者”的“德”，指的又是什么呢？就是坚执“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的理念，不忘“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重要，做到“以德行仁，泽布于民”。如刘备为政新野，百姓歌之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如刘备兵败新野渡江之日，两县同行军民十余万人，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天下归心如是，则庶可与古公亶父齐芳矣。
或许由于“外敌凭凌，国政弛废”，而小说则旨在“宗宋”吧，《水浒传》中虽无类似“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提法，但寄意实有之。其中如以春秋笔法将“引首”中的宋太祖和宋仁宗与正文里的宋徽宗之形成对照，便属独具匠心。说穿了，就是：其颂宋太祖之武功，与宋仁宗之文治，皆旨在强调宗宋的正当性，并对宋徽宗作适当褒贬，以明宋室何以会兴，又何以会衰。
故谓宋太祖“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那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故谓宋徽宗枉自称“道君”，却武不能一继其先祖的雄风，文不能一承其先祖的德治。其立朝也，明知蔡京等四凶皆奸佞之臣，在危害社稷，却恶恶而不能去，明知梁山好汉皆忠义之士，可造福生灵，却善善而不能用：实属“庸主”。致以“替天行道”为己务、以“及时雨”之德走天下的宋公明之“中心愿，平虏保境安国”，只能成为“仁者的心路”，不能成为现实，遂致“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国将不国。
故谓宋仁宗在文治上是开宋室“三登之世”的“仁君”。而说来奇怪，这位皇帝比刘备还爱哭，乃至“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已。却原来他所忧者，是唯恐将来无贤臣辅弼，不能解民于倒悬之灾，所以太白金星给他开的止哭良方，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正因为宋仁宗是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仁君，所以虽在瘟疫流行的重灾之年，社稷犹能“礼乐笙镛治”。
与此似殊而实相类的，是混江龙李俊之入主“暹罗国”一事。我以为这一情节，它集中反映了施耐庵的只反贪官，不反王权，以及对“好皇帝”的憧憬之情；而施耐庵所憧憬的“好皇帝”，除了宋太祖和宋仁宗式的人物以外，实际上还有宋江式的“仁者”。故而，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说梁山好汉：“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伯业。”需知，那李俊一有“图王伯业”之志尚且可以“另霸海滨”，则宋江如有“图王伯业”之心，当可以代宋而“王天下”。试想，宋江“陈桥驿滴泪斩小卒”之日，他也来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不是易如反掌吗？只是他一意招安，专图报国，誓死不为而已。不意他这以“顺天护国”为标志的“仁者的心路”，却演化为“忠义的悲歌”，“宗宋情结的哀歌”，则施耐庵之孤愤亦深沉焉！这就难怪他要将宋江“滴泪斩小卒”的地点精心安排在“陈桥驿”，而且一说再说，乃至于在第八十三回的下半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中竟不惜笔墨说了八次之多，在第九十回后半回《燕青双林渡射雁》中，又三提陈桥驿：该不是无意吧！
其四，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臣道观。
这是古已有之的，那孔子与孟子的周游列国又何尝不是在“择主”呢，只是未能如愿而已。《三国演义》所写的“良禽择木”主要有三种类型，而写此盖旨在“明道”，这是其可贵之处。
一是，赵云式的。赵云以忠义之心为纽带，只身离袁绍而投刘备。玄德曰：“吾一会子龙，便有留恋不舍之意。谁想今日相遇，乃备之幸也！”云曰：“奔走四方，寻主事之，未有真主。今随皇叔，大称平生。虽肝胆涂地，无少恨矣。”彼此可谓堂堂正正，心心相印，忠义惜忠义，英雄爱英雄。
二是，魏延式的。魏延杀故主韩玄而献长沙于刘备，不论出于何心，在客观上却陷自己和刘备于不义。所以孔明曰：“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欲斩之，“以绝祸根”。与此同时，黄忠离韩玄而献长沙投刘备，其过程恰与魏延相反，而不违忠义之道，所以孔明深敬之。
三是，蔡瑁、张允式的。二人出于私利，不惜卖主求荣，欺幼主刘琮而献荆州于曹操，不忠不义，故曹操佯用之，实忌之，复杀之。而毛宗岗则假借“后人”之口作诗叹曰：“曹操奸雄不可当，一时诡计中周郎。蔡张卖主求生计，谁料今朝剑下亡！”[3]457
凡此，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择主者与被择者应各以忠义二字自守，卖主求荣之事切不可为，亦不可容。那赵子龙的“良禽择木而棲”，则堪称是“贤臣择主而事”的典范，所以名扬史册而称颂于众口。
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比，《红楼梦》对“君为臣纲”的态度截然不同，一是恭奉，一是讥讽，二者堪称是冰炭难同炉。还是让我们看一看《红楼梦》之对“君为臣纲”的态度吧。
书中实际是写了三个皇帝，一个是“仿舜巡”的太祖皇帝，一个是想“以孝治天下”的“当今”，一个是赞同“当今”想“以孝治天下”的“太上皇”。祖孙三代都想行“王道”于民，做个“体贴万人之心”，“仁孝过天”，赢得万民高呼的“圣君”。可他们的以“仁孝”，亦即以“王道”治理天下，又是意在以弘扬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封建等级思想和等级制度为指归的。是故，其治理天下的结果，却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这是何等深刻的揭示，它所提出的问题已不限于某某君主是否有道，而是对封建君主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提出了深刻的怀疑。
书中写贾宝玉有句呆话，其意思是：“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又哪来的“昏君”，又哪来的“战乱”；那“文死谏，武死战”，“皆非正死”，还不如死于“为丫鬟们充役”的好。这就不只雄辩地否定了“文死谏，武死战”这一封建主义最高道德信条，而且还以春秋笔法否定了“君权神授”说。
书中写及“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与几个丫鬟行至象征皇权的省亲别墅下，忽然一阵肚响，解下裤带欲方便。诚然刘姥姥是醉了，但作者没有醉。
书中写及“贾元春才选凤藻宫”，说那六宫太监夏守忠奉旨召贾政进宫，“临敬殿陛见”，吓得“贾母等合家人心中皆惶惶不定”，“不知是何兆头”。这真可谓伴君如伴虎。贾政以心伴君如此，元春以身伴君亦如此，所以日后她才有“虎兕相逢大梦归”的命运和结局。
凡此等等，足以看出曹雪芹对“君为臣纲”的不恭，是似颂而实讽。
二、《水浒传》与“父为子纲”观念
“父为子纲”是君为臣纲的缩影，它是封建主义族权的理论基石，实际上也就是要以家长统治维护封建社会的宗法等级制度。方法是以封建主义的孝道作纽带，把个人、家族、国家联系起来，将封建主义的政治和封建主义的伦理打成一片，这也就是《孝经》所说的“移孝为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6]《三国演义》对这一封建教义恪守不渝，“孝”字成了它褒贬人物的重要标准。
比如，小说开卷第一回，说刘备：“玄德幼孤，事母至孝。”说曹操：“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
二人甫登场，作者为什么要如此介绍他们幼年时的行状并形成对比呢？毛氏父子于“故见罔耳”一语下有段评语：“欺其父，欺其叔，他日安得不欺其君乎？玄德孝其母，曹阿瞒欺其父、叔，邪正便判。”[3]8“父为子纲”还被作者直接用以作为褒贬人物的“义与不义”或“仁与不仁”的基本原则。“元直走马荐诸葛”，写曹操闻听徐庶“事母至孝”，居然无视徐母的意旨，伪拟手书，想召徐庶回许昌充当自己的股肱之士，而刘备则鉴于“母子乃天性之亲”，送徐庶归许昌以全其母子之恩，借以形成鲜明对照，说明曹操是不仁不义而刘备是大仁大义。
《水浒传》呢？它对于“父为子纲”的信奉一点也不亚于《三国演义》，这集中表现在作者的理想寄托者宋江身上。宋江固然是个“义胆包天”的人物，然而他身上的“义胆”与其“孝道”相比，则又不能不说是处于次要地位。
“花荣大闹清风寨”，宋江不得不率领花荣与秦明等众好汉投奔梁山，于村店碰到捎书的石勇。宋江读罢家书：
“叫声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将起来，自骂道：‘不孝逆子，做下非为，老父身亡，不能尽人子之道，畜生何异！’自把头去壁上磕撞，大哭起来。”[4]460
哭昏苏醒以后，既不考虑个人的吉凶，也不考虑弟兄们的安危，边哭边留下一封书信，“连夜自赶回家”。弄得花荣和秦明等众兄弟，“事在途中，进退两难；回又不得，散了又不成”。宋江回到家里，知父亲不曾谢世；自己却锒铛入狱，并被断配江州。晁盖聚众好汉四处堵截，把宋江劫上梁山，让坐第一把交椅，宋江却正色道：
“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4]472
真是：生命诚可贵，义字价更高。为了尽孝道，两者均可抛。可作者认为：这才是宋江品德高尚而为他人所不及的地方，让时人呼之曰“孝义黑三郎”。
那么，《红楼梦》对“父为子纲”的态度又如何呢？
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书中的正面形象皆在子辈，父辈中无作者称颂或肯定的人物。当父子之间发生冲突时，作者的同情全在子辈。宝玉挨打是如此，贾琏挨鞭也是如此。诚然，子辈身上也有毛病，但作者皆写成是由父辈的管教和影响造成的。
这种作为小说情节结构之主轴的“父与子”的矛盾，说到底，是由于父辈只允许子辈在以封建等级思想和制度打造的平台上表演人生之戏，而子辈却想到那以自由平等思想打造的平台上演唱人生之歌。所以，这种“父与子”的矛盾，是代表着两种人生道路、两种历史发展方向的矛盾。
凡此，可以看出《红楼梦》对“父为子纲”的不以为然。
三、《水浒传》与“夫为妻纲”观念
“夫为妻纲”，不仅是封建家庭内部施行“夫权”的理论基础，实质上也是宗法等级制度以男性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理论基础。
“四书”之一的《大学》强调“治国”必先“齐家”。《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孔颖达疏云：“能施礼法于寡少之适妻，内正人伦以为化本。复行此至于兄弟亲族之内，言族亲亦化之。又以为法，迎治于天下之家国，亦令其先正人伦，乃和亲族。其化自内及外，遍被天下，是文王圣也。”[7]《礼记》云：“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8]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并称：“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9]圣贤们此唱彼和，认为“治国”必先“齐家”，认为“齐家”的起点当是“施礼法于寡少之适妻，内正人伦以为化本”。这倒不是他们有什么天生的管教妻子的癖性，或者出于恩爱和慎重而将夫人作为“治国”的试点。这是由于“最初的阶级压迫是跟男性对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说穿了，所谓“刑于寡妻”，实际上是宗法等级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社会阶级压迫在两性关系上的变相反映。毋庸讳言，《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里所反映出的妇女观是相当落后的，甚至落后于宋元话本与元人杂剧某些优秀作品所反映的妇女观。
《三国演义》开卷便写青蛇蟠于御椅以及雌鸡化雄等种种“不祥之兆”，以示汉祚之衰，天下将乱。所谓青蛇蟠于御椅，意即毛氏父子批语所说的“唯虺唯蛇，女子之祥，寺人正女子一类也，故有此兆”[3]2。所谓雌鸡化雄，实即《尚书》所云“牝鸡之晨，惟家之索”[10]的旧调重弹。二者皆是以女子擅权喻东汉末年的十常侍误国。要是结合书中所写的“白门楼吕布殒命”，是由于“听妻妾言，不听将计”；刘琮的州破身亡，是由于“蔡夫人议献荆州”等重要情节看问题，便不能不认为作者实际上是在把女子看成是“祸水”。
《水浒传》呢？更是如此。书中写宋江的触犯王法、亡命江湖，是由于杀惜；宋江之所以杀惜，就在于阎婆惜忘恩负义、反目成仇，以刘唐的下书作把柄要挟宋江。写卢俊义原是立意与梁山为敌的人，之所以会被逼上梁山，是由于吴用的“智赚”；吴用的计策之所以会实现，则又由于“谁料室中狮子吼，却能断送玉麒麟”。写潘金莲私通西门庆，药鸩亲夫武大郎；武松为兄报仇杀死奸夫淫妇，由此触犯王法而被步步逼上梁山。写杨雄之妻潘氏，私通和尚裴如海，离间杨雄与石秀的结义之情；石秀设法使杨雄明白事情的真相，杨雄遂杀死潘氏，与石秀畏罪投奔梁山。凡此等等，真可谓无恶不归女子，无善不归丈夫！
当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塑造了一些正面的女性形象，然而，皆以听从伦理观念的支配为其特点，并不见其有什么独立的意志和人格。貂蝉是个“颜色倾城，年当十八”的女郎，王允让他表演“连环计”以拯救汉室，他就在董卓与吕布之间弄色相风情，离间其父子分颜；吕布杀了董卓，她又温驯地成了吕布的侍妾，始终没有半点个人感情的波动。施耐庵把扈三娘的武艺写得超过梁山上的不少好汉，这当是他独具胆识的地方；但是，当宋江为了实现当年许诺给王矮虎找门亲事的诺言，亲自保媒让被俘归顺梁山的扈三娘“当夜”与王矮虎完婚，扈三娘接受宋江的摆布当即嫁给其貌不扬“贪财好色”的王矮虎而没有激起纹丝感情的涟漪！
你道为何？却原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正面女子形象，其思想品格多是从班昭《女诫》的模型里倒出来的。班昭《女诫》说得明白：女子当自甘于“卑”、“弱”，“苟不甘于卑，而欲自尊，不伏于弱，而欲自强，则犯义而非正矣。”[11]王允待貂蝉情同“亲女”，宋江与扈三娘是结义兄妹，他们对亲长当然只有唯命是从；这也就是罗施二氏所要看到的女性的道德面貌和精神境界。岂但如此，罗贯中还借刘备的口说了一段“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这一古老思想在《水浒传》里也获得形象的写照，那杨雄杀妻一段血淋淋的描写不只是一般地宣扬“夫为妻纲”的神圣，简直是认为丈夫有权把妻子当做任意屠宰的牲口。
《水浒传》则不然。书中所写的女子，其“自甘于卑、弱”者寡，其自许“不是鳖老婆”者众。其胆略大多不亚于男子，其胆大则往往胜过男子。令人悚然，亦令人避忌：“阴人不吉”。
还需一提的是，都重男轻女，都写及英雄和美人，而《三国演义》无“阴人不吉”的观念。原因何在呢？这是由于《水浒传》所蒙受的江湖文化和市井文化的影响要比《三国演义》深。何以言之？还是孙述宇先生说得好：“我们发觉强人与僧人一样避忌妇女，这两种人处处南辕北辙，然而为自己生命的焦虑则一，所不同的是强人焦虑的是肉身性命，僧人则是精神生命而已。我国过去的盗匪有劫财不劫色的规条，又有阴人不吉的观念，都反映这种心理。”[12]
最后，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三国演义》中无淫妇，多节妇。《水浒传》中寡节妇，多淫妇。怎么解释呢？这是由于《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妇女皆来自绣户侯门，《水浒传》中的妇女皆属市井中人。二者蒙受的教育不同，文化素质的不同，社会身份的不同，心理结构的不同，致道德操守不同。一个把班昭的《女诫》当做座右铭恪守之，一个把班昭的《女诫》视为废纸唾置之。这就出现了《三国演义》中多节妇无淫妇的现象，而《水浒传》则相反。是故，不应当单从妇女观的角度去评价一部作品思想水平的高低。应予回味的倒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何以会如此相辅相成。
不妨让我们再看一看《红楼梦》对“夫为妻纲”的态度。面对传统的男尊女卑，女子无独立人格的现实，贾宝玉有两句“呆话”。一曰：“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13]28-29一曰：“山川日月之精华独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13]283这种发自贾宝玉“意淫”观念的道白，这种建立在对男性贬抑上的对女性的褒扬，在对传统观念的矫枉上虽则是过正的，但其哲理层面却是正确的。那就是：认为“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不合理的；认为“夫为妻纲”的观念，是不合理的；认为以男性居于社会中心统治地位的封建等级思想和制度，是不合理的。认为合理的社会，当如太虚幻境般的自由而平等的社会，认为合理的婚姻当如宝黛为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之时所订立的木石前盟，这是种以男女平等，性情相契，相知相爱为基础的自择婚姻。不言而喻，这种妇女观和婚姻观具有世法变革的性质，所以是进步的，乃“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未萌”。
四、结论和余论
写到这要指出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对“三纲”的态度是褒扬，而《红楼梦》对“三纲”的态度则是扬弃，这不是偶然的。盖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人类生长于天地间的基本法则。“霸道”无视于人的“生存”和“温饱”的要求，故黎民皆欲叛离之。“王道”虽则制约人的“发展”，而能关心人的“生存”和“温饱”，故黎民皆愿追随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写志士仁人是如何的在刀光剑影下为国捐躯，一写绿林豪杰是如何地欲尽忠报国而壮志难酬。其所欲解决者，乃是如何从“三纲”中吸取圣贤们的良法美意，以在此“礼”之大体的框架中谱写王道乐章的问题。这也就是施罗二氏褒扬“三纲”而对“君为臣纲”颇多瞩目的原因。其所提出的新思想。则有“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主臣”的“三伦一体”的君臣观念。《红楼梦》则不然，它写的是“生于王道乐土上的芸芸众生恍若无事的社会人生的悲剧”。盖作者从“三纲”观念中有个破天荒的发现：却原来那“王道”只给人生存和温饱，不给人“发展”以推动历史前进，也在吃人。这就决定了曹雪芹对“三纲”所包含的圣贤们的良法美意持此批判态度，而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自励。这就叫做苦痛的求索未来造就了曹雪芹。
写到这，还需指出的是：不同于《红楼梦》的妇道观念是从封建叛逆者的审美心理角度写出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妇道观念，一从士大夫的审美心理角度写出，所以指归封建正统文化的风范，反映为书中有节烈之妇，如孙夫人，而无杀夫之妻；一从绿林豪杰的审美心理角度写出，所以蕴涵江湖文化的元素，反映为书中多害夫之妇，如淫妇二潘，而寡节烈之妻。凡此，这对我们研究作品的文化现象是不可不注意的，所以，不能专从小说所写妇道观念的进步与否去论作者思想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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