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探索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B41,C90,D71,H41,J18
一、引言
经济学实验在政策研究方面具有一些其他研究方法所没有的独特优点①，Roth用“在王子耳边低语”(Roth，1988；Kagel and Roth，1995)比喻经济学实验研究结果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参考价值。然而，来自实验研究的“低语”通常具有不同的外部适用性，明确现有实验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差异可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更精确的政策制定参考，并为改进相应实验设计提供指引，如何判断一个具体问题下的多个实验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差异？本文提出一个经济学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方法，并通过对嵌套社会困境环境下的公共品实验结果外部效度进行排序说明其具体运用。
对经济学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可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更精确的政策制定参考。从当今公共管理实践看，处在网络化环境中的公共管理者要处理越来越多复杂的、难以解决的奇特问题(Moore，2011)，这类公共管理问题超越了单个组织的能力，并且相互联系，解决这类实际问题迫切需要得到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建议；与此同时，大量的经济学实验研究成果揭示出不同因素间的内在关系，但数量日益庞大的实验结果及其不同的适用范围使政策制定者难以适应②。在此情形下，对具体问题的经济学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能够比较这些成果的外部适用性差异，帮助政策制定者对实际中能否采取与实验处理相似的做法做出更精确的判断和取舍，增加现有实验研究结果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在实验设计改进上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实验是否能反映现实的并行问题多年前就受到关注，通过对现有实验研究结果外部效度排序，可以探索具体问题上的实验研究结果和实际应用之间的并行关系，获得具体问题下的现有实验研究跟现实需求之间的缺口信息，为改进现有实验设计或开发新的实验设计提供知识。
目前有两种对经济学实验外部效度进行判断的理论性研究与本文相关：一种是针对实验类型，认为不同的实验设计类型具有不同的外部效度(Harrison and List，2004)；另一种是考察实验设计中是否包含物质财富之外的因素，认为同一种实验类型下的实验结果外推需要考虑非财富因素的作用(Levitt and List，2007)。但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够对同一问题下已有实验结果外部效度进行排序的具体方法，这一缺失削弱了经济学实验在政策制定参考方面的作用发挥。本文基于Harrison和List(2004)以及Levitt和List(2007)的思想提出一个经济学实验研究外部效度量化排序的具体方法，填补这方面空缺。
以下先提出外部效度排序的标准及方法，再将此方法应用于嵌套社会困境公共品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排序以说明其应用及对实践的参考，最后提出嵌套社会困境公共品实验及研究可改进之处。
二、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的标准选择及排序方法
Harrison和List(2004)以及Levitt和List(2007)分别从实验类型和个体的行为两个方向对实验的外部效度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分别将这两个方向作为对实验结果进行排序的第一标准和第二标准，两个标准与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的关系如图1所示。
针对具体问题的实验研究文献
实验类型是什么？ 标准一
行为因素起作用？ 标准二
实验结果的外部效果排序结果
图1 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与两个标准的关系
(一)第一个标准
标准一：不同类型经济学实验研究结果具有不同的外部效度。
不同类型的实验设计有比较明显的外部效度差异。实验室实验(conventional lab experiment，记为LAB)的特点是以学生作为被试，实验环境由一套抽象框架和强加的规则构成；伪实地实验(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记为AFE，也称人工实地实验)的特点是除了被试对象采取非学生之外，其他方面与实验室实验相同；框架实地实验(framed field experiment，记为FFE)的特点是在具体物品、任务、信息、资金、时间范围等方面采取实际中的物品和内容，其他方面与伪实地实验相同；自然实地实验(natural field experiment，记为NFE)的特点是环境变成被试在现实中承担这些任务的场所，被试不知道自己在实验中，其他方面与框架实地实验相同；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记为NE)的特点不受实验者控制(Levitt and List，2009)。
标准一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对相关实验研究的实验设计对类型进行划分得到其实验结果外部效度的初步排序，如图2所示，外部效度自左往右增大。运用这一标准，首先可将所有的实验研究划分为三大类：实验室实验、实地实验、自然实验，其中实验室实验和自然实验分别处在效度坐标最外端，各自具有最强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位于中间的是实地实验；其次将实地实验再细分为伪实地实验、框架实地实验、自然实地实验三种(Harrison and List，2004)，实地实验处在完全受控和完全不受控之间，兼具实验室实验和自然实验的优点。
内部效度 外部效度
实验室实验 实地实验 自然实验
LAB AFE FFE NFE NE
资料来源：Levitt和List(2009)。
图2 不同类型经济学实验的外部效度特点比较
将上述不同实验类型外部效度进行简单量化赋予序次，如表1所示，在表1“排序”行中，数字1、2、3、4、5代表外部效度次序，其中1代表该实验类型具有最高的外部效度，5代表最低外部效度。
(二)第二个标准
标准二：实验环境中行为经济因素是否起作用以及作用方向、作用大小影响实验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
1.行为经济因素的重要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基于以下假设：个体是理性、结果导向、自我控制、完全自利、自我中心的主体，作为分析个体行为的起点这些假设很有用，但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些假设对个体行为的描述并不准确，现实中的个体通常不具备标准理论所假设的那些特质，由此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将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证据运用到对个体和群体的决策分析(Angner and Loewenstein，2010)，行为经济学把“偏离(departures)”新古典传统假设作为现实中对人的行为观察的起点，在过去20年间借助分析经济现象中的行为经济因素，行为经济学获得了大量新颖的理论认识和创新见解，其发展改变了经济学家对个体行为的传统看法，并进而影响到相应的政策制定。
在经济学、管理学的发展史上，行为因素始终与这些学科的发展相随：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道德情操论、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的数学心理、费雪(Irving Fisher)的货币幻觉、凯恩斯(Maynard Keynes)的通论、西蒙(Herbert Simon)的管理行为、卡通纳(George Katona)的经济行为心理分析以及西多夫斯基(Tibor Scitovsky)的人类获得满足的心理等经典经济学管理学思想或理论都结合或者强调了决策过程中的行为因素(Alm，2011)。
2.行为公共经济学中的行为经济因素
行为经济学应用到公共经济学被称为行为公共经济学(behavioral public economics)，行为公共经济学运用行为经济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观点分析公共政策设计，被认为在关键的政策上极具应用潜力，不仅能够提出新颖和深刻的见解，而且是产生开创性新方法的基础(Bernheim，et al.，2007)。
近来的研究探索了许多行为经济因素：利他、不平等厌恶、互惠等等，实验结果表明个体的行为会被不同的行为经济因素所驱动，因此基于行为因素的大量实验处理(如沟通、亲社会惩罚、反社会惩罚、排斥放逐、身份认同等)均可不同程度地影响公共政策。
3.受行为因素影响的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判断标准
如果认为标准一是对实验类型进行的划分，那么标准二是在标准一划分的基础上，对同一实验类型下的研究进行的再划分。
标准二源自Levitt和List(2007)的观点，Levitt和List(2007)提出一个如式(1)所示的模型：
式(1)表示在实验室中人的行为由财富与非财富两类因素共同决定。其中U表示个体i的效用，它是行动a(action)、实验报酬刺激大小v(stake)、社会规范n(norms)、观察效应s(scrutiny)等变量的函数，U的构成由两部分表示，一个是非财富因素M(在Levitt和List(2007)中用到的词是道德，本文用更普遍的行为因素替代)，a代表伴随行动的行为成本或收益，另一部分是财富W，代表个体的物质财富。个人行动对他人财富影响的外部性越大、社会规范n越强、观察效应s越大，行为因素成本M越高；行动a、实验刺激v越大，财富W越高。根据Levitt和List(2007)的模型，在行为因素不起作用的场合，实验室结果可以直接运用到实际当中去，特别在实验室环境反映了现实问题重要方面的时候，
本文将上述三式所包含的关于外部效度差异运用于比较排序，同时将排序适用范围从Levitt和List(2007)的只针对实验室实验扩展到其他实验类型。具体排序如下：首先判断实验环境中是否存在行为经济因素，然后判断行为经济因素的作用与财富是冲突还是一致，最后判断在存在冲突的情形下，行为因素的影响是否强烈，这一排序标准可用表2来表示，最终的外部效度显示在排序数字1、2、3、4上，1代表最高的外部效度，4代表最低。
(三)两标准共同作用下的外部效度排序
上述两标准结合在一起可生成一系列有序的外部效度排序数字，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收集针对具体问题的所有实验研究文献，按照标准一对这些研究的实验设计类型进行划分，将实验设计分为实验室实验和非实验室实验，再把非实验室实验分为实地实验和自然实验两类，将实地实验再划分为三种细类(图3中的六角形实线框表示)，进行以上步骤主要依据是表1所体现的标准一。
接下来对每种类型下的实验运用标准二进行细分(图3中的虚线框表示，为简洁起见，图3只画出针对实验室实验类型的细分，其他类型可仿此进行)，在标准二下的主要工作是区分行为因素是否起作用、作用方向、作用强度三方面，其比较排序参照表2进行，图3中“实地实验”、“自然实验”后的“行为因素影响”指与图3“实验室实验”后类似的排序处理。图3中的排序数字1代表最高的外部效度，8代表最低的外部效度(需要说明的是，类似“实验室实验”后面的处理每种类型在标准二下可排出4个外部效度次序，因此全部5种实验类型完整排序下来可以排列出20种外部效度，图3对除实验室实验之外的其他四种类型图示作了简化)。
三、实验研究结果外部效度排序举例：NSD实验
下面用与跨地区合作问题相关的嵌套社会困境(nested social dilemmas，简称NSD)实验研究为例，说明上述排序方法的具体应用。
随着区域间竞争加剧，作为应对竞争的重要策略，跨地区合作不仅能打破行政分割、降低交易成本、保证相关区域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并能抵御来自其他经济发达区域的极化作用，因此日益受到众多地方政府重视，但在实践中跨地区合作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合作实践效果往往不理想甚至流于形式(周业安、宋紫峰，2008；陈瑞莲、谢宝剑，2009；张紧跟，2010)，如何从理论研究上为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提供政策制定参考？嵌套社会困境下的公共品研究是解决跨地区合作问题的一种理论途径。
(一)跨地区合作问题的NSD公共品特点
跨地区合作问题具有社会困境和多公共品特点。社会组织中许多最基本的问题本质上是公共品问题(Ledyard，1995)，跨地区合作可为相关地区带来共同利益，但每个地区同时还有搭便车的选择，因此这一问题具有社会困境的特征③，由于合作问题强调各个地区的贡献，因此这种社会困境呈现出公共品特点④。公共管理的最新发展趋势强调公民参与(Osborne，2009)，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将每个地区的黑箱打开，把处于同一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同时纳入考虑，进行这样的处理后可以发现跨地区的合作还具有明显的嵌套多公共品特征：同时存在有益于各个地区当地福利的局部公共品和有益于整个区域的跨地区总体公共品，因此它是一种独特的、相对复杂的社会困境问题。
上述情形被称为嵌套社会困境(nested social dilemmas，简称NSD)(Polzer，et al.，1999)，即具有分层社会结构的社会困境。一般社会困境通常只是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间的冲突，决策者在个人收益和群体收益两个账户上进行权衡，决策只涉及群体收益一个公共品；但现实中常见的实际情形是不仅个体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同时多个群体构成一个更大的集体，群体嵌套于集体中，决策者同时在个体、群体和集体三个账户中进行权衡，有时候甚至还包括多层嵌套社会结构关系。Polzer等(1999)指出这种群体公共品嵌套于集体公共品是一种很普遍的结构，不仅是跨地区合作问题，现实中的许多公共品问题如家族事务、组织关系、国际合作、环境治理、防恐安全等均具有嵌套社会困境的特点。
公共品实验是当前研究社会困境最常用的方法之一，目前国内还没有类似实验研究，笔者掌握到的国外NSD实验研究有8篇，这使得本文可在较小的工作量下对现有NSD实验研究成果外部效度进行排序。
(二)NSD实验文献分析
文献分析是外部效度排序的基础，限于篇幅没有将其放入。
四、NSD公共品实验外部效度排序判断
(一)NSD研究涉及的实验类型
对NSD实验研究文献首先按照标准一进行类型区分，结果如表3所示。
标准一应用后，在其基础上再应用标准二，此时遇到标准一和标准二之间先后次序问题，在标准一和标准二之间的排序关系上，本文采取的是字典式排序偏好⑥，将标准一放在标准二之前，就是说如果一个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按照标准一排序在前，那么无论按照标准二如何排序，按标准一排序在前的总是排序在前，只有当两个实验结果在标准一排序下相同时，才按照标准二排序。实验类型优先基于以下考虑：
1.行为经济因素和环境间关系
行为经济学放松了传统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注重心理学规律、实验证据，从行为博弈的角度看行为经济学是在传统分析博弈的收益函数上加入行为修正部分，使之更符合现实(Camerer，2003)。
许多研究表明行为效果在实验室环境下通常比较明显，而在现实环境中常减弱甚至消失(Levitt and List，2007)，行为经济因素的作用基础是心理学规律(Camerer，2003)，心理学认为心理学规律与环境密切相关(如情境心理学的人与情境互动论)。
不同实验类型的环境存在差异，包括：实验参与者被观察的性质和程度(即霍桑效应)、实验场景和过程、实验中起作用的社会准则、时间长短、参加实验的个体类型、经验等多个方面(Levitt and List，2007)。
由于不同实验类型的实验环境存在差异，因此不同实验类型下产生的心理行为及行为经济因素强度大小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行为经济因素强度差异取决于实验类型间的环境差异。
2.实验真实性
外部效度涉及不同实验类型的真实性，对经济学实验的“真实性”目前存在认识争议：Smith(1994，2003)、Plott(1986)等认为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一样具有真实性；Levitt和List(2007，2009)认为实地实验比实验室实验更真实，更真实的实验与政策关系更紧密，结果也更容易外推到现实中去；Falk和Heckman(2009)认为不论什么形式的实验，当研究设计越反映问题本质，研究结果越容易外推(Bardsley，et al.，2009)。
为兼顾这些观点，在使用本方法时，可通过对标准二赋予不同权重：当倾向于Falk和Heckman(2009)观点时，标准二权重的大小由环境设计是否反映问题的本质决定，如果行为因素产生的研究环境能够反映问题本质就赋予标准二高权重；当倾向于Smith(1994，2003)观点时，不同实验类型下的标准二权重可设定为相同。
本文采取List(2007，2009)的观点⑦，认为不同实验类型的真实性不同，同时不同实验环境下，行为经济因素作用的突出程度通常不一样，两者综合考虑，从实验室实验到实地实验再到自然实验，在真实性增加的同时，环境中的干扰因素通常也在增加，此时行为经济因素赖以产生的心理环境条件被改变，行为经济因素作用效果递减或消失，因此本文在评价行为经济因素外部效度时，将实验类型放在优先位置上。
(二)NSD研究实验环境中的行为因素作用
将NSD实验研究文献分为不同实验类型后，运用标准二将那些用标准一无法区分开的实验研究进行再区分，重点分析实验设计中的处理差异，对行为因素作用M是否存在、作用方向、强弱大小进行判断比较。
M是否存在及M的方向。对NSD中M是否存在及作用方向比较容易做出判断，因为社会困境就是一个涉及到M的问题，而且这种M的方向对财富的影响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是冲突的，所以其作用方向相反。
对NSD实验中M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区分其大小上，这一分析过程的核心在于分析实验设计特点，根据文献分析所揭示的实验设计及结论特点对相关实验外部效度进行区分。
1.实验室实验
对实验室实验中M的大小判断具体步骤和结果如下：
首先将研究分为身份类属和环境变化两种实验设计，这样一来身份类属发生改变的研究有2个，环境变化的研究有3个。
其次分析两种实验设计下的更具体的实验处理差异。在身份类属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禀赋的初始位置设计可以不同，根据这一禀赋初始位置差异可以区分相关研究。在环境变化的实验设计下，按照两个处理差异进行区分：一个是是否允许沟通，另一个是依据边际单位资本回报(marginal per capita return，MPCR)设计变化范围。
进行了以上区分后，再考虑行为因素，此时的主要工作是对已经区分开的研究进行两两比较，对实验的外部效度进行排序，以下以M(设计差异)表示由于特定“设计差异”产生的行为因素M的影响作用，具体地有以下比较判断结果，｛｝中的文字为依据理由：
(1)M(环境变化)＜M(身份类属)｛外因的作用小于内因｝
(2)M(禀赋位置在个体账户)＜M(禀赋位置在非个体账户)｛框架效应｝
(3)M(无沟通)＜M(沟通)｛沟通的作用已被一般公共品研究所确认｝
(4)M(MPCR变化范围小)＜M(MPCR变化范围大)｛范围小的设计包含于大的设计中｝
将以上判断综合起来得到表4所示结果。
2.实地实验
对实地实验中M的大小判断比较简单。因为框架实地实验(Rand，et al.，2009)的外部效度大于伪实地实验，所以主要的工作在于对两个伪实地实验的外部效度比较，这一比较仍基于两个实验设计的差异：一个是关注群体间差异，另一个是关注个体间禀赋差异，越关注个体的实验设计越会在社会困境环境下产生行为成本，因此有以下判断结果：M(关注群体间禀赋差异)＜M(关注个体间差异)，如表5所示。
(三)NSD研究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结果
将表4和表5的结果结合在一起，可以得到全部NSD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排序结果，如表6所示。
(四)跨地区合作政策制定参考
以上排序在实验和实际应用参考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为决策制定者将NSD实验研究结果应用到现实问题的解决上提供了参考选择和取舍的依据，外部效度越高的实验研究结果越具有较高的实际参考价值和较高的采纳可能性，具体实验揭示的做法如表7所示(限于篇幅，本文不对解决NSD问题的具体政策制定参考做法进行展开)。
归纳NSD实验研究结果，得到一个有助于提高跨地区合作效果的政策制定思路：弱化群体身份类属，突出集体类属，促使个体认同集体目标。其主要依据是集体行动取决于个体的自我类属和意图(Wright，2009)，及集体行动是社会环境与个体间的相互作用结果(Levitt and List，2007)。在这一思路下，有两类具体方法，一类是改变个体身份，另一类是改变环境。两类方法中改变身份比间接改变环境具有更高的外部效度，因此也更具有操作可行性和政策制定参考价值，如图4所示。
弱化自我类属认同集体目标
直接改变身份 群体边界可以穿透 改变初始禀赋
间接改变环境 增加群体间的沟通 增加集体公共品的边际收益
更高的政策制定参考价值
图4 解决实际NSD问题的框架性思路
(五)对今后实验设计及研究方向的指引
以上实验结果对今后实验设计及研究方向分别有以下启示：
1.重视实地实验
将表7的外部效度排序结果绘制成趋势图，如图5所示，图中纵坐标表示外部效度大小，为符合效度高数字大的习惯，该值用表7第3列的排序数字减9取正获得，横坐标为年份，拟合曲线显示变化趋势，NSD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变化趋势表明外部效度高的NSD研究愈来愈受重视，预示今后的实验设计应多采取实地实验形式。
图5 NSD实验研究结果外部效度变化趋势
2.探寻更多增加个体在集体公共品上贡献的方法
根据以上分析及多公共品目前研究进展，以下三个研究方向上的NSD实验设计值得重视：
(1)相互监督和条件合作。相互监督和条件合作在单公共品环境下具有明显的作用，但尚未在NSD上进行研究。
(2)差异化不同群体从集体公共品上获得的MPCR。现有的NSD实验设计将集体公共品对每个群体产生的MPCR设定为相等，实际中更一般的情形是不同的群体从集体公共品上获得的MPCR存在差异。
(3)绑定处理。在多公共品环境下会出现一种特别的处理：参与者在多个公共品上或者都不贡献，或者贡献相同(也可以是固定比例关系)，这种限制称为绑定(Cornes，2010)，在实际中这种现象很常见，比如研究经费的配套关系等，但目前没有这类实验研究。
这些潜在的研究方向预示今后的研究需继续探寻更多增加个体在集体公共品上贡献的方法。
五、排序方法在新公共治理阶段的应用前景
公共管理理论经过行政管理(PA)和新公共管理(NPM)两个阶段后，目前进入到新公共治理(NPG)阶段(Osborne，2009)。
在新公共治理阶段，人们意识到宏观、中观和微观之间的交互动态共同决定公共管理效果，纯粹由政府机构提供公共服务难以实施甚至不合需要，公民参与下的共同生产才是确保公共价值和利益的治理机制(Calabrò，2011)，研究者和实践者认识到国家、地方政府、利益相关者(包括私人、企业、第三方组织等)之间形成互动关系，公众不再是公共服务的被动接受对象，而是成为具有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现实主体，因此公共价值的共同创造受到重视(Williams and Shearer，2011)，公民参与变成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要素。
如果将个体的行为反应纳入公共管理研究中，传统的数据收集方式将面临难以反映其中互动关系的困难，经济学实验便成为一种很有用处的研究手段，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良好的控制，研究者可以对新公共治理框架下的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社会准则、多个主体间的互动行为等因素进行系列实验研究，收集到难以在现实中获取的多方面有用数据，进而以实验设计和研究内容为基础分析其外部效度排序，为具体的政策设计提供综合性的理论参考基础和决策依据。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的两标准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方法在新公共治理阶段的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它可以对现有实验结果从一个综合的角度进行再认识，同时也能够对下一步的实验研究提出有益的指引。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提出实验研究结果外部效度排序标准及对NSD实验结果进行外部效度排序，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实验研究的实验设计类型和具体实验处理中包含的行为因素方向及强弱可作为两个判断相关研究外部效度大小排序的标准，分别起到实验类型外部效度排序和特定实验类型下外部效度进一步排序的作用，综合运用两个标准，能够得到实验研究结果外部效度的一个完整排序。
(2)对NSD实验研究结果进行的排序过程说明，这一两标准综合排序方法具有可操作性，两标准排序方法可推广到其他问题实验研究结果外部效度排序上。
(3)外部效度的排序结果在实验研究和实际应用之间建立起一种对应关系，通过这一排序结果向决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将实验研究结果外推到现实管理实践中去的参考选择依据。
(4)该排序方法在新公共治理这一新的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趋势上有潜在的应用前景，新公共治理下，公共问题的解决需将公民参与和不同层面主体间互动放在一起研究，数据收集困难使实验受到青睐，实验结果与实践之间的联结需求使该方法具有价值。
本文方法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该方法适用于把实验作为模型来应用的情形⑧，而在实验作为检测作用的场合，则应更注重内部效度。
注释：
①经济学实验的优点：较高程度的控制、可探索反事实、可复制、可预测、低成本等，这些优点使以实验为手段的研究在多个涉及公共政策的领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Alm，2011)。
②社会实验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影响做出评价，但面临成本、时机、样本等组织实施问题，并难以在一次实验中针对性地探索多个因素的作用机理和实际影响。
③社会困境是指个体最优的行动与大部分参与者都采取个体最优行动反而损害每个参与者利益的两难冲突情形。
④社会困境包括囚徒困境、公共地、公共品等不同形式，见Polzer等(1999)。
⑤Wit和Kerr(1994)是Wit和Kerr(2002)的工作论文版本。
⑥字典式排序偏好(lexicographic preferences)的定义为：给定两个半序集A和B，如果在A×B笛卡尔积上，有(a，b)≤(a′，b′)当且仅当a＜a′(或者a=a′且b≤b′)时成立，就称为字典式排序偏好。
⑦不采取Smith(1994，2003)观点主要考虑到迪昂-奎因整体论论点(Duhem-Quine thesis)(李醒民，1996)、不采取Falk和Heckman(2009)观点主要考虑到心理学中关于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观点，“行为表现一方面要满足个体原发性的动机需要，即行为的一致性，或保持自我的统一性，但同时还要适应环境的要求，按照环境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为的一致性往往会让位于适应环境的压力，至少在中国文化下如此。”(王登峰、崔红，2006)
⑧以下说明参考了Bardsley等(2009)第2、4、5章。近来研究认为经济学实验有两类作用：一类是检测(test)，为已有理论服务，先有演绎理论结果，然后设计实验作为检测工具，最后那些通过严格检测的实验结果填补理论结果和经验证据之间的空隙，其思路是建构主义或笛卡尔主义，特点是理论先行、实验效度主要考虑内部效度；另一类作用是模型，产生的原因在于演绎理论发展不充分，导致实验超越现有理论发展限制，在这种情形下中心是实验而不是演绎理论，研究者通过实验归纳在实验中发现的规律，形成新知识，其特点是实验先行。实验的模型作用反映了近来一些科学哲学工作者的观点，如Guala(1998)、M
ki(2005)、Morgan(2005)等，其中Mki(2005)甚至提出“实验是模型，模型是实验”，这种观点与历史上许多发展事实相一致，比如历史上的内燃机发明，是基于物理模型而不是数学演绎模型发展起来。作为模型起作用的社会科学实验，需重视外部效度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变量间的关系常比较复杂，实验者不断地超越理论发展，扩展实验的模型作用，当采取相同或相近的模型设计时，可认为其内部效度相近，此时外部效度成为实验总效度要考虑的重要部分；同时，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实验，通常其外部效度受到批评和质疑，特别是在对政策进行指导时(Guala，2005)，这类质疑增加了研究外部效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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