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超[1]2003年在《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将中国带入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用“转型”一词对这一时期加以概括，就是因为这一时期将实现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历史性转轨。转轨的进程正在对传统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形成强大的冲击。竞争机制的引入，极化效应的作用，不断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也必然降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之下，关注穷人、关注贫困问题既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又是一切有良知的学者们的共识，同时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民众的强烈呼吁。梳理国内外贫困与反贫困理论，针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对转型期城乡贫困问题进行深层次研讨，进而构建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可操作性的城乡反贫困操作模式，正是本文选题与写作的主旨。 本文由六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导论。分析选题的背景，论述反贫困的国际意义与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的现实意义。 反贫困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宏观意义上中国贫困问题的特定涵指是农村贫困，因为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决定了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持久性、复杂性；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率的骤然升高，城镇贫困问题又接踵凸现，其发展之快、关联之广、程度之深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此为本文选题的时代背景，也是本文致力于研讨贫困问题的现实出发点。 第二部分：第二章。通过对贫困含义的多向度解析，追溯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的发展轨迹，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反贫困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在总结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的体系特点和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重新构建转型期中国反贫困理论框架应侧重考虑的几个问题：加强反贫困理论的基础研究工作；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亟需填补空白；以宽视角、多层面原则构建我国反贫困理论。 第叁部分：第叁章。贫困测度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贫困测度的结果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重要依据。本章着重分析国际通行的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及特点，研究目前我国贫困线指标体系的构成，提出了改进我国转型期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设想：1）构建反映时代特征的贫困指标体系。提出国内贫困指标与国际标准统一，贫困指标体系与小康生活水平相比照的设想。2）统一贫困测度的基本指标统计口径。提出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基本指标测定基尼系数；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标准衡量贫困人日消费品支出状况。3）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框架结构应更加综合和全面。4）实现我国基础度量指标与国际标准化度量体系相结合。 第四部分：第四、入章。对转型期中国贫困状况进行宏观与微观考察，检索农村与城市的贫困规模与分布特征。结合贫困成因的一般理论，实证分析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人口素质与负担、生态系统的非均衡状态和二元结构的制约等问题与农村贫困形成的因果联系；从劳动力供需结构夫衡、国企效益滑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权力腐败与分配不公等因素探讨城市贫困问题形成的原因。 第五部分：第六章。通过对反贫困治理结构内涵及要素的分析，阐述反贫困治理结构要素协调作用的实践意义。在借鉴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及孟加拉等国治理结构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型期中国反贫困治理结构的主建内容：1）制定《国家反贫困法》，体观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制度规范：J重构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参与模式，实现政府功能的再定位：3）重塑贫困人口的士体地位，逐步完善贫困人口的参与机制；4）防止山责 权、利越位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发生。 第六部分：第七、八章。在全面分析和评价“八七扶贫攻咯计划”的基础卜，系统研究转型期中国农村反贫困操作模式，并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子长县反贫困系统模型。提出构建“就业＋保障”型城市反贫困系统。针对转型期城市低保“扩面”与“提标” 目标的现实矛盾，提出构建面向市场、面向穷人的“叁线均衡”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城市贫困问题的现实状况，提出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应成为城市反贫困的本源性战略。
姚毅[2]2010年在《中国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其扶贫领域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当前的中国已整体达到小康水平,并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尽管如此,中国的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而是以更复杂的形式出现：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收入不平等的恶化,中国的贫困表现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且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的格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中机会与风险的同步增加,中国底层社会的收入脆弱性问题逐渐显现,贫困状况也随着时间不断变动,并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演化特征；另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贫困问题不再是一种单纯经济现象,而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研究中国城乡的相对贫困问题,考察中国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状况及差异,并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城乡贫困发生及其动态演化的机制进行解读,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新时期中国城乡贫困问题的理解,而且能为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解释和政策现实依据。本文利用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以及转移矩阵的数理分析方法对中国城乡整体贫困状况及其动态演化特征进行考察；同时,本文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借助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CHNS(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t计量模型,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对中国城乡贫困发生及其动态演化机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另外,本文的最后结合前文研究结论以及国际反贫困实践的经验和启示,提出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政府反贫困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和对策。本文共分6章,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第0章导论。在该部分,本文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明确研究的主题和范围,提出研究的内容和逻辑,总结研究的方法,并指出研究可能达到的创新和存在的不足。第1章文献回顾及评介。在该部分,本文遵循国内外贫困研究的发展路径,着重从贫困内涵和贫困发生机制两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进而提出贫困研究存在的不足,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第2章中国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现状及城乡对比。在该部分,本文着重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城乡贫困的整体水平、变动趋势以及其动态演化特征,并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中国城乡贫困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第3章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对中国城乡贫困发生及其动态演化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第3章不仅考察了上述叁类因素对贫困的作用机制,而且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而考察了贫困发生的联合作用机制。本文提出经济增长的“涓流机制”和“扩散机制”并不能自动的发挥作用；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的实现受到微观家庭层面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但是从人力资本投资到人力资本的最终价值实现需要经历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的匹配——人力资本的最终价值实现叁个阶段,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上述叁个阶段均产生重要影响,从最终影响到家庭层面的整体贫困状况及其动态演化特征。第4章是对第3章理论分析的实证验证。在这部分本文借助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CHNS(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t计量模型,主要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对中国城乡贫困发生及其动态演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验证。分析结果表明：一是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的降低贫困发生率,但是会对家庭层面的贫困动态演化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中国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对于农村家庭,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降低非贫困家庭的返贫概率,而对贫困家庭脱贫概率的提高作用不明显；对于城市家庭,经济增长改善了其贫困家庭的脱贫概率,而对其非贫困家庭的返贫概率的降低作用不明显。二是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健康、培训等因素对城乡贫困发生率均产生显着的降低作用；同时,教育因素还对中国城乡贫困动态演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不同层面的教育水平的作用存在一定的不同,且这种影响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对于农村家庭,教育因素都会影响其贫困动态演化状况。其中,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降低了农村非贫困家庭的返贫概率,但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脱贫概率影响不显着；而初中教育不仅能降低农村非贫困家庭的返贫概率,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脱贫概率。对于城市家庭,教育因素主要影响城市非贫困家庭的返贫概率,而对城市贫困家庭的脱贫概率作用不明显。其中,初中教育和大学教育能显着地降低城市非贫困家庭的返贫概率,但并不能有效地改善城市贫困家庭的脱贫概率；同时,高中教育对城市家庭层面的脱贫返贫概率均无显着的影响。叁是,社会资本对城市能有效地降低城市贫困发生率。从中国城市致贫因素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家庭层面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水平是影响其家庭层面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同时,对于中国城市家庭而言,贫困家庭和非贫困家庭之间的社会资本存量存在较大的差异；从中国城市致贫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我们还发现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存量能有效地降低城市贫困发生率。第5章国际反贫困政策的经验及启示。在该部分,本文对一些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政策进行了阐述,并总结出国外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带来的启示。第6章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的政策建议。在该部分,本文基于前文的分析结论并结合国际反贫困政策的经验和启示,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的政策建议。本文从政府反贫困总体战略选择和具体策略设定两个层次,分析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政府反贫困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和对策。本文研究可能在以下叁个方面有一定的创新：一是超越了贫困发生机制研究中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单一分析视角,提出贫困发生和动态演化的叁因素联合作用机制,并对这种联合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验证。二是,在本文的贫困现状和实证验证过程中,结合贫困指标束和转移矩阵的数理分析方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并从这两个角度对中国城乡贫困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弥补了现有研究侧重贫困静态分析而对贫困动态分析不足的现状。叁是,借助大型微观面板数据构造Pool样本数据对中国城乡贫困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较为详细的体现了贫困的异质性。这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现有研究将贫困群体作为同质性群体,而较少反映其异质性特征的问题。同时,由于数据的缺乏,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因而可能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度。所以借助家庭大型微观面板数据的统计和计量分析能有效地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同样,由于本人理论水平的限制和数据可得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本文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贫困的考察,而对非经济贫困的分析不足。二是,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在实证验证中对于社会资本因素的分析未能涉及其对城乡贫困动态以及农村贫困发生的影响。
王雨林[3]2007年在《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成果显着，但绝对贫困还没有被完全攻克，因此有必要全面分析中国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以期探索出可行的反贫困对策。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贫困研究的理论综述，第叁章对中国农村贫困情况作全景式介绍，第四章分析了转型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农村贫困的成因，第五章提出具体的农村反贫困举措。具体内容如下：本文首先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的方法、思路和内容，研究的创新和不足，并用列举了当前的一些农村贫困现象。在贫困研究的理论综述部分，回顾了贫困的定义理论、贫困线及其测定方法、贫困程度的计算方法，并对贫困成因理论和反贫困理论做了详细的分析。对于贫困的定义，本文分别介绍了贫困的狭义定义、广义定义和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定义，并初步认识到，贫困是个人和家庭难以获得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也难以依靠个人力量改变现状的生存与发展状态，需要引起社会广泛重视并予以帮扶摆脱困境，否则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贫困线和贫困程度的计算，本文在介绍了什么是贫困线，如何确定贫困线以后，介绍了4种测定贫困程度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计算FGT指数做了详细的数学推论。对于贫困成因理论，主要介绍了要素缺乏论、制度不利论、贫困的人口学理论和贫困的社会学理论，反贫困理论则主要介绍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反贫困理论，促进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和促进部门及地区经济增长的反贫困理论。其次，本文对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情况做了全景式分析。对本文如何计算FGT指数做了详细的数学推论，直接利用国定贫困线，即相当于1985年不变价格指数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5元，和全国及各省统计年鉴上的收入分组数据，计算出FGT指数等农村贫困指标，并将FGT指数的变动分解为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两方面的影响。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我国农村贫困的情况，本文除了分析全国农村贫困情况在各个时期内的变化，还将各省的数据按照经济区划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我国农村反贫困工作在整个转型期内成果显着，但受经济发展情况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十分明显，反贫困的地区差距也很大。再次，对于转型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农村贫困的成因，本文主要从影响农民收入的角度，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角度，影响农民获益能力的角度来看。认为我国过于注重GDP的发展思路，国际经济秩序导致我国“探底竞争”，不利的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民分工不足等会使农村居民整体所得的收入不够多；而我国的发展政策以城市为中心，且具有地区偏向，使农村居民整体收入存在地区分布的不平等；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限制了农民获益，农村经济体制和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缺陷使农民获益能力不足，再加上一些农民具有不利的个人和家庭因素，使贫困者在农村收入分配上获益能力不足。最后，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提出了总体性对策和地区性重点。认为要构建有利于反贫困的环境条件，构建有利于反贫困的制度体系，增强贫困者的反贫困能力，重视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等。对于地区反贫困重点，根据本文计算出的农村贫困情况做进一步分析，对各省应该更为注重增加收入还是改善收入分配提出意见和建议。本文认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保证反贫困工作长期取得良好成绩的先决条件，在关注增长的同时要关注公平，要注意培养人的素质，促进城乡交流。总之，农村反贫困要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协调发展的道路。
王朝明[4]2003年在《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配合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扶贫计划，已经推进了 10 多个年头，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主要体现在农村反贫困行动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 20世纪 80 年代初的 2 亿多人，锐减到目前的 3000 万人左右。虽然如此，中国反贫困的任务仍是十分艰巨的。当前，贫困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而且随着体制转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避免，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和城市失业者数量都在逐年增加，城市就业压力不轻，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尚有相当困难，以贫困职工和城市长期下岗失业者以及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镇新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原来不为人们关注的城镇贫困问题，正快速地凸显起来。政府、社会各界均已意识到城镇贫困问题的治理已迫在眉睫，中国扶贫事业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对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战略进行重新的反思和定位。本论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背景，对骤然而起的城镇贫困问题进行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多视角的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即主要是从基本概念，贫困测度，致贫因素，反贫对策，目标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上对城镇贫困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认识分析。并力求通过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反贫困战略体系，冀望能有助于缓解当前城镇贫困的蔓延，以便在继续推动改革深化的同时，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论文共分 7 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第一章，作为全论文的引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贯穿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思路的理论主线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由此点明了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意义，并为后面各章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注入了灵魂和精髓。而全论文这个研究内核的提炼：一方面，是基于对经济学研究贫困的历史梳理，从而发现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和人文关怀精神已经逐步地丢失。这样，对涉及到人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主流经济学建树不多。相反，始终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分析和深刻地洞见了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存在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制度变革方式，在这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也正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对当前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因此，笔者在引论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针，重新诠释现代人文关怀精神，从而铸造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工业化社会以来反贫困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要突破过去仅仅将贫困视为一种低经济收入和物质匮乏现象（当然这是贫困最基本的现象，但贫困的表现不止于此）的理解，扭转将反贫困囿 1<WP=5>于临时性、施舍性的给钱送物的简单做法，提高扶贫的效果和效率，促使反贫困行动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人文化的轨道，必须张扬人文精神的旗帜（这也是当前一些国际机构将物质贫困上升为人类贫困来治理的理由所在）。这样，才能从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构建中国城镇反贫困的战略框架、政策体系和组织结构；这也为我们在后面各章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边缘交叉分析的理论框架。此外，引论部分还界定了众说纷纭的贫困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反贫困的要义，提出了关于贫困类型的划分，给出了测量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同时从文献的角度，重点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转型过程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中关于贫困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并且确立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即框架结构。这一切为下文的分析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学术准备。第二章，从现实客观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存在的状况。由于当前城镇贫困问题的突显，直接反映在城镇贫困人口构成的变化上。而说明这个变迁，我们运用了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分析了伴随着转型，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享有资源占有的阶层出现了分化，中国社会分层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社会分层加剧的条件下，城镇贫困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识别这个变化的规模，探讨了尚无法统一的中国城镇贫困线标准，以及按照不同贫困线标准测算的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其中包括笔者提出的应把从农村进城的流动贫困人口估算在内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和生存状况，运用英国学者汤森关于“贫困叁分法”的理论，将当前城镇贫困归结为界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基本贫困”状态。最后，归纳出转型期城镇贫困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影响。第叁章，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背景，全面探讨了 20 世纪 90 年
曾月红[5]2006年在《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被世界银行誉为“21世纪最为引人注目、最为政治敏感”的城市贫困问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集中地凸现了出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产生于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之中，特殊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其不同于别国的特征。概括来讲，我国的城市贫困群体规模庞大，构成多元化，具有失业性、再生性和阶层性贫困的特征。贫困的产生必然脱离不了贫困者自身因素的影响，但在转型期这个特殊历史阶段里凸现的城市贫困更多地是源于多种制度、政策性因素的变动。具体而言，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产生与我国城乡管理体制、就业机制、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有效缓解当前我国的城市贫困状况，必须建立起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反贫困体系，将就业优先、城乡统筹、人文关怀确立为价值目标，从扩大就业、完善社保、公平社会资源分配等角度，采取具体措施切实保障和完善城市贫困群体的权利，帮助其早日摆脱贫困。 全文共分为七大章节： 第一章是论文的引言，在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简单综述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方法及思路，并指出了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 第二章主要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概括介绍了经济学家们在贫困问题上的探索历程。其中，有重点地介绍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以及阿马蒂亚·森有关贫困问题的经济思想。以期通过对不同学派关于贫困问题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做好理论准备。
许启贤[6]2009年在《反贫困理论之创新》文中研究表明高尔基曾说过:人类生活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贫困。贫困,既是一个普通而常见的经济现象,又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思想体系、不同的社会制度对贫困的理
周青梅[7]2008年在《转型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也是最为复杂和存在问题最多的领域之一,至今没有形成成熟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我国转型期一些特殊因素不断对收入分配产生新的影响的情况下,理论的研究总体上滞后于现实的分配变化。因此,结合我国的经济增长实际,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非常迫切和必要。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本文从经济增长角度对转型期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影响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本身对收入分配的直接作用非常有限,而且这种作用建立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与经济约束条件之下,并不是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决定因素。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等经济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巨大的。过大的收入差距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有必要加以调整。本文论证了通过制度的设计与供给,可以达成经济快速增长与收入均等分配并存的格局。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促进经济良性增长的适度收入差距问题,建立了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动态评判指标体系。并给出了调整收入差距的途径与方式。本文在引言部分作了必要的定义与背景交代,为整体研究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工作与创新之处作了说明。意在对文章的整体脉络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把握。第一章是理论综述,为全文的研究作铺垫和理论准备。对于收入分配问题,国内外的研究比较多,相关的文献与资料非常丰富,理论观点各不相同,许多主张与政策建议互相矛盾,甚至针锋相对。本文对国内与国外的研究都进行了整理与归纳。首先对西方传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主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我国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说明,然后就二者相关性的研究作了分析和评价。由于本文研究的落脚点在于我国收入分配的格局的调整上,因而对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以便为后面的研究打下基础。第二章是我国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现状与特征。本文研究的是我国转型期背景下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对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是必要的。我国居民的总体收入分配状况处在一种扭曲的均衡之中,这种扭曲有着明显的现实制度烙印,也与我国在转型时期处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模式选择有着很大的关系。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的现状与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第叁章对我国现实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影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生产要素在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分布;制度因素;发展中国家发展时期特别是转型期的特殊因素;再分配政策等。说明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发展因素,体制改革因素和政府政策分不开。同时强调了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作用,也为后文如何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的分析作了铺垫。第四章阐述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是本文的重点。从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来看,经济增长的方式、结构、供求的均衡等都会对收入分配格局有一定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形成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受制度与经济条件的制约。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形成具有正的效应,但并不能说明结论具有长期性和普遍性。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正负两个方面,收入差距过大与过小对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第五章结合我国实际,在分析我国收入差距特殊性的基础上,对收入差距的适度性与合理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动态评判标准。并利用这些指标体系,对我国的收入差距现状进行了判断,认为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应该适时采取措施加以调整。本文还对我国差距的未来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第六章是对策分析。市场经济不具有促使收入差距自动收敛的机制,收入分配的调节主体是政府,调节关键是原有相关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在收入分配的调节方面,再分配的政策非常有限,更主要的是加强对初次分配领域的调节。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就业供给等政策建议。
哈斯其其格[8]2009年在《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浪潮并正在向其他领域扩展的国际背景下,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和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农业风险正在加大,农村社会风险日益严峻,农村居民将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面前更加脆弱:市场化改革使广大农民直接暴露在市场经济风险下,失去集体经济保护的农民成为了现代市场经济中最没有保障的社会群体。如果不注重解决农村社会风险问题,城乡各类群体必然进一步分化,进而可能发展为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抗争。因此,农村社会风险及其管理不仅是农村社区自身的问题,也是关乎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农村社会风险及其管理问题的研究刻不容缓,具有现实的紧迫性。2007年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保障作为国家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核心制度安排的地位。众所周知,社会保障制度是减震器和社会安全网,历来就发挥着稳定社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它是国家或政府处置人们生存风险的重要手段。深入研究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鉴于通过社会保障进行风险管理所产生的局限性,以及考虑到农村社会、经济与制度环境的变化,选择研究我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问题,在全面分析转型期具有代表性的农村社会风险的基础上进行风险管理策略探讨。本文在系统梳理社会风险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理论框架,并基于这一框架,首先展开了我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分析,即对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和预警。继而,在系统分析农村社会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以及对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典型个案研究基础上,对城乡统一综合救助制度、农村社会保险、县域保险和农村社会资本建设等问题进行探索,进而建立起了基于中国转型期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框架,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论文共分8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导论,作为全文的研究思路与立论基础部分,主要说明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逻辑结构、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的创新与不足。本文认为,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是由社会风险分析、预警、控制和补偿等内容组成的完整体系。论文参考世界银行社会风险管理框架,即综合协调政府社会保障、市场保险机制、家庭及社会团体在处置社会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从宏观层面上提出对社会风险研究、社会保障研究和危机管理研究进行整合,以实现社会风险管理对危机管理和社会保障的超越。社会风险管理涵盖传统社会保障和危机管理的内容,同时还包括在宏观政策层面上为防止社会风险的发生所做的一切预防性工作,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管理过程。第1章,从文献的角度,阐述了社会风险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有关风险社会的代表性理论、社会风险的基本内涵、社会风险成因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在风险社会理论中,主要阐述了现实主义的“新风险”理论、“风险文化”理论和“制度主义”的风险社会理论;社会风险成因理论重点阐述了挫折—攻击理论、规范定向运动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和现代化动乱理论;并基于管理风险的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两种不同论调,简要对比分析了客观实体学派风险管理理论和主观建构学派风险管理理论。第2章,基于现实背景与社会风险理论基础,确立了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主要研究社会风险管理框架提出的背景、社会风险管理的目标、特征及对我国实践的重要借鉴意义、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组织构架等内容。重点研究社会风险管理框架较之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在目标设定以及方法、政策工具上所具有的优势。第3章,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识别中国农村社会风险。通过收集有关转型期农村风险源、风险因素、危险和损失暴露等方面的信息,运用风险分析技术和方法,识别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农村生产要素外流、农村基层组织弱化以及传统价值观念、习俗受到冲击后,我国农村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失调、社会失序、群众心理失衡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社会风险问题。第4章,在对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衡量问题上,吸收阿马蒂亚·森的“潜在能力”研究成果,提出适用于中国农村的脆弱性测量指标。不同于传统福利经济学的效用论,由森发展而来的用能力来测度生活质量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对非收入因素予以关注。从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等维度,全方位衡量中国农村居民的脆弱性,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预警机制进行初步探索。第5章,通过对英、法、日等发达国家的农村社会变迁及农村社会风险管理经验进行研究发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健全的社会保护制度维系,便不可能有持续的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同时对也门和约旦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风险管理实践进行分析发现,福利国家模式并非迈进福利社会的唯一途径。构建农村社会保护制度,需要考虑本国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因此,以我国大多数农村目前的情形,立即实行严格意义的社会保障改革也不现实。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在农村可实行一种既和目前实际吻合、又便于未来与城市整合的过渡形态的社会保护模式方面,也门和约旦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可以在强化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拓展社会保障空间,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险、储蓄、投资”、“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叁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的社会风险管理补偿体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第6章,通过选取“瓮安事件”这一具有代表性、影响广泛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后,认为群体性事件既非孤立又非突发,因此在认识和管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时,选择主体性视角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章得到以下启示:首先,建立社会风险预警和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全社会防范风险的能力。其次,构建“政府主导,全民互助”的农村社会风险有效补偿机制。再次,加强对公众的社会风险教育,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水平。最后,建立社会风险沟通的常规机制。第7章,作为全文的对策建议部分,本章基于我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加速积累的严峻形势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在管理风险方面的局限性,在社会风险管理框架下,构筑我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在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安排上,将充分考虑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效整合,探索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险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叁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的农村社会风险补偿体系。本章主要对社会风险管理框架下的全国统一的综合型社会救助制度、中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县域保险、农村社会资本建设等问题进行探索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虽然,有关社会风险问题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但关于农村社会风险及其管理问题的研究文献或学术成果并不多见。因此,这给论文的研究及写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尽管如此,本论文力求在以下方面作出探索性研究:第一,论文的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前瞻性。关于我国转型期社会风险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一些成果,但系统地研究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理论与政策框架,本论文尚属首次尝试。并且,本论文针对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而提出的机制建设与政策建议,不乏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第二,本研究在吸收国际社会政策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社会风险研究与“潜在能力”研究相互融合,突破了传统的以收入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理论视角,确立了以“潜在能力”建设为目标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理论框架,并基于“潜在能力”建设视角,构建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从城乡统筹发展高度对农村社会风险及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以农村居民“潜在能力”建设为目标的农村居民“基础收入”设想的观点。第叁,社会风险管理是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框架用于社会政策领域的尝试,笔者创新性地将这一全新理念运用于中国农村社会保护领域,探索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设计问题。本研究依据社会风险管理综合控制、整体协调的管理哲学思想,立足于我国目前仍然缺乏构建覆盖全体国民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基于制度安排的需要,提出了包括社会风险分析机制、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社会风险控制机制、社会风险补偿机制在内的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创新框架。
惠银春[9]2010年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野下的浙江省农村反贫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减少和消除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本文着眼于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旨在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野下,通过对浙江省农村反贫困的研究,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本文以历史和现实脉络,回顾了我国农村扶贫政策演变以及浙江省农村扶贫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践,参考了国内外农村反贫困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经验,明晰了浙江省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的宏观环境。而且,本文根据实地调研、数据统计和比较分析,以浙江省开化县农村反贫困过程中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剖析样本,深入探究了浙江省农村反贫困问题中的微观环境,使主题研究更有深度和针对性。因此,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野来研究浙江省农村反贫困并提出政策建议,强调农村反贫困过程中的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全面和谐的小康社会具有及时必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王丽艳[10]2008年在《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就业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的难题,尽管当今世界经济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贫困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除,反而有日益加重的趋势。这一现象在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城镇表现得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贫困主要表现为农村贫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城镇贫困越来越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本篇论文是以经济转型为背景,借鉴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我国转型期城镇贫困及就业问题。论文的主要思路是:首先,分析了我国转型期城镇贫困的现状,本文分别从城镇贫困群体的界定、城镇贫困群体规模的估算、城镇贫困的特征以及城镇贫困群体的分布几个方面来进行的。通过现状分析发现,下岗、失业人员是目前城镇贫困人口最集中、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部分贫困群体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都存在着不平衡的特点,他们的消费结构单一,身心健康状况堪忧。与此相对应,城镇贫困中两种类型的贫困是最主要的,一是失业型贫困,二是就业质量低引起的贫困。论文随后分别对这两种类型的贫困展开分析。在对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本文探讨了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大、产业结构调整这叁者对就业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人数正相关,而城镇收入差距与城镇失业人数具有正相关。这一结果意味着在减少失业型贫困的政策措施上,不仅仅要重视在城镇内部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而且要加大对农村的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影响城镇居民的就业,达到扶贫的目的。对于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的关系验证的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非同步发展,就业结构滞后产业结构的发展,具体讲,就业结构仍然以第一产业为主,而产业结构已经表现出向第二、第叁产业倾斜的特点,这种滞后进一步加重了失业现象。在有关就业质量的研究中,论文通过7个维度(工资、福利、工作的稳定性、职业发展机会、工作-家庭平衡、劳资关系、公平和员工进谏行为)分析了目前我国城镇贫困群体就业质量的现状。结果表明,城镇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很低,不仅仅表现在工资收入低,而且更主要的是没有完善的福利待遇,随时有被解雇的危险,职业发展机会由于教育和技能水平不高非常渺茫,经常加班加点,不能保持工作-家庭的平衡,劳资关系冲突严重,贫困群体自我感觉不公平且维权意识不强。文章还分析了影响就业质量的因素:人口学变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就业质量会随着企业所在行业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另外国家的政策法规对就业质量也有促进和监督作用。最后,论文提出了相应的构建反贫困战略体系的政策建议,建议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来展开。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两点:1、将就业质量的分析引入贫困研究中。以前的学者更多的是关注失业对贫困的影响,这属于就业数量的研究,而本文则全面考虑了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两个纬度对贫困的影响。2、本文论述的就业质量的7个维度(工资、福利、工作的稳定性、职业发展机会、工作-家庭平衡、劳资关系、公平和员工进谏行为)是在综合以前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本文提出的衡量就业质量的7个维度,不仅仅包括了贫困群体最关注的工资、福利等低层次的需要,也涵盖了对组织的参与性、工作与家庭平衡等高层次的需求,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就业质量的相关因素。论文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不足:1、由于数据的获得非常困难,因此,论文主要是依据历年的统计年鉴,对宏观因素如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微观方面对企业职工就业质量的研究,主要通过对以前学者的相关成果进行总结、比较和研究,并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由于资料有限,本文没有把影响就业的诸多因素整合到一个模型中,而只是单独的对各个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因此,回归系数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D]. 王大超.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2]. 中国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姚毅.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3]. 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D]. 王雨林. 浙江大学. 2007
[4]. 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D]. 王朝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5].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D]. 曾月红. 四川大学. 2006
[6]. 反贫困理论之创新[J]. 许启贤. 理论界. 2009
[7]. 转型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D]. 周青梅. 中共中央党校. 2008
[8]. 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研究[D]. 哈斯其其格.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9].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野下的浙江省农村反贫困研究[D]. 惠银春. 浙江大学. 2010
[10]. 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就业问题研究[D]. 王丽艳. 中共中央党校.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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