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183;乌托邦#183;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现代性论文,发展历程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和现实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严肃的探讨和研究，并取得了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如赵明义等人的文章《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张兰英的文章《大同理想·现代化·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并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加深了我们对如何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及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认识。但总的来说，目前关于此课题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深刻，视野也不够开阔，需要探索的问题还有很多。笔者从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的关系中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这为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一个命题的形成之初，就包含了它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不同方面的内在关系。以社会主义为制度选择来实现现代化，就体现了现代性追求与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传统理想的创新与社会公平追求之间的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不同方式表达了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之间的关系。只有正确把握这种关系，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和现实发展问题。
一、从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关系上看中国社会主义历史
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造成民族危机的同时，也以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与此相伴随，中国的现代工商业、民主法制要求自由、平等的思想也逐步成长了起来，并形成了现代化追求。
如果说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那么现代性就是这种转型的动力。现代性的表征是以个人权利至高无上为灵魂的政治法律，以商品价值规律为准则的工业经济，以理性主体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西方社会以启蒙运动为标志，以科学、自由、平等、理性为价值取向，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凸现了现代性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但同时也造成了贫富分化、资产阶级专断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这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难以消除的弊端，形成了“现代性分裂”。艾森斯塔特说：“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1]67中国恰恰是这种毁灭可能性的受害者。
现代性和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进步思想家所孜孜追求的，他们批判封建专制，追求民主法制；反对社会封闭，追求工商业的发展；揭露儒家思想的虚伪，追求人性解放；以西方理性主义为参照，掀起了近代启蒙思想的热潮。这时，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为中国树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目标，于是就形成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康有为认为，资本主义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就必然会酿成“铁血之祸”，因而必须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大同，才能使人类摆脱苦难，进入太平。孙中山则提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2]84因而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802
刘小枫说：“何谓社会主义精神？社会公义、社会平等、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基本理念，平等则是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这仅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一般含义，而非其历史具有的含义。显而易见的是，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精神的含义，对于欧洲各国或对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在欧洲，社会主义精神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形成的制度因素是社会主义精神的社会基础；在中国，类似的社会基础并不存在。平等观念的社会基础在欧洲与在中国的差异促使我们必须注意到，当要问为什么社会主义精神在后发现代国家不仅广为知识人所接受，而且成为制度建构的基本动力因素，应当考虑的社会实在因素和文化理念因素，就不是资本主义这一在欧洲已形成的制度基础，而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国家的生存比较：在社会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中，俄国、印度、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者的动机差异在于：资本主义是强势的西欧民族国家的指号，社会主义精神则是弱势民族国家的翻身理念，这些国家原本无不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3]281-382由于社会状况和发展要求的不同，这种社会主义既体现着对现代性在西方境况的判断，又体现着基于民族自信对传统理想再创造的乌托邦精神。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追求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就使其有了自身的特点。它虽然也带有对资本主义的抗议，但又强调现代性对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意义；虽然带有道德诉求的色彩，但这样又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建立在社会进化论之上；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把传统的大同理想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之上，但又不能切实解决现代性分裂的问题。所以，它虽然提出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选择，标榜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以传统理想创新的方式寻求现代化的民族资源，但在很大程度上又带有乌托邦的色彩。
作为在现代化追求中出现的社会主义诉求，不论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还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乌托邦的精神，同时它又体现着与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倾向。首先，它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也不是从理性主义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否定的，而是在对现代性分裂的判断中肯定了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且力求从道德上抑制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它批判的锋芒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而且是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的民族生存的威胁，因而它在乌托邦精神中表达了民族自强的要求；它不是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中认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是力图从文化上消除现代性分裂，从而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立场。这种乌托邦体现着对现实的批判性超越，具有一种开启未来的力量。它联系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不是在美化过去中反对现在，而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追求未来。如果从这种意义上认识乌托邦，就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如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得到可能的东西了。’它正像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摈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4]2尽管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曾经经历了许多历史性的变化，但这种乌托邦精神却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说：“从现代性方案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来看，把不同的合理性合并起来的倾向最主要地体现于启蒙主义理性至上的原则。这一原则把价值理想或实质理性统摄于以技术统治为特征的工具理性之下，或者把它统摄于一种总体化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之下。”[1]73如果说西方现代化属于前者，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则属于后者，并且将对现代化追求与对传统理想的创造性转化联系在一起，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趋向。
二、中国现代化的多重诉求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中国的现代化追求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形成的。外源现代性压力与内源现代性成长、社会现代化追求与传统文化创新、沿海城市发展与农村社会基础变革、集权政治与民主改革、效率追求与超经济控制、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与传统政治文化束缚、各阶层民众觉悟的状况与知识精英的理念等多方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反映了现代化的多重诉求。自由主义、新传统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化的主题，但它又有自身的片面性。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就需要“议题集中化”，需要从社会变革的总体性上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中国现代化的多重诉求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现代性成长.中的多重关系和多种矛盾，但这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能够解决的。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扫除这一障碍需要有一种新的在对资本主义作出全面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1360在列宁主义中得到了全面阐释的阶级分析方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原理、民族解放理论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响应，并且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再创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同时也包含了如何解决内源现代化与外源现代性、城市现代化与农村社会变革、传统文化变革与现代文化发展、精英价值追求与民众意识觉醒之间的关系的新路向。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正确处理了传统文化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与中国前途选择、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与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现代化追求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在建国前夕，毛泽东指出，“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5]1320，但传统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仍占很大比重，“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5]1322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说：“194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尚未迈出多大步伐，对准现代化目标的各种政策皆是短命的，且常常被证明是难以付诸实施的。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的混乱中崛起的共产党人，为中国确定了一条崭新的道路。”[6]403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毛泽东也感觉到了这种制度性规范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处理好“十大关系”的问题，而且也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他认为，苏联体制是形式化的，与理想的道德诉求存在着矛盾。所以，他虽然重视科学技术、追求工业化，但又提出“又红又专”、“政治挂帅”、“大公无私”的要求，认为在群众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肖延中和张惠才认为：“无论是领导与被领导、还是物质刺激与精神鼓励，以及专家的知识与群众的创造性，毛泽东之所以倾向于后者而排斥前者，其原理在于前者的存在及其由此而来的社会行为，其根本精神方面都与毛泽东的道德理想相逆反，相违背。”[7]619以道德理想作为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就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变革与现代性成长的关系，特别是把道德标准实践化就造成了对自然经济的理想化和平均主义的流行。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不是工具理性主义的泛化，也不是把工具理性统摄于道德理想之下，而是使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尽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成分，但他的认识又体现着对工具理性主义的限制，防止中国的现代化形成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的社会分裂。莫里斯·迈斯纳说：“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弄清价值观与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真正理解后者如何使前者变得‘有意义’，乃是特别重要的事。这种了解之所以有意义，不仅由于毛泽东的头脑中明显地存在着强烈的乌托邦思想和‘目标决定一切’的冲动；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结构（包括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以后的形态）本身明确地把社会意识、现实的价值观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目标联系在一起。”[4]113
三、现代性与乌托邦张力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成为全球化的体现。在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自身的历史合理性，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现代性在中国的成长有不可否认的历史推动作用，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导致的现代性分裂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批判，又要求我们必须关注这一问题。
社会主义是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学说。在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新的生机的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采取了不同于前苏联的方式。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不同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许多新特点，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抽象乌托邦”不同的“具体乌托邦”的概念。面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物化而导致的冷酷无情的状况，布洛赫认为“具体乌托邦”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表现：“它是辩证的。这种辩证性表现在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关系的对立和统一上，它来自现实，又超越现实；它存在于‘现在’的‘此刻’，又存在于趋向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它是客观的趋势，又是主观的‘期望’。”[8]41-42布洛赫的乌托邦的总体特征是：“其一，乌托邦具有冲破现实的要求；其二，它表达了对更美好生活和世界的愿望和希望；其三，乌托邦设想的基本核心是人，它是人道主义的同义语。”[8]42这种乌托邦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包含了对现代性分裂的批判，在发扬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中追求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应当是深化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的认识和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自我批判认识，促进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形成并使之走向世界，而不应当将这种本质上具有过渡性的理论形态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甚至是归宿。”[9]380
应当承认，这种乌托邦是一种健康的力量，它表达着人们在对资本主义批判中形成的超越精神，同时又体现着对现代性的判断，这对于我们形成对中国现代化的科学认识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正是基于此，当我们告别“抽象乌托邦”及将其现实化的历史以后，对乌托邦也不能采取那种“报复式”的批判和“怨恨式”的解读，而是应当保持它在对现代性分裂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意义追求的精神。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科学技术、独立个性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但以工具理性表达出来的现代性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准则。“工具理性所关心的主要是行动的效果，实现目的的手段的有效性，以及对手段和行为后果的计算。因而工具理性所关联的主要是‘存在是什么’的事实判断，而不是‘存在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具理性的膨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意味着价值理性的萎缩”。[10]29-30工具理性必然造成行为的功利性和短期性，因此也就需要有一种乌托邦精神，因为“一个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是一个缺乏远见的、近视的世界”。[11]92
我们既不能按照马克思当年的设想建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对现代化的追求而无保留地推崇现代性成长，从而导致工具理性普遍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借鉴，又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既体现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也体现了在现代性成长中传统理想向现代的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握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要求，这其中既体现了传统理想的创新与现代化的统一，也体现了寻求现代化对人的意义，因而也就必须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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