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史学思想及其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蔡和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3)11-0001-011
蔡和森(1895-1931)，学名蔡林彬，湖南湘乡人(今属娄底双峰)。他是中共“二大”至“四大”的中央执行委员①，“五大”和“六大”的政治局委员、常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被公认为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蔡和森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他对党的初期思想建设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撰写的理论著述和政论文章能见诸当时文字记载的就有60多万字，②其内容涉及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建党思想、史学思想以及中国革命思想等。
在蔡和森思想的众多领域中，史学思想是蔡和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学界对蔡和森史学思想的研究显得单薄、零碎。其实，蔡和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奠基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初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规律，其撰写的《社会进化史》是国内最早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必然趋势的著作；二是，开拓了中共党史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最初阵地，先后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论陈独秀主义》等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以及首次阐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以中国近代社会为背景的中共党史研究体系。
一 蔡和森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如果从蔡和森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少年时期在家乡湘乡和省城长沙的读书生活(1895-1918)；一个是在京准备出国到在欧洲留学的经历(1918-1921)；再一个就是归国后从事革命工作的岁月(1921-1931)。
第一阶段，少年时期在家乡湘乡和省城长沙的读书生活，是蔡和森的史学启蒙阶段。这一阶段，蔡和森已意识到史学是一门真学问，尤为重视对史学的学习。除了接收学校的史学教育之外，还受到了湖湘文化的浸染，注重考察古史遗迹，请教老师、同学，这些让蔡和森对史学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此阶段对学问的孜孜以求，为蔡和森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扎实的文化知识功底。
蔡和森从小喜欢读书。“他开始读的自然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启蒙教材，随后就念起四书五经来了。”③蔡和森秉性聪颖，私塾老师教过几次之后，就能朗朗上口，而且很快能够背诵，因此很受私塾老师的宠爱。母亲葛健豪也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勉励他投身革命，挽救苦难的国家。后来，蔡和森在“永丰辣酱”做学徒仍不忘读书，“他借来一些书籍进行自学。每天晚上关上铺门后，他便在昏暗的桐油灯下看书，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看到天亮，寒冬酷暑也不间断。”④16岁时，蔡和森进入了当地的双峰初等小学堂学习。他亦以自学为主，“通过自学，广泛阅览各种书籍”。⑤第二年(1912年)春，蔡和森被推荐进了双峰高级小学堂。在这所学校，“他读书更加勤奋，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他除了学好学校开设的各门功课外，还很注意学习时事和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他的求学不只是追求书本知识，而是根据书本所阐述的‘道理’，联系自己三年学徒期间所接触的社会生活，去思考和认识问题，因而想到自己应该投入改变社会黑暗腐败的实际斗争中去”⑥。因此，蔡和森“从少年时代养成的这种勤阅读、勤思考、勤写作的习惯，为他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介绍，以及撰写有关革命斗争的大量著述，准备了一定的条件”⑦。
1913年春，蔡和森从家乡湘乡来到了湖南省城长沙求学。起初，“蔡和森根据自己平时对文史的爱好，他很想去报考师范学校。正在这时，有一个湘乡同学给他详细地介绍了湖南铁路学校的情况，他决计到这个学校去试一试。”⑧最终，蔡和森以“优等生”的成绩被录取。
半年之后，蔡和森如愿地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蔡和森在第一师范虽然只读了两年，但他却沉浸在良师益友的熏陶之中，学问日益精进。第一师范的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老师对青年蔡和森影响很大。“对蔡和森思想影响最深的应是爱国学者杨昌济教授。”⑨除了聆听杨昌济在课堂上的哲学、伦理学以及史学的讲授之外，蔡和森还和毛泽东等人亲密交游，“‘到板仓杨’寓聆教。”⑩“曾以杨昌济为首组织的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蔡和森和“毛泽东等都要来杨家讨论有关读书、哲学问题”(11)。与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罗章龙等同学在学业上的切磋，也促使蔡和森的学问有了较大的增进。他们还一同考察历史古迹，亲身体会古人文化创造的遗风流韵，加深对历史深刻而真切的认识。据罗章龙回忆：“在湖南还有很多历史名人的遗迹，如楚国屈原的故居、西汉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是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是南宋文学家、抗金将军辛稼轩在长沙练兵的地方。长沙郊区还有一个太平天国萧朝贵率领军队进攻长沙的妙高峰，也是民间相传的重要古战场。这些地方是蔡和森、毛泽东和我多次访问和游览的地方。”(12)在游览之余，蔡和森和同学们免不了高谈阔论，交流思想。交流之中，对杜甫、王夫之等历史人物的评价，蔡和森言人之未言，发人之未发，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体现了“蔡和森同志的博通经史和广见卓识”，给其他同学以“很大的启示”。(13)
1915年秋，蔡和森考进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科2班。在学校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史著作。“和森同志喜欢唐诗”，但“他更喜爱《离骚》”，(14)而他最喜欢的是墨子的“兼爱”思想。“除受屈原、墨子等影响外，曾国藩对他也有潜移默化影响。”(15)饱受中国传统文化之陶冶，蔡和森培养了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继承和扬弃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过程中，同时吸收了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等爱国御外侮的思想素材，促进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16)。为此，蔡和森以史的形式自编了《近百年来的国耻史纲》来揭露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激发同学们救国救民的爱国热情。
难能可贵的是，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期间蔡和森已经认识到历史是一门真正的学问，不仅自己注重学习，而且劝诫其他同学要多读点。他对同学王光霞讲：“诗文揣摩不算学，还是专门搞点历史的好。”(17)正因为如此，蔡和森积累了丰富的文史知识，打下了深厚的史学基础。他的博学多才，尤其是宏宽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史识根基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光霞在《笔忆和森》中写道：“对秦汉以下的书，似不屑看，经传子史，纵横案头。精通文字学。写的文章喜好援引古时通用之字，通叶之韵，给阅卷的老师不少苦头。然而对于一部中国历史及学术流派，却又能辨判得失，了如指掌。”(18)
1917年6月，蔡和森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8月底，蔡和森与张昆弟同游三天，他们各自畅谈人生抱负。此时，蔡和森与张昆弟的一番谈话颇能代表这一阶段蔡和森的史学思想。据张昆弟的日记记载：“后蔡君又言所悬想而循序进行之事。一、见中国社会学无专书，欲研究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之风俗，其间变迁之事实，及不变长存之真理。二、以中国无一部完全史书，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记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拟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成一史书。三、中国文、言不统一，研究文言统一之法，以谋社会民智之普及。厥后又谈及读书之事，以近来西欧文化东来，与吾旧有之文化，每干格难容。而新文化者弃旧书不读；守旧文化者，弃新书不读。余与蔡君多主张多读新书，而旧书亦必研究。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此吾辈读新书、读旧书者所应知之事也。”(19)
这番话说明：第一，蔡和森重视社会史的研究。通过研究历史上人民大众的社会活动，即“自古至今之风俗”，从而探讨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蔡和森欲研究“不变长存之真理”，也就是说，他开始了对于历史规律的执著探求，反映了他当时已具备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是他的历史观走向成熟并跨古迈今的表现。后来蔡和森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和上海大学讲授、撰写《社会进化史》，与他此时重视社会史研究不无关系。第二，蔡和森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强调平民是社会的推动力。他认识到封建旧史学的弊病，积极提倡以“民史”取代“君史”。在他看来，封建史学记载不过是君王、贵族个人的历史，不是广大人民的历史，而真正的史学是“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实际上，蔡和森这些史学思想仍囿于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窠臼。不过，蔡和森对史书编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着手，自下而上，然后“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成一史书”。第三，蔡和森主张文、言统一，是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的，以“谋社会民智之普及”，思想之解放。第四，蔡和森对待中西方文化，皆不盲从、迷信，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的认识过程。他既不随意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而是认为各有长短，应“斟酌国情”，同时加以改造，“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可以看出，在社会史的研究、史学的编著以及对待文言白话、东西方文化的态度等学术问题上，蔡和森有着宏大的志向。虽然他的见解只有寥寥数语，却说得十分精彩，十分透彻，体现了蔡和森较高的史学素养。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的蔡和森在学问上开始崭露头角，且其历史观具备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他后一阶段接收唯物史观创造了条件。
1917年9月，蔡和森一家人迁到岳麓山下的刘家台。“在这里蔡和森继续研读，尤其对史学研究更深”，(20)并时常与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等互相研讨学习，纵论古今。1918年4月14日，他们在蔡和森家成立了新民学会。该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所谓“革新学术”，就是要把伦理、哲学、政治、历史作为学术的主要内容，提倡自由研究，“互质张知”。而“砥砺品行”之意，就是注重品格修养，要有“须守之各规律”，如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革新学术，砥砺品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改良人心风俗”，要通过学术来影响人们的行为，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新民学会的宗旨从侧面反映了蔡和森这一阶段的思想主张和学术追求。
第二阶段，在京准备出国到在欧洲留学的经历，是蔡和森从朴素的唯物史观到完全的唯物史观转变的阶段，也是他经历了从一个激进的民主革命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这一阶段，他逐渐将唯物史观视为自己探求学理、宣传革命的思想指南。
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从长沙前往北京，赶赴杨昌济处准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筹备活动。这时正是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传播。蔡和森沐浴着这股新思潮，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蔡和森在杨昌济的引见下，通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认识了一批新文化干将，如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其时李大钊、陈独秀正在鼓吹、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些正好为蔡和森接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尤其是“李大钊的宣传对蔡和森起了社会主义启蒙作用”。当时与蔡和森、李大钊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许德珩后来的回忆足以说明李大钊对蔡和森的影响。“我观察到和森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也感到他对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同志十分敬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1)另一方面，蔡和森喜欢阅读报纸杂志，他曾在《新青年》杂志上读过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通过大量的阅读，蔡和森对十月革命的情况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开始用新的宇宙观来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和改造社会的手段问题。诚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2)
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之下，蔡和森开始全面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其思想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认识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剥削制度，要改变这种制度，必须组织人民群众，表示“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从此找到了革命的社会力量。其次，在追求革命理想上，从崇拜墨子的“兼爱”、“非攻”，到“更尊重马克思和列宁”，赞赏十月革命，主张建立俄式的国家。究其原因，是因为“列宁在苏俄实行的与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23)最后，开始用阶级抗争的方式来解释善恶观念。他认为“善”、“恶”是作为一种手段，既然反动阶级用“伪善”骗人，革命者可以用“恶”与之对抗，以恶制恶。(24)凡此种种，表明蔡和森已抛弃了之前的种种改良主义，如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教育救国思想等，逐渐转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政治思想，成为了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蔡和森虽然思想上有了较大的变化，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他的根仍深深地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这与他之前建立的中西文化观是一致的。其实，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华与唯物史观的思想并不相冲突。相反，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实质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相同的”。(25)因此，蔡和森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吸收，成为他在欧洲完全接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和桥梁。
与国内相比，负笈欧洲求学的两年，是蔡和森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期，也是蔡和森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观念发生质的飞跃的时期。此时，蔡和森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阅读各种进步书刊杂志，了解各国社会党、共产党的情况，尤其研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其二，“猛看猛译”(2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其中包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27)令人惊讶的是，蔡和森居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叛徒考茨基》等经典著作。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学习，“这时和森的理论水平、政治见解，比出国前提高了很多”(28)。其中，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及建党思想的透彻理解及传播是他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理论收获。
他于1920年8月致信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得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29)由此可见，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传播，不仅仅停留在对书本的研读上，而是研以致用，将它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武器，明确回答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怎样建党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玩弄新的辞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30)
同年9月，蔡和森又写信与毛泽东商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这次商榷主要讨论了“共产党的哲学依据”——唯物史观。哲学世界观问题，是胜利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理论根据。为彻底解决建党的哲学思想问题，蔡和森在信中明确表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继而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客观世界中物质是第一性，起决定作用，精神是第二性，处于被决定的作用，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他举例言之，“人是一它物质，人是一个消费(吃、穿、住)才能活动的动物。故人的理想云云，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物质的化分(或派生)”。鉴于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和科学性，蔡和森认为它的出现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31)。至此，我们可以确信，蔡和森的世界观已经完全确立了唯物史观。
1921年2月，蔡和森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再次阐述了唯物史观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信中说：“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了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了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32)很明显，蔡和森的这一观点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这一阶段的蔡和森已经完全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者，并将唯物史观视为自己革命工作的思想武器。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在学术上先要区分唯理观与唯物观，“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唯心史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坠入迷阵”(33)，其结果是要“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34)。
第三阶段，归国后从事革命工作的岁月，是蔡和森史学思想逐渐成熟、史学成果不断涌现的阶段。这一阶段，他先后撰写了《社会进化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论陈独秀主义》、《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义和团与国民革命》等代表性史学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奠基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的地位。
1921年11月，蔡和森从法国回国。在上海，经陈独秀和陈公培的推荐，蔡和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留在上海的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7月，蔡和森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被当选为中央委员，接替李达，主管党的宣传工作。1922年9月到1925年10月，蔡和森在任党的机关报《向导》主编期间，总共撰写了156篇文章，(35)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对象、革命动力、武装斗争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真正起到了革命向导的作用。
与此同时，蔡和森还在上海女子学校和上海大学任教，讲授《社会进化史》。为了讲授和撰写《社会进化史》，蔡和森在再次阅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史学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当时阶级斗争的现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社会进化史》探讨了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动因、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国家的本质等问题，不仅在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也是一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论著。
1925年冬，蔡和森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蔡和森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苏联驻留了一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他一面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第二年上半年，蔡和森为中共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就是他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成果。该报告长达五万多字，内容主要有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党的政治生活与工人运动的进展、党的“二大”到“四大”的政治生活等。这一报告成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第一本专著，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之后，蔡和森被中央派往北方局工作。针对当时北方局部分党员思想极其混乱的情况，他做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该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论述了党在三个不同时期犯的种种机会主义错误，最后一部分是“问题与结论”。《党的机会主义史》最后的总结论是，虽然中国共产党“犯了以上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然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而不可磨灭的”(36)。
1929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中国科学研究院开展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蔡和森作了《论陈独秀主义》的发言。蔡和森在文中首先肯定了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但是，陈独秀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路线之典型代表”(37)。继而，蔡和森深入分析了陈独秀主义的社会根源，批判了它的根本错误，对于全党认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很有教育意义。
总之，这一阶段，在残酷的革命斗争面前，蔡和森仍不忘史学研究，不忘将史学研究与革命工作相结合。一方面，他把史学看成为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注重史学的“资政”、“殷鉴”功能，将史学与现实革命工作、党的思想建设结合起来，特别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史论政论结合起来，作为宣传革命、进行革命、与敌人作斗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及思考中国历史前途的借鉴。正如吴玉章所言：“历史是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我们应该知道人类真正的历史，知道劳动者被奴役和解放的历史，应该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和往哪里去。因为，这能百般地坚强我们奋斗的信心和给我们以获得胜利必需条件的知识。”(38)另一方面，他极力主张用“历史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进化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试图把人和事放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去研究。此外，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特别是对其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的明确，更显示出蔡和森力求让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从而让他们具有相当强的科学性和学术性。这也是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贡献所在。
二 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观及其价值
《社会进化史》是体现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观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史学理论、社会进化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一)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的主要内容
第一，指明了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并且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化是有规律的。
《社会进化史》的主旨非常鲜明，主要揭示了人类是由低级向高级，由野蛮向文明，由落后向发达演进的规律。具体表现为：在全书的谋篇布局上，蔡和森将《社会进化史》分为三篇，第一篇是“家族之起源与进化”，第二篇是“财产之起源与进化”，第三篇是“国家之起源与进化”。这就是说，先有家族的起源，家族进化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财产，而财产的进化，主要表现是“当社会分裂为几个不可调和的阶级抵抗与经济上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社会自身不能克制或医治这些冲突与抵抗”，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国家。这一叙述过程同样说明了人类的发展是由幼稚走向成熟，由简单走向复杂。在全书的基本线索方面，开篇的绪论“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就交代了人类演进的过程是向前的、进步的，是层层递进的。蔡和森根据摩尔根的人类历史划分法，将人类演进之程序依次划为：野蛮时代、半开化时代和文明时代，从而认为人类由于“生存方法日益演进，生产权威日渐确定，而人们生活亦复杂而丰富”(39)。其次，蔡和森将人类历史发展按“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关系约分为四期：在原始共产时代，经济为共同连带性质，故雏形的政治组织全然为共同的形态；奴隶制度时代，自由人对于政治上的共同连带仍视为生存必要条件，不过范围只限于富人阶级而非全民族；封建时代，政治的组织，除却自治城市之政治连带外，纯然以个人主义为其特征；至于近世资本主义时代，经济上纯为个人主义，政治情形也完全与之相适应”(40)。最后，蔡和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私产又没有阶级和国家的”最高社会形态，也是人类发展历史的“最终形式”和最终时代。很显然，这种社会分期的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
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特别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是可以发现的。他说：“每一时代或每一等级的进化，具有普遍世界一切民族之通性；只在时间上有演进迟早之距离，决不因各民族所在地之不同而发生根本异趣之特殊。即如半开化时代，东大陆与西大陆因自然条件之不同，以至两地所具家畜植物显然歧异；这种生产上的歧异，在一定时期内虽足影响于该地民族的生活及其演进的程度，然决不能根本破坏人类进化的普遍步趋。”(41)蔡和森在这里说的“通性”指的就是规律，这种规律适用于“普遍世界一切民族”。虽然有时由于“所在地之不同”，“自然条件之不同”，但“人类进化的普遍步趋”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时间上有演进迟早之距离”。
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还分别总结了各种社会形态的进化规律。其一，他考察了原始社会的社会生活，认为原始社会的特征是“低弱程度的共同劳动与共产生活”，而其进化的规律“则为：生产程度愈益低弱，则社会秩序愈益凝固于血族关系之下”(42)。其二，蔡和森在系统梳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起源与发展之后，指出：“照普遍的定律说，国家乃是在经济地位上极占优势的阶级的机构，这个阶级藉着国家的设立又成为政治上的支配阶级，并且由此又造成一些掠夺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在这里，蔡和森参考了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国家”的概念：“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这个阶级借助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43)其三，蔡和森遵循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欧洲国家为例，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的规律。他指出：“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形势急转直下入于革命时期，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平衡的基础遂根本动摇而濒于破产”，(44)具体的状况是，“农人不满意于农业经济的颓败，知识阶级日觉贫困，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日形破产而愤怒，所以阶级斗争的严厉非达到社会革命不止”(45)。立足于此，蔡和森进一步论证了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他说：“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不仅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各种必要的经济条件，而且为她自己养成了最大多数的掘墓人——近世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多年的利用和训练之下，不仅增加了教育程度和管理生产的普通知识，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革命政党；所以她的双肩不仅担负破坏为资本主义所弄僵的社会，而且担负建设将来既没有私产又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46)
第二，论述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发展变化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形态的更替。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47)。蔡和森对马克思此理论的解释是：“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生产，一是生殖。前者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产，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简言之即为传种。人们生活于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这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演进，一面为劳动发达程序；别面为家族发达的程序。”(48)这是说，人类社会进化是以生产的发展为前提，这种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而人类社会形态就是由这两种生产所规定的。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时指出：“物质生产资料是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历史活动，人们在生产中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还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49)蔡和森将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社会进化史》之中。他说：“人类发展的大概，经过野蛮时代和半开化时代以至文明时代的发端，每个时代的变化，有每个时代的新特征，而这些新特征即直接为生产方法的变迁所引起。”(50)蔡和森还举出具体的事例来论证这一观点。他分析人类社会由母系向父系进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的进步，“母系制度的覆灭和父系制度的勃兴，是生产方法进化所携来的一大社会革命，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大革命”(51)。而人类的婚姻制度也是如此，“两性的关系，是随着生产方法之变更而变更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产方法，即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婚姻制度。所以群体婚姻为野蛮时代的特征；对偶婚姻为半开化时代的特征；而一夫一妻为文明时代的特征”(52)。
第三，阶级斗争不仅是阶级社会的客观存在，而且还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
在蔡和森看来，首先，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阶级最终会随着生产力高度发达而消亡。具体说来，蔡和森认为阶级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即“有史以后的社会莫不是阶级争斗的社会，而史以前的社会，既没有阶级，更没有阶级争斗。”(53)为什么阶级社会会产生在这一时期呢？蔡和森的回答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这就使得一部分脱离生产劳动而占有另一部分人成为可能。这是阶级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惟有生产能决定新阶级的形成；参与生产的人不过分成为管理者与劳动者。”(54)进而，到了第一次社会分工，阶级的分化就非常明显了，“由第一次社会的大分工产生了第一次社会阶级的分裂；即主人与奴隶，掠夺者与被掠夺者”(55)。由此，他得出的结论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形式的改变，社会进行了第二次分工、第三次分工，人类社会的阶级由奴隶制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依次演化为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后阶级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最终会消亡。显然，阶级是个历史范畴，“即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必要，而且成为生产上的大障碍。阶级必致于消灭也和其必致于发生一样。”同时，阶级还是个经济范畴，阶级是在剩余产品出现和私有制的产生两个条件下产生的，“私有财产的派生物，第一是阶级，第二是国家”(56)。所以，阶级既是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会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而消亡。
其次，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的伟大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儿、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通告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57)蔡和森对此的诠释是：“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一个进步同时必有一个相当的退步为伴侣，而一部分或一阶级的幸福，即以别部分或别阶级的痛苦和压迫为代价。”换言之，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集中表现，但又是解决这种矛盾，推动社会进化的直接动力。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最后部分“近世社会之必然崩溃”的结论就是以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的，他认为近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国家演进之最高形式，亦即国家消灭前之最终形式。从此以后，人类将复为生产之主人而还复到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的广大而丰富的生活”(58)。正如马克思所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就是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当然，在蔡和森看来，这个过渡“不是一朝一夕可做到，要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才能做到”(59)。
(二)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的史学价值
第一，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青年学生、革命志士以及进步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唤起了一批青年的人生觉悟和思想解放，促使他们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开始接受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最终走向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蔡和森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讲授“社会发展史”课程，该课程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社会进化史》是根据此课程的讲义而成，旨在提高青年学生的阶级觉悟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社会进化史》一经出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1924年起到1929年止，在六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五次，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流传颇广，影响很大。”(60)在大革命时期，《社会进化史》成为了许多地方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据当事人回忆，很多人就是从这本书中得到了启发，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道理，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这说明《社会进化史》一书，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确起过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61)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这就让广大的革命工作者意识到工农大众的力量。一方面要放手发动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农民的作用，“唯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军队”，“充分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不致动摇”(62)。在蔡和森撰写完了《社会进化史》之后，他成功地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取得了不小成果，并且这次运动表现出他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战略家。这些都是与蔡和森一向重视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理论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开拓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密切结合的古史研究新方向，并对唯物史观中国化作了最早的尝试。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主要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补充了许多当时新发现的材料，其中对中国古史的研究主要围绕古代土地制度、古代宗族社会、古代婚姻制度等问题展开，从而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也是符合“人类进化的普遍步趋”的，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揭示唯物史观的普遍性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有机结合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一新方向的研究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首先“受到了李达的重视和认肯，李达于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吸取和综合了(包括蔡和森在内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各种阐释，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表述体系”；其次，“十年内战时期，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深入中国古史研究领域，沿着这一方向作了创造性的开拓，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历程”(63)。而在今天看来，《社会进化史》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蔡和森的中国革命史(64)观及其价值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研究党史并亲自实践的人，他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第一部党史研究专著《党的机会主义史》。此外，包括他的《论陈独秀主义》、《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义和团与国民革命》都属于他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著作范畴之内。
(一)蔡和森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一，重视思想理论对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也十分重视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首先，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总结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首先“如无革命理论是不行的”。因此，“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的正确之路。”(65)可见，蔡和森重视思想理论对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并把思想理论工作提到革命政党能否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的高度上来看待，提到关乎革命成败的重要位置来看待。
其次，党的思想理论要根据实际具体情况，应用到实际中去才能产生作用，所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蔡和森指出：“党的理论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短时期可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中才行。”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形成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样，是要经过很长期的奋斗才能形成的”(66)。蔡和森的观点虽然还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但已经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党自己的理论”等问题，可以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和森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
第二，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社会矛盾、阶级任务、革命对象等一系列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初步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蔡和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67)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是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各阶级，在旧的社会中旧的统治阶级为地主与封建阶级，而农民则为被统治阶级。但帝国主义入侵后，则旧阶级之上产生了新阶级，故新阶级之第一即为买办阶级”。蔡和森在这里指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其逻辑前提是认定在这前一阶段是“封建社会”，其特征是“统治阶级为地主与封建社会，而农民则为被统治阶级”。引起“封建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帝国主义入侵”，导致阶级相应地发生变化，产生了新的阶级，即买办阶级。由此观之，蔡和森于1926年就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中国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无疑，他是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先驱者之一。对此，有研究者指出，蔡和森“在概念上第一次区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即：五四运动以前为旧阶段，五四运动以后为新阶段的革命运动，从而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分期在理论上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也为中共党史研究解决了起点问题”(68)。
其次，蔡和森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中共“二大”就如何推进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基本的发展方略，那就是用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在此基础之上，中共“二大”还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蔡和森根据中共“二大”制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纲领，对中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就是：其一，革命的领导阶级应是无产阶级，他“应是各种势力之组织者、领导者，他应该领导中国革命到底。”其二，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因为“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能参加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69)。其三，工农要联盟，“如无农民的同盟亦是不会成功的”(70)。
再次，蔡和森指明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步骤应分两步走，“无产阶级的第一步是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第二步是由民族革命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直接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71)。而革命的基本策略是统一战线，“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政策，这是党的中心政策，是党的主要政治路线”。“我们惟一正确的策略就是联合战线，惟一的责任就是扩大这个联合战线的策略”。(72)与中共“一大”相比，这些革命理论无疑成熟了许多。这是蔡和森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也是蔡和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蔡和森的这些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批评了党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及党本身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
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批评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内的“无政府主义派”与“李汉俊和戴季陶主义”，并说明“这些思想虽然在吾党的历史上是很短的，但对我党有很大的关系”(73)。蔡和森认为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74)。而“李汉俊和戴季陶主义”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派，而是中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中国的经济派、少数派”，他们“对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终是学生的态度与怀疑的”(75)，“其实他们似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有天然无政府的倾向，且在主要观点上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76)。对于戴季陶本人，蔡和森认为“他已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叛徒，他是与我们对垒争斗的，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继续的与他争斗”(77)。“另外李汉俊的主张也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他现在完全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了。由不自觉的反动趋于自觉的反动了。”(78)接下来，蔡和森批评张国焘的言辞也相当尖锐，张国焘与党内同志发生冲突，“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这是其一。“另一方面国焘太左”。(79)除此之外，对位高权重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中共当时的“一把手”陈独秀，蔡和森无任何顾忌，批评他们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其次，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把党内机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总结了每个阶段各有各的特点和特征，从而让广大党员认识到其危害性，并能引以为鉴。在篇首，蔡和森开门见山就批评大革命失败前来中央指导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的错误，说他们应对危机时，“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鲁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80)。而陈独秀因为“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也是直接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八七”会议虽然“开始承认与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不是这一次便完全肃清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遗毒在党内还是很深的。”所以说，后来的“南昌暴动之失败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因为前敌主要负责人之主观没有根本改变，平山同志不必论，国焘同志自从主持五人政治局及常委以后，开始表现他政治上弱点，尤其怀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群众势力而对于张发奎发生幻想”(81)。针对种种机会主义的错误，蔡和森的解决办法是：一“要铲除政治方面机会主义的系统，同时亦要铲除组织方面的机会主义系统”；二要“强固党的纪律和组织”；三要加强民主，完善选举，多方面征求群众意见，提高党的决策的透明度。
再次，党的“八七”会议后，陈独秀不满党对他的处分，公然向党发起挑战。为了澄清陈独秀等人在党内思想界造成的混乱，蔡和森撰写了《论陈独秀主义》。蔡和森以事实论证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程度底”，“农民处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农奴的剥削压迫之下，处于不可支持的农业恐慌和普遍的贫穷化之下，封建残余在全中国还占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这就批驳了陈独秀所谓的“中国农村已资本主义化，封建残余已不占重要地位，所以现在中国土地革命已超过资产阶级民权性质”错误观点。蔡和森还一一批评了陈独秀的其他错误，如陈独秀认为土地革命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民不是革命的力量，甚至还坚持无产阶级是附属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是革命联合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蔡和森指出：“陈独秀始终不认识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之主要内容，始终不认识而且不愿认识工农民主独裁制”(82)，同时还把“农民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之外，并自始至终了解这联合战线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联合，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阶级合作和阶级妥协，在这革命联合战线中资产阶级是居领导地位，而无产阶级是附属的”(83)。
(二)蔡和森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史学价值
第一，指明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目的和任务，且对中共党史的定位做了说明，初步构建了早期中共党史的研究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首先阐明了党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我们五年历史过程”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84)，也就是说，党史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内容。
其次，对于党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蔡和森认为有两个：其一，掌握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规律，了解“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即我党的前途如何；其二，“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责任”(85)。
再次，关于党史的定位，蔡和森认为其中之一的条件就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党史。言外之意，就是初步确立党史仍是一门历史学，要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如果再从蔡和森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和《论陈独秀主义》的内容和形式来看，也是基本符合历史学这门学科性质的。正如张静如所指出的：“凡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是分类的，都应归属历史科学。党史学是近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为历史科学。”(86)不过，与一般的历史学相比，蔡和森所研究的党史是直接为党的现实工作和建设服务的，除了具有历史学的学术性这个共同的特性外，它具有更强的政治性、现实性，即带有某些政治学的特点。
第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从而奠定了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基础，为以后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蔡和森认为“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党“现在已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发展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呢？”绝对不能靠“空想所能答复的”，“而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的”。(87)这里说的“历史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概而言之，在蔡和森看来，中共党史研究必须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不能从逻辑进行演绎，更不能进行想象，因此，它的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可信，掺不得半点假。
其一，阶级分析方法。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首先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是“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这种阶级的背景是“中国产业的发展”，便“有了新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工人阶级再“由不觉悟到有觉悟，由不行动到了有行动，而且是很激烈、很勇敢的行动”，再加上“‘五四’运动与上海的罢工”(88)，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先进分子的形成”(89)，所以，“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90)。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政治的责任”的探析过程中，蔡和森认为“不仅明白其政治的环境还须知道各阶级的力量如何、关系如何，如此才能得到明确的观念”(91)，并具体考察了辛亥革命、“五四”以后两个时段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和阶级力量。
其二，批判了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和方法，尤其是对机会主义的批判最为猛烈。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李汉俊和戴季陶主义”的斗争历程，从而说明党的革命理论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长期交锋中成熟起来的。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蔡和森将机会主义分为“机会主义下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的最后一阶段”以及“五人政治局至‘八七’会议”三个阶段来论述，并概括了每个阶段的特征和标志，从而得出“问题与结论”，包括“机会主义的来源”(92)、“铲除机会主义”的对策和方法，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党的“整个全盘的改造”，(93)获得“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94)。在《陈独秀主义》中，蔡和森逐一论述了各种机会主义特征、性质和危害，比如有陈独秀主义、鲍罗廷主义、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平山主义等，并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其三，历史主义的分析法。列宁在《论国家》中提到，“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95)。蔡和森在对中共党史发展过程中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采用了列宁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即强调将历史的人和事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从而得出较为客观、正确的结论。对于陈独秀，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和《陈独秀主义》中都有比较公允的评价。一方面，指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灾害；一方面，又承认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确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96)，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97)。进而指出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完全是陈独秀一个人来承担，而当时党的中央领导层和地方组织都有机会主义倾向。同样，蔡和森在《义和团和国民革命》一文中运用了历史主义的分析法考察了义和团的排外精神和历史意义。他说：“义和团排外精神，是中国国民革命精神头一次充分的表现，可是这种本能的幼稚的国民革命运动并不是没有缺点。他的缺点是在方法上面，然而这种缺点是历史限定他的。”(98)显然，蔡和森说的“历史限定了他”，指的是义和团的排外精神受到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义和团的历史意义，蔡和森却从它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出发，站在历史的高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没有近代的知识与方法，这是义和团的致命伤。所以义和团的失败，乃是经济落后的中国民族之历史的必然的结果。然而这种历史的失败包含着神圣的意义，换过说，被侵掠者抵抗侵掠者的战争乃是神圣的战争，这种战斗虽败犹荣。是故义和团虽因没有近代知识与方法而失败，但决不因没有近代知识与方法而减其运动之历史的神圣的价值。”(99)由于该文分析较为客观、中肯，后来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周恩来“认为在1924年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蔡和森就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这样的结论，是了不起的”(100)。
第三，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初步理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线索，为今天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其研究结论对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通过十二个部分阐述了中共“一大”至“四大”的发展线索，指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共“三大”是宣传时期，中共“四大”解决了一些民族革命的理论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向群众组织发展，形成阶级与群众的党。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最后的“总结论”中说：“第一说明了党产生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党的历史使命和党初期的工作；第二，说明党的政治状况、劳动运动的发展及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及一般的政治状况；第三，说明党如何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而由第三次大会到‘五卅’运动以致于国民军失败。”(101)这也就是中共“一大”至“四大”的发展线索。蔡和森还以多层面、多角度、多层次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即将其与工运史、农运史、青运史以及部分国民党史结合起来研究。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也拓宽和加深了中共党史研究。
总之，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阐述了一系列的历史理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蔡和森还通过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宣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批判了党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蔡和森的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并非尽善尽美，有些地方甚至还存在严重缺憾，比如，《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以及《陈独秀主义》等带有明显的工作报告的性质，表现出实用性、政治性较强，而学术性不足的特点。不过，总起来看，蔡和森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以及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所把握的方向都是正确的。瑕不掩瑜，这些缺憾根本无损于蔡和森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人和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的地位。
①中共“二大”至中共“四大”的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从中共“五大”开始设立。详见张希贤著：《中国道路的四次飞跃——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②徐方平著：《蔡和森与〈向导〉周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③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④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⑤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⑥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⑦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⑧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⑨王继平、李永春、王美华著：《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⑩彭大成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11)彭大成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12)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57页。
(13)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14)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15)王继平、李永春、王美华著：《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16)王继平、李永春、王美华著：《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17)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
(18)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
(19)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20)王继平、李永春、王美华著：《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1)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2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76页。
(23)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2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25)陈其秦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2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27)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克时代》、《德国农民战争》等，都属于历史名著。直至今天，一些著名的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些著作的史学价值。
(28)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29)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3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9页。
(31)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
(32)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1页。
(33)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
(3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
(35)徐方平：《蔡和森与〈向导〉周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36)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37)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3页。
(38)吴玉章：《吴玉章文集》(下)，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809页。
(39)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40)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3页。
(41)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页。
(42)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
(43)黎澍主编：《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4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6页。
(45)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7页。
(4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5-176页。
(47)黎澍主编：《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
(48)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49)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50)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
(51)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6页。
(52)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
(53)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3页。
(5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2页。
(55)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8页。
(5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0页。
(57)黎澍主编：《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
(58)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6页。
(59)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9页。
(60)宋士堂等：《宣传和实践唯物史观的先锋战士蔡和森》，《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
(61)宋士堂等：《宣传和实践唯物史观的先锋战士蔡和森》，《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
(62)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63)李维武：《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对唯物史观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9年第6期。
(64)此处的中国革命史包含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胡华认为：“革命史的核心还是党史，不过革命史的面要更宽。”胡华的观点代表了中共党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详见宋学勤著《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故笔者在此采用了胡华的观点。
(65)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1页。
(66)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67)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68)曾长秋：《蔡和森与中共党史学的创立》，《集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69)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70)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71)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0页。
(72)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73)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74)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75)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76)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页。
(77)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78)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79)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80)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81)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82)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7页。
(83)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6页。
(84)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85)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86)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87)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88)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89)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90)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91)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92)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93)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页。
(94)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95)黎澍主编：《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5页。
(9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3页。
(97)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页。
(98)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4页。
(99)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4-305页。
(100)徐方平：《论蔡和森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杰出贡献》，《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101)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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