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技术结构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成品论文,贸易论文,中国论文,分解论文,伙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0)11-0093-08
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利状况的重要指标，贸易条件的改善或恶化直接关系到一国从开放经济中得益的多寡。因此，它已成为被许多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国际经济学界对贸易条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两位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和辛格(H.W.Singer)认为，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低，工业制成品需求收入弹性高，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会偏向工业制成品，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中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主要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也就趋于恶化，贸易条件的恶化将使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大部分被转移到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的途径，应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产品结构的高级化入手，用制成品出口代替初级产品出口，用高技术产品出口代替低技术产品出口。
然而，后来的许多国际研究(如Sarkar和Singer；[1]Liike；[2])表明，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高度化并没有带来其贸易条件的改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初级产品对制成品领域，而且表现在初级产品对初级产品、制成品对制成品领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全面恶化了。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贸易条件与出口结构问题也多有研究。曾铮、胡小环[3]针对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和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并存的现象，通过设立一个引入产品内分工概念的数理模型，说明上述悖论源自于我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均位于产品内分工的低价值链部位，从而造成出口商品结构迅速高度化的假象。韩青[4]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出口等因素在长期内都不同程度地恶化着我国的贸易条件，其中又以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恶化效应最大。汪素琴和史俊超[5]对1995-2006年间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劳动/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总体上呈恶化趋势，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总体较好，且二者的收入贸易条件均呈现上升趋势。
但是，纵观上述文献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探讨较多的是第一个层次的出口结构(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构成)与贸易条件的关系，而对第二个层次的出口结构(工业制成品内部的构成)与贸易条件的关系探讨得较少，且在出口结构的衡量方面也是粗略的。①因此，本文旨在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细分的基础上，考察中国各技术类别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变动情况，即从技术分类的角度考察第二个层次的出口结构与贸易条件的关系。
一、对主要贸易伙伴制成品总体贸易条件的计算与分析
价格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NBTT)被定义为一国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其实质上反映的是两国进行贸易时的交换比例。由于现实生活中参与国际交换的商品很多，而且价格水平也在不断变化，所以价格贸易条件通常用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来表示。要计算价格贸易条件首先必须计算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根据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计算出口和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Laspeyres公式为：
现在以2002年为基期来计算2008年中国对各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制成品总体贸易条件指数。在本文选取的19个贸易伙伴中，以双边贸易总额计，除菲律宾外其他18个贸易伙伴均为中国2008年的前20大贸易伙伴，菲律宾为第21大贸易伙伴，中国对这19个伙伴的出口占中国该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3.22％。因此，这19个贸易伙伴有广泛的代表性。在计算过程中，用到的制成品双边贸易HS1996年版四位数编码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
由表1的计算结果可知，与2002年相比，2008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制成品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均有上升。但是，对于同一或不同贸易伙伴，进出口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各不相同，这就造成中国对这些贸易伙伴的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恶化。对法国和德国两国，中国对他们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略大于从他们进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因此，中国对他们的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有小幅度改善。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国对他们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均小于从他们进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致使中国对他们的价格贸易条件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与基期(2002年)相比，2008年中国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整体恶化了12.39％。其中，中国对俄罗斯和巴西的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得最为严重，分别恶化了72.10％和50.99％。中国对亚洲的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和韩国出口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较为严重，而对中国香港、泰国、菲律宾出口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相对较轻，中国对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和韩国四国的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分别恶化了41.19％、34.27％、25.16％和21.92％，对中国香港、泰国、菲律宾的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分别恶化了5.31％、7.45％和9.48％。中国对美国的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也恶化了21.77％，对英国、荷兰、印度、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处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见，中国制成品出口的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或恶化及其程度与特定的贸易伙伴有关。
由表1的计算结果同样可以看出，与2002年相比，尽管中国至2008年对绝大多数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有不同程度的恶化，但是，由于中国出口制成品的数量指数增幅远远超过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降幅，中国对各贸易伙伴出口制成品的收入贸易条件依然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数量的急剧扩张而引起的，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更多地采取了价格竞争的策略，在带来出口数量扩张的同时也压低了出口价格。
二、对主要贸易伙伴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的技术结构分解
制成品的总体贸易条件掩盖了不同技术类别制成品间贸易条件的差异，为此，本节在对制成品进行技术分类的基础上，来分别考察各技术类别制成品的贸易条件状况。
我们首先要对制成品进行技术分类。现有贸易品的技术分类方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本文将采取一种新的分类方法(参见张如庆、张二震[6]的讨论)。这种方法首先为每种产品确定技术含量水平，然后根据其技术含量的高低将他们分成三大类，即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成品。
其中，n是国家数。
在计算每种产品显示技术附加值时，我们选取了53个国家(或地区)为样本。②各个国家(或地区)2008年HS1996年版四位码制成品出口数据来源于COMTRADE数据库，人均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WEO数据库，这些数据均采用当前美元价。
每一种制成品的显示技术附加值被计算出来以后，就可根据其大小将所有制成品分成三大类。归类的方法借鉴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11]的方法，其归类的原则是使世界在各大类制成品上的贸易额均相等，且每一大类中制成品的显示技术附加值都一致地高于或低于其他大类中制成品的显示技术附加值。具体的做法如下：首先对各种-HS四位数编码制成品按照其RTV值从小到大重新排序，得到这些制成品的新序号1，2，…，m，然后再归总为3类，使得
根据上述分类的结果，按第二节中计算价格贸易条件的过程与方法，本文分别计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各技术类别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其结果见表2。由此表可知，与2002年相比，对于低技术制成品，2008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价格贸易条件均恶化了，恶化的程度从90.28％到14.05％不等。中国对俄罗斯和巴西出口低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呈急剧恶化态势，对印度、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出口低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其恶化的程度也较大，对德国、菲律宾等国家出口低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其恶化的程度相对较轻。2008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中等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既有恶化的，也有改善的。中国对法国、菲律宾、泰国、英国和韩国出口中等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改善了，而对其他贸易伙伴出口中等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了。在被考察的19个贸易伙伴中，除对加拿大和巴西两国出口高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略有恶化外，中国对其他17个国家或地区出口高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对比表1与表2还可以看出，中国对法国出口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高于对法国出口制成品的总价格贸易条件，出口低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低于对法国出口制成品的总价格贸易条件，这表明中国对法国出口制成品的总体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来自于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中国对德国出口高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高于对德国出口制成品的总价格贸易条件，出口中等技术和低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均低于对德国出口制成品的总价格贸易条件，这表明中国对德国出口制成品的总体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仅源于高技术制成品出口。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出口高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均高于中国对他们出口制成品的总价格贸易条件，这意味着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有助于降低中国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的整体恶化程度。除印尼、荷兰、意大利、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等少数国家外，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出口中等技术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也高于对他们出口制成品的总价格贸易条件，这意味着中等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也有助于降低中国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的整体恶化程度。总的来看，普遍存在这样的规律，即技术含量水平较高的制成品出口有助于改善中国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或降低其整体恶化的程度，而技术含量水平低的制成品出口才是中国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最严重部分。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结论
由上述分析并结合现有相关文献表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和贸易条件恶化并存的矛盾现象更多地发生在出口结构第一个层次，即伴随着制成品出口比重的增加，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有持续恶化的趋势；而在出口结构的第二个层次，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结构的关系却与传统理论大致相符，即增加高技术制成品在全部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有助于改善制成品的整体价格贸易条件或降低其恶化的程度，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能够带来其贸易条件的改善。
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很多，但造成这种“二元”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虽然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在我国总出口中已达到95％左右，但制成品的出口又以低技术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高技术与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比例较小。低技术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收入、价格弹性小，其出口数量的不断扩张常常以其相对价格的持续大幅下跌为代价；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收入、价格弹性大，在出口增长的同时仍能保持较有利的价位。在我国制成品的出口中，前者比重较大而后者比重较小，后者对价格贸易条件的正效应并不能完全抵消前者对价格贸易条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制成品整体贸易条件的恶化。
(二)政策建议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提高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无法一蹴而就，因此，短期内要改善我国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对低技术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必须积极争取合理的出口价格，避免低价竞销；从中长期来看，促进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才是我国改善制成品贸易条件和总贸易条件的根本途径。
1.促进低技术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有序竞争，避免低价竞销。首先，要建立适应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进出口商会协调自律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出口产品规划，防止国内出口厂商的恶性竞争。其次，要继续完善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鼓励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型外贸企业组建大型的贸易集团，促进外贸企业规模经营形成规模优势，以发挥大型外贸企业在出口定价中的主导作用。最后，要进一步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欧、拉丁美洲、非洲等)的经贸合作，大力发展与他们的贸易往来，避免低技术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过度集中的市场上竞争。
2.增加我国制成品出口中高技术、高附加值制成品的比重，努力提高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首先，政府应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创新激励机制和创新政策体系。为此，要逐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优化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制度环境；要实施激励技术创新的财税、价格、补贴和金融政策，利用政府采购等加大对高新技术行业研究和开发的支持力度；要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及其作用的发挥，优化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其次，政府应将产业政策和发展加工贸易结合起来，实行有差别的待遇，积极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向高端产业环节升级；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对高端制造项目的吸引力，鼓励外资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鼓励外国企业向我国转移关键技术。最后，我国企业自身也要加强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重视开发新技术和研发新产品，并通过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等多种途径，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和产品创新。
注释：
①张亚斌将出口总额中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比重的变化称为第一性征的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将工业制成品内部结构的变化称为第二性征的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参见张亚斌：《内生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贸易结构转换》，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②这53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希腊、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爱尔兰、德国、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塞浦路斯、以色列、韩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土耳其、乌拉圭、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中国、中国香港、萨尔瓦多、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肯尼亚、摩洛哥、菲律宾、泰国、突尼斯、孟加拉国和塞内加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