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无用论广为流行，其根源是以欲望满足为核心的朴素的工具思维，同时哲学内部的某些极端观点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朴素的工具思维有其局限，哲学内部的那些极端观点也并不正确。事实上，哲学具有澄清观念、建构意义、捍卫自由的重要作用。人们之所以感觉不到，是因为已经持有了某种哲学观点或某种哲学替代品，或者对其有用性设置了一个不恰当的标准。
关键词：哲学无用论；工具思维；澄清观念；建构意义；捍卫自由
哲学有什么用？这是大学哲学专业新生入学师生见面时，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据我观察，典型回答无非有以下几种：哲学还是很有用的(自言自语)；等你学了哲学，或者等你年纪大了，阅历丰富了，你就知道哲学很有用了(期望)；你哲学都还没有入门，就问哲学有什么用，是不是急了点(责备)；如果哲学没有用，大学为什么要开这个专业(反诘)；哲学确实没有什么用，但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故作神秘)；某某某说，哲学是什么什么(引经据典)；下一个问题(逃避)……这些闪烁其辞的回答，往往让听众怀疑回答者的真诚，从而加剧他们对哲学教师的不信任、对哲学专业的轻视。他们不难获知，在其他专业，比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这些基础学科的新生见面会上，类似的问题会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而在工学和临床医学等专业，学生甚至都不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更有甚者，当很多人问到哲学有什么用时，不过是以疑问的方式表达反问：他们并不认为哲学有用。按照丹尼特的标准，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不能引起专业之外的普通人或者聪明本科生的关注，那就亮起了红灯[1]424。
对哲学用处的质疑和哲学无用论的流行，固然跟普通人对哲学不太了解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朴素的工具思维，这种思维以欲望满足为焦点诉求，与此同时，哲学内部的一些极端观点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朴素的工具思维有其局限，哲学内部的那些极端观点并不正确。客观来看，哲学具有澄清观念、建构意义、赋予自由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在生活中，我们已经持有某种哲学观点，或者拥有某些哲学替代品，甚至还坚持了一种关于是否有用的不恰当标准，所以，人们往往感觉不到哲学的这些作用。
一 哲学无用论的始作俑者：朴素的工具思维
通常，如果一件东西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我们就会认为，这件东西对我们有用。我们觉得某件东西对我们有用，也就是在认为，这件东西有助于实现我们的某个目标。换言之，有用性与工具性是一回事。这就是工具思维。如果行动者完全被简化为欲望的集合体，目标被简化为对欲望的满足，那么这种工具思维就是朴素的。任何生命体都需要维持个体的生存，尽可能地保证族群的繁衍，并在此基础上趋乐避苦。生命的过程，就是在特定环境中不断满足这些欲望的过程。一个没有任何欲望的生命体，必将失去其存在的条件。因此可以说，朴素的工具思维，是一切生命体的共有特征。
在介绍集成学习的基本概念基础上，研究了当前集成学习方法的评价标准，分析了常用的分类器集成学习算法和结果整合集成方法，对集成学习方法有综合充分了解。
根据这种思维，欲望的满足品最有用，它们的用处不容质疑。食物满足了想吃的欲望；房屋满足了居住的欲望；wifi满足了想上网的欲望。只要相应的欲望存在，这些欲望满足品就是有用的。由于它们对欲望的满足是直接的，几乎不求助任何中介，质疑的声音就无从置喙。我们完全不能想像，当面包塞入饥饿者的嘴时，饥饿者能有什么理由去怀疑面包的用处。从面包那里，他当下就得到了满足，体会到了面包的用处。
7、空垅覆膜，夹肥后蔓长到40厘米长进行撤膜，撤膜时把棚膜进行2次利用，将撤下的棚膜铺入空垅内，空垅铺膜有利于土壤增温保湿，西瓜提前成熟5～7天。
晚饭后，许灵均拿出来身边仅有的一点钱，给了女孩。告诉她，用这个做路费，回家去吧。他觉得不能乘人之危。女孩难过地说：“你嫌我丑？”当然不是。女孩是真心愿意跟他的：“大家都说我命好。我遇见好人了。”
尽管以上这些观点因其极端而颇具传播性，但是它们并不正确。
翻译批评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使不容小觑的，它关系到翻译事业能否健康发展。许钧在《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中指出：“翻译批评的缺席，首先表现在对翻译重大的现实问题的某种麻木性，其次表现在对一些具有倾向性的热点翻译问题的失语，还表现在对一些不良的翻译现象缺乏应有的批评和斗争。”[8]由此可见，进行翻译批评要坚持翻译批评的求真精神，不能存在翻译缺席，要树立批判科学意识，营造积极的翻译批评氛围。
有些东西不是欲望的满足品，不是技术或钱财，但它能够为技术提供支撑，所以它也是有用的。例如，数学不是面包，我们不能拿数学去换面包，看数学书我们无法学会怎么制作面包；但是，有了数学，可以优化我们制作面包的工艺，节省时间和食材。所以，数学是有用的。在朴素的工具思维看来，全部基础理论的有用性，都在于它们能够提供或改进技术。自然，由于它们离欲望太远，其有用性就不如技术，更不如钱财和欲望的满足品了。
因此，判断一个东西是否有用，只要问以下三个问题就够了：它满足了我的欲望吗？如果没有，那它是能带来欲望满足品的钱财或技术吗？如果也不是，那它能为相关技术提供支持吗？要是三个回答都是否定的，这个东西就没有用了。由此形成了金钱崇拜和技术崇拜。这些崇拜的实质，不过是以欲望满足为焦点诉求的朴素工具思维使然。在此思维模式之下，哲学被视为无用之物，再自然不过了。哲学不具有以上三种用处的任何一种。首先，哲学不是欲望的满足品。对大多数人而言，哲学无法直接用来维持个体的生存，也跟种族的繁衍无关；同时，阅读哲学或从事哲学活动，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其次，哲学也不是钱财，不是能带来欲望满足品的技术。通过学习哲学，我们似乎并没有学到任何跟满足欲望有关的工艺流程。第三，哲学好像也无法为相应技术提供支持。不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哲学缺乏相应的技术应用。一个不能满足欲望、也不能帮助人们满足欲望、甚至于连对欲望满足的帮助者都没有帮助的学科，当然没有用了。就像赵林所告诫的，学好了哲学能在现实生活中心想事成，那只是“一句玩笑话，笑一笑而已”，当不得真[3]6。
理解了朴素的工具思维，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人类鄙视哲学的历史跟哲学史一样悠久。哲学之父泰勒斯就已经受到了仆人的嘲笑：居然连走路都要掉入坑里，可见哲学真的没用；而他的回应方式也很接地气：通过看星相赚了一大笔钱。苏格拉底这样的伟人，是当时被讽刺的对象。我们常常以为，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应该是哲学具有重大影响的时代。其实不然，黑格尔就哀叹过哲学已经“哀落”到“甚至没有人记起，没有人想到”的地步[4]2。在朴素的工具思维支配下，哲学根本就不存在众星捧月的黄金时代①。
二 朴素工具思维的问题
要获取意义，就得回答“我是谁”、“我在世界中的位置”、“我可以希望什么”这样的哲学问题。就像欲望不是既定的一样，我和世界也不是既定的，而是由观念建构起来的。一切东西，本质先于存在；而对人类来说，存在先于本质。我是什么样的我，不是靠照镜子，或者做医学检查，就可以得到答案，它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观念。而观念，又取决于我的建构：“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19]124。与此类似，有意义的世界也不是摆在面前的客观物，依然取决于观念的建构。并没有一个既定的世界等着我们去认识，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已经渗透着我们的观念。通过改变这些观念，你就“把自身改变了”，从而也就“改变了你眼中的环境和世界”[3]7。面对同一个物理世界，同样的际遇，有人为之庆幸，有人感到不幸，从而形成“幸福者的世界不同于不幸者的世界”这一结果[9]6。
既然观念如此重要，观念的清晰性和正确性就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错误的观念将会导致错误地压制某些欲望而放纵或生成有害的欲望，如缠足的观念，就错误地压制了对天足的喜爱和女性对行动自由的追求。含糊的观念则可能混淆任性的想要与客观的需要，甚至因观念内部或诸观念系统内部的自相矛盾而自我摧毁。人类关于理想社会的激进乌托邦实验就是证明。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因推崇自然而反对技术。自然的概念相当模糊，技术恰恰是自然发生的并基于自然的。未经理性省视的人生之所以不值得去过，乃因为这样的人生可能是荒唐、虚妄和自我毁灭的。
实际上，欲望的以上特征都值得怀疑。我们可以承认欲望的基础性，却反对任何欲望的至上性和排他性。各种欲望是生命的基础，唯有满足一些欲望，生命才能延续，唯有生命延续，其他活动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首先必须吃、喝、住、穿[5]67,78-79。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生命活动是为了满足欲望，且只是为了满足欲望。同时，我们可以克制当下的欲望，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欲望，以期在未来更好地满足它。只要不会饿死，农夫就会留下种子，以期待来年的丰收。这体现了人的深谋远虑，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就算从欲望本身来考虑，屈从于欲望的当下性和唯我性，会忽视欲望的丰富性和欲望满足的复杂性。欲望要求得到满足，它是自私的，不会顾及到别的欲望。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满足当下的欲望，就会无形地压制未来的其他欲望；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就会忽略别人的欲望。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形成对欲望总体满足而言的一个不利局面：欲望单调化、既定化，从而造成欲望满足感的下降；人与人之间相互冲突的欲望得不到调节，牵制之下欲望的满足总量下降。正是出于深谋远虑，人类不单具有生物的本能欲望，而且还派生出关于欲望的欲望：我不但想吃饱，我还想我想吃饱的想法能得到实现；为了让我想吃饱的想法得到实现，我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想法……不断地想下去，派生出来的欲望已经远离了最初的欲望。朴素的工具思维显然遗漏了这种情况。
鉴于以上考虑，朴素的工具思维就会没那么有说服力。依据这一思维而认为哲学无用的人，也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哲学是不是欲望的满足品，是不是带来满足品的钱财或相应的技术，是不是能为相应技术提供支持的基础理论，完全取决于需要满足的欲望是什么。就算哲学真的不能满足生物本能的欲望，但是，它为什么不能满足某些派生出来的高阶欲望呢？如果能，那哲学就是有用的。认为哲学没有用，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哲学、对我们自己还不够了解。
在建筑工程中外观缺陷一般为：麻面、裂缝、空洞、松散等。外观检测因其具备可视性特点，能够直接发现建筑结构的外观缺陷。并且还能够对混凝土结构外观尺寸与质量进行检测。外观检测不仅能够对建筑结构中的预埋件、结构距离等作为检测的主要内容，还能够通过尺量的方法对建筑结构的外部尺寸进行确量，保证相关建筑结构尺寸的偏差在规范《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允许范围内。此外，不同的建筑环境还可能影响建筑结构产生不同问题，从而对建筑结构主体造成严重的破坏，而外观检测能够及时的将损伤严重的位置进行检验，有效的控制检测质量。
（6）对于结构体系复杂，难以准确反映各构件受力状态的抗震结构设计，应采用各种不同的力学模型进行设计计算，然后予以分析对比；另外，有时还需要进行对应的模型试验来确定计算的可信程度。
三 哲学无用论的助长因素：哲学内部的一些极端观点
是人都有欲望，凡欲望都要寻求满足，朴素的工具思维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哲学在欲望满足方面的表面劣势是哲学无用论流行的根本原因。不幸的是，哲学内部的一些极端观点，进一步助长了这一论调的传播。这些观点包括：哲学无进步说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哲学无定论、哲学错误说等。
先来考察哲学无进步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阅读哲学史，会发现哲学跟科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重要的哲学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公认的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一还是多？如果是一，这个一是物质的还是心灵的？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康德曾经抱怨道，哲学“成了一个战场……在其中还从来没有过任何参战者能够赢得哪怕一寸土地”；当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都已经走上了可靠的道路，哲学却“还只是在来回摸索”[6]14。黑格尔也认为，初看起来，哲学史就是“纷歧意见之堆集”[4]16。由于哲学没有进步，作为一种教学和研究原则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观点也就紧随而来②。既然没有进步，今天的哲学并不比古代哲学要好，所以，对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就成了哲学学习和研究的全部，至少是重头戏。然而问题在于，哲学没有进步，要么是因为哲学太难，要么是因为哲学家没有用。如果是哲学太难，导致哲学家不能有所斩获，普通人就会更加远离哲学：哲学家都不行，普通人能超过哲学家吗？如果是因为哲学家没有用而导致哲学没有进步，至少会让普通人远离哲学著作：阅读和研究没有用的人写的不构成任何进步的书，又有什么用呢？如此，哲学便成了“一种多余的无聊的学问”，我们反倒“通过哲学史本身”证明了“哲学知识的无用”[4]17-21。
哲学无定论，多半是出于对哲学无进步这一现象的解释。哲学史之所以像无休无止的战场，不是因为哲学家无用，而是因为哲学问题本来就没有确定之论。如陈修斋就认为，哲学“如果一旦有了定论，则它就是科学问题，而原本并不是或不再是哲学问题了”[7]3。他的解释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之所以是“原则上无法达到定论”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这类真正的哲学问题是以宇宙全体为其认识对象。而要以宇宙全体作为认识对象，这本身就必然会导致‘悖论’，或陷入‘自相矛盾’，即所谓的‘二律背反’”，双方对立的观点都“无法用实践来加以证实或验证”[7]4-5。问题在于，如果真是这样，人们还花那么多精力讨论哲学问题干什么呢？不是白费力气吗？
必须承认，很多人都没有感受到哲学的上述作用。这可能也是哲学无用论泛滥的一个原因：因为感觉不到作用，所以没有作用。在很多时候，这种思路是对的。如果感觉不到行为中的爱，多半是这种行为不表达爱；如果感觉不到疼痛，多半是不痛。如果一个作用起不到任何作用，那当然就没有作用了。但是，我们应该把起作用和在感觉上起作用区分开来。完全有可能，起作用了却没有被感觉到，就像沉浸在阅读中时，我们感觉不到眼睛的作用；专注地讨论时，我们感觉不到嘴巴的作用一样。
四 哲学的这些极端观点并不正确
能够带来欲望满足品的技术和钱财，也是有用的。例如，面包制作的工艺，虽不能直接满足想吃的欲望，但它可以制造出面包，所以，这种工艺是有用的。一切技术的有用性，都源于它们的中介地位：通过它们，可以得到欲望满足品。但是，由于技术无法直接满足欲望，就可能出现对它有用性的质疑。急切地想吃面包的人，会认为面包的制作工艺没有用：远水不解近渴。老子对“小国寡民”的激赏，一个可行的解释是，技术跟自然欲望离得太远，甚至背道而驰，于是便不用什伯之器，不乘舟舆，不陈甲兵[2]270-276。相比之下，钱财要比技术更有用，因为它几乎可以直接换取任何欲望的满足品，而技术往往只针对某一类欲望。
在石油开采过程中，抽油机是主要的采油设备，对于抽油机来说，抽油机载荷利用率是决定抽油机井能耗水平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抽油机载荷利用率是指抽油机实际悬点最大载荷与抽油机铭牌最大载荷之比。抽油机载荷利用率过高，容易造成抽油机使用寿命降低；抽油机载荷利用率过低，容易造成高耗能生产。为了降低抽油机在运转过程中的能耗，延长抽油机的使用寿命，有必要对抽油机井的合理载荷利用率进行优化分析。
首先，哲学存在着进步，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并不等于对哲学史的学习与研究。的确，跟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的进步缓慢得多。如果把柏拉图录取到今天的哲学系学习，他几乎不会遇到挑战；但如果把亚里士多德录取到物理系学习，他很可能完全听不懂。然而，哲学还是存在着进步。后世哲学家对前辈错误的指认，具有很多正确的成分。今天接受哲学教育的人，再也不会严肃地讨论，万物的本原到底是水还是气。而且，哲学史也不是观点的罗列，并非所有观点都能写进哲学史，观点与观点之间得构成推进关系。例如，罗尔斯正义论虽然是康德义务论的当代形态，但跟康德相比，他已经扩大了理性概念，在哲学中运用了康德认为“不可接受的”经济学和数学的推论规则[10]33。当然，由于进步缓慢，哲学的学习与研究不得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哲学史上，以了解“相当聪明的人犯过哪些错误”，要是我们不学习历史，“就注定会一再地重复那些同样该死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是错误专家”[1]19-20。但是，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并不只是对前人哲学文本的研究。跟其他学科一样，哲学有其特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才构成哲学文本。有些自然主义者，比如蒯因甚至认为，理想的哲学应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比如认识论要“成为心理学的一章”[11]83。因此，认为对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研究，是在舍本逐末。并且，这种观点还会导致哲学史没有开端，因为倘若有第一个思考哲学的人，他会因为没有哲学史可以研究，从而也就没有从事哲学研究③。
其次，哲学无定论是错误的。因为哲学存在着进步，所以，至少在某些细节方面，哲学有定论。不但如此，哲学无定论者的一些具体论证也是错误的。比如，陈修斋认为，由于哲学研究的是宇宙全体，所以必定会因自相矛盾、得不到经验验证而无定论，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有论者已经指出，宇宙全体既非哲学唯一的研究对象，也不一定会导致自相矛盾[12]21-22。并且，宇宙全体不是哲学独有的研究对象，更不好说就一定没有经验验证。事实上，物理学的大爆炸理论就在讨论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并且给出了一些经验条件来加以检验。再者，如果真导致了自相矛盾，那恰恰表明，哲学是有定论的：导出自相矛盾的那种思路错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抛开具体论证不谈，哲学无定论本身会导致自我冲突。哲学有无定论是一个(元)哲学问题，如果哲学无定论，那么，哲学有无定论本身就是无定论的。因此，理智上诚实的人，就不应该主张哲学无定论④。摆脱这一自相矛盾的唯一途径是，认为哲学有无定论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由于陈修斋认为这个问题“是否原则上不能有定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虑和论证”[7]4，那么，他就不能主张哲学无定论。按照对哲学的通常理解，元哲学问题当然是哲学问题，因此，哲学无定论就陷入到悖谬之中。
退一步说，就算哲学无定论不是错误的，也是不重要的。从根本问题来看，哲学的确没有得到公认的结论。但这跟科学并没有不同，关于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意识等问题，在科学中一样没有公认的答案。从现代科学和现代认识论出发，朱志方甚至指出，“所有科学都没有确实性”，因此，哲学无定论，“并没有把哲学与科学区分开来”[13]108。
第三，哲学错误说并不可取。历史上的哲学家的确犯有一些错误，但任何学科都是在纠正错误中发展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他相信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就越快，这当然错了。如果我们不会因为这个错误而认为物理学没有用的话，我们又为什么会因为从前的哲学家错了而认为哲学没有用呢？那些认为哲学问题都是一些假问题的哲学家，哲学的发展史表明，他们错了。通过逻辑技术，的确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但是，哲学并没有因此消失，传统哲学问题一再地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得到讨论。如身心问题在心灵哲学中就获得了新生；生命的意义问题，也一直没有过时。虽然20世纪西方哲学出现了不幸的、前所未有的大分裂——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两个传统内部的哲学家长期相互不能理解[14]29，达米特甚至把海德格尔称作是“一个滑稽角色”(a figure of fun)[15]437，但在这两个传统内部，哲学按照既有节奏发展着。维特根斯坦本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从未成功地从哲学中抽身而出[16]189-217；在他的学生中，还出现了像安斯康姆这样的重要哲学家。
如果这些极端的观点都不成立，那么，受其影响而认为哲学无用，就相当可疑了。
五 哲学的用处
只要我们不被以欲望满足为焦点诉求的朴素工具思维所钳制，不受哲学内部一些极端观点的影响，客观看待哲学，就会发现，哲学有很多用处。哲学最具代表性的三大用处是：澄清观念、建构意义和捍卫自由。
(一)澄清观念
观念和本能一起塑造了人的欲望。并非像朴素的工具思维所以为的，人是既定欲望的集合体。跟其他生物一样，人有很多本能欲望。但是，跟其他生物不同，人的欲望具有文化性。文化观念对本能欲望有一个拣选过程，观念会抑制某一些欲望，放任另一些欲望，并生成高阶欲望。人从什么都吃，到不吃同类，再到不吃耕牛和宠物，甚至主张素食，就典型地体现出观念的作用。又如，求生是动物的本能，人却可以为了某个观念而甘受身体伤害以至于接受死亡，选择做杀身成仁的义士。毫不夸张地说，人的全部生活都是在本能驱动下由观念来组织的。从充饥到美食文化，从温暖到服饰文化，从交配到婚恋制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莫不如此。
筹备会上，专家学者们针对该会议将拟定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届时，会议将围绕少数民族地区数学课趣味活动、少数民族地区数学双语教学、少数民族地区数学课堂教学改进、少数民族地区数学学困生转化、少数民族地区数学特色校本课程开发、少数民族数学文化对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影响、信息技术与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等专题展开，并通过大会报告、分组论坛、论文集、展板、微视频及宣传画册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展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数学课程教学改革取得的成果，探析中国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这种工具思维里，欲望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它具有至上性。它是最高的目标，一切行动都为了满足欲望。其次，欲望具有排他性。它是唯一的目标，一切行为都只为了满足欲望。再次，欲望具有当下性和唯我性。当下的欲望、我的欲望处于优先位置，当下的行动要以当下我的欲望的满足为中心。最后，欲望还具有既定性。欲望就在那里，行动就是为了满足它，可以改变的是行动的方案，而不是作为目标的欲望。有用，固然好；当下有用，就更好了；当下对我有用，那才叫真的好。这就表现出它的朴素性来：一切动物，大致都会按这种思路行动。对老虎来说，如果肚子是饱的，眼前的绵羊就没有用。对老鼠来说，农耕技术是没有用的，虽然它知道贮存粮食。对于一些人来说，基础学科是没有用的，虽然他知道去学点实用技术。在朴素的工具思维指导下，欲望是一切活动的中心，行动者或多或少都会急功近利。
严重及长距离的周围神经损伤或者缺损依旧是临床治疗的一个难题［1］。目前治疗周围神经缺损的金标准是自体神经移植，但因来源受限，造成拆东墙补西墙的困境使供区失神经支配而带来诸多并发症［2］。近年来，神经组织工程的研究为长距离神经缺损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希望［3］。然而，如何为神经组织工程植入活性和功能良好的种子细胞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哲学在澄清观念方面具有优势。任何理性的学科，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澄清观念。但是，这些具体学科对观念的澄清只限于本学科内部，要基于本学科的基本预设。哲学则不同。历史地看，哲学是一切学科之母。其他学科有一个准确的问题需要回答，哲学则常常“不得不首先去搞清楚你应该回答什么问题”[1]20。它讨论一切需要讨论而又不能纳入到成熟学科的话题，直到这些话题成熟到可以纳入到成熟学科为止。奥斯丁曾把哲学比喻成星系形成时期的中心太阳，充满变化，是一切之源[17]232。基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我们有太多的课题需要得到哲学的讨论或者以哲学的方法来讨论。比如，一人一票的民主到底好不好？平等更重要，还是自由更重要？自利是行动的根本指南吗？通过检视那些“根本性的前提和预设，价值和生活方式”，哲学能帮助我们找到“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态度以及到处可见的深层……偏见”[18]326，这也便是斯特劳逊所说的哲学能“使人有自知之明”[14]29。
(二)建构意义
首先，通过观念的澄清，哲学可以消除不由自主导致的不自由。模糊的观念因其虚妄性、自相矛盾的观念因其自我摧毁性，会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为我们设置障碍。由于这些观念是我们所认可的，在遇到挫败后，我们甚至不能正确地识别出原因所在。通过澄清观念，我们就可以避免由于这些我们自身原因导致的不自由。
不难看出，朴素的工具思维可以极大地提高行动效率。它让行动者远离跟欲望无关的因素。在相关因素里，它又根据同欲望满足的远近关系，排出了一个有用程度序列：最有用的优先，无用的靠边。人们的日常生活，无意识中就这样安排好了。为人父母者一般会这样教训孩子：要想享受人生，就得有很多的钱；要有很多的钱，就得有一个好工作；要有一个好工作，就得上一个好大学；要上一个好大学，现在就得努力学习，所以看闲书、打游戏纯属浪费时间。
经验观察和科学实证不但无法完成意义的建构，而且还会造成意义的崩解。经验科学不能给出意义，它只给出材料，给出满足欲望的工具。科学看不到爱情，只看到了荷尔蒙；科学看不到快乐，只看到了多巴胺；科学看不到道德和礼节，只猜测为生存的隐忍手段；科学看不到坚定的信仰，只揣测到对更大伤害的恐惧……甚至，科学都看不见民族、国家和人类，它只发现了一个一个的人，和这些人相互影响的活动。至于人生的目标和理想，它也许会被视作大脑中某个特定的电化学反应或生物分子状态。但我们知道，我们追求梦想，可不是在追求一个电化学反应或者生物分子状态。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也还完全没有触及到人生问题”[9]6。
(三)捍卫自由
自由是人类的持久梦想，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主观方面，自由意味着自主。自主植根于欲望满足模式中：欲望渴望自己被满足。随着文化观念的植入，自主就是要求自己的观念得到贯彻。在客观方面，自由意味着另外一种可能性，这让选择得以可能。哲学之所以能捍卫自由，主要是因为它能澄清观念和建构意义。
人是意义的存在者。跟朴素的工具思维看法不同，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满足欲望。欲望的满足带来快乐，意义的实现获得幸福。人对幸福的追求有时甚于对快乐的追求。百无聊赖者，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快乐，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意义，于是便陷入到“在快乐中空虚，在空虚中快乐”的闭环；甚至会因为缺乏意义而感到痛苦，就此抑郁困顿。
其次，通过意义的建构，哲学有助于我们担当自由。追求梦想是我的选择，磨难是追求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那么，我便接受它。殉道者就是通过自己建构的意义，主动地接受了苦难，并把苦难看成是自己自由的体现。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宏愿，早期斯多亚学派并非美德之外另有幸福，而是“美德即幸福”的主张，皆属此类。
第三，通过观念澄清和建构意义的双重作用，哲学还为我们敞开新的可能性。通过反思观念，我们接触到了观念的边界，从而领会到新观念。由于我们总是在用旧观念来思考和表达，所以，对新观念的领会就存在着一个表面的悖论：哲学似乎是在说不可说的东西。具有欧陆哲学背景的学者往往认为，哲学理应如此，“哲学就是用可说的东西烘托出不可说的东西”[20]40。但这一措辞过于神秘。一方面，它假定了存在着原则上不可表达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表达了这一思想。所以，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说不可说”实则是在“以不可说的方式去说可以说的东西”[16]312。我们倒不如直接承认以下事实：哲学的反思可以更新我们的观念，“扩展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免于约定俗成的暴政”[21]91。同一个世界，有不同的打开方式；这些不同的打开方式，就是不同的观念。哲学并不提供事实，它提供组织事实的方式。当观念更新之后，同样的事实材料，便会在我们眼前呈现为不同的世界，为我们提供新的选项。更进一步，通过把新观念建构成我们的意义，我们就会坚定于我们所相信的观念，接受它对包括欲望在内的各种行为的规范，让新的可能性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六 为什么感觉不到哲学的作用？
有的人可能并不认同哲学问题无定论。他们认为大多数问题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哲学家的回答并不那么好。波普就认为，“很多哲学家,其中有些是伟大的哲学家,从来不曾做得太好”[8]5。如柏拉图妄自尊大地设立哲学王，他相信精英统治，支持类似宗教法庭和集中营这样的机构。更有甚者，20世纪分析哲学家曾经普遍认为，传统哲学问题都是些假问题，哲学问题源起于人们的认知错误。真正来说，哲学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问题。“哲学家们的大多数命题或者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我们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9]4维特根斯坦甚至希望他的学生不要从事哲学工作。卡尔纳普试图通过语言分析表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思考没有意义。如果传统哲学问题都是一些假问题，而正在进行的哲学研究是由于揭示这些假问题而有价值，那么，整个来说，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解决了没有它就不会出现的问题。这就给普通人一个印象，哲学除了作为麻烦的制造者之外，并没有什么用处。
感觉不到哲学起了作用，往往是因为哲学已经起了作用。有两种意义的哲学家，一种是作为职业的学院哲学家，一种是作为普通人的哲学实践者。波普认为，这两者“只是有程度的差别”[8]5。普通人已经持有某种哲学观念，因为不从事哲学研究或者没有关注哲学著作而不自知。例如，遭遇厄运后，在诅咒一番之外，便说“躲过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是决定论的观点，并进一步形成得过且过的观念。自然或社会中出现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后，人们常常认为，一定应当有某人为此负责，这便是“一切都有原因”的观点，并进一步形成“阴谋论”。这些观点历史悠久、影响广泛，但不一定正确。专业的哲学思考可以破除人们对它们过于执着的坚信。
感觉不到哲学起了作用，还可能是因为哲学的替代品起了作用。也许有人不愿意把上面的例子看成是哲学起了作用，而更愿意看成是常识、迷信或宗教信仰起作用的结果。常识是我们生活的基础，但常识往往是得过且过、不断变化的：救死扶伤是常识(人之常情)，见死不救也是常识(怕被讹诈)。比常识更具持久性的是迷信和宗教信仰。见了血会倒霉，由此更容易形成见死不救的稳定模式；伤害生命会下地狱，救死扶伤从此就难以出现例外。由哲学带来的观念和信仰，比之于常识，会更稳定；比之于迷信和宗教，会更理性；因此，如果有错误，也更容易得到纠正。人际的冲突往往潜伏着观念的冲突。种族屠杀、人类战争这样的悲剧，不是因为其中有人天生是坏蛋，而是因为其中有人持有了坏观念。不同国家都有针对不同观念的禁区，这也从一个反面印证了哲学的作用。让观念接受哲学的审视，而非一味听从常识、迷信或宗教信仰的指引，更有助于缓解和消除冲突。
感觉不到哲学起了作用，还可能是因为对有用性标准的设置不当。例如，有的人要求哲学必须具有独一无二的用处，才是有用的，否则就没有用。“哲学应当有的用处必须是符合哲学本性的，属于哲学本身的，他者无法取代的用处”[22]23。这个要求，既太高又太低。太高，是因为在这种要求下往往找不到哲学的用处。哲学可以锻炼思维，数学和逻辑也可以；哲学可以确定世界观，宗教也可以。如此一来，不但我们找不到哲学的用处，甚至其他所谓的有用学科，我们也找不到它们的用处。拿土木建筑为例，这门学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建房子，这似乎是它独特的功用。但是，在有这门学科之前，人类就不住房子了吗？我们的日常经验和历史传承照样可以帮我们造房子。如此说来，它便没有独特的用处，从而是无用的。这一要求太低，是因为为哲学找一个独特的用处又太容易了。哲学的独特用处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哲学角度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理解我们自己。诚然，没有哲学，我们可以从物理的、数学的、化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但这些理解都不是哲学的。
七 结论
哲学无用论的流行，既跟人们沉浸于以欲望满足为核心的朴素工具思维模式有关，又跟哲学内部的一些极端观点相连，还涉及到人们对哲学作用的普遍无感。朴素的工具思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它所预设的欲望的至上性、排他性、当下性、唯我性和既定性，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有害的。哲学内部的那些极端观点，如哲学没有进步、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无定论、哲学问题是假问题等，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人们对哲学作用的普遍无感，则是因为哲学或哲学的替代品已经起了作用，或者人们秉持的有用标准并不恰当。人类不单通过欲望的满足来寻求快乐，而且也通过意义的追寻来获得幸福，在这些活动中，哲学具有澄清观念、建构意义、捍卫自由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由于没有注意到朴素的工具思维所起的作用，许多学者对哲学无用论作了错误的归因，仿佛这种偏见是最近才有的，或者是某个文化中所特有的。如赵林部分地将哲学的没落归结为时代的“急功近利”和中国文化“学以致用”的精神氛围(参见：赵林《哲学的用处与哲学的灵魂》，《中国大学教学》2007年第11期，第6页)，贺来则归结为现代社会的“日益世俗化”(参见：贺来《从总体上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对哲学合法性的理论辩护》，《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6期，第47-52页)。
无法说清楚的魂灵，在表明疑惑的同时，也表明了内部空间的一种“紧张”：有，还是没有，这真是一个问题。然而，无论有还是没有，都显示出内部空间的异化早已使人产生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怀疑。这是异化空间对人压迫的必然结果。一个无法获得自身变革动力的封闭社会，只能是在不断异化的固态化中被驱逐、被消失。
②作为教学与研究原则的“哲学即哲学史”，与黑格尔理解的“哲学即哲学史”并不完全一致。在后者那里，哲学史是哲学本质的展开。
③更多的反驳，可参见:朱志方《哲学不是哲学史》，《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由于慢性病患者的就医行为主要发生在门诊[13]和自购药品[14]上，糖尿病长期而频繁的门诊治疗和疾病管理所花费的医疗费用是因病致贫的主要原因[15]。上述分析显示，糖尿病患者，尤其是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的患者面临着门诊自付费用带来的更大的疾病经济风险，也即，收入越低对长期而频繁的门诊治疗的花费越敏感。
④贺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主张哲学纷无定论，同时，他也主张“‘哲学纷无定论’这句话并不是定论”。但他居然真还没有自相矛盾。查看他的论证，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真理也许只有一个。然而我们考查此真理的角度或出发点不同，我们所得的结论也许就互异”；二是，“哲学上的问题，每每涉及全体、根本，难于得到解答，更难于得到有定论的解答”；三是，若哲学有定论，则是“哲学的末路”，因为“一个哲学家自命为有了定论，则他便会陷于独断而不虚怀求进益”。第三个理由明显可以排除。从前两个理由来看，贺麟之所以认为哲学纷无定论，不是因为哲学本身无定论，而是因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难有定论。他多次强调，“根本原则”是“道一而已”、“真理只有一个”(参见：贺麟《哲学纷无定论》，《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7、274、275、276页)。相比起来，陈修斋从康德哲学出发，对哲学无定论的论证要深刻得多：不是“难”有定论，而是原则上不可能有定论。究其实质，贺麟主张的不是哲学本身纷无定论，而是现有的哲学观点，谁对谁错，难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他同时主张无定论和无定论也无定论，就并不矛盾。但更为深刻的陈修斋，则很可能陷入到了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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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4-0014-08
收稿日期：2017-08-1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实用主义研究”(14ZDB022)以及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发展计划学术团队建设计划”的资助(Whu2016003)之成果。
作者简介：苏德超(1975—)，男，四川巴中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帅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