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培养中国人的意识_关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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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关键”

1978年3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吕叔湘先生的《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一文。吕先生感叹地说:“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吕先生的感叹和困惑震动了整个语文教育界,许多有志于语文教改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语文教育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以至有局外人用“误尽苍生”这样过激的语言来全盘否定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语文教学。这样的评判是否客观、公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言辞激烈的抨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局外人的感觉可能比局内人的理性分析更准确,也更重要,因为我们是在为社会培养人才,我们的语文教育质量是高是低,最终要得到社会的认可。

20年来,我们摸索出了许多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编出了几套各具特色的教材,出了那么多的论文、论著……这些,都是“我们”的成绩,但是,这只是教师、专家、学者的成绩,要论语文教学的成果,还要看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他所谓成绩都只能是空中楼阁。面对语文教育的困境,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课本上的所谓重点和难点,真的那样重要吗?课堂教学的几个步骤,真的那样重要吗?对于教材中所谓教学因素的深究,真的那样重要吗?语文知识的序列、写作训练的序列,真的那样重要吗?等等。语文知识的讲授,代替不了语文能力的培养,这一点,人们早有共识;学习方法的指导,是否就是学好语文的灵丹,这一点,许多人可能并未作深入的思考;指导学生训练,这确是语文教学的一道曙光,但如果仍是课上提问、课后做练习之类,则恐怕还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

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课堂只是学习语文的一块很狭小的空间,仅仅在课堂45分钟内玩花样,是玩不出语文教学的高效率的。难怪“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注:吕叔湘《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多数学生呢,我看是课内做了不少无用功,课外除了做一点无用功之外便不做功。这样,语文能力从何而来?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我认为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着意培养学生的语文意识。普法教育,什么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要公民记住几条法律条文,而是要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法律意识,自然会去关心有关的法律条文。历史教学,什么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教学生去记历史年代和事件,而是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只有具备历史意识,才能历史地看问题。我们的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不是灌输语文知识,不是把课文讲深讲透,而是培养学生的语文意识。没有语文意识的学生,课上只会被动应付老师的提问,课后只会被动完成机械的练习。而语文意识较强的学生,课上会主动求知,课后会主动阅读。碰到生字,会翻字典;碰到生词,会查词典;碰到优秀的文章,会情不自禁地多读几遍;碰到精彩的语段,会停下来咀嚼一番,乃至熟读成诵;碰到有意义的事情,会随时留心观察;有了这样那样的灵感,会动笔记录;听广播、看电视、读标语口号、看说明书,都会思考一番:用字是否妥贴,用词是否得体,句子是否通顺,表达是否准确……

次说“语文意识”

对于“语文”, 叶圣陶先生的解释是:“‘语文’一名, 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注:《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第56页。 )从叶老这一权威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意识是语文意识的核心。当然,语文意识决不等同于语言意识。语文一旦成之为语文,它所涉及的基础知识,便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逻辑、文章、文艺等八个系统,它所涉及的语文能力,便包括听、说、读、写、观察、记忆、想象、思维等八个方面。因此,语文意识至少包含朗读的标准意识,书写的规范意识,词汇、名言警句、常用典故、生活素材的积累意识,语言运用的通顺、简明、得体意识,语体意识,文体意识,阅读的评价意识,审美意识,信息辨别筛选意识等等。而咬文嚼字、推敲斟酌的语言意识,既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优秀传统,也是阅读、写作的基本功,尤须发扬光大。

再说“培养”

培养语文意识,须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为什么要培养语文意识。(二)怎样培养语文意识。

为什么要培养学生的语文意识呢?第一,这是提高语文教学效益的需要。语文教学的整体效益不高,是人们公认的事实,而问题的症结何在,人们又各有各的看法。或以为忽略语言,架空分析;或以为舍本逐末,作繁琐分析;或以为未讲究科学性;或以为忽视了人文性;或以为思想不解放;或以为训练不得法……见解都很深刻,又似乎都忽视了学习主体自身的主动性。语文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习主体的积极性比教授主体的积极性更重要,任何训练题都不能代替学习个体的积极参与。而在课内外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学生若能常常处于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释疑、会心的心理状态,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必然会大幅度地提高学习效率。第二,这是因材施教、培养个性的需要。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始于孔圣。“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入者”,一部《论语》,“问同而答异者至多”。(注:程颐《河南程氏遗书》,见《二程集》卷十八、十九第252页、246页。)孔子深刻认识和把握了施教对象的独特性、变异性和复杂性。不过,如果一味站在教师本位的立场,用一个模子育人,因材施教也就成了教学方法上的某些操作技巧而已。所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未必就不是抹煞个性的教育。由于受教育者的天赋不同,所受教育和教养不同,每个人的思维特征也不一样。语文教学注重语文意识的培养,一是可以促进学生个性思维品质的形成,形成自己特有的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式、方法,乃至激发出创造性的火花;二是可以促进学生个性言语品质的形成,或以描述生动见长,或以论辩深刻取胜,或善于侃侃而谈,或长于幽默机智……第三,这是终身教育的需要。爱因斯坦指出: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的就是教育。同样,如果一个人忘掉了在学校里所学的有关课文及语文知识,那么留下的应是语文意识。叶圣陶先生说过:“要是不在学的时期学好自学的本领,离开了学校或班级之后怎么能够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呢?因此我想,学生受教育,就是要学到一辈子能够坚持的自学本领。”(注:《叶圣陶教育文集·二》第534页。)学生走向社会,仅仅是另一个学习阶段的开始, 而强烈的语文意识,可以强化这种“一辈子能够坚持的自学”意识。有“南钱北魏”之称的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和魏书生,都只有初中学历,但两人却在语文教育上卓有建树,如果他们在学生时代没有养成强烈的语文意识,他们的成功是难以解释的。

至于怎样培养,关键在于教师。教师本身应该具备强烈的语文意识。“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注:第斯多惠《德国教师指南》,见《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259页。 )如果一个语文教师备课只知道抄参考资料,上课只知道照本宣科,不要说培养学生的语文意识,学生已有的一点语文意识也会被磨灭。梁启超先生在《教授法》一文中指出:“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917页。 )斯宾塞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教育论》中指出:给学生“讲的应该尽量少些,而引导他们去发现的应该尽量多些。 ”(注:《教育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第62页。)要“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要“引导他们去发现”,教师无论是分析教材还是阅读课外书,都必须给学生做出榜样。要学生勤查字典,你必须具有勤翻字典的习惯;要学生推敲课文,你必须做出推敲的示范;要学生观察生活,你必须拿出自己观察的范例;要学生多读多写,你必须在读和写上多下功夫……俄罗斯大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得好:“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教师的经验甚至教训,对于学生来说,都是至为宝贵的。语文教师必须以教材为例子,给学生现身说法,这样,才能达到“用不着教”的境界。陈钟梁先生的问题教学,张孝纯先生的“大语文教育”教学,宁鸿彬先生的整体改革教学,魏书生先生的自学辅导教学,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学习毅力,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形成良好的自学意识,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借鉴。陈钟梁先生最近指出:“对于积淀很深的语文教学,有时很可能需要些非常规的观念、非常规的运作,这样才能彻底冲破多年来未曾得以改变的以繁琐、机械分析为主的语文教学模式。”(注:《中学语文教学》1999年2 期《创新:未来语文教育的生命》。)那么,把学生从支离破碎而又繁琐不堪的练习中解放出来,侧重在阅读和写作中强化他们的语文意识,提高他们的语文能力,增加他们的文化底蕴,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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