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党论文,义气论文,民间文化论文,关系论文,江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2)01-0071-08
正如秘密教门与宝卷、巫术、符咒等文化现象密切相关一样，秘密会党与民间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教门与会党的思想而言，教门重“劫变”，会党重“忠义”。“义”在会党中的表现无处不在，它既表现为“虚”的观念，也表现为“实”的誓词、歌诀等形式。本文从会党之“义”引申开来，对会党的文化内涵进行探讨。（注：笔者近年对秘密会党的文化内涵进行了系列研究，已发表《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批判》（《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歃血盟誓与秘密会党》（《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等文，可参考。）
“义”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义”之观念，见于中国典籍甚早，就其本意而言，从羊我声。凡从羊之字，皆有善义，故《诗经》中“宣昭义问”、“而秉义顾”、“不义从式”等，皆作善字解。其后又引申作“宜”解、“理”解及“道”解，大约至战国时即成为人己关系中之一项德目。故冯煖为孟尝君收债于薛，尽焚债券，自称为孟尝君市“义”；信陵君能济人之困，史称其“高义”（注：参见陆宝千：《论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3)，1964年，第63页。）。从秦汉以后的情况来看，“义”的观念更多地是在民间流行。
清代会党勃兴，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一个日渐扩大的游民阶层是会党生存蔓延的社会基础，在民间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游民文化在会党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民间文学、戏剧中渲染的“义”的观念广泛地流传于下层社会，人们称之为“江湖义气”，会党采取拿来主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
一、民间文学、戏剧中的“义”与秘密会党
中国民间文化土壤深厚，主要表现在民间文学、戏剧的繁荣，其中宣扬的“忠孝节义”对会党的“忠义”思想有着直接影响。
宋代市井勾栏中有“说三分”、“讲五代史”的表演形式，“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刘关张“桃园结义”并非空穴来风，陈寿《三国志》中即记载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之事。早在唐代，三国故事已广为流传。李商隐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注：李商隐：“骄儿诗”，载《玉谿生诗笺注》卷3。）宋江等36人聚义的故事，在宋朝已经流传来来。在“讲五代史”基础上形成的《五代平话》，则记叙了黄巢与朱温结拜兄弟的故事。可见，唐宋时期，民间文艺中已在广泛地将前代故事“演义”出来，使“义”的观念深入人心。
各种“说话”、传奇、曲调的演进，终于在明代形成了影响世道人心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不朽著作。赵景深说过：“文学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而且是草原森林，它喜爱着朴素的泥土的气息，这气息将有益于它的生长。中国人民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根源，是永远接受着新的成分而时刻在发展着的东西”（注：蒋祖怡：《中国人民文学史》（赵景深序），上海，北新书局，1950年，第1页。）。《水浒传》、《三国演义》从民间文艺中走来，由于它们的传奇色彩和艺术感染力，各种围绕其故事情节而派生的说书、渔鼓词、道情、地方戏推波助澜，“桃园结拜”、“梁山聚义”，可谓人尽皆知。
民间文艺最贴近生活，民众的“文化”观念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这与作品及表演者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是分不开的。此处我们不妨列举数例。《东坡志林》讲到听众在听“说三分”时情形时说：“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注：《东坡志林》卷6。）。明末清初著名的说书艺人柳敬亭的表演更是引人入胜，据张岱《陶庵梦艺》记载：
南京柳敬亭，善说书……余听其说“景阳冈打虎”一节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斩截干净，并不唠叨。有时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咤叱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酒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甃，皆有翁翁之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注：张岱：《陶庵梦艺》卷5。）
张岱在记述其家乡天旱祈雨赛会情形时说：
壬申（崇祯五年）七月，村村祷雨，余里中（指山阴）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金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注：张岱：《陶庵梦艺》卷7。）
对于此种民间文化现象，刘坤一在一份禁“淫戏淫书”的告示中指斥道：“（淫戏）类多淫猥悖谬荒唐，以逾墙钻隙为风流，以犯上作乱为豪侠。往往连宵彻昼，男女聚观……其中事多荒谬”。他又分析道：“惟夫乡曲愚民，知识侗蒙，性情浑朴，初不辨事之真伪，理之是非。此等小说戏文最为易知易解，往往见闻所及，历久不忘，耳濡目染之余，遂有心慕力追之意，道淫诲盗未尝不由此而来，干法纪而不知，蹈匪彝而不悟……此二者，其事甚小，其端甚微，其为害于人心风俗者甚大。”（注：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遗集》公牍卷2，“禁售淫词小说及演唱淫戏文示”。）
确实，在秘密社会中，小说、戏剧中鲜活的人物形象都有多方面的反映，如青帮开香堂时要念“三把半香”诗，其中之一首为：
水泊梁山三把香，有仁有义是宋江。
高俅奸贼朝纲管，因此聚集在山岗。
高扯替天行道旗一面，一百八将招了安。
乃是天上诸神降，天罡地煞结拜香。（注：按，青帮和洪门都烧三把半香，内容略有不同，如有的记载说：三把半香指羊角哀与左伯桃、俞柏牙与钟子期、桃园、梁山。梁山之为半把香，因一百零八个英雄曾在梁山为寇，“未忠于国，不全江湖之义”故为半把香。参见卫聚贤：《中国帮会》，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第104页。《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则说：“第一把香纪念着羊角哀与左伯桃，（这把香，叫做仁义香），第二把香纪念着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这把香，叫做忠义香），第三把香纪念着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这把香，叫做侠义香），半把香纪念秦叔宝和单雄信（这半把香，叫做有仁无义香）。参见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2页。）
实际上，这些有感染力的作品，无论何等阶层中人都是喜爱不已的，官府禁令形同具文，如《三国演义》，“上至帝王，下至走卒，都在欣赏”（注：王显恩：《中国民间文艺》，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第39页。）。甚至形成了民俗事象。如在天津，正月元宵时各家门墙，必悬一方牌琉璃灯，直长约尺五寸，横宽约尺八寸，内贴有五色毛笔画，“或系《三国》之人物，或依《水浒》内之人物，有绘罗通扫北之图者，各尽其美”（注：《津沽春游录》，载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页。）。民间文艺影响所及，使许多历史、神话人物与事件刻印在民众的脑子里，并形成一套道德规范，如忠奸观、义利观等。其中“义”的观念最为重要，对会党的影响也最大。梁启超曾说过：“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层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率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关于匪股中的“义”及会党中的土匪活动，参见拙文：《论近代会党和土匪的关系》，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此言单从文化角度而言，不可谓不为深刻。不过，梁氏将晚清政局之内外交困归为“惟小说之故”，有片面之嫌。
清代江湖义气的流行和会党的滋生蔓延，与传统农业社会逐渐解体、游民队伍日渐扩大有关。孙达人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农民阶级的特点归结为：一曰小（耕种规模小），二曰少（指财产少，也就是农民的普遍贫困化），三曰散（分散的劳动、居住条件，使农民与外界隔绝）。他说：“小、少、散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则是我国农民状况的日益恶化。其最重要的表现就在农民的游民化”（注：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4-157页。）。有位清朝官吏也指出：“游手好闲之人如米中蠹虫，平时多一游民，即荒年多一盗贼”（注：《救荒六十策》，转引自王跃生：《试论清代游民》，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清中叶以后游民阶层的膨胀，是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必然结果。这一趋势在进入近代以后呈加速度态势发展。
那些脱离了农业生产、四处漂泊的游民，从事的往往是非传统的或是为传统所轻视的“末业”，人们笼而统之称为“三教九流”。它们崇尚的是江湖义气，标榜的是“仗义疏财，济危扶困”，其典型就是山东呼保义、及时雨宋江。
由于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我们这里不妨对游民问题再作些探讨。先看下列两表：
水浒英雄职业简表
类别
细项
劳动者
农民、渔翁、猎户、樵夫、艄公、车
夫、屠夫
手工业者 铁匠、银匠、造船匠、雕刻匠、裁缝
商业
酒家、生药贩、盐贩、羊马贩、水银
贩、鱼牙子
文人学士 教员、秀才、落第举子、医生、兽医
等
军官
提辖、都头、牌军、教头、统制、都
监、知寨
江湖人物 和尚、道士、相扑者、耍枪棒卖药、
闲汉、赌徒、小偷、流浪汉等
衙门吏卒 孔目、押司、管营、押牢节级、刽子
手、小牢子
其它权贵者乡村富户、城市富豪、大周皇帝嫡裔
等
说明：本表据百回本《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编成，并参考了孙一珍：《〈水浒〉主题辩》，载《水浒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从表中可以看出，游民无产者或称社会边缘人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如果说上表只是反映清代以前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再看看清代嘉道时期天地会案件中的“犯人”职业情况：
嘉道时期天地会案犯职业简表
说明：基本资料来源于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六）、（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此处参考了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三章第五节的部分内容。
在上述322人中，3类、6类为城乡雇佣劳动者，计188人，约占58%；4类、5类归为小商贩一类，计53人，约占16.5%。从事这几种职业者约占总人数的75%，他们都是生活不稳定的人群，加上8、9、10、11类人物，构成了一个可观的游民—准游民群体。他们在江湖上漂泊，急需得到帮助，“义”—互助—兄弟的思想成为他们的最高道德信仰。同时他们又成为小说、戏剧、传奇、说书中提倡的济困扶危、侠义肝胆观念的积极传播者。
天地会经常标榜“梁山的根本、桃园的义气、瓦岗的威风”，既是江湖义气的体现，也寓有反社会、反政府以至“反清复明”之义，而这些都与《水浒传》等小说有关。陶成章曾指出：“洪门借刘关张结义，故曰桃园义气；欲借山寨以聚众，故又曰梁山泊巢穴；欲豫期圣天子之出世而辅之，以奏廓清之功，故又曰瓦岗寨威风。盖组织此会者，缘迎合中国之下等社会之人心，取《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三书而贯通之也。”（注：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3页。）此言诚是。会党是下层社会组织，无法从上层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文学、民间戏剧就成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帮会文化的当然来源。
二、“义”在秘密会党中的表现
江湖义气的寄生土壤是游民阶层，会党是游民无产者的聚合体。游民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进入近代，由于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传统农业自然经济的解体速度加快，游民队伍日益扩大。总的说来，游民主要来源于农民阶级，两者仍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所以，只要存在苛政、饥馑、战争等条件，广大身受压迫、心怀不满的游民、农民就有可能汇合成社会反抗势力，其佼佼者（主要是游民中的“精英人物”）甚至有可能高举“义旗”，率领千军万马，发起声势浩大的叛乱。维系游民集合体，并使之踏上反抗阶梯的便是一个“义”字。这一类历史剧在不断地上演着，只不过在清代会党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
“义”在秘密会党中无所不在，尤其是歃血盟誓一节（我已有另文论述，见本文注①）。这里主要从仪式、隐语、暗号、流行数字等几个方面作些叙述。
会党仪式中体现的“义”。一般说来，无论哪一个会党，其仪式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天地会系统的会党尤其如此。乾隆、嘉庆、道光时的会党结盟仪式都比较简单，而且大多有歃血盟誓的程序（“血”包含了兄弟同胞的含义），除此之外，仪式中的钻刀圈、跳火坑等动作也是“义”的体现，既包含了不得违背誓言之意，也表示兄弟之间互相帮助、同生共死之意。正如道光时贵州添弟会内一首诗云：
一匹青草嫩悠悠，兄弟相会在路途。
今朝吃了洪家饭，走尽天下无忧愁。（注：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16页。）
道光以后，会党仪式越来越繁杂，其供奉牌位中，有关羽、宋江等人，其供奉物件中有桃枝、桃子，以示“桃园结义”，至于问答歌诀、诗句，除了“忠”——忠于明朝，即“反清复明”以外，最多的便是“义”，此举两例。
“刘关张桃园结义诗”为：
桃园开放万里香，久闻知己访忠良。
天下英雄居第一，桃园结义刘关张。（注：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93页。）
“插草诗”为：
一插草为香，桃园来结义。二插草为香，尽心来结义。
一心愿姓洪，三插草为香。结义表苍天，报仇自有年。（注：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298页。）
当然，一些独立的会党的仪式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如咸丰年间的浙江金钱会，结拜地点在当地的北山庙，届时，“众对神结盟，无长幼俱呼为兄弟”（注：黄体芳：《钱虏爰书》。）。
会党隐语、暗号中包含的“义”。秘密社会为了在社会上长期生存，利用民间的文化和习俗，如语言、文字、动作、标记等，创造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隐语暗号。会党作为下层社会中人的聚合体，隐语、暗号的内容尤其丰富，真可以做一番专门的研究。这里我们只是就其一个方面——隐语、暗号中的“义”——作些叙述。
会党隐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问答、诗歌、变体字、数字、茶碗阵等，其表现形式或自成一体，或互相混合。
洪门会党中的盘问诗句极其丰富，涵盖了洪门思想行为的方方面面。宣扬义气自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洪门中有一段“三根半光棍问答”：
问：请问阁下棍有几根？
答：天下有三根半，秤杆算一根，能知轻重，赶面棍算二根，能知厚薄，笛子算三根，能通七窍，骡子后楸算半根，根本稳当。
问：你阁下玩的是棍，讲的是棍，你头上剃的那样光，辫子五股混成三股，眉毛为何一粗一细，眼睛为何一大一小，鼻子为何一个窟窿出气，一个不出气，耳朵为何一个向前，一个向后，这有何道理。
答：愚下玩的不成光，讲的不成棍，辫子五股混成三股，昔日火烧少林寺，五股烧掉二股，余下三股，留与桃园三结义，眉毛一粗一细，咱们兄弟粗中有细，眼睛一大一小，咱们兄弟有大有小，鼻子一个出气，咱们兄弟一个鼻子出气，耳朵一个在前，一个向后，是招财童子，扭转乾坤。（注：朱琳：《洪门志》，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225页。）
洪门中有一段著名的拆字诗，隐含“金兰结义”四字：
我王脚下两堆沙，东门头上草生花，
丝线穿针十一口，羊羔美酒是我家。（注：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129页。按，头句中的“我”字一作“人”字。）
这些隐语、诗歌也常写在票布上，作为会众相识的记号。
至于会党中的变体字，也多含义气成分，如：
结万为记合一字，金兰郡合一字，忠心义气合一字，洪顺堂合一字，共同和合合一字，一片丹心合一字。（注：李子峰：《海底》，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267页。）
流行数字中的“义”。洪门之“洪”字，会中称为“三八二十一”，天地会之“天”字，拆为“三十六”，地字拆为“七十二”，会字拆为“一百零八”，所以“天地会”本身就含有一百零八条好汉聚义之意。嘉庆十年，广东长宁人陈亚俊等结拜添弟会，“共伙九百余人，每人出钱一百零八文”（注：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11，“嘉庆十年五月十六日两广总督那彦成与广东巡抚百龄奏折”。）。“一百零八文钱”也成了一种“义”的象征。洪门内的盘问诗句中有一段“梁山高大典交结”。
问：梁山好多高好多宽，周围好多里，设立几堂几门几关几卡几酒店，设于何处，有多少景致，有多少仁义弟兄，如何这么大的威风？
答条：若问梁山根本，有三百六十丈高，周围八百里，山上有四门、四关、四卡，山下有四酒店，前有金沙滩，后有鸭嘴滩，左有明月洞，右有沙罗树，积聚一百零八位英雄豪杰，所以威风甚大。（注：李子峰：《海底》，第244页。）
一百零八的数字不但代表会党义气，也是“争天夺国”的标志，有诗为证：
桃李三六在树根，李子七二甚超群，
两件相连成结阵，一百零八夺乾坤。（注：（荷）施列格著、薛澄清译：《天地会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26页。）
清末革命党联络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起事时，马福益邀集36位正龙头、72位副龙头，凑成108的数字，其气势极一时之盛。
个位数1至9在会党中各有多种含义，这里以"5"为例，
五官：耳目口鼻心 五纪：岁月人、星辰、历数
五脏：肝心肺脾肾 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色：青黄赤白黑 五德：仁义礼智信
五岳：嵩泰华衡恒 五爵：公侯伯子男
天地会的始祖也共有五人，所以旗有五旗，会有五会。（注：（荷）施列格著、薛澄清译：《天地会研究》，第18页。）
这些数字不仅隐藏着会党的“忠义”、“名利”、“富贵”思想，也包括了民间数字游戏与通俗文化在会党中的反映。会党通过这些浅显易懂的文字，学到了许多符合他们性格的东西，如洪门、青帮中都要烧“三把半香”，就引申出了很多种“三个半”，如“三个半光棍”、“三个半军师”、“三个半元帅”、“三个半夫子”、“三个半和尚”、“三个半道士”、“三个半叫花子”、“三双半草鞋”、“三个半婊子”，等等。如“三个半和尚”是：第一济颠僧，第二目莲僧，第三唐僧，半个杨五郎；“三双半草鞋”是：第一双姜子牙，第二双赵匡胤，第三双宋江，半双程咬金（注：参见朱琳：《洪门志》，第112-113页。）。
会党暗号中最著名的是手势和茶碗阵，其中也多含“义”的观念，这里以茶碗阵为例。人在江湖，居无定所，但总要有个落脚处，清代会党中人的落脚处兼联络点便是“码头”、“茶馆”、“酒店”（仿梁山泊朱贵开酒店故事）。晚清时期，天地会、哥老会中形成了一整套茶碗阵式，一招一式，莫不暗藏机关。拿向人倒茶来说，如接茶人以右手的拇指置茶杯边，食指置茶杯底，向倒茶人相近，而以左手成三把半香形，直伸三指尖附茶杯或向下附于右手，由拇指上面起，至膀臂的任何一部（以其在洪门的步位放置），便知其为自己人，并知其在洪门所站的步位（但倒茶后，将茶壶嘴向自己怀面放置）。（注：朱琳：《洪门志》，第75页。）
茶碗阵一般分为“布阵”和“破阵”两步，如取材《三国演义》的就有关公守荆州阵、关公护送二嫂阵、带嫂入城阵、桃园结义阵、深州失散阵、赵云加盟阵、孔明上台令诸将阵、赵云救阿斗阵、插草结义阵等。此举两阵。
关公荆州阵：
“布阵”：以一满杯，置于壶上，二满杯平列壶旁。
“破阵”：将壶上的杯取下，与壶下的二杯摆作“品字式”，然后取饮之（注：朱琳：《洪门志》，第80-81页。）。
赵云加盟阵：
“布阵”：以三满杯并列，一满杯另置。
“破阵”：将另置一杯，移与前三杯并列，然后取饮之（注：朱琳：《洪门志》，第83页。）。
“布阵”、“破阵”时一般都要吟诵有关诗句。如“带嫂入城阵”诗云：
义气传名刘关张，关羽带刀保娘娘，
过了五关斩六将，樊城寄歇再商量。（注：此处引自李子峰：《海底》，第222页。）
“梁山阵”诗云：
头顶梁山忠义木，才困木杨是豪强。
三八廿一分得清，可算湖海一能人。
脚踏瓦岗充英雄，仁义大哥振威风。
五湖四海任我走，九道五洲尽姓洪。（注：此处引自李子峰：《海底》，第237页。）
与天地会初期以大指指天、小指指地并直伸中指按于心口的暗号比起来，茶碗阵、烟枪阵之类的暗号及其应对诗句可算是登峰造极的杰作，如被盘问者难以破阵或是回答盘问不对路子，就难免被视为“空子”（外人）或官府密探而遭到处理了。拿会党中最常见的“打劫”一事来说，在本世纪50年代，有位“拜过三点”的傅秀文老人（80余岁）曾说：“拦路打劫叫‘打鹧鸪’，放一根竹子横在路中，过路的如果是自己会中人，说：‘一脚踏过青头龙，任你两边游’，就跨竹而过；如果你不会说，那拦路的喊一声‘豆豉蒸猪肉’，就向你打劫剥衣服了。”（注：《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80-81页。）对照一下《守先阁天地会文件》中的打劫诗：
鹧鸪出世在山东，洪英出世反金兰，
为弟家贫因路走，望兄送我过山西。（注：载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二年，第5-6页。）
可见，会党的一切行动都是江湖规矩的模仿和改进，无论做什么勾当，只要是会内人，都可用一个“义”字做为护符。
会党誓词中的“义”。会党中的歃血盟誓往往伴随着长短不一的誓词，这些誓词与民间的发誓赌咒雷同，更多的是模仿、抄袭自“桃园结拜誓词”和“梁山泊根本誓词”，兹举后者为例：
维宣和二年庚子四月二十三日，梁山泊义士宋江等，同秉至诚，共立大誓：窃念江等昔分异地，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无同面，面面峥嵘；一百八人，各人一心，心心皎洁。乐必同乐，忧必同忧；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于天上，无贻笑于人间，一日之声气既孚，终身之肝胆无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绝大义，外是内非，有始无终者，天昭其上，鬼阚其旁；刀剑斩其身，雷霆灭其迹，永远沉于地狱，万世不得人生；报应分明，神天共祭！
誓毕，众人同声发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间阻，有如今日”。（注：此处引自朱琳：《洪门志》，第26页。）
会党誓词以及与之相伴的戒律也有一个由简而繁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会党中的誓言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忠心义气，维系会众之间的感情。二是协调、规范对内对外的行动。会党的行动，无论是对内对外，都要保持一致，否则就要受到程度不同的处罚。张朋飞在谈在啯噜时说：
其尤黠者，有红钱、黑钱、大五、帽顶诸名色。其结党数十日，或数百人，羽翼既多，各习拳棍刀枪，以资捍护。或夜劫富民，或昼抢场镇，先约遇兵役追捕，不许散党，如事急，众约散去，始各逃窜，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戳之。以此其艺既精，其党亦固，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注：张朋飞：《增刻三省边防备览序》，载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
后来的哥老会在囀噜规条的基础上更形成了一套完整誓词戒律，有《十条》、《十款》等名目，如《金不换》中所载《十条》名目为：
1、精忠报国 2、孝顺父母 3、敬兄爱弟 4、和睦乡邻 5、循规蹈矩
6、公正廉明 7、勤俭刻苦 8、整肃仪容 9、任劳任怨 10、笃守信义
《十款》内容是：
1、不准越社反教 2、不准违背主义
3、不准恃强欺弱 4、不准欺兄霸嫂
5、不准闯市闯祸 6、不准同穿绣鞋
7、不准化食跑马 8、不准挑拨是非
9、不准卖国求荣 10、不准灭礼乱伦（注：蔡少卿主编：《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0-61页。）
这些内容显然是民国时期的产物，并且包含了相当多的封建伦理道德，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哥老会内部的一些情况。
会党中发育最完善的誓词、戒律仍然要数天地会（晚清时期更多地称为洪门、三合会、三点会）。初期天地会的誓词都比较简单，最流行的是在钻火圈时吟诵“有忠有义刀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两句，后来，由于清廷镇压越来越严酷，誓词内容逐渐增多。如嘉庆十三年广西颜亚贵天地会案中有《桃园歌》一纸，其中在请来各界好几十位神灵作证后，开列誓词如下：
当天结拜，即是同胞骨肉，永无更改，一父所生，一母所养。父不得传子，子不得传父，兄不得传弟，弟不得传兄，夫妻面前不可说，不可路（露）出根机。如有路出根机者，刀下死，剑下亡，死男绝女永不昌，或雷打火烧七吼（孔）流血。不得自心肥己，不得吞骗兄弟，不得注赌。兄弟父母即是自己父母，兄弟妻子，如我嫂子相称。结拜之后，须要寄得妻，托得子，不分你我，手捉（足）相持（待）……（注：《桃园歌》，载《天地会》（七），第214-215页。）
大约在道光、咸丰时期，洪门三十六誓已出现，后来又增加了《二十一则》、《十禁》、《十刑》等内容。其中“三十六誓”最普遍，仅萧一山所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就有三个版本，我们举其中之一的前五誓为例：
第一誓：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以忠孝为先，不可伤碍父母。倘有不法之人敢伤碍父母者，百日内死在五湖，骨沉海底而亡。查出打百零八棍。
第二誓：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不得恃强欺弱，争亲占戚。自古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若有不法之人敢争占亲戚者，死在五内崩裂而亡。查出打七十二棍。
第三誓：自入洪门之后，洪家几（兄）弟不得同场赌钱过注。莫得看兄弟钱多眼热。如若不法之人通外食内，过注输赢者，死在万刀之下而亡。查出打百零八棍。
第四誓：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闯出事来，有官差来捉拿，须当打救兄弟出关，不得阻挡。如有不法之人不肯救兄弟出关以及阻挡者，五雷打死拖尸而亡。查出打百零八棍。
第五誓：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不可贪图意外钱银，引食花红透口人来掠兄弟。若有不法之人领食引官差捉拿洪家兄弟者，死在刀箭之下而亡。查出洗身。（注：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226-227页。）
从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出，这些誓词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会内秩序，对会众的言行举止加以约束，使江湖义气及会党的互助宗旨形成条文。尽管其处罚的规定从打棍子到“洗身”、“顺风”等不一而足（“洗身”等死刑尤多），但是对于制约那些来自三江五湖、桀骜不驯的流民无产者的行为、维护团体生存发展的利益来说，显然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美国学者王大为认为：“我相信，经常出现在18、19世纪史料中的兄弟结拜组织并不完全是新事物，相反，他们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组织与文化习俗。这些习俗或者提供互助的经验、或者提供集体活动之管理的教训。”（注：David Ownby,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1.）确实，会党利用并改造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兄弟结拜、江胡义气等内容，为自己的组织、活动、反抗目标服务。
〔收稿日期〕20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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