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社会变迁下的福建官绅与海商——以高寀事件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商论文,官绅论文,福建论文,以高论文,海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月港，唐宋以来为海滨一大聚落。明代中叶，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法绳不能止。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在此设置海澄新县，希冀“海疆澄静”，并实行有限制的开放海禁政策。至此，闽南地区的百姓们可以申请船引，以合法的形式出海贸易，其数量之多大大超越之前走私贸易时代。在当时的海洋社会当中，伴随着商民们贩洋成风的势头，当地的经济模式、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观念等诸多方面发生着巨大变迁。本文以高寀事件为中心，分析福建官绅在维护海洋经济社会秩序方面的作为，进而探讨以月港为代表的福建海商的社会地位问题。 一、高寀入闽 万历二十七年(1599)，“上大搉天下关税，中贵人高寀衔命入闽，山海之输，半蒐罗以进内府，而舶税归内监委员征收矣。”①关于万历年间税监高寀入闽之后的所作所为，明代龙溪县名士张燮在其著作《东西洋考》中用了专门的篇幅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了解那段尘封的往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根据张燮的记载，高寀是顺天府文安县人，幼时进宫成为宦官，后得到神宗皇帝的宠信，累升迁至御马监监丞。万历二十七年(1599)，中贵人高寀奉万历皇帝之命来到福建，开始了其在福建地方的税监时代，一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结束，前后长达十六年之久。高寀入闽，给福建地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张燮在其著述《东西洋考》一书中详细描述了高寀入闽的一些情形： 比寀衔命南下，金钲动地，戈旗绛天，在在重足，莫比其生命。而黜吏、逋囚、恶少年、无生计者，率望羶而喜，营充税役，便觉刀刃在手，乡里如几上肉焉。寀在处设关，分遣原奏官及所亲信为政，每于人货凑集，置牌书圣旨其上，舟车无遗，鸡豚悉算。② 由此可见，衔命入闽的高寀在到达福建地方的一路上就开始大张声势，旗帜飘扬，途中更是收罗了黜吏、逋囚、恶少年、无生计等一些社会之流氓以充当税役，作威作福，鱼肉沿途乡里百姓。与此同时，高寀还命令其亲信等在一些贸易集散之地设置了重重关卡，以奉皇帝圣旨为名，向过往商民征收税款，就连鸡等家禽都在收税之列。 不仅如此，作为当时福建沿海地区极为发达的海澄地方更是引起了高寀的莫大关注，特别是区区一个弹丸之地每年却有两万余两饷税收入的督饷馆更是高寀当时极为关注的重中之重。因此，高寀每每自己前往实地巡历，而不将地方官府放在眼里。 二、漳州地方官民配合以抗高寀 税珰高寀在海澄地方上的所作所为对地方海洋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日益引起漳州府、县官员的不满，他们并不屈服于高寀的淫威，同其展开了一场智勇的争斗。 龙国禄，广西桂平人，进士出身，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1598～1603)出任海澄知县，后祀名宦，县志上有传： 澄令龙国禄，强项吏也。分庭入见，寀不为屈。严约所部不得为寀驱使，每事掣肘，不令飞而食人。寀遣人诣令白事，其人辀张自豪，国禄庭笞之。③ 作为海澄县令的龙国禄，不仅严格约束自己的下属不得为高寀所驱使，而且还在公堂上责打高寀派来的态度傲慢之人。于是，高寀透露了想上疏弹劾龙国禄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的漳州知府韩擢却对高寀说：“澄故习乱，所不即反者，以有龙令在也。倘令危，民何能即安，激而生变，若亦岂有赖焉”④，高寀因此才作罢。通过这一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漳州府、县地方官员联合起来，成功抵制明朝中央政府所派恶劣官员的案例。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知道，“澄故习乱”固然是海澄强悍民风的写照，但在这边却成为了一个借口，地方官员成功地借用了百姓的舆论力量，有效地阻止了高寀对龙国禄的报复。可以说，这是地方官员应对不熟悉地方实情的上级的一种办事策略。正是这一种策略，有时候也可成为地方官员向中央提政策要求、为地方谋利益的一种手段。福建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其地形相对封闭，历代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在福建范围内的执行程度历来是令人怀疑的。号称“南方小苏杭”的月港，其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官司隔远，威命不到”。因此我们说，隆庆开海后海澄舶税能够一步步地走向制度化，不能排除地方官员能动地执行中央政策、一定程度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因素所起的作用。 龙国禄事件之后，税珰高寀并没有因此而收敛自己的行为，而是变本加厉地盘剥海澄地方社会： 自后每岁辄至，既建委官署于港口，又更设于圭屿；既开税府于邑中，又更建于三都。要以阑出入，广搜捕。稍不如意，并船货没之。得一异宝，辄携去，曰：“吾以上供。”⑤ 自此，海澄地方遍布了高寀及其爪牙，海澄县城、圭屿和三都地纷纷修建了官署等设施，往来的出海船只均必须接受其检查，受其盘剥。稍有不如意的地方，高寀便下令将船只及货物全部没收，甚至看到比较贵重稀少宝贝的时候，往往借口说要将其上供中央而无偿地抢夺之。万历三十年(1602)，有出海商船返回海澄，高寀下令船上人员一个人都不许上岸，必须等到交纳饷税完毕才能回家，其中有一些人因私自回家而被高寀方面所逮捕，一时之间，系者相望于道。于是，很多商民为此感到极其不满和愤怒，放出风声说要杀了高寀。最终，高寀手下的参随被当地愤怒的百姓捆绑，扔至海中沉之，高寀惊吓之余，连夜离开海澄，自此不敢再来。 高寀入闽，鱼肉百姓，给福建地方社会秩序的正常进行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给正在发展中的漳州海洋社会带来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漳州地方府、县官员与其展开了一场智勇之斗。漳州府、县官员相互配合，不仅智斗高寀，而且还一直把地方海洋社会维持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漳民汹汹，赖有司调停安辑之，不大沸”。⑥与此同时，身处地方海洋社会的普通商民们亦是当时反抗高寀斗争的主力之一。 三、荷兰人东来及其与高寀之间密谋的失败 万历二十九年(1601)冬天，荷兰人驾着船只来到广东濠镜，欲寻求与明朝政府建立通商往来关系，当地人根据其“深目长鼻、毛发皆赤”⑦等相貌和服饰上的特征，称之为“红毛番”。然而，广东方面的官员并没有允许他们上岸，至此，荷兰人第一次与明朝政府的接触宣告失败。 之后，有海澄人名李锦者，久住大泥，⑧另有商人潘秀、郭震也在大泥，他们与荷兰人均有贸易往来的联系。有一天，他们与荷兰人首领麻韦郎谈论起中国的事情。李锦对麻韦郎说，若要赚钱乃至大富的话，无过于前往漳州地方进行贸易了，而且漳州地界有澎湖屿远在海中，可以派兵扎营加以守卫。麻韦郎考虑之后，提到如果明朝政府方面的守土之官不同意的话要怎么办呢?李锦进一步说明，认为福建方面有税珰高寀，而高寀其人热衷于金钱之癖，如果能买通他的话，可以通过他将荷兰人欲与明朝通商往来的意愿上达中央政府，得到中央的支持而下达政令，这样福建的守土官员就不敢违抗圣意了。于是，他们在一番商量之后，就以大泥国国王的名义给福建方面写了三封文书，分别要送递中贵人高寀、观察使和海防同知，这三封文书都是李锦所起草的。⑨ 万历三十二年(1604)，海澄商人潘秀、郭震等人携带大泥国王的文书，为荷兰人请求与中国进行通商往来，并声称漳州海面不远的浯屿岛乃是元代中外的通商处所，乞求明朝政府同意他们在浯屿继续贸易的故事。海防同知陶拱圣得到消息之后，将这一事件向上级作了汇报，并将潘秀捉拿入狱，而郭震为此将相关文书藏匿起来，不敢再有行动。等待中的荷兰人不顾福建方面的消息，独自驾驶四艘船只尾随而来，于这一年的七月抵达福建外海的澎湖。海商李锦驾渔船进入漳州打探消息，对外声称是被夷人抓走而逃跑回来的，但是，也逃脱不了被捕入狱的下场。此后，福建方面决定让李锦和潘秀前往告知荷兰人，使之离开福建海面。然而，李锦等人却单方面地认为这是明朝政府推诿的借口罢了，因此，荷兰方面继续逗留澎湖，而与此同时，漳州海滨的老百姓们也载货前往澎湖与荷兰人展开贸易活动，这样之下，荷兰人更加不想就此离开而观望之。福建方面几次派出官员前往劝导都没能发生作用。⑩ 当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专门给万历皇帝上了《初报红毛番疏》一折，其中谈到： 海澄弹丸而能设关以税者，以商航必发轫于斯，可按而稽也。若番船泊彭湖，距东番、小琉球不远；二千里之海滨、二千里之轻艘，无一人一处不可自斎货以往，何河能勾摄之。渔船小艇，亡命之徒，刀铁硝黄，违禁之物，何所不售。洋船可不遣，海防可不设，而海澄无事关矣。(11) 紧接着，徐学聚分别从利国和利民的角度，分析了红毛番不得在福建澎湖一地滞留的利弊。 于是，当荷兰人的船只继续在澎湖活动的时候，明朝方面军队前往驱赶，不允许他们滞留其间。正当荷兰人遇到瓶颈之时，他们在一些漳州海商的建议下，拿出重金前往福建贿赂高寀，希望能通过高寀打通与明朝政府的通商之路。于是，高寀伙同其干儿子——时任大将军的朱文达，与荷兰人进行了暗中接触，并且还派人向荷兰人索要财物。至于荷兰方面，首领麻韦郎向高寀输送了大量的奢侈物品，如以三万金为高寀做寿等等，同时派遣通事等九人前往福州等待消息。正当高寀等人自以为万事顺利的时候，参将施德政已经接到上级官府关于处理与荷兰人关系的命令，派出沈有容告诫荷兰人等不要被高寀所误。与此同时，施德政带领一批军队，到达料罗湾，从军事上对荷兰人给予威慑。事毕，当时率兵驱逐荷兰人的施德政满怀壮志豪情，在从澎湖凯旋回师铜山之后写下了《横海歌》，诗曰： 大国拓疆今最遥，九夷八蛮都来朝。沿海迈开几万里，东南地缺天吴骄。圣君御宇不忘危，欲我提师制岛夷。水犀列营若棋布，楼船百丈拥熊罴。春风淡荡海水平，高牙大纛海上行，惊动冯夷与罔象，雪山涌起号长城。主人素抱横海志，酾酒临流盟将吏，扬帆直欲捣扶桑，万古一朝悉奇事。汪洋一派天水连，指南手握为真诠，浪开坑壑深百仞，须臾耸拔山之颠。左麾右指石可鞭，吒咤风霆动九天，五龙伏鬣空中泣，六鳌垂首水底眠。舟师自古无此盛，军锋所向真无前。君不见汉时将军号杨仆，君王所畀皆楼船，又不见安南老将称伏波，勋标铜柱喜凯旋。丈夫既幸遭明主，不惜一身为砥柱。试将蚁穴丸泥封，莫使游鱼出其釜，鲸鲵筑京观，军容真壮哉!椎牛餐壮士，铙吹喧天来。座中珠履歌横海，酒酣争比相如才；漫把升平报天子，从今四海无氛埃。(12) 直到这个时候，荷兰方面的首领麻韦郎才知道福建地方为代表的明朝政府方面无意与其建立通商互市往来的意图，在明朝政府军队的压力下离开福建海面，可是，高寀却上疏万历皇帝，希望能同意荷兰人互市的要求，但明朝中央政府没有通过。(13)最终，李锦、潘秀、郭震等人都受到了明朝政府方面的惩处。尽管明人张燮仅仅用了“麻韦郎知当事无互市意，乃乘风归”(14)等简单的字眼来描述发生于万历三十二年明朝政府与荷兰人之间在福建海面军事冲突的结果，但是，通过这一事件，我们看到了荷兰人欲与明朝政府建立通商往来的意图再次受挫。当然，荷兰人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滞，在不远的时间里面，荷兰人再次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继续挑战着明朝的海防安全。包乐史在《中国梦魇——一次撤退，两次战败》一文中，充分利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详细分析了十七世纪中国与荷兰人在澎湖、金门料罗湾以及大员发生的三次军事冲突，认为：相对于中国的海上武力，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的武力优势十分有限，而荷兰人在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劣势，更限制了他们在武力优势上的发挥。因此，这三场军事冲突绝不是红夷侵扰中国沿海的突发事件，而是一个传统海上秩序开始发生巨变的信号。(15) 四、高寀横行福州与福建官绅的联合反抗 前文谈到，高寀在漳州地方的横征暴敛引起了当地官民的公愤，害怕被报复，在万历三十年的时候离开海澄，不敢再来。之后，高寀为了个人的利益，暗中私通荷兰人，受贿严重，但是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除此之外，高寀在福建会城福州也是到处横行，日益引发福建官员以及闽籍士绅的联合抵制。 其在会城，筑亭台于乌石山平远台之巅，损伤地脉，又于署后建望京楼，规制宏壮，几埒王家。诸棍受寀意指，讽人为立碑平远台，颂寀功德，恬不为怪。(16) 不仅如此，高寀在福州城还生取童男童女脑髓和药食之，致使“税署池中，白骨累累”(17)，其恶行令人发指。与此同时，不管是官绅贵户，还是市井贫民，高寀及其属下均不放过，对其进行横征暴敛： 簪绅奉使过里，与寀微芥蒂者，关前行旅并遭搜掠。里市贫民挟货无几，寀朝夕所需，无巨细悉行票取，久乃给价，价仅半额，而左右司出入者又几更横索，钱始得到手，如是者岁岁为常。(18) 尽管按照当时的政策，自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后，海澄的舶税征收之权已经收归地方官府，但是，高寀虽然不敢亲身前往当地，却还是派出了自己的心腹之人，来到海澄，诡名督催，实为勒索，看到比较珍奇的方物，便强迫商人减价卖之，商民们对此无可奈何。 高寀在福建地方的恶行，不仅在福建省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就连广东省内也有所风闻，以至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广东税珰李凤病死而明朝中央有意让高寀兼督粤饷的时候： 闽父老私计粤税视闽税为巨，寀必舍闽适粤，所在欣欣，祈解倒悬。然粤人已歃血订盟，伺寀舟至，必揭杆击之，宁死不听寀如入也。(19) 从当时闽粤两省老百姓的反映，我们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高寀在福建地区的所作所为。除此之外，高寀还无视明朝政府关于禁止百姓通倭的明令： 遂造双桅二巨舰，诳称航粤，其意实在通倭。上竖黄旗，兵士不得诘问。时施德政为闽都督，尼之海门，无从速发。中丞袁一骥檄所部缉治之。而浦城人有为珰役所苦者，匍控两台。袁逮其役，使材官马仕骐下之理。(20) 从这则史料，我们看到了高寀的霸行，为了达到其通倭的目的，甚至在出海商船上竖黄旗，以防止驻守港口兵士的盘问。但是，当时负责海防的都督施德政却将其拦截，使之不能快速离开，而同时，中丞袁一骥发出檄文，让部下将相关人等缉捕。正当这个时候，浦城遭受苦难的百姓们前往福建省一级官府状告高寀，于是，袁一骥将高寀手下的一些人逮捕归案。 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福州城内发生了一起因高寀拖欠数百余商人钱财的冲突，这一冲突引发了福建全省大小官员以及闽籍士绅对高寀的集体抗议，最终迫使高寀在同年的九月九日离开福州，返回京城。 这一年的四月十一日，福州数百余商人因为高寀拖欠自金缯到米盐等数万余金钱，一起前往其署衙要求领回自己的份额。期间，双方言辞稍微过激，高寀命令其手下的一些亡命之徒动手殴打商人们，当场造成了数人伤亡，剩下的商人们鱼贯而出，高寀手下更是从署中高楼放箭射击，甚至还放火烧了民屋数十余家。于是，第二天早晨，心中愤愤不平的远近百姓集合了数千人前往高寀的官署欲讨回公道。这时，高寀却跃马携带武器，率领两百多名甲士，突犯中丞台，而当时正是皇太后新丧，衙门解严，高寀却不顾而斩关进入，遭到中丞袁一骥的怒斥。但是，高寀并没有将其放在眼中，反而将袁一骥劫出。当副使李思诚、佥事吕纯如、都司赵程等人为此事先后赶到的时候，高寀才将袁一骥释放让其归署，而这些官员却要随高寀一并带走。从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高寀专横跋扈的一面展露无遗。在这样的情形下，福州城的百姓们极为愤怒，奔走相告，欲置高寀于死地，后来相关官员考虑到对国体有伤的问题，极力劝解百姓，希望能将高寀绳之以法，聚集的百姓才逐渐散去。 福建巡抚都御史袁一骥一连向万历皇帝上了五个奏折，详细地汇报了高寀入闽之后特别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发生在福州城与普通商民和官员之间冲突的暴行，一时之间，“大小臣工叩阍之牍为满”(21)。这五个奏折的详细内容，张燮的《东西洋考》一书中有完整的收录。袁一骥在其奏折中不厌其烦地反复说到：高寀不只拖欠商民钱款，还为此造成数名商民的生命死亡，甚至劫走中丞袁一骥以逼退百姓以及要挟官员签订城下之盟，另外，同知陈豸因为盘诘高寀洋船出海之故也被其拘禁。(22) 在福建官绅联合对抗高寀的事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出任湖广道御史的海澄人周起元。从小生长于海洋之滨的周起元，念切桑梓，以其耳闻目见的亲身经历，也向明朝中央递交了奏折，其中谈到： 臣生长之地，耳而目之久矣。谿壑既盈。虐声久播。……臣闻省会人情汹汹，防川不决，决必滔天。宿火不发，发必燎原。万一戈矛起于肘腋，海滨因而摇动，倭夷乘以生心，寀粉骨不足惜，皇上岂善为社稷计乎!(23) 这样，就连久不视事的万历皇帝也终于隐忍不住，下旨命令将高寀调离福建，返回京城。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福州城的高寀事件的发生和解决，可以说是福建省内官民对高寀入闽以来暴行抗议的总爆发。高寀入闽以后的种种恶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地方海洋社会秩序的正常进行，普通百姓特别是商民们的日常生计已经受到极大的打击和破坏，无怪乎他们义愤填膺，而欲置高寀于死地，也无怪乎福建范围内的地方各级官员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乃至对抗高寀。这是一场由福建各级官员、地方士绅和普通商民一道参与的反对税监的联合斗争，并取得最后的胜利。终于，“上采诸臣议，撤寀珰还”，福建地方海洋社会才恢复了平静，百姓们的日常生计得以正常进行。 五、海商地位大幅度提升，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目前，学术界关于万历年间反矿监税使的研究，大多学者将其定位为“市民运动”，而高寀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4)明代中后期，以月港为主要代表的福建海商日渐活跃在南中国海，通过与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人等西方人的贸易往来，将中国的国内市场与世界联系了起来，而月港也成为了当时中外贸易网路中的重要一环。根据全汉升先生研究，从1586～1643年期间，西班牙人每年在菲律宾输入中国货物约在133万元，明季从菲输入中国的白银当在7500万元以上。(25)而就海澄饷税来说，相对于海商的巨大贸易额、高额利润率，整个月港税制的税率极低，巨额财富滞留海商手中，海商并未被“横征暴敛”。(26)因此，通过月港进口的白银绝大部分留在了海商手中，他们一方面将一部分财富用于再次出海行动中，另一方面，他们开始丰富各自的生活内容，奢华气息一时充斥着海洋社会。这样的繁荣景象，引发了多少文人墨客的不绝赞叹，他们用诗赋的形式给予了记录，如当时闽县名士徐
标签：海洋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明朝论文; 漳州发展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 专门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