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中几个热点和难点问题的探讨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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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邓小平理论主题的多种提法及其统一

所谓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总纲,亦即对邓小平理论的总体概括。根据邓小平有关论述和党的文献,对此,现有四种比较权威的提法:

第一种:“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这个问题。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这个理论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后,由中共中央批准印发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更明确地指出:这个理论所围绕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界一些同志进一步将“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简称为“主题”。

第二种: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发展,他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胡锦涛同志2002年3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共中央批准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都强调发展是主题。

第三种: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中国的现代化,认为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最大的政治”。党的十五大报告也作出了重要概括:“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第四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1982年首次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概念,也是邓小平理论原来的名称,并且是党的十二大以来历次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词。2003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指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围绕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四种提法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能否统一起来?

我认为,以上提法虽有差别,但总体一致。第一种提法的“主题”是指邓小平理论所针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实质含义是,在20世纪末叶世界迅速变化发展、我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之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今后的路怎么走。后三种提法的“主题”则是“中心思想”或“主要内容”的意思,它们是对前面所提“主要问题”的科学解答。因此,四种提法并不矛盾。而在这些解答中,“发展”和“现代化”是基本同义的,因为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主要内容还是搞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涵盖面更宽,但是,它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发展或现代化。可见,这三种略有差别的提法是相容的。

科学理论是实践的正确反映。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实质是对现阶段党和人民实践主题的揭示。现在,我们党和人民实践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就是发展中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针对性及其发展问题

1.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主要针对性

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有些同志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个概括,没有讲到公有制,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本质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后者指的是公有制、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基本规定性。搞社会主义,当然要坚持这些基本规定性。这些,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邓小平同志熟知这一点。然而,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恰恰没有简单重复它们,没有停留于这个常识水平,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讲过的新概念:“社会主义本质”,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邓小平同志是十分自觉和有意识地要揭示比公有制更深层次的东西,因此,在这段论述中才未提公有制。

然而,在过去很长时期里,我们往往以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根本、最重要的内容,有了公有制,就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愈大愈多愈纯,社会主义就愈成熟。这种认识很不科学。我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公有制至少有两类:一类是长期没有效率和效益的公有制,一类是有效率和效益的公有制。那么,我们到底应当坚持哪一种公有制?根据什么来对它们进行取舍?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深意就在这里,就是在我们已经知道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一步引导我们认识清楚,我们究竟应当要什么样的公有制?根据什么来对它们进行取舍?可见,社会主义本质是比公有制等等更深刻的一个问题,它是为我们要什么样的公有制定向的。它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及其他制度,说到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搞社会主义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实质意义。相对于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公有制等各种制度及其实现形式,都是为其服务的手段。假如它们不符合甚至违背这个根本目的,就必须坚决进行改革。这样,就为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包括改革和完善各种制度指明了正确方向。

2.社会主义本质论需要发展

有的同志提出,十六大在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时,删掉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再复述它,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首先,我们要充分肯定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巨大历史贡献。它是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的集中回答,它抓住了生产力和人民利益这个根本,从世界观、历史观层次端正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否定了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为我们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进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多年来,我们对什么是“剥削”并没有真正搞清楚。直到今天,不少同志囿于传统观念,往往还是简单化地认为,私营经济存在剥削,投资回报都是剥削,等价交换掩盖剥削。这同我们现阶段要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鼓励国内外投资、实行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规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而且,即便目前存在剥削(这需要深入的科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限制”而不是“消灭”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考虑,不宜在现阶段党的指导理论中再谈“消灭剥削”。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基本未超出经济领域。经济是根本和基础,但毕竟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现在,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小康社会,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之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问题突出起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问题也凸显出来,需要新的理论说明和指导。第三,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还很短,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还很弱小,现在要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科学概括尚缺少实践基础。目前,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一般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实践。

有的同志特别指出,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出了“五句话”,即“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后指出:“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些论述已经涵盖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它不仅包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追求社会公平等内容,而且还提出了发展先进文化、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新的“五句话”既同马克思主义促进每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理想相衔接,同时又明确把它限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也就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也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由上可见,实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科学理论也要随之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如此,一切理论都是如此。

三、邓小平理论精髓的深层含义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别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它们是拨乱反正、开辟新路的关键和前导,是贯穿和统率邓小平理论全部内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放思想是“破”——破除错误思想,实事求是是“立”——树立正确思想,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1.实事求是的三层意蕴

实事求是的浅层意蕴是“说真话”。这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第二层意蕴是“求规律”。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此作过经典的界定。这种解释,将日常生活用语中的实事求是上升到科学认识论的哲学高度,使之成为一个专用术语,具有了特定的含义。其深层意蕴,则是“求规律和为人民的统一”。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2]“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3]这些解释,把实事求是看作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明概括,比前一层含义宽泛得多了。它不再局限于认识论包括真理观,而是扩展到历史观包括价值论。它不仅包含要探索客观规律的意思,而且包含我们已求到了哪些规律特别是为什么要求规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阐明,在社会历史领域,最根本的普遍规律,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规律。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求规律,说到底,是为了利用这些规律,更好地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就把科学的认识论、真理观同进步的历史观、价值论结合起来,体现了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科学性与人民性(与无产阶级阶级性一致)的统一,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独特创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仅仅是认识论意义的实事求是,不包括唯物史观这个核心内容,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我们把握实事求是,一定要注意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否则就没有到位,并未理解实事求是的真谛。“实事求是”的上述三层意蕴,是由浅入深、由单面到全面的关系,我们应当力求理解得深入一些、全面一些。

2.“三个有利于”是实事求是的根本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最根本的内容。因为一方面,“三个有利于”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三个有利于”又鲜明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即生产力立场、人民群众立场,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人民利益的实现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具有崇高的人民性。“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是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它既通俗又深刻,集中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和我们党认识和评价一切重大问题的根本指南,是贯穿上述三大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真谛和尺度,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所谓解放思想,说到底是从一切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错误思想中解放出来;所谓实事求是,说到底就是坚决彻底地按照“三个有利于”去做,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这是最大的实事求是。

四、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主体

不少同志把邓小平理论等同于邓小平个人的理论,这是不够确切的。诚然,在创立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确实发挥了重大的和主要的作用,因此这个理论才能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从根本上说,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十五大报告以及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指出的:这个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是邓小平个人的理论,而是新时期我们党的基本理论。

这不仅因为从邓小平理论的来源看,它是对党和人民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其中包括对国际经验的吸收和借鉴),没有党和人民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创造,就没有邓小平理论;更重要的是,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来说,党的领导集体和许多理论工作者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邓小平确实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观点,但大多没有展开论证,更没有把它们系统化,做这个补充丰富、具体论证特别是系统化工作的,是党的领导集体和许多理论工作者。譬如,用“十二个要点”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是党的十三大报告,把这个理论高度概括为“九条”并作了系统论述的是党的十四大报告,对这个理论作出新的阐述和重要发展的是党的十五大报告。其实,即使是邓小平的著作,大量的和主要的也是在党和国家重要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它们大多是一定领导集体研究和讨论的成果、“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自己也多次说过,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这样来理解邓小平理论,我们的视野就会更为开阔,认识就会更加深刻。我们之所以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虽然包含着对邓小平个人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的崇敬,但更主要的却是对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尊重,对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客观规律的尊重,对我们经过长期探索、付出巨大代价所换来的宝贵经验的尊重。十五大报告所说的“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实质是说,只有党和人民的这些基本经验(包括国际经验),而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们提供切实管用的知识和智慧,提供避免各种偏差和失误的重要借鉴,成为指导我们胜利前进的基本指南。

反思过去,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基本都是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领袖个人的名字命名的。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来,用领袖个人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其作用具有两重性:从正面看,它便于全党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树立形象,这种作用是主要的。从负面看,在有些时候,也会带来消极影响:人们很容易把党的指导思想与领袖个人的所有论述混同起来,从而导致种种偏差,直到造成全党以至全国服从某一个人的可悲局面。例如,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很多人就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搞教条主义,认为他们“句句是真理”,而且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就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甚至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把毛泽东的个人意见看得高于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党章乃至宪法。

所以,必须把党的指导思想即党的基本理论同领袖个人的思想观点区分开来,科学界定党的指导思想的内涵,最好不用个人名字命名党的理论,以便清除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这对于我们全党真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

我认为,相对划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间界限,是正确回答二者关系的一个前提。如所周知,“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在1997年,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在1999年。在此期间,邓小平理论理所当然地一直是我们党的主要指导思想。由此可见,那种认为邓小平理论截止到1992年甚至1989年的观点是错误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固然总结了十三年的基本经验,也概括了我们党成立八十多年的基本经验,但是,它的明确提出毕竟是在2000年,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4]所以,应当以2000年为界,相对区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果这种看法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在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时,就不要把2000年以前甚至1992年的东西再列入其中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体上是一致的。第一,基本问题一致。它们都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两个紧密联系的基本问题,都是适应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第二,主要内容一致。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对于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发展的战略道路(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等重大问题的观点一致。第三,体系形式一致。这突出表现在中共中央批准印发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都分为16个部分100条,其中绝大部分的副标题都是相同的。第四,地位和指导意义一致。它们都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同时,邓小平理论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有差异。第一,它们所处的时期不同。它们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的历史阶段,但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时期,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于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它们所面对的世情、国情以及党情同中有异。第二,它们所回答问题的重点不同。邓小平理论已经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且作出了初步回答,但其重点还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重点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藉此来进一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三,它们的内容同中有异。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理论,适应改革开放初期的需要,主要是在解放思想中开辟新路,创立理论框架;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其发展形态,适应改革开放深化时期的需要,则是在与时俱进中拓宽新路,丰富理论内容。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或是对执政党建设的觉醒,“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创新。第四,它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同。

概括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同一历史阶段不同时期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经历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长期过程,因此,反映这个长期实践过程的科学理论也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态,因为它“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形态,因为它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上述基本问题;将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会更加发展,我们的制度会更加成熟和“定型”,那时,还会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形态直至“完备”形态。我们要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通起来,将它们统一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努力做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工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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