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缺数字&流动人口职业培训变化趋势研究_流动人口论文

只见数字不见人：流动人口职业培训变动趋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职业培训论文,见人论文,变动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4]10-0048-10

       当下，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时代行将结束，产业结构升级势在必行，而大量的技术工人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之一。①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已成为产业工人和服务行业的主体；他们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助于真正形成支撑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基础。然而，国内劳动力转移人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多已完成正规教育，即通过学校教育而获得的人力资本积淀业已形成，故有效的职业技能培训成为提高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淀和素养的重要途径②。同时，加强流动人口的职业培训对于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实力、改善在流入地社会的生存发展机会③、实现社会融入至关重要。

       然而，流动人口的职业培训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涉及多个主体。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意见和措施，投入了巨额资源，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很多，深入推进的难度较大。一方面农民工的热情不高，政府部门剃头挑子一头热，致使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在某些地方，培训成为当地政府的“敛财工程”。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大量的农民工接受过政府组织或政府资助的培训；而个体数据却表明，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比例很低，存在“只见数字不见人”、农民工普遍“被培训”现象。由此，我们不得不问：一个利国利民的工程为何却是这样的结果？哪些要素推动、哪些要素阻碍流动人口参加培训？如何调动流动人口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未来流动人口的职业培训该何处何从？

       本文试图通过对流动人口职业培训变动趋势的分析、影响因素的探究，展望职业培训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此，我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比较分析2009年以来，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现状、特点及问题；并从个体层面、社区层面、地区层面系统挖掘培训的影响因素；基于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考和建议。现存研究“泛论”较多，而本研究的特点是，利用多个互补的调查数据，描述过去几年职业培训的基本水平和变动趋势，并利用最新数据，同时探讨多个层面要素对职业培训的影响，既重视政府的服务提供，也关注流动人口自身的特征，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或落实提供科学的实证参考。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文献

       尽管社会普遍认为，当前中国由于生育率的降低而出现“民工荒”或农民工结构性短缺现象，流动人口找工作并不难，但他们面临高校毕业生就业、城镇新增人口就业高峰、农民工进城高峰、城市下岗再就业高峰，就业市场的四峰交叠，加上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农民工就业压力仍很大④，而较低的人力资本则使他们的就业局限于低端次级劳动力市场。在我国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改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农民工劳动素质和技能低下的情况如果不能有所改观，势必将被置于更为困窘的境地。而有效的职业培训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对农民工提出更高素质的要求与其自身素质较低的矛盾⑤。

       在过去10余年中，国家十分重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自2003年以来，中央和各地政府有关部门相继推出一系列农民工技能培训政策，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培训政策架构体系。2006～2010年间，农业部投入资金37亿元，培训1350万人；2008～2010年间，人力资源与劳动保障部投入资金逾40亿元，培训农民工860万⑥。中央和地方政府花费了大量的力气，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尽管不同研究得出的具体数值差别较大，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比例很低。比如，通过对651个样本的调查，赵树凯发现，包括在流入地和流出地，参加政府组织培训的比例仅有5.2％，而参加政府组织的免费培训的比例仅有3.4％。⑦这与农民工的渴望相悖，因为参与调查的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中，67.9％认为应接受打工前就业培训，75.8％认为打工前需掌握打工时所需专业技能⑧。实际上，多数流动人口都认为，技术工人在企业“最吃香”，但北京的企业样本中，经常接受培训的比例不到10％，宁波也不足20％⑨。

       现存研究从理论视角尤其是政府层面分析了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境和解决的方向，认为农民工培训呈现“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不旺”并存的特点⑩。概而言之，在宏观层面，农民工培训存在资金紧缺，培训意识不强，层次较低，内容缺乏科学性、实效性和针对性(11)，过程管理僵化死板或不到位，体系不完善，市场不健全等诸多困难(12)。由于培训运动化、戏剧化特点明显，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效果却不佳，培训资源浪费严重，政府成为培训的直接受益者，与培训机构双向谋利，农民工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13)。

       农民工参加培训比例较低，也与他们自身密切相关。总体而言，他们主观动力不足，需求不旺，热情不高，主体认知存在惰性(14)；对于劳动强度大、收益不高的培训，兴趣更为淡漠(15)。同时，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低下、工作负担重、劳动时间长等等，使他们的培训工作面临较大困境(16)。这些都制约着他们的培训参与行为，进而限制了他们的自身发展，使其职业技能难以得到有效提升，最终阻碍融入进程。还有少量研究发现，新生代和老生代之间在培训方面存在明显差别：比如，在成都，约20％的老生代参加过培训，但新生代参加过培训的比例不足10％(17)。

       通过对政策文献和研究文献的简要梳理可知，关于农民工技能培训问题得到方方面面的关注，相关调查和研究也较多。然而，现存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比如，现有研究多从宏观视角阐述农民工培训的必要性、重要性，反思农民工培训的现状、问题与相应对策(18)，但多为“泛论”，“主体”研究偏少(19)，针对流动人口个体、从实证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更少。即便是实证研究，也多是某个(些)地区、针对某个群体进行的，全国层面、针对不同人群的研究极少。又如，现有研究中的“培训”概念比较模糊，多缺乏明确界定，且所用统计数据十分多样，有的是指在流入地、有的是指在流出地的培训，有的是政府、有的是社会组织提供的培训，有的是免费、有的是收费培训，样本和数据之间的可比性较弱。故此，我们对流动人口培训的基本情况及影响要素依旧缺乏必要的认识。

       尽管本文不可能解决所有上述问题，但希望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现有研究：利用相对可比的数据，描述流动人口参加政府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动态变动趋势；以流动人口个体为分析主体，考察个体、社区、地区层面要素对职业培训的影响。

       二、2009～2013年流动人口职业培训变动趋势

       (一)数据

       本部分利用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计生委”)2009、2010、2011年以及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下称“监测调查”)数据，对在业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的纵向变动趋势和基本特点进行描述性分析。历次调查的对象均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流动人口。

       2009年调查在北京、太原、上海、深圳、成都进行。2010年有两次调查：一是5月在全国120个城市的调查(下文称“2010.5”)；二是10月份在北京、郑州、成都、苏州、中山、陕西韩城进行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调查”(下文称“2010.10”)。2011年的调查在全国进行，样本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以下简称“融合调查”)在上海、无锡、苏州、泉州、武汉、长沙、西安和咸阳八个入选全国首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工程试点城市进行，同时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区调查”(下称“社区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但为与“融合调查”相对应，这里仅使用八个城市数据。

       尽管多数调查数据缺乏全国代表性，但均涉及多个地点，兼顾东中西部地区，以及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样本量大，故依旧能够反映流动人口培训的一般情况。每次调查均以乡—城流动人口为主，约占全部样本的85％左右，其余15％为城—城流动人口。关于历次调查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司发布的2010、2011、2012年和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与现存其他数据相比，本数据具有突出的时效性；且除陕西的韩城和咸阳市外，其余城市多为流动人口的重点和热点地区，流入人口规模大、数量多，且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流动特征等方面也相差各异，可体现该群体职业培训的地区差异。当然，数据也存在一些局限，包括流动人口的界定和样本的选择性。一方面，这些都是与流动人口有关的调查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数据的样本量大，且初步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在流入地都居留了较长时间，从而可能降低对分析结果的不利影响。

       (二)培训的特点与变动趋势

       2009年，约14.4％的受访样本接受过政府培训。(20)在2010年5月调查的120个城市中，13.12％的流动人口参加过政府培训；在2010年10月调查的六个城市中，虽然21.85％的流动人口接受过技能培训，但其中接受过政府培训的比例只有3.72％。次年，约近三成的流动人口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但由于调查没有进一步细分培训主体，故流动人口参加政府培训的具体数字未可知。2013年，在受访的16878位流动人口中，接受过政府培训的比例不到13％。

       表1展示了分户籍、分年龄流动人口培训方面的差别。在任何时点，乡—城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比例均低于城—城流动人口，2010年10月和2011年的调查尤其如此，相差约13个百分点。在年龄层面，青年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比例高于年长流动人口，但各年份的差异差别较大：2009年，二者基本没有区别，但2010年10月和2011年有较大差别。鉴于流动人口总体培训的比例很低，无论是2010年10月户籍之间的13个百分点、还是2011年年龄的8个百分点之差，都是很大的差别。

      

       若同时考虑户籍和年龄则发现，2009年青年乡—城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比例(14.02％)仅略高于年长乡—城流动人口的13.71％；而青年城—城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比例最高，为18.21％。在2010年10月的调查中，青年与年长乡—城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比例分别为24.46％和16.34％，差距较大；而在青年和年长城—城流动人口中，接受过培训的比例分别为36.03％和30.81％。可见，在所有人群中，青年城—城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比例最高。

       综上所述，尽管年份之间存在波动、人群之间存在差别、受访对象亦有差异，但这五个截面数据一致显示，流动人口参加政府培训的比例不高，表明过去几年中，在政府层面，流动人口培训的覆盖面基本没有增长。这与当前巨大的流动人口总量极不相符，亦与政府巨额的资源投入极不相称。

       不过，在接受过培训的人群中，多数人认为培训对就业有些帮助。2009年的数据显示，近1/3受访者感到培训对就业帮助很大，仅有不到5％之人认为没有帮助，其余近2/3之人认为有一些帮助。2010年10月的数据结果与此类似，但认为“没有帮助”的比例上升了3.2个百分点，而认为帮助很大之人降低了12个百分点。尽管由于两期调查并非纵向调查，受访对象不同，故而不能进行直接对比，但这两个比例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即认为培训作用很大的比例并不高，但认为没有帮助的比例更低。

       同样，若将样本同时按时点、户籍和年龄加以细分则发现，培训对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回报率最低。2009年，约近1/4的青年乡—城流动人口认为培训对就业的帮助很大，但这个比例低于其他三个人群的相应比例，表明培训对该群体的回报不及其他三类人群。在2010年10月的调查样本中，认为培训帮助很大的青年乡—城流动人口比例更低，且认为没有帮助的比例从2009年的4.21％升至2010年的8.61％(见表2)，尽管年长乡—城流动人口认为帮助很大的比例更低于从农村来的年轻人。

      

       由上可知，在过去几年中，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具有水平低、人群差异大、收益不大等特点。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的参与呢？是政府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还是流动人口不愿参加培训？若是前者，政府该如何提高培训效率？若是后者，又该如何调动流动人口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呢？这些是下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三、2013年个体、社区及地区要素对培训参与的影响

       本节通过对2013年“融合调查”数据的深度挖掘，详细分析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的特点和影响因素。2013年“融合调查”的八个城市，地理区域、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各有差别，与流动人口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亦不尽相同。这些差异性成为各城市流动人口生存发展及技能培训的外部环境，并通过居住社区、职业类型、收入水平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在当地的培训状况产生影响。在对流动人口进行访问的同时，本次调查还请居委会或村委会掌握人口计生或公安户籍数据的两位负责人填写了社区问卷，其中问及社区为流动人口提供的职业培训服务，这为了解政府层面的服务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其中，咸阳市调查了1000位流动人口，其余各市各2000人。(21)由于样本中有一部分人口不在业，其劳动就业特征为无效取值，故不在本文的研究之内。在最后的样本中，乡—城流动人口占绝对主导(约87％)；其中，松江区城—城流动人口的比例超过20％；泉州和无锡城—城流动人口比例很低，分别约为6％和7％。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在本次调查中城—城流动人口比例偏低。

       (一)变量的界定与基本分布

       本节的因变量是流动人口在过去三年中，是否接受过政府的免费职业培训，测量两个分类：1表示接受过，0表示没有接受过。不到14％的受访者做了肯定回答。由于该变量为二分类测量，故推断性统计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基于文献回顾和理论思考，本文选择多个层次要素预测因变量，包括(1)个体的人口学、劳动就业和流动特征；(2)社区服务和市场环境；(3)流入地区(用来测量地区特点)。所用变量及其定义、单变量分析结果均见表3。

       (二)描述性分析结果——只见数字不见人

       限于篇幅，这里不详细陈述表3中每个变量的分布。但必须提及的是，尽管流动人口个人报告的培训比例仅为13.48％，而社区报告的政府提供过培训的比例却高达48.52％，即近一半社区在过去一年为流动人口提供过培训，二者相差37个百分点，社区报告的比例约是个体比例的四倍。这种差异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社区问卷的问法与个体问卷的问法略有差异。社区的问法是：“本社区最近一年内向流动人口提供哪些帮助和服务”，其选项包括“职业培训”一项。而如前所述，个体问法是：“过去三年是否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可见，二者之间有三点差别。一是时间：个体问的是“三年”，而社区问的是“一年”。若个体信息和社区信息对称的话，三年累积接受过培训的比例应该超过一年的比例，即个体比例应高于社区比例，但现在却出现了“剪刀差式”的差距。二是培训提供主体：个人问的是政府，而社区问卷没有明确限定，故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比例可能低于社区培训。三是培训费用：个人问的是“免费”，而社区没有明确限定，故个体比例也可能低于社区比例。但是，尽管社区问卷没有区分培训提供主体，亦未说明培训是否免费，但因问卷填答者为村居工作人员，据此可推测，他们回答的可能也是政府的免费培训。而且，从社区与个人问卷中其他的相同问题来看，二者提供的信息也存在很大差距，进一步佐证社区信息和个体信息的不对称。

      

       个体和社区之间的这种差异不仅在总体样本中十分凸显，在八个城市亦然。就绝对差值来看，无锡和长沙两市的差别最大，约为48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二者社区报告的比例均超过60％。就比值而言，松江区的差别最大(绝对差值近42个百分点)：个体层面接受过培训的比例不足10％，但50％的社区说提供过这类服务，社区比例是个体比例的6倍多。无锡、苏州、泉州三市的差别也极大，社区比例都是个体比例的四倍以上。相比而言，武汉、西安和咸阳的差距较小。这样的结果凸显出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人员对培训的认知与流动人口实际参与行为之间的差异。大量的其他研究表明，因缺乏可监控的科学模式，以及有效的监控手段和措施，培训往往流于形式，弄虚作假，普遍存在农民工培训“只见数字不见人”、农民工普遍“被培训”现象。

       在各调查地点，是否参加过培训因年龄和户籍而异(见表4)。除泉州和武汉外，在其余六个城市，乡—城流动人口参加过政府培训的比例更低。但在不同城市，青年流动人口与年长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比例互有高低。

      

       此外，我们还对培训与其他自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这里没有展示)表明，因变量几乎与所有自变量都显著相关，为进一步利用模型分析方法来探讨培训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数据支持。

       (三)模型分析结果

       表5呈现两个模型分析结果，二者的区别在于地区变量的测量。其中，模型1将被调查的八个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模型2直接使用城市变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出生队列在培训方面的显著差异仅仅表现在80前出生人口与90后出生人口之间，即90后流动人口在过去一年接受过政府免费培训的概率低于80前出生人口；尽管80～90间出生人口接受过这类培训的概率也偏低，但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缺乏统计显著性。由于模型同时控制了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这种差异不能用90后在流入地居住时间较短来解释，而与90后人群的其他要素有关。

      

       与许多其他指标(如收入、保障)的分析结果不同的是，与男性相比，女性接受过政府培训的概率显著更大，这可能与培训的内容有一定的关系；同样，户籍类型并不造成人群之间的培训差别。尽管从绝对比例来看，乡—城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比例低于城—城流动人口，若控制其他因素，户籍类型的差异消失，表明在职业培训方面，若流动人口的人口学、劳动就业、流动特征类似，且流入相同地区，并不存在户籍类型的差别。由于政府层面的培训主要是针对农民工的，这一结果也表明：只要政府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弱户籍造成的区隔。当然，另一方面，缺乏差异也可能是因为城—城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比例不高之故。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培训的关系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越大；与仅受过小学或小学以下教育程度之人相比，受过高中教育或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概率约提高40％或50％。

       与多数变量相比，劳动合同对因变量的影响很大。若他们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参加培训的概率提高一倍；同样，收入越高，参加培训的概率越大。(22)培训的发生概率也因就业行业而有别。此外，每周工作时间越长，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概率相应降低，印证了其他研究结论(23)。

       就流动跨越的区域而言，跨省流动者接受过培训的概率最低，而跨市者的培训概率最高；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流动人口，接受过培训的概率不显著地高于因其他原因而流动者。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概率随他们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延长而提升。与本地人的融洽程度也显著且正向地作用于流动人口的培训概率。

       在社区层面的三个指标中，当地政府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可显著地改善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概率：与当地政府在过去三年中没有提供过培训之社区相比，提供过培训之社区的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概率提升50％；同样，社区的便民服务(如生活帮扶、就业援助、子女就学帮助)也显著改善流动人口的培训概率，表明社区服务对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淀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出乎意料的是，市场环境与因变量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流入地区的两种测量结果清晰显示，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的培训概率低于其余地区。其中，松江区流动人口接受过培训的概率最低，而武汉、长沙和咸阳三市的培训概率最高。这三个城市的流动人口主要为省内流动人口，但由于模型控制了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故地区差异应该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比如，来到东部的流动人口可能主要是为了赚钱；由于发达地区的本地人多不愿就职于低端职业，故流动人口多就职于低端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技能要求不高，培训的作用不大；且在这类地区，有大量高学历高技能人才进入，故多数流动人口进入较高层次职业的可能性更低，这也可能进一步降低他们参加培训的热情。

       四、结论与建议

       相关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对其在流入地的生存状况、发展前景、融合水平都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个体层面，专业技能培训可帮助流动人口、尤其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获得一技之长，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提升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和协商能力，积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流入地政府层面，它可帮助政府改善劳动力的整体素质，积累人力资本。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奠定基础；在本地市民和流动人口总量倒挂之地，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国家层面，培训可改善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促进农民的市民化，推进有质量的城镇化；而且，技能培训可提升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及融入步伐，预防社会群体之间、以及某些群体与整体社会构建之间发生断裂，促进社会和谐。

       (一)总结与讨论

       以上通过对2009～2013年“监测调查”和“融合调查”截面数据的分析，对流动人口培训的趋势、现状和影响因素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一是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比例很低。本文引用的五次调查中，四期数据都显示，大约只有不到20％的流动人口参加过培训，而这个比例包括各级各类主体提供的所有培训。显然，中国的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均超过70％。(24)若仅关注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则流动人口的参加比例仅有一成。这暗示着，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无法或未能通过职业培训使自身的职业技能得以明显改善，尽管出生队列、性别、户籍之间存在差异。

       二是培训的回报率因时间而降低，对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回报率更低。总体而言，乡—城流动人口和年长流动人口(尤其是年长乡—城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比例更低；但是，若流动人口参加过培训，他们多认为培训是有用的，而这是对培训的积极反馈和培训的意义。不过，2009年和2010年两期数据显示，培训的回报率因出生队列和户籍而异，且在这两期调查中，认为很有用的比例降低，而认为无用的比例却在上升。尽管这两期调查的受访对象有别，但依然反映出一种时点趋势。

       三是只见数字不见人，流动人口普遍“被培训”。2013年的调查提供了宝贵的社区数据；将社区数据和个体数据比对后发现，社区干部报告的培训服务与个体层面的培训参与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对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进行培训，而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却很少参与，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这种“只见数字不见人”的矛盾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流动人口对培训的认识不足，参与热情不高；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培训工作未能很好地契合流动人口的实际需求，多是形式主义，政绩工程痕迹明显。

       四是培训因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而异。比如，80后和90后(尤其是90后)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概率低于80前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是否参加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培训的收益率；由于90后乡—城流动人口的培训效益最低，故接受培训的概率也最低。当未来收益的折现值大于零时，新生代农民工更可能选择参加培训；与其他研究结论相反的是，中年人受制于年龄、学习接受能力等原因，参与培训的意愿较弱，年龄与培训意愿是反比例的函数关系。(25)又如，培训概率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升，且其影响程度仅次于地区和劳动合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可能在工作岗位搜索过程中具有信息获取优势(26)，能更有效理解和接受培训的内容，降低培训成本，提升培训收益。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也越可能与本地人口进行平等的交流与互动，进而提升培训的积极性。此外，这类人群对未来发展有更高的追求，而参加培训无疑是他们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实现向高层次流动的重要途径。

       五是劳动就业和流动特征都可能提升或制约流动人口的培训概率。我们在多个地点的定性访谈资料显示，流动人口很少参加培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时间参加培训。多数流动人口在低端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除基薪(有的甚至没有基薪)外，工资多按件计算。因多数成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目的在于赚钱，而参加看不到实际利益的培训，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又如，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越大，培训概率越低，但培训概率随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延长、与本地市民的融洽相处而提升。即便是职业培训，也牵涉到流动人口、本地市民和服务提供者等多个主体的互动。本次调查的八个城市有四个位于长三角和海西地区，而这些地方的流动人口多出于务工经商目的跨省而来。(27)由于这些城市具有较为浓厚且相对内敛的地方文化，流动人口难与本地市民进行沟通，互动交往较少，这也可能阻碍他们的培训参与，从而可解释为什么跨省、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培训参与比例较低的原因。

       六是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概率随政府的服务提供而提升。只要当地政府或社区提供过职业培训，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只有相关机构(包括政府)首先提供了培训服务，流动人口客观上才有参与可能，免费培训更是如此。便民服务之所以与培训概率相关，主要是因为，社区为流动人口提供的生活帮扶、就业援助或子女就学帮助，既使流动者从中得到便利与实惠，又增加了他们与本地居民的沟通、交流机会，从而使他们对社区的认同、归属感不断增强，参与各项活动的积极性也相应提高。

       (二)对策建议

       对于多数成年流动人口来说，接受正规教育的时代已经结束。因此，通过职业培训来提升人力资本是重要的途径和现实选择；政府可通过向其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人人获得一技之长，掌握专业化、职业化、岗位化技能，进而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但是，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提供的信息和个体提供的数据矛盾凸显，前者的数字很高，而后者中真正的受益之人很少。出现了“只见数字不见人”，农民工普遍“被培训”的现象。这促使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如何扩大流动人口的受益面？怎样改善培训的有效性？基于前述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广而告之，扩大流动人口对职业培训的知晓度，做到政府层面和个体层面的信息对称，逐步消除“只见数字不见人”的现象。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政府培训服务落实不到位。多数流动人口对政府实施的培训工程、尤其是培训优惠政策所知甚少，从而导致错位现象：一方面是乡—城流动人口对技能培训“众里寻他千百度”，而另一方面是政府提供的培训找不到卖家。为此，可通过社区层面，采用多种手段(如发送手机短信，在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地点、工厂、社区或街道发放宣传资料等)广播培训信息，告知培训的时间、地点、内容、报名方式、学后去向、优惠政策等信息，打通信息渠道，使流动人口对培训有个清晰完整的了解，进而扩大培训的受益面和覆盖面。

       二是关注重点人群，尤其是90后乡—城流动人口。80后流动人口已成为流动人口的生力军；90后流动人口的占比也会越来越高，他们的职业素养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劳动力的整体素质。然而，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他们接受培训的比例相对更低。关注80后、尤其是90后人群，把他们作为未来培训的重点人群，提高他们的培训收益率，可为我国未来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是对(乡—城)流动人口进行补偿性教育，提升他们的总体文化素养，提高培训的回报率，增强他们对培训的热情。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制约着乡—城流动人口对培训内容的理解，进而降低他们的培训兴趣。故此，职业培训既要注重传播实用技能，也需对青年乡—城流动人口进行补偿教育，提高他们的基本素养，从而推升他们参加职业培训的热情。

       四是注重领域的拓展，在突出职业培训的同时，纳入一些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方面的知识，既帮助流动人口学到技术，也使培训内容更为有趣，还有助于流动人口了解当地社会并尽快适应本地的生产和生活，一举多得。这也会增强流动人口在当地的长期居留意愿，谋求更长期的发展，进而提升培训兴趣和热情。

       五是培训时间和培训地点的灵活性，提高流动人口参与的可行性。目前，很多政府部门都在为农民工提供培训。这一方面需要整合资源，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规范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真正落实《劳动法》对劳动时间的规定，让流动人口有时间参与培训。同时，培训地点灵活化(如工厂、车间、街道、居民小区等等)，以便于流动人口参加培训。

       六是因地制宜，培训服务和便民服务齐头并进，共促培训工作的有效展开。各地区应依据自身产业结构特点，以及辖区内用工企业的人才需求状况对流动人口进行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各社区应确切把握社区内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及特点，根据实际需求提供相应的便民服务。

       总之，要保证流动人口在本地长期居住，留住人力资源，必须减弱他们的“过客”心理，推动其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而基于流动人口需求而进行的讲实效、不走过场和不重政绩的职业技能培训，是实现该目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这就要求政府和社区要加快转变服务理念，培训服务和便民服务多管齐下形成合力，共促培训工作的有效展开。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硬件设施，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的场地和师资力量建设，根据流动人口需求的变化，不断拓宽培训领域，更新培训内容，完善培训手段，提升培训质量；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培训环境，反思总结当前“只见数字不见人”现象出现的原因，从流动人口切身利益出发，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才能激发流动人口参与培训的热情和动力；另外，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要把流动人口职业培训实效纳入考核体系，加强监督管理，促使培训工作更加高效地开展。

       收稿日期：2014-06-01

       注释：

       ①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人口学刊》2012年第5期。

       ②卢建中、谢沅芹：《教育培训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现代农业》2009年第11期。

       ③沈年耀：《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现状及对策》，《人口学刊》2007年第5期。

       ④于伟、秦玉友：《农民工教育培训状况及对策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⑤刘立宏：《从强化农民工教育培训入手加速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⑥赵树凯：《农民工培训的绩效挑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⑦赵树凯：《农民工培训的绩效挑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⑧胡娇、洪俊：《农民工培训的原则及路径探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⑨刘平青、姜长云：《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

       ⑩李湘萍：《富平模式——农民工培训的制度创新》，《教育发展研究》2005年第6期。

       (11)张灵、范安平：《近十年我国农民工培训若干政策评析》，《职业技术教育》2013年第13期。

       (12)参见张国英、汪阔朋：《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缺失及构筑》，《人口学刊》2009年第4期；陈浩、杨晓军：《农民工就业培训调查分析》，《人口学刊》2009年第2期。

       (13)赵树凯：《农民工培训的绩效挑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4)戴烽、刘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动力的认知惰性与路径依赖》，《东岳论丛》2013年第1期。

       (15)刘平青、姜长云：《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

       (16)胡娇、洪俊：《农民工培训的原则及路径探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7)胡俊波、何飞、周俊：《基于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的农民工培训需求代际比较研究》，《农村经济》2012年第10期。

       (18)王华轲：《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综述》，《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9)崔铭香：《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教育培训研究综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9期。

       (20)培训多在流入地进行，占85.22％，仅在户籍地举行的不足10％，另有少量在户籍地和流入地举行。其中，42.55％获政府以培训券形式的补贴，也有以先缴费、后报销或其他形式的补贴(结果没有展示)。

       (21)苏州市实际调查了4000人，但由于其中的2000人没有相应的社区信息，故在将个人数据与社区数据合并后，这2000人自动从分析中删除。

       (22)培训作为获得新的人力资本、转换已有的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与收入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确，大量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都以收入为果、培训为因，考察培训的回报率。我们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故这里不强调因果关系，只是体现相关关系。

       (23)陈金梅、林李月、张丽琼：《不同受教育水平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差异研究——以福建省为例》，《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2年第8期。

       (2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25)王成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供给需求与培训意愿综合关系实证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26)黄平：《重释教育的不平等性与社会分层问题》，《当代教育论坛》2006年第6期。

       (27)松江区流动人口全部跨市而来；苏州市75％的流动人口为省外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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