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旨在打碎偶像的传记——评《格雷厄姆#183;格林：内心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林论文,传记论文,格雷论文,内心论文,偶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麦克尔·谢尔顿，《格雷厄姆·格林：内心敌》，纽约：兰登书屋，1994。
Michael Shelden,Graham Greene:The Enemy Within,New York: Random House,1994。
格雷厄姆·格林生前是一个很神秘的作家。他虽然出版了两部自传《一种生活》和《逃避之路》，并在游记散文中对自己的生活多有披露，但总不乏遮遮掩掩，而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往往讳莫如深，对要窥探其隐秘的传记作家也大多拒之门外，甚至威胁把未经许可的传记作家送上法庭。直到自觉来日无多的晚年才特许诺曼·谢里为自己作传。谢里曾经写过《康拉德传》，而康拉德是格林最推崇的作家之一，两人多有相似之处，格林的选择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谢里也的确不辱使命，经过近十年辛勤工作，重走格林当年走过的路，重访格林访问过的国家，终于在1989年出版了拟定三卷本《格林传》第一部，得到作家本人首肯，也受到批评界的好评。但是，格林在1991年4月3日与世长辞，而《格林传》第二部直到1994年才问世，第三部仍在写作之中。由于格林已经去世，虽然遗嘱仍反对未获授权者为其作传，还是有其他传记作家涉足于此。就在《格林传》第二部问世的当年，由麦克尔·谢尔顿所著的《格雷厄姆·格林：内心敌》在英美先后出版。麦克尔·谢尔顿曾经写过《奥威尔传》，而奥威尔在政治观点、创作态度方法等方面都与格林迥然不同，且对格林颇有成见，这些似乎都对谢尔顿的新传记产生了一定影响。
《格雷厄姆·格林：内心敌》书名借用格林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内心人》，意思是说格林内心存在一个与读者所了解的格林很不同的形象，一个敌对的形象。我们一般认为格林是一个同情受苦难者和被压迫者，具有很强的道德感，真实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严肃作家。但是，谢尔顿笔下的格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取名“内心敌”。谢尔顿对格林的指责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格林醉心的是恨而不是爱；他塑造的是一个地狱般的荒唐世界，而不是有道德秩序的现实世界的反映；他是个性欲狂，从娈童幼女到娼妓贵妇都是他发泄性欲的对象，对各地的妓院红灯区了如指掌；他没有一贯的信仰，而是见风使舵，两面三刀；他反犹太人也反女性，反美国人也蔑视拉美穷人，反天主教也反共产党，反右派也不是左派；他天生是特务，终生是特务，靠情报机关资助周游列国，打着朋友的招牌，干着间谋的勾当；他善于说谎，自传充满了胡编乱造的神话，而对亲属却极少涉及；他不是好儿子、好兄弟，更不是负责任的好丈夫、好父亲；他的小说中没有堪称楷模的正面形象，因为格林自己心理变态，看不到也想象不出健康正直的形象；他虽然指责西方公司对非洲土著人的剥削，自己付给向导劳工的钱却仅为最低工资的一半；他访问越南时一方面装成法国人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又似乎同情共产党，而实际上是在为英国秘密情报处工作；他在成名之后一方面抛弃了患难与共的妻子，走马灯似地变换着情妇，另一方面又在艺术创作上走了下坡路，推出的多为平庸应景之作……
《格雷厄姆·格林：内心敌》的第一章题目是《谎言与破译》，开篇第一句话是：一切优秀小说家都喜爱撒谎，格林更是撒谎成瘾。第一章先介绍说谢尔顿本来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为格林作传，但在深入研读了格林的作品和访谈了格林的亲友之后，却只能写一部带有打碎偶像性质的传记。然后，他分析格林为什么在30年代撰写了一部罗切斯特传记。罗切斯特勋爵是17世纪后期王政复辟时期的重要诗人，但行为放荡，有些诗作也相当淫秽粗俗，是个很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格林在当时相当困难的境况下为罗切斯特作传颇令人不解，而且这部传记写出之后出版社拒绝出版，直到70年代才终于问世，书名定为《罗切斯特勋爵之猴》，表现罗切斯特愤世疾俗、放荡不羁的性格特点。罗切斯特由于行为放荡，屡受性病折磨，33岁就离开了人间，但在死前因受牧师伯内特教诲感召，忏悔罪孽，皈依宗教，所以又常被引为一生罪孽深重，最后翻然悔过的例证。但是，谢尔顿指出：“格林所作传记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没有赞美传主的忏悔改过。作者把他的传主描写成一个坚定而有才华的罪人，只是最后一时软弱才受骗皈依上帝”（第9页）
谢尔顿指责格林为说谎者，证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格林所谓小时候想自杀，玩俄罗斯轮赌游戏。他说如果翻一下格林1946年写的《橱角的左轮枪》，就会发现格林用的很可能是游戏枪。而且格林早期日记并没有玩枪自杀这方面的记载，直到成名之后的50年代才这么说，以后就流传甚广，成为不争的事实。甚至《纽约时报》登的讣告也说格林“把左轮枪带到牛津大学，继续玩俄罗斯轮赌。”谢尔顿后来还分析说，格林小时候厌倦生活想自杀采用的办法很可能是“上吊”，但吊死太不体面，太缺少英雄气概，所以才杜撰出俄罗斯轮赌的故事。二是所谓1984年格林重新发现早已完全忘记的书稿《第十个人》。他说在1979年出版的一本格林研究书目中就曾提到这部书稿，并说格林1967年3月30日写给书稿保存人的信中提到书稿版权已卖给米高梅影片公司。而且格林的《第三个人》是名著，他根本不可能忘记书名如此相似的《第十个人》，编造丢失的书稿“重新发现”这个神话只不过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打开小说销路。这两大谎言的被“戳穿”似乎使谢尔顿确信格林的本质上就是一个“说谎者”。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武断性推测几乎是谢尔顿在这部传记中的基本写作方法。比如，他根据格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情报部门工作过，是后来叛逃苏联的间谋菲尔比的下属，就推测说格林之所以在1944年辞去工作，原因可能是他已经看出了菲尔比的可疑之点，怕继续呆下去遇到麻烦。但格林没有向上级报告，是犯了近似通敌之罪；甚至暗示，格林说不定与菲尔比案有瓜葛。
尤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谢尔顿对格林访问中国的描写。傅惟慈先生1982年发表的《会见了七十八岁的格雷厄姆·格林》中提到格林1956年对中国的访问，并引格林的话说“我同周恩来握过手。毛泽东我只是从远处看到一个侧影。那是在庆祝中国国庆的晚会上。”在《格雷厄姆·格林：内心敌》中，谢尔顿写道：“1957年春格林作为文化代表团的一员，取道苏联来中国访问。”（第354页）关于格林此次访问的目的，格林自己曾说绝无间谍动机。但谢尔顿这样写道：“事实是，这次访问为刺探共产党中国的各方面生活情报提供了极好机会。格林向他在秘密情报部处的朋友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而秘密情报部处正求之不得。他动身之前一个星期，情报部官员给他准备了一份特殊项目清单。清单的第一项是了解汉口湾的海军活动情报，要求格林记清他在那儿看到的舰船编号。如果格林有机会到某个船厂去，要特别注意船台上被遮盖的两个大洞。谁也没有告诉格林洞里有什么东西。显然，情报处不了解，希望格林帮助解开这个秘密。”（第355页）但谢尔顿接着满怀遗憾地写道，由于格林喜欢茅台酒，在宴会上贪杯，与同行的乔利勋爵发生争执，因而没能完成使命！最后，谢尔顿这样结束他的描写：“格林在给情报部的报告中聪明地隐瞒了他对茅台酒的发现，但显然没法掩盖他在搜集有价值的情报方面的失败。”（第356页）像任何喜欢酒的外国人一样，格林喜欢茅台酒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傅惟慈先生在访问记中也提到了。除此之外，谢尔顿连猜测加想象的描写却不那么让人信服。首先，格林的访问时间显然是1956年国庆前后，而不是1957年春。第二，作为一个文化代表团的作家，很难想象格林会被安排参观造船厂或军港，让他去刺探军事情报也难合情理。
《格雷厄姆·格林：内心敌》做的相当有价值的工作是对格林夫人维文·格林的描写。格林自己写的传记和游记都很少提到维文。他们1929年结婚，开始生活充满浪漫情调，但不久就出现了问题，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性格方面的差异。维文钟情于平静安宁的日常生活，而格林则醉心于寻求冒险刺激。到1939年他们的婚姻已出现危机，格林开始与情妇幽会。由于都是天主教徒，不能离婚，从1948年开始他们正式分居，格林先后与不同情妇同居，但是一直负担维文和子女的生活费，维文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以收集儿童玩具娃娃和小房子为乐，并在晚年成了这一方面颇有名气的收藏家。到格林去世之前，维文曾要求见丈夫一面，但格林没有同意，最后维文只参加了他的葬礼。
另有一点也必须指出，那就是谢尔顿对格林小说的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他十分推崇格林三四十年代发表的《布赖顿硬糖》、《权力与荣耀》和《问题的核心》，并对格林早期的小说有比较高的评价。他认为格林自从50年代开始因声名所累，写作态度比较前期显得很随便，成就滑坡，似乎处于一种茫然无措的状态。这种观点当然可以商榷，但格林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品成就不太高也是不争的事实。还有他认为《荣誉领事》和《人性的因素》是格林后期的最高成就，并称赞说《人性的因素》“或许是格林最精致的作品，一部文笔高雅，构思完美的小说。”（第398页）他对于格林在八十年代出版的几部中篇寓言式作品如《炸弹宴会》和《吉诃德大牧师》给予的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对格林的生活和性格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抨击之后，谢尔顿对格林的小说艺术并没有否定，那是值得称道的。他在传记结尾这样写道：“只有他最优秀的作品可以证实其生命的价值。书成就了他，也只有书使他声名长存。在聆听了各种声音之后，艺术是他最后的声音。”（第408页）只要我们用谨慎的批评的眼光对待这部传记，就可以既不受他的偏见所左右，又可以从他对各种材料的分析中获得有关格林小说的一些重要信息。比如，格林曾经说过他不喜欢《问题的核心》，因为这部小说使他想起困难痛苦的“二战”岁月。但更加具体的信息则没有提供。谢尔顿在对格林婚姻生活的分析中指出，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格林正像小说的主人公斯科比上校一样受着爱情已死的婚姻和婚外恋的双重折磨，这对我们理解小说无疑是有帮助的。再比如《爱情的结局》，按谢尔顿的分析，当时格林正在与富贵美人凯特琳·瓦特林夫人热恋，并极力鼓动凯特琳与丈夫离婚，以便与格林结婚，但是凯特琳只要调情作乐，坚决不离婚，这正与小说中亨利的经历很相似。这两部感人至深的小说再次印证了作者亲身经历对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类似的评论分析在《格雷厄姆·格林：内心敌》还有不少。在谢里的钦定本《格林传》第三卷尚未问世的情况下，谢尔顿对格林晚期生活的描述显然是十分可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