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经济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市场经济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小说的大量兴起是在九十年代。作为一种文学品种，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小说还远未成熟，因为专门从事经济小说创作的作家和作家群尚未形成，经济小说的作品产量尚未形成规模，经济小说的风格也尚不鲜明和稳定。但是，可喜的是，在九十年代里，以经济生活为内容的小说越来越多，这一创作领域，开始出现了风格的某些雏形。
1、社会批评型。 这类作品多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的心态比较浮躁的时期。作品内容多是批评商品经济和金钱效应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揭示经济活动的某些不平衡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呼唤对于道德、理想、文化、价值观、真善美的关注。九十年代前期的经济小说有不少这样的作品，以梁晓声的小说为突出代表，贾鲁生、流波等人的某些小说也属此列。
梁晓声自九十年代初开始，从他曾经有过辉煌成就的知青文学领域转移，创作了一系列城市和经济题材小说，主要表现在经济生活转型期，物质财富追求与精神文化发展的反差现象。他的经济小说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揭露以金钱为唯一目的，道德沦丧，精神堕落，以至走向毁灭的过程。长篇小说《泯灭》是这类作品最初的代表作。主人公在商海中赚取了大量钱财，成为暴富以后，挥霍无度，结局是由家养的狼狗发疯咬死了母亲和妻子，自己精神彻底崩溃。不久后发表的长篇小说《恐惧》把这种暴露主题发挥到极致，小说设计了一群暴发户荒淫无耻的生活情节，其场面之可怖，令人心惊肉跳，实际上是对作者批判意识的故事化演绎。而他的中篇小说《又是中秋》、《钳工王》则把焦点对准转型期中的弱者命运，都是以主人公牺牲生命的极端情节结局，表现出作者对经济快速变革中社会震荡的深切关注。
贾鲁生的《无规则游戏》是另一部典型的社会批评型经济小说。作品描写在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农村通过走私而暴富的现象：在夜晚的海面上，走私船排成队，灯光雪亮，大张旗鼓地进行走私交易。作品不仅具有情节的新奇，而且颇有新闻性。尽管作者的同情不无偏颇，我们仍然从小说的描述中，看到了非法经济的严重危害，看到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此外，长篇小说《抉择》（张平）、《红蜘蛛》（流波）、《泡沫》（刘鸿）、《太阳雪》（胡小胡）、《寻找支点》（张国擎）以及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等，也都是从反腐败和经济秩序等方面，提出了经济体制转型初期经济及社会生活出现的诸多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批评精神。值得提出的是，这些社会批评型经济小说，有几个共同的焦点，一是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和发展问题，二是发展市场经济所面临的法制、规则、秩序及经济伦理问题，三是经济社会环境下人的精神、人性的发展问题。应该说，这种文学的观察视点是比较符合实际并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但在看待市场经济的两面性上，不同作家的作品也不尽相同，有的作品对市场经济的负面，特别是物欲对人的扭曲比较看重，有的作品对市场的两面性则较少主观评说，如何用文学形象更准确地解释转型中的经济生活，是社会批评型经济小说面临的课题。
2、理想重建型。 这类作品集中塑造了面对转型期的困难绝不倒下的国有经济强者形象，代表性作品有周梅森的《天下财富》、张宏森的《车间主任》、谈歌的“大厂”系列、肖克凡的“最后”系列等。《天下财富》和《车间主任》着重塑造的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者形象，都面临着竞争环境的变化，产业结构与市场的不适应，腐败和不正之风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困难，职工生活问题以及个人生活面临的难题等等，但他们都不向困难低头，坚持要冲出重围，与国内外同行一争高低。他们的形象，与时下某些国企题材小说中的厂长或是自杀、或是陷于感情纠葛中的表现完全不同，给小说苑中带来一股阳刚之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形象，有助于人们思考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文学创作中如何塑造工人阶级领导人的理想形象等课题。尽管目前这种文学实践还不是十分成熟，不少小说中的国企厂长还是一种被动的防守的形象，甚至还没有出现可以和二十年前的“乔厂长”相媲美的、深受人们喜爱的硬汉式国企领导形象，这种硬汉形象不在于外在的声音举止，而应该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社会位置的强悍，如同当年的“乔厂长”代表了改革的时代潮流才具有硬汉魅力一样。但是，《天下财富》和《车间主任》等作品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内涵依然十分可贵，即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存在价值。
谈歌的《大厂》系列中篇小说，包括《大厂续篇》、《雪崩》、《下岗》、《风波》、《天下忧年》等，是较早以国企主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作品。这些小说的价值在于较早较快地以文学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在经济体制转型初期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同时较好地写出了一种人们似乎已经久违的工人阶级气势。肖克凡的《最后一个工人》、《最后一座工厂》等系列小说，更写出一种极为感人的工人阶级人格。小说的主要内容都是描写国企在转轨、调整、下岗的过程中，工人不可避免地面对新的人生抉择。当厂长的哥哥不循私情，辞退同厂工作的妹妹，妹妹和家人毫无怨言，抹抹眼泪，勇敢地走向市场从头创业。《堡垒漂浮》中的厂长抛下企业摊子不管，出国一去不归，企业中的小人物副科长蒋合营临危受命，面对种种困难义无反顾，带领工人打开局面。这些极平凡的人物，表现了崇高的自强自立精神。
3、人文精神型。 与国外更加注重社会性与情节性的经济小说相比，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小说有相当多的作品是在经济生活的描写中表现浓厚的人文精神。这种小说不同于批评型或情节型经济小说，它们不是表现物欲压迫中人类精神的丧失，也不是表现物欲追求与精神家园的对立，而是注重刻划在经济现实中生活的人的精神世界，表达思想追求与文化品位，并由此形成九十年代经济小说一种崭新的起点。
王庆辉的《钥匙》是作家出版社在1997年着力推出的一部通俗而颇有品位的商海爱情小说。小说写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放弃大城市的舒适工作到海南“下海”的传奇经历。小说一方面表现出一种追求“清洁而温暖的”金钱关系的意图，同时通过小人物的胜利，揭示真正的强者在于精神的富有与高尚。
何顿的长篇小说《喜马拉雅山》（《十月》1997年第1 期）表现了市场经济大潮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主人公罗定是个中学教师，生活不富有却安定而小康，但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诱惑下，加之人际关系的因素，罗定终于辞职“下海”，“下海”不久又果然不凡，但罗定却总是走不出一种心中的郁闷。罗定的精神状态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成长初期不可避免的心灵悲剧。
4、民族历史型。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力图写出世纪性的重量级作品。与此联系，经济小说在近年也出现了把百年变迁与民族工业、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厚重之作，如王家斌的《百年海狼》和林希的《买办之家》以及周大新的《第二十幕》。
5、情节娱乐型。国外的经济小说常常采用推理小说的样式， 重视悬念和情节的设计，注重故事性和写实性，并因此使经济小说成为大众消闲性的畅销书，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品种。九十年代国内的经济小说也产生许多注重娱乐功能的情节性作品，其中矫健的《红印花》、赵强等人的《谁比谁傻》，都是反映不错又颇具卖点的情节性经济小说。
九十年代即将过去，经济小说还刚刚起步。面对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经济小说的题材、手法、样式、数量有可能大大扩展，经济小说的创作风格有可能更加成熟，而经济小说的这种发达，也将是我国现代化实现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