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时期的天主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主教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督教主要有三大派系，即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最长。鸦片战争前共有5个传教会在中国活动。当时在东北地区活动的外国天主教会主要有：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奥地利加布遣会、奥地利本驾会、德国本驾会、瑞士白冷传教会等。东北沦陷时期，据1940年伪满铁道总局情报科的《满洲宗教志》中所调查：教徒近178000人，志愿受洗者约有39000人，合计近220000人。是东北地区较大的外来宗教之一。
天主教传入东北
罗马天主教在中国东北的传播有相当长的历史，东北的主要城市都巍然耸立着天主教堂。罗马教皇最初派使节到中国东北、内蒙古地区是在公元1245年。1582年利马窦来到中国，1601年来到北京。当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只有很少的教徒。1709年，传教士加路都、赖斯、富里迪路库奉满清皇帝之命踏上东北、蒙古各地勘测，作成地图。传教士贝路布斯托（南怀仁）作为康熙帝的扈从两次到东北旅行。在南怀仁的日记中记载了在东北各地有几代天主教徒。在卫藤利夫的《靼坦》中记载，同时期还有叫巴兰拿的传教士，是个精通满文的学者，他把各种汉文书籍翻译成满族语，还刊印了浩瀚的辞书《靼坦满族语词典》。传教士高布路是个精通满文的学者，对满文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重要的著作。还有像道理路·拉·夏路姆这样的传教士也留下了有关东北的各种著述，这些文件对西欧学术界了解中国东北起了重要作用。
1693年，东北地区成为北京教区的一个教域。当时，因为河北、山东地区的天主教信徒多数移居到东北各地，所以，教会派遣一位中国人司祭到各地巡回布教。1838年，热衷于海外传教的教皇格列高里16世把中国东北和蒙古合为一个独立的教区，韦罗累任独立的东北教区的第一任司教。据他的调查书中了解，当时在东北一带的天主教信徒的人数达到3619名。
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作后盾，葡萄牙、西班牙、法、英、美、德、俄等国天主教传教士接踵而至，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他们除了建教堂、办教区，还办了一些医院、学校、育婴堂等慈善机构，以便吸引民众参加。东北地区的外国教会，主要是法国天主教和英国的耶稣教。法国的天主教进入东北地区是在1838年。此后，罗马天主教教廷于1898年将满洲教区划分为南满教区和北满教区，但是均属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经营。辽宁省由法国天主教主教纪隆管理，总会设在沈阳。北方地区的吉林、黑龙江两省由主教法国人蓝绿叶管理，总会在吉林。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天主教在辽宁省有大小教堂42处，分布于沈阳、辽阳、营口、盖平、海城、开原、锦州等地。中外传教士31人，其中外国教士23人，中国教士8人。招收教徒约17500人。北方教区成立之初，吉、黑两省教徒共有教徒6556人，分布于12个教徒集中点。有主教1人、西欧传教士11人、中国神父4人。1920年，罗马教皇指令北方教区中的延吉和依兰部分分割给朝鲜元山教区，委托奥地利本驾会管理。从此黑龙江地区的依兰、佳木斯、宁安、牡丹江一带划归北方教区。同年，北方教区改称吉林教区。至1925年，该教区有主教18名、中国神父16名、外国修女和中国修女共131人，全区教徒24380人。
清末民初之际，东北的外国教会，各自争夺势力范围，瓜分割据地盘。以黑龙江地区天主教会为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百年间，分属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控制。西方各国传教会先后在东北三省建起了满洲教区（1838-1898年）、北满教区（1929年改为吉林教区）。自1928年起，由德国本驾会控制着延吉教区（辖牡丹江）和依兰教区（后改为佳木斯教区），由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控制着齐齐哈尔教区。设在黑龙江的上述四个教区，管理权全部掌握在外国神职人员手中。间或有个别中国籍神职人员跻身其间，也只处于从属地位。在此间的外国传教机构及其神职人员不仅拥有教务大权，还凭借手中经济势力，廉价购买土地，兴办教会学校和医院等慈善事业，以笼络人心，扩大影响，其目的企图扩充发展教会势力。
东北沦陷时期，天主教教徒达184940余人，加上志愿受洗者39000余人，合计大约接近220000人。天主教在东北共设有12个教区：奉天教区、热河教区、抚顺教区、四平街教区、林东教区、吉林教区、齐齐哈尔教区、延吉教区、佳木斯教区、热和教区、赤峰教区、哈尔滨俄罗斯人教区。这些教区均由外国传教士管理。分散在东北各地农村的天主教团体有数十个。在东北地区有一些被称为天主教的特殊村落。其中最著名的是长春西北的小八家子村，吉林省扶余县的苏家窝堡、锦州林西大营子村、辽中县的三台子等也较为天主教徒集中之地，称为天主教自治村。
近代天主教是在西方列强商品和资本输出的社会背景下，依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我国传播的，不是一种平等的文化交流活动，而是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的。西方传教士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自1838年罗马教皇谕令在满洲设立教区后，外国传教士纷纷进入东北地区兴建教堂，办教会学校，以拓展其宗教势力及影响，扩大了文化侵略的范围。1858年以后的两年间，清政府先后同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增开辽宁牛庄（营口）等10处口岸，找开向东北地区自由传教的大门。一些外国传教士就是借助取消传教禁律之机，同帝国主义的战舰和贩运鸦片的商船一起来到东北的。天主教初期传入中国是正常的文化交流，鸦片战争改变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状况及其作用。西方传教士彻底放弃了利玛窦时代谦逊忍让的态度，盛气凌人地获取了在华传教的特权。天主教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种种特权，将大量的外国传教士派入中国东北。一位西方国家的驻华领事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谁打击那高举着十字架的手，必然损伤我们商旗的利益。”天主教传教士还发出“用战争把中国开放给基督”的狂妄叫嚣。他们在传教的同时，培养他们在中国的代言人，建教堂，办学校，充当他们传教的基地。天主教利用所建教堂、会所、修院、学堂、医院、诊所、育婴堂、安老堂为据点，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许多人打着传播上帝福音的幌子，却以征服者的姿态疯狂掠夺财富。教会也在上帝的名义下聚敛钱财，供传教士们过优越的生活。许多传教士靠倒卖文物发了横财。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强占民田、颠倒黑白、教会干政、包揽诉讼、放高利贷、强奸女教徒或民女的事件时有发生。传教士办了一些慈善事业由于管理不善，善业不善，草菅人命。有的外方传教会，甚至倚仗政治上的某种特权干预地方行政事务，在信教和不信教的中国人中间制造不和甚至纠纷，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合理要求与盲目排外的冲动情绪融合一起，终于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全国性“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地区相继出现了历史有名的“三姓教案”、“吉林教案”、“巴彦苏苏教案”、“呼兰教案”义和团运动。向帝国主义列强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于被奴役被欺侮的斗志，迫使西方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版图的企图。鉴于近代一系列义和团运动，大多西方教会人士认识到，强制征服中国民众是不可能的，在文化上强硬对抗不是传教良策，必须放弃从前的蛮横立场。于是，近代后期的天主教改变了立场，大多西方传教士千方百计寻求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点，著书立说。并采取中国政府认同的措施，大量启用中国人神职人员，增进了对中国民众的亲近感。使天主教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展迅速。
东北沦陷时期的天主教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区后，日本侵略者对由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大力扶植、利用，天主教在东北沦陷时期扩张迅速。当时，在东北活动的天主教会主要是法国巴黎传教会、奥地利加布遣会、奥地利本驾会、德国本驾会、瑞士白冷传教会等。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意大利与日本帝国主义为盟友，法国已被德国占领，因此，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会上层大多与日本侵略者是相通的，必然极力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尤其是罗马天主教廷梵蒂冈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狼狈为奸，为侵略者摇旗呐喊，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得力帮凶。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罗马教廷教皇庇护十一世立即于1934年2月10日派使节表示祝贺，并正式承认“满洲国”。在“满洲国”的天主教会里，派遣高级宗教首脑——驻华宗座代表，以表示全面配合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梵蒂冈教廷驻华宗座代表蔡宁指令中国教徒“不偏左，不偏右”，对民族敌人要有“一视同仁的爱德”。一些天主教上层人士开始散布宗教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论调，竭力反对教徒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鼓吹中日两国教徒要联合起来，影响和说服本国政府，“使友爱和亲善能主宰国家的一切”。这实际上是协助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推行殖民统治政策，引导中国民众甘作日本帝国的顺民、奴隶。
1931年以后，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会上层人士一时间，纷纷涌出来极力配合日伪政权推行殖民统治。例如：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法国人）为驻伪满洲国的宗座代表。1934年3月1日，高德惠发布《吉林教区主教通令》，规定在1、2、3日弥撒中，念《皇帝颂》、《官府颂》经文，为伪满洲国祝福、祈祷，并要求各堂口、公所大门上悬挂伪满洲国旗，教徒必须敬拜天照大神等等。引起广大信徒的愤慨和抵制。
还有，吉林教区属内的海伦县海北镇圣若瑟大天主堂第二任本堂神父法国传教士牛守仁，为阵亡的日本军修筑“忠灵碑”，还要求教信徒服从日本侵略者，不许反抗。并且加入了日伪政权的海北镇协和分会，协助“日满协和，一德一心”殖民文化政策的宣传。
另外，齐齐哈尔教区监牧瑞士传教士胡干普组织该市区中华公教青年会，编演戏剧宣传“王道乐土，日满协和”。在日寇血腥屠杀中国同胞侵占南京时，竟然令教堂鸣钟致庆，并派神父出席日伪组织的反共演讲会，散发反共传单，为日本战犯祈祷，还派神父去日本留学。极力表现“日满亲善”的态度。
驻满洲宗座代表高德惠助教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协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动，于同年8月28日颁布《训令》和《排共标语》，表明“日满两国要一德一心打倒共产党”，“天主教是积极的反对共产党”等等反动立场。1937年在日本“强化治安”时期，东北沦陷区人民生活十分艰苦，终日以混合面充饥。而教会人员则可以从日伪机关领到白面，冬天用煤也很充足。日本特务机关就是利用这点小恩小惠在教徒中发展特务，组织“防共委员会”，专为日军收集情报，维持交通治安，镇压和监视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东北地区的天主教罗马教廷一方面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另一方面则与奋勇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为敌，教皇庇护十一世的《祈祷附意》（1932年2月），则以“熄灭中华国内共产党”为题，“谕信民共求，务使共党灭除为要”，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会上层在当时起了麻痹人民斗志，掩盖侵略的作用。
中国爆发了全面抗日战争后，日伪政权对在占领区的西方传教士控制的天主教会不尽满意，认为辅助侵略战争的作用远远不够，干脆从国内调来日本传教士另起炉灶，直接控制东北沦陷区的广大中国教徒。日本传教士们利用教徒恐共情绪，借反共为名使日本侵略战争合法化。1941年太平洋战争时，日本传教士控制的天主教会为日本侵略军祈祷胜利，组织修女缝洗军衣，派人到一些区县为日本侵略军募捐等等，极力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破坏抗日运动。
这些倒行逆施引起爱国的神职人员和广大信徒极大分愤慨。广大的中国天主教徒还是爱国的，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于抗日救亡事业，涌现出像马相伯、英千里这样的抗日英雄。天主教的广大教众以及宗教界的上层爱国民主人士，则站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上，与共产党人、与不信教的民众共同战斗。如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九一八”事变后大声疾呼：“一周年间，河山变色，如此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河山不止。”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原是一位唯爱主义者，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形势下转变了态度，认为教徒应当坚持正义，反对侵略。“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救国会。还有，海伦县海北镇善牧屯天主教华人神父王瑞寰等人冒着生命危险隐藏安重根之弟安洪根全家，1909年安重根在哈尔滨击毙伊藤博文后，安洪根等人无法在朝鲜生活下去，带着亲人逃难来东北地区哈尔滨市，神父王瑞寰因敬佩抗日英雄安重根，不顾生命危险，收留他们一家人安身度日。总之，东北地区天主教大多数中国教徒是深明民族大义的，在抗日战争中出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天主教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在东北地区传播的，因而对中国东北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东北沦陷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毒害人民，辅助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它的反动性和消极作用绝不可以忽视。
东北沦陷时期天主教概览
信徒总数 184940名
洗礼志愿者总数（求道者）
30739名
司教及教区长
（外国人传教士）
11名
教区长 （“满洲国”人传教士） 1名
外国人司祭
（外国人传教士）268名
外国修女 221名
“满洲国”人司祭 100名
外国修士 40名
“满洲国”人修士 43名
“满洲国”人修女 144名
大神修院修生 （大神学校学生） 55名
小神修院修生 （小神学校学生）357名
传道士
（男570；女417）987名
学校教师 （男484；女406）890名
教会所把持的小区域数 188区
公所 （集会场所）613所
圣经学校数（教授简单教理和读书、算术等） 613所学校
同学生
（男6412；女8109）14521名
小学校数 233年
就学儿童 （男10763；女5618）
16444名
初中
7所学校
同学生
（男女生一共） 1030名
孤儿院
（称为育婴堂）
54所
收容孤儿数 1712名
养老院36所
收养老人数
（男女一共）712名
医院
5所
施疗院
（称作施医院）
62所
就诊者 （一年人员） 556829名
印刷所 2所
各种工厂 11所
注释：引自伪满洲天主教总务处照和十三年七月的调查
标签：天主教论文; 传教士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基督教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