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新企业进入的计数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产业集聚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新古典理论将新企业进入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许多学者对新企业进行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新企业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源泉(Reynolds,1988; Geroski,1989; Baldwin & Johnson,1999; Disney & Heden,2003)。基于此，大量理论及实证研究围绕最优经济规模、行业准入门槛、劳动力成本等影响新企业进入的行业及区域特征展开(Evans & Siegfried,1994; Geroski,1995; Sutaria,2001)。随着产业集聚现象的日益突出，大量关于产业集聚区的经验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亦是新企业诞生的催生婆，例如在硅谷每周产生11家新企业(Business Week,1997)，每5分钟就有一个新企业诞生在中关村（张建宁，2005）。产业集聚对新企业进入的积极作用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Port,2000; Todd,2003; Michael P.Devereux,2004)。
本文利用我国浙江省1999～2002年的3-SIC行业的二维度截面数据，探究产业集聚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研究分为三个层次：首先研究产业集聚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其次研究产业集聚区企业的平均规模对新企业诞生的影响；最后考察产业集聚区的城市化水平对新企业活动的影响。
一、新企业进入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产业集聚地是新企业活动的沃土。由于集中的顾客群降低了设立新企业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容易发现市场机会。在产业集聚地，创业者能更容易地发现产品或服务的缺口，受到启发建立新企业。再加上产业集聚区域的进入障碍低于其他地区，所需要的设备、技术、投入品以及员工都能在区域内解决，因而开办新企业要比其他地区容易得多。企业所需要的客户、市场信息，创业者在新企业成立之前就已经具有了(Port,2000)。
除此之外，影响新企业进入的还包括财政税收政策、最优经济规模、行业准入门槛、行业市场状况和劳动力成本等要素。显然，高税率会提高企业的营运成本从而抑制新企业的创业热情，相反政府支出的增加会通过拓展有利于企业运营的公共服务平台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从而使更多的企业选择该区域建厂。区域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市场规模(Reynolds,1995)，同时人口规模也可作为衡量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标志性指标(McDonald,1997)，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又制约着当地基础设施的质量及内部经济往来的密切程度，而这些都影响企业选择厂址的决策，当地劳动力成本直接影响着企业营运成本，对新企业的诞生产生抑制作用(BJK Associates,2002)，企业进入模型说明了行业准入门槛对企业家的创业决策的负面影响(Audretsch,1995)。行业（就业）增长率反映了其市场需求状况，通常创业资金倾向于进入高成长性行业。
二、数据及分析模型的确定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利用我国浙江省1999和2002年的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据库，由于本文关注的是新增企业情况，所以研究只考虑1999年和2002年均存在的3-SIC行业数据。
在新企业进入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下，本文涉及的指标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指标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指标 样本个数均值标准差
1993年～2002年新增企业个数（家） 19595.57
12.61
1999年县-行业企业个数（家）
19592.784.69
1999年县-行业区位商
19593.628.06
1999年县-行业税率 15950.070.04
1999年县人均财政支出（千元） 19590.780.8
1999年县人口数（十万）19598.263.85
1999年4-行业人均工资（千元） 19599.383.87
1999年～2002年行业增长率 19590.041.3
1999年行业准入门槛（百万）19599.618.26
1999年县-行业企业规模（人）
1959272.55 546.13
（二）模型的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新增企业个数为计数数据(Count data)，对此类数据通常采用泊松分布和负二项分布进行拟合，泊松分布要求事件发生的概率独立且恒定、事件数的均值等于其方差，而负二项分布往往具有对“过度分散(over dispersion)”数据（事件数的方差大于均值）更优的拟合度。
从新增企业个数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可知，其均值为5.57，标准差为12.61，显然违背了泊松分布均值等于方差的假定，且依据Cameron和Trivedi(1998)提出的检验标准，利用加州大学Elder提供的Stata宏程序nbvargr，我们可以把新增企业个数的实际分布同时与泊松分布和负二项分布进行比较（见图1，图略，见原文），新增企业个数的分布更接近于负二项分布，特别在新增企业个数为0的时候。且Stata宏程序nbreg给出了扩散繁数(dispersion paramete)α=0的似然比检验结果：
，p值=0.0000，扩散系数α显著不为零，所以较泊松分布而言，负二项分布是新增企业个数变量更适合的分布形式。
表2 新增企业个数变声的频率分布
新增企业频数频率 累积频率
0
535 27.31 27.31
1
356 18.17 45.48
2
222 11.33 56.81
3
141 7.2
64.01
4
121 6.18 70.19
5
100 5.1
75.29
进一步考察新增企业个数变量的频率分布（见表2），553个的县—行业的新增企业个数为0，即0发生的频率为27.31%，说明新增企业个数存在“零堆积(Zero-Inflated)”现象。
据Stata手册介绍，对于存在“零堆积”和“过度分散”现象的计数数据，除负二项回归模型(NBR)外，零堆积泊松回归模型(ZIP)和零堆积负二项回归模型(ZINB)均是较好的拟合模型。但AIC统计量和Vuong检验结果表明负二项回归模型为最佳拟合模型。
三、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负二项分布实际上是泊松分布中强度参数λ服从Γ分布而得到的复合分布，因此负二项回归模型(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Greene 2003; Long 1997)可视为泊松回归模型的延伸模型。与泊松回归模型类似，负二项回归模型也是对事件发生强度λ建模：
两者的区别在于，泊松模型中事件数的方差等于λ，而负二项模型事件数的方差等于λ(1+αλ)，(1+αλ)为方差扩大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一）产业集聚状况对新企业活动的影响
本文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NBREG)来估计浙江省各县（市）制造业行业集聚状况等因素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则模型(1)中β是回归系数矩阵，
表示1999～2002年县－行业新增企业个数的影响因素矩阵。表3给出了负二项回归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结果。
表3 县－行业新增企业个数影响因素的负二项回归结果
LRchi2(9)=1003.20
样本容量=1959Prob〉chi2=0.0000
Log likelihood=-4706.3853Pseudo R2=0.0963
Likelihood-ratio test of alpha=0:chibar2(01)=9840.99Prob〉=chibar2=0.000
%=percent change in expected count for unit increase in X
dy/dx=Change in expected count for unit increase in X
模型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状况对新企业进入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当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产业集聚区的绝对规模（1999年县-行业企业个数）的单位变动，使新增企业个数的期望值增加0.636家，增幅达到20%。当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产业集聚区的相对规模（1999年县-行业区位商）的单位变动，使新增企业个数的期望值增加0.045家，增幅为1.3%。
除此之外，模型还显示县人口规模及行业增长率对新企业进入存在着显著的正效率，即当地的市场规模对企业进入具有积极影响，创业资金偏好高成长性的行业；县—行业税率、县-行业人均工资和行业准入门槛对新企业存在着显著的负效应，即高税率、高劳动成本和高门槛必将抑制新企业的活动。县人均财政支出和县-行业企业规模指标对新增企业个数的影响不显著。
（二）产业集聚区企业规模对新企业活动的影响
产业集聚区内企业规模是其重要特征之一。马歇尔指出，产业集聚区内小企业之间的合作更为明显，假定有利于新企业的信息外溢现象多发生于存在广泛交流的产业集聚区内，则新增企业个数应与产业集聚地内企业规模成反比。表3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县-行业企业规模指标对新增企业个数存在负效应，但结果并不显著。为了深入剖析产业集聚区企业规模对新企业活动的影响，笔者分别对小型企业和大中型企业进行建模，估计结果见表4。
表4结果证明了在小企业集聚区，产业集聚状况对新企业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产业集聚绝对规模的单位变动带来的新增企业个数的相对变动由混合模型的20%增至21.3%，模型系数由0.1827增至0.1931，产业集聚相对规模对新企业活动的影响也有所增强；在大中型企业相对集中的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对新企业活动的积极效应均有所削弱。上述结果表明，新企业更偏好于小企业集聚区。
表4 分企业规模的产业集聚效应负二项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1%、5%、10%
（三）产业集聚区所在地对新企业活动的影响
产业集聚区所在地的城市化水平是产业集聚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通常认为，位于城市的产业集聚地内的企业生产成本会随着城市地区总产出的上升而下降，而且城市具有较高产业差异性的特点往往能使集聚产业获得较快的发展(Jacobs,1969)。然而，城市高昂的人力、土地等营运成本又使新企业倾向于选择非城市区域。本文将浙江省1959个县-行业样本按其所在地的行政级别分别建模，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位于县或县级市的产业集聚地绝对规模的单位变动会使新增企业期望值增加20.1%，而位于城市的产业集聚地的新增企业期望值仅增加19.7%；位于县或县级市的产业集聚地相对规模的单位变动会使新企业个数增加1.4%，而位于城市的产业集聚地的新企业仅增加0.8%。该结果表明城市为企业营运带来的高成本抵消了其产业多样性对企业的吸引力。
表5 分所在地的产业集聚效应负二项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1%、5%、10%
四、结论
本研究描述性分析显示，浙江省1999～2002年新增企业个数为10909家，然而这些新企业活动并非均匀地分布于本研究涉及的72×150个县（市）-行业中。新增企业个数的“洛仑兹”曲线（见图2，图略，见原文）表明，有近40%的新企业集中出现在产业集聚绝对规模为前10%的县-行业中，有20%多的新企业出现在产业集聚相对规模为前10%的县-行业中。
负二项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产业集聚区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均对新企业活动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的理论及描述性分析结论，即新企业倾向于在企业相对密集的产业集聚地建厂。而且，巴歇尔式的小企业集聚地对新企业更富吸引力，相对于城市而言，小城镇由于其人力、土地等成本相对较低为新企业提供了更低的进入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