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演讲人：郑杭生地点：国家图书馆时间：2009年10月24日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作用的日益发挥，谈论“中国经验”的学者和人士也日渐增多。如果说，30年前，国际上研究中国的多半还限于媒体记者、一般学者，那么现在，世界著名学者也越来越把自己的目光和注意力转向、甚至集中到当代中国研究和“中国经验”上。
讨论“中国经验”首先离不开正确处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30年的关系。如果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地看待这两个30年的关系，就必须承认：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因此，既不能用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用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就是无视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的一面，就是无视前30年本身取得的伟大的基础性的成就的一面；而用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则是无视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的问题的一面，就是无视后30年本身取得的伟大的发展性的成就的一面。在这里主要涉及后30年，前30年笔者将有专文表达。
同时，“中国经验”是一个争议很多的领域。当代中国是各种思潮的交汇点。不同的思潮对“中国经验”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同。在这种背景下，我也愿意把这些年对有关中国研究、“中国经验”的一些思考和探索，较为集中系统地简述出来，求得大家的帮助和指正。有些论点以前发表过。
那么，什么是“中国经验”呢？所谓“中国经验”，简要地说，是当代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过程所构成的特定类型。在我看来，“中国经验”可以从本质内容、实际轨迹、推进形式、实现途径、前景瞻望等五个方面来加以考察分析。
“中国经验”的实质内容：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和转型，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因而形成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这种经验和模式，既不同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但是利用了它们一切先进的东西，也不同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汲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因此，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中国经验”的本质内容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我们要建立的新社会，正是这种新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这种新型社会主义，“新”在哪里？笔者曾经指出，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第二，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尽管这种处在成长壮大过程中的新型社会主义，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在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引人注目的巨大成绩，表明它是一种生气勃勃、前途无量的社会主义。2009年国庆阅兵、游行的盛典，就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一流学者都在程度不同地研究“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思考和参考“中国经验”、“中国模式”。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更加促进了这一趋势。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媒体、学界、政界，以至商界都在传递三种思考：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自由市场体制的反思，二是对人为的现代风险的极端严重性及其应对的探讨，三是对“中国经验”的重新评估和进一步研究。如果说，差不多20年前，随着前苏联、东欧解体而来的是世界性的思潮“向右转”，仿佛此后真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终结历史”的社会制度而傲视全球！那么，伴随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衍生物的金融危机的展开和灾难性后果的暴露，我们又看到了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向左转”的景观。一些过去很右的人，说出了带有明显左的甚至很左的观点。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所表现出的自信心和动员力，也更推动了对“中国经验”的重新评估和进一步研究。
当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新型社会主义成长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他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确实，这种社会主义的成长是与很多不发达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走曲折的道路，作出艰巨的努力。很长的时期内，不少人还习惯于把取得的成绩归之于资本主义而把产生的问题归之于社会主义。那时，坚持这样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存在的大背景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需要勇气的。这种情况，只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有所改变。
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目标。关于根本目标的重要性，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在于它是广大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的基础，是公民对整个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信心的来源。一个有坚定正确根本目标的社会是一个前景光明的社会。而一个根本目标失范的社会，即多数社会成员对根本目标模糊不清，动摇不定，失去信心，甚至失望逆反等等，这离整个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也就不远了。一个社会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手段方式的失范——这是失范的第一阶段，因为这种失范还不足以危及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绝不能听任手段方式失范的恶性膨胀，因为这会严重侵蚀广大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动摇公民对整个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信心，进而演变为社会失范的第二阶段——根本目标失范。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根基动摇了。所以根本目标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中国经验”的实际轨迹：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进程
把握“中国经验”，就要了解它的初始起点、实际轨迹和理论提炼。
“发展轨迹”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把从起点到结果的发展动态过程显示出来。要真正理解中国30年来形成的科学发展模式，具体地把握“中国经验”，就要了解它的初始起点、实际轨迹和理论提炼。
中国30年来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这种发展的初级性从多方面显示出来：
第一，发展目标是初级的。1978年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国门一打开，与富裕国家一比，贫穷这一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更成了压在每个中国人心上的石头，脱贫的渴望成为一股不可抑制的潮流。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给中国发展生产力制订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差不多已经到了下世纪中叶了。脱贫、小康的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实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按照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也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在过去30年中，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他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极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结果是吃力不讨好，反而使自己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提升的。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我国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形成了诸多的“类发展困境”，如：差距困境、环境困境、公平困境、腐败困境、弱势群体困境，等等。所谓“类发展困境”，是指总体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这种“类发展困境”与那种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的情况，即典型的“发展困境”，是不同的。但“类发展困境”毕竟是一种困境，说明发展的结果仍然是初级的，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的。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大国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研究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中国差不多、甚至比中国好的国家，应该客观地说，中国是做得很不错的。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是对我国以往初级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和提高。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系统总结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与初级发展，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提高的一面，形成了一个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首先，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我们都记得邓小平的名句“发展才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在把发展放在第一位上，是没有不同的。
其次，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所谓全面，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是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所谓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所谓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旧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重视一方，轻视一方，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自然的长期保护的倾向，是很重要的。
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从理论上说，正如初级发展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一样，科学发展则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
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科学发展观产生于对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实际轨迹的理论提炼，同时又是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的新的探索。
首先它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概括地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从重视单纯经济增长，到横向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回过来指导发展实践。
其次，它又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即“科学发展模式”，它是继当今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北欧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之后，对发展模式的某种创新。它认真研究自己的国情和自己的经验，认真研究别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认真汲取对自己有益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创造适合自己国情的模式，开辟可行的发展道路。这是比较成功的做法。
“中国经验”的推进形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探索
自中国杰出领导人邓小平1982年在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坚定不移的根本目标，也是中国社会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
在“自上而下”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掌舵以来，一直到他所做的十七大报告，都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趋势。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里程碑。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里“开辟了”、“形成了”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十七大报告，深刻明确无误地向全世界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有力地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有着复杂关系——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但又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有证券交易，有劳资关系等等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的东西，不仅如此，中国还有企业主共产党员——红色资本家，“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两新人员”，即两新组织的人员等等。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一方面使我们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也不用奇怪：资本主义也汲取了社会主义的许多因素；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如果不清醒地自觉到这是利用资本主义，那就很容易与资本主义相混淆。因此，这里特别体现出社会主义坚定目标的重要性，树立共同理想的必要性。同样上述情况也告诉我们，如果不去利用，那就是缺乏智慧；但是如果在利用时，忘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那就是没有头脑。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把目标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不断把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在“自下而上”的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我们的调查和考察也表明，总的来说，各地是在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而不是在“自下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调查和考察还表明，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确实是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但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优化、社会进步、社会协调，而社会弊病、社会代价、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尽管如此，各地对后一方面并没有忽视，也正在逐步解决。
这里还要强调各种“地方经验”对“中国经验”的贡献。它们可以说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各个连接点。我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持续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各种地方性创新的亮丽景观，汇成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经验”的创作。在对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展开的实地考察中，我们先后领略了“武汉经验”、“广州经验”、“深圳经验”、“郑州经验”等，2008年又有幸与“杭州经验”相遇。杭州根据第一轮发展主要用土地、廉价劳动力、矿物资源、环境代价等初级资源的局限和缺陷，提出了“复合社会创业主体”这一新概念和新模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多成功。2009年，又一次与“郑州经验”相遇，他们提出的把郑州建设成“三化两型”的国际大都市，标志着我国中部的崛起。
以我为总主编的两套丛书：“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其创意就在于表达第三个层次社区建设经验和第二个层次城市发展经验在中国经验中的基础性和重要地位。
在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总之，“中国经验”是由中央、各地、基层共同探索、着眼创新加以推进的。
“中国经验”的实现途径：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齐头并进
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因此，这一角度也是我们分析“中国经验”不可忽视的。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
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尽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不同：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或“原有”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一个最显著的后果是与“行政制”密切结合的“单位制”的弱化，“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最大特色是那种与“行政制”紧密结合、什么都管的“单位制”——国家按照行政级别，把各种资源分配给作为自己延伸的不同单位，各单位然后按照行政级别把资源和机会再分配给对自己有极强依赖性的本单位成员个人。改革开放后，原有的单位逐步转变为功能单一的利益主体，工厂就是工厂，学校就是学校，不再承担更多的社会事务；大量新形成的单位，也越来越采取“非单位”的管理体制，它们仅仅是工作场所，不再是什么都管的“单位”，相应的，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也从对本单位有极强依赖性的“单位人”变成自主性越来越强的“社会人”、“社区人”。
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表明社会管理的重心从“工作场所”向“居住场所”的转移。这种转变和转移，意味着社会管理的基础单元的转换，意味着社会日常生活的支持网络的转换，意味着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机制的转换。这是中国社会极其深刻的变化之一。
社会管理体制从“单位”到“社区”、从“工作场所”向“居住场所”的转变，是为了适应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需要，适应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需要，是为了应对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二者犬牙交叉、既相互推进又彼此摩擦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的需要。
社会结构转型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分化加剧，经济体制转轨则不可阻挡地引发人际关系疏松，传统联系减弱——所有这些都从各个方面促进市场经济下陌生人世界的形成。“熟人社会”的分量渐次减少，“生人世界”的成分快速增长。于是，新的社会整合的需要，新的社会团结的要求，新的人际和谐的期待，越来越摆在社会和人们面前，这是因为社会分化不能无限加剧，人际关系也不能恶性疏松，陌生人的世界需要新的连接和整合，否则社会将成为畸形的社会。
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正是为了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微观的社区建设是宏观的和谐社会构建的切入点和抓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程。通过社区建设的不断探索和日益成熟，探索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新路子来。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广义地说，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但总的说来，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是平稳有序的，成绩是显著的，通过这一过程，正在实现着一个新型社会的培育、成长。
“中国经验”的前景展望：人类困境与特殊挑战双重应对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验”的前景、吸引力，决定于它能否有效地应对两类挑战，并在这种应对中继续推进、成长，变得更加成熟。这两类挑战，从社会学视角看，就是世界性的“人类困境”与本土性的特有矛盾。
“人类困境”这个术语见之于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一书，意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代风险。如像萨斯、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等等。世界性的认同危机，同样也是一种人类困境。2008年底去世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世界性的文明认同危机及其应对。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这种人为造成的“人类困境”，给人类自身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威胁。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社会主义，在应对像萨斯、恐怖主义、民族认同问题、文化认同困难等这类新型风险中的表现是上乘的。
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种种特有的挑战，这后一方面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从社会学视角看，与社会建设紧密相联的特殊挑战，我曾把它归纳为六个方面，这里只能稍加解释，不能详细展开。
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关于这一挑战出现的原因，上面已经做了解释，不再重复。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这个难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不仅要在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而且要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不仅要进行制度创新，而且要进行价值重塑。因为一个社会、一个社区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除了有形的物质的组织联系外，还必须有无形的价值性的精神纽带，那就是意义共同性，也即共同的社会认同。
意义共同性或价值共同性，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对自己在社会中所获利益、所处地位，自我赋予相似或相同的认知。因此意义共同性以利益共同性为基础，但又不等于利益共同性。因为利益共同性并不能必然保证产生意义共同性，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有可能对相同的利益赋予不同的意义，甚至相反的意义。因此，培育、提高社会成员将利益共同性转化为价值共同性的实际能力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快速变迁和明显分化的时期，社会越来越凸显出对于意义共同性的要求。
正如社会共同体的构建，主要是与合理配置和培育以物质利益为主的有形的“硬”社会资源，从而是与增强和培育硬实力联系在一起的，而意义共同性的构建，则主要是与合理配置和培育以文化力量为主的无形的“软”社会资源，从而是与增强和培育软实力联系在一起的，进一步又是与将软实力转化为硬财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成员在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其意义绝不亚于社会在利益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它触及到了，在一个急剧变迁和分化的时代，“我们何以能够共同生活”这样一个核心难题，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社会认同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第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面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笔者曾在理论上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和罗尔斯等人的观点，现实上根据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给社会正义下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定义：社会正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这里，公平和平等都能表达正义，但又是不同程度的正义，正好能够表达社会正义也是有阶段性的。这里所谓“公平”就是合理的差别。笔者还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有两个维度，即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
社会公平首先指的是一种客观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问题。这里，作为制度安排合理性的社会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获得的差别是合理的；社会机会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是自由开放的，可竞争的。社会学上以职业为主要标志的阶层或分层则要求这样来安排：使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从而使作为绝望的派生物的种种消极后果，如自杀、“人肉炸弹”等概率大大降低。每个阶层的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改变自己地位和命运的机会。
社会公平还在主观上体现为百姓的共同认可、认同。这就是社会公平度、公平感的高低问题。这种社会公平度、公平感，在社会学上是可以通过社会指标体系来加以衡量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经验上体会到，多数老百姓不认可、不认同的东西，是不公平的。如果老百姓的不认同感、不公平感发展到相对剥夺感，就会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产生极不利的影响。老百姓认可度低的种种制度，肯定是有毛病的。这是推动制度创新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力。百姓认可的公平正义，是上述意义共同性的最主要部分。
如何在社会发展中，在制度安排公平的基础上，促进百姓认可的公平，提高满意度、幸福感，同样是一个尖锐的挑战。
第四，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面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所谓民生问题，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从政府、市场和社会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支撑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
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推进，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新的贫困问题，形成了生活困难的社会群体——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为我国的社会进步付出了主要代价，但是他们的生活改善不多，甚至更加困难。他们是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民生困难的主要承受者。当前我国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现实困境”，即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和“未来威胁”，即可能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威胁或风险。这两方面都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有关，都与民生问题有关。前者导致“现实性的烦躁”，后者引发“预期性的焦虑”。它们都会构成人们的后顾之忧，严重影响社会成员的安全感，降低社会安全指数。
民生问题不仅是个人安全和整体社会安全的连接点，而且是和谐社会建设最基础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矛盾多发凸现最基本的根源，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能否大力改善民生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最切实而严峻的挑战。
第五，在生态恶化情况下实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挑战。我们已经指出，以往初级发展的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不能不是一个持续的挑战。这一挑战涉及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和谐、生态环境系统与居住环境系统的协调，实现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的统一，城市快速发展与生活质量提高的统一，还涉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广义的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的社会建设。应当强调的是，生态环境是社会建设的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离不开生态环境这一前提条件，同时，生态环境也是衡量四位一体的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广义的社会建设包括五大子系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
社区环境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把全国社区都建成环境优美的小区，这是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极大贡献。
第六，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即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社会三大部门是社会发展主体，三大部门的构成状况和及其相互关系，对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和社会管理，具有结构性前提的意义，影响极大。当前中国三个领域联动的社会结构和整合机制还没有很好形成。主要表现在：（1）三个领域或三个部门的比例、力量大小还严重失衡。（2）三大部门越位、缺位、错位的情况还很普遍。（3）经济上交往原则被错误地引进到公共权力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现象也很普遍。（4）由于社会缺位，第三部门还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还不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减轻社会管理成本的作用。
应该说建立服务型政府是三大部门建立良性关系的关键。但真正做到难度是很大的。服务型政府的行政职能的本质是服务，关键是实现政企、政事、政社分开，政府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再实施行政管理。
只有逐步消除上述结构性和功能性的障碍，三大部门各自才能成为良性的社会发展主体，才能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才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摩擦、相互抵消，才能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结构和功能协调的部门结构。这不能不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挑战。
上述两类挑战，给中国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了社会学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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