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与管理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股票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股权融资对美国企业的长期投资作用并不重要。那么，股票市场对现代企业的作用何在？答曰：其首要作用在公司控制权的重新配置。
华尔街的兴起得益于一大批具有强大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工业企业的上市；这些工业企业在创业者兼管理者和职业经理的领导下，在美国乃至世界市场上成为其所在行业的佼佼者。根据钱德勒的研究，美国现代企业，即多单位的、在很大程度上由支薪经理管理的大型工业企业发轫干19世纪后半叶，在1917年前后即已在美国的主要行业获支配地位，从而使市场协调让位于管理或“看得见的手”的协调。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使其在上市后可以给予股东稳定的回报，使股票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从而使投资者树立了信心。例如，在这些公司引入市场之初，华尔街只能以优先股，即带有债权性质的股票，以私募为主的形式销售给富商和保险公司，普通股只是购买优先股的附赠品，或作为经销商的佣金。到20年代，由于这些公司的出色表现，普通股的发行量开始赶上并最终超过了优先股，1929年两者的比例达三比一。当然，华尔街的大力营销，积极走向“大街（mainstreet）”，以及纽交所对投资者或注册股东权益的重视亦功不可没。
股票的稳定回报，再加上它的有限责任性质和小额价值，使它成为可以在交易所随时变现、具有最佳流动性的资产，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公司资产的社会基础，使之成为人人可以持有的一般财产。这正是股票及其交易所这种发明的伟大之处。根据伯利和米恩斯在其名著——《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提出的论断，这种流动性造成了两个主要的后果：其一，它把数万乃至数十万小股东的财产聚集为一个庞大的资产；其二，由于股权的高度分散，持有少量股份或没有股份的职业经理凭借其对企业经营的熟悉成为这一庞大的资产的实际控制人。第一个结论是不完全的，因为根据前述资料，上市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其保留盈余；第二个结论也是有条件的，因为根据钱德勒等人的研究，早在股票市场真正“火”起来以前，职业经理已经崛起并控制了大多数大型工业企业的高层或中层管理的权力；正是他们的管理贡献使股票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而不是相反。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股票市场及其流动性极大地推动、巩固、深化了这种“管理资本主义”的进程。
在此之前，职业经理只在部分企业取得了高层管理，即企业资源分配的大权；在另外许多企业，他们只是作为中层经理管理企业的日常运营事务，而投资和资源配置的权力仍为创业者—管理者握有。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及其流动性的提高，打拼了几十年的创业者已准备退休安度晚年；其第二或第三代已无意于家族事业准备退出企业的经营；还有的企业家则由于重大的经营失误或失败而黯然退位。前者如钢铁大王卡内基，后者如肉食大王阿穆尔以及通用汽车的杜兰。
取代卡内基、杜兰之流的是以斯隆和布朗为代表的职业经理。执掌通用汽车大权20余年的斯隆只拥有该公司约1％的股权（来自其个人拥有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被杜兰合并后换来的股份）；显然，斯隆的权力并非来自他的这一点股份，而是来自其出色的经营能力。在他领导下，通用一举超过当时遥遥领先的福特。此后，在大萧条的漫漫岁月，通用19年盈利了近20亿美元，而福特亏损了约1亿美元。斯隆与亨利·福特的经营业绩的对比，是职业经理人对家族企业的胜利——管理资本主义通过竞争和效率的优越性取代了早期的家族资本主义。
斯隆的胜利来自他所设计的公司战略的成功，来自他对企业组织的成功改造（事业部制），也来自布朗等人设计的财务评价、预算审批制度和市场预测、库存管理等方面的发明创造；此外，以大型实验室为代表的制度化科技创新也是这些职业经理完成的。在他们的领导下，美国企业通过组织学习在战略和职能方面形成了威震天下的能力，成为战后世界产业无可争议的领袖。
事实上，上述所有这一切转变，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条件或前提：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及其带来的股权分散化。
美国的经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战后另一个经济强权——日本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财阀的解散和股权结构的分散化。这同样导致了日本企业系统的组织学习，而且其范围更为广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目前的状况与美国早期的经历颇有可比性。我们也有一大批颇有潜质的工商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通过股票市场及其流动性为其改制和管理革命创造条件，最终它们也有可能成为世界级乃至领袖群伦的企业。所以，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股票市场，其问题不在于谁流失了什么，或谁应当补偿谁，而应从大处着眼：什么样的股票市场能推动管理革命的发生，最终还我们一个强大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群体？正确地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这需要我们在国内外经验和理论进展的基础上，形成更宽广的思路——一种真正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