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社会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为什么会发生大跃进及接踵而至的经济困难人们有许多看法。有学者对河南省的情况作了比较认真的分析，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等方面提出了产生大跃进的原因，（注：Jean-Luc Domenach: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Westview Press,1955.）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困难时期饥荒成因是过量的粮食统购、公共食堂的非理性消费、公社化。（注：龚启政：《近年来之1958—1961年中国大饥荒研究的综述》，《21世纪》，1998年第8期。）应当说这些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但对深层原因缺乏剖析。
当年对于出现困难时期，中央领导有一定的反省，但是对大跃进却没有认真的反思。1962年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应当负责的是我。”（注：《国史通鉴》（二），红旗出版社 1994年版，第 86页。）刘少奇的结论是：“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对毛泽东也有看法，彭真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3～1026页。）。
毛泽东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要负责任，但是考察一下他在这一期间的行动，可以发现他的不少决策是在被蒙骗中作出的。1958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这一年他只有两个月在北京，其他时间都在外地开会和视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在视察中并没有调查到真相。在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信阳地区的遂平县，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县官员的汇报，对于官员的吹牛，毛泽东多少有点将信将疑，但是这种了解情况的方式是无法得到真相的。就是这个全国第一的人民公社，将亩产140斤吹成3821斤，在1959年因缺粮而饿死许多人。（注：吴晓梅：《毛泽东走出红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265页。）
虽然领导人对大跃进起了推进作用，但是不能夸大个人的因素，因为这是一场全民的狂热。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形成，应该从更深层次去探讨。中国的民众也有责任，没有民众的盲目，大跃进也很难如此狂热。法国社会学家G.勒朋指出，群众行为的感情特征是：(1)冲动性、动摇性、兴奋性；(2)暗示性、轻信性；(3)夸张性、单纯性；(4)偏狭性、权威主义、保守主义；(5)道德性等。在思维方面的特征是：(1)在单纯形式中，用形象来表示观念；(2)缺少批判精神，不懂逻辑；(3)从特殊事例直接引出一般原则；(4)想象力得到提高，而推理能力降低等等。因此对权威敬畏，对权威的说教不加评论，对命令盲目服从。（注：沙莲香等编译：《现代社会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以上述特征看，大跃进带有明显的群众行为特征。今天不应该过多地把某个人或者某个阶层的因素夸大，只有从社会结构与变迁的角度，从中国人民的人格去探讨其成因，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导致大跃进的原因很多，这里仅仅从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乌托邦思想、浓厚的不诚实氛围、传统的生育观念等三方面来研究。
一、平均主义的乌托邦
有人指出，只有当一个元首或观念的倡导者的观点、意识或他的纲领与广大个人的普通结构想法类似时，元首或观念的倡导者才可能取得成功。（注：W·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大跃进中的“共产风”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也符合中国文化中的乌托邦思想，于是政府的号召得到相当部分民众的响应。平均主义的口号屡次出现在造反农民的旗帜上，同样平均主义在大跃进中被付诸实施，把大跃进的恶果进一步加大。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乌托邦的色彩，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从孟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大跃进的“一平二调”，乌托邦色彩都很浓厚，“人民公社是天堂”的口号更加是一个活生生的乌托邦蓝图。当时中央在建设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提出的口号具有强烈的乌托邦味道，比如“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一些地方官员更加走向极端，甚至强令夫妻分居，一律到男女宿舍去居住。（注：《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这种做法在清代末年太平天国的农民造反中就曾经实行过。
乌托邦的色彩，分别来自民众的传统观念和各级领导人的乌托邦思想。对这些乌托邦思想可以用一位社会学家的话给予评价：“乌托邦思想家的许多思想和理想超越了他们的时代，甚至超越以后的时代，虽然乌托邦思想家都是些天才和发明家，在许多方面走在他们时代的前列，但他们毕竟是他们时代的人，也具有所有人对社会看法的局限性”。（注：J.O.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89页。）
乌托邦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把这些脱离实际的思想付诸实践，那么结局却是一场悲剧，这一点正好是大跃进的可悲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乌托邦思想的牺牲品。有人说“一旦真理的倡导者获得了社会权力，真理总要死亡，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权力’总是意味着别人的屈从。然而，真理的事实决不能靠屈从来付诸于实施”。（注：W.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上述观点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对带有强制性色彩的大跃进来说，恐怕是贴切的总结。
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年轻时具有比较浓厚的乌托邦思想，有人指出人民公社与毛泽东早年根据康有为的《大同书》提出的“新村”构想类似。（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在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为《三国志·张鲁传》作注，发给与会者。
实际上张鲁是利用宗教进行社会控制，同时因为当时人口流动量小，张鲁在路上“置义舍”和“置义米肉”所需求并不大。然而毛泽东对此表现出特别兴趣，并且向中央委员们推广，足以证明毛泽东的晚年依然有特别浓厚的乌托邦思想。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写到张鲁在道路上设饭铺吃饭不要钱，是开了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注：《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页。）这说明了毛泽东把《三国志·张鲁传》发给与会者的动机。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从他在1958年9月视察一个公社的谈话可以进一步验证，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在一个公社可以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可以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领袖的乌托邦是有众多的拥护者的，1958年有一位县委书记作报告时说：“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用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注：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对于这么原始的乌托邦，毛泽东极为赞赏，称为“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1958年10月中旬，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 1958年11月 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1958年11月 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这个会一开完，大家就上街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东西，小孩也不分你的我的，只保留的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还得请示上级再最后决定。（注：王琢、许浜：《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在1958年至少还有几位县委书记提出要“在两年内基本建设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注：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在今天看来，如此速成的共产主义是十分可笑的，不过联系到农民的特点和中国基层官员具有浓厚的农民气息就可以理解了。一位研究农民问题的学者指出，农民不相信来日方长的许诺，只承认立杆见影的好处。（注：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大跃进是一场由农村外部官员发动的运动，为了让农民在这场运动中能够积极参与，基层官员必须许诺农民付出的代价很快可以得到回报，甚至要用“吃饭不要钱”这种实惠来吸引农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一些基层官员的乌托邦宣传含有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欺骗成分，但是也有诚心诚意的一面。当时有些干部对吃饭不要钱很积极，看见过路人走了还要强拉他回来吃饭，说反正不要钱，非要人家吃饭。河北徐水县对全县人员实行15包，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曾经吸引了40多个国家的930多名外宾、3000多个国内单位来参观。（注：郑雅茹、柳建辉：《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49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一些高级干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也十分浮浅。在一次全省干部会议上，有领导说“进入共产主义，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土豆烧牛肉嘛，很容易做到嘛，就在我们眼前嘛。”（注：郑笑枫、舒玲：《陶铸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如果上述那些干部都是水平低的话，那么党内的“理论家”，中国政治上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张春桥则是在揣摩了毛泽东的心理之后，在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毛泽东为其加按语肯定其观点。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即要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无独有偶，在十年动乱后期，中国再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乌托邦思想的传统是大跃进的理论基础，也是让广大民众能够接受大跃进中的疯狂行为的前提。除了乌托邦思想之外，中国领导人和民众中的个人崇拜与迷信权威传统也是导致大跃进的社会基础。对领袖的绝对信任和盲从，使毛泽东的言行带上了神灵的光彩，毛泽东的失误不为大多数人意识到，反而愚昧的去跟随，使得大跃进的灾难更加深重。当然在饥荒面前，民众终于明白“共产主义是天堂，吃不上饭天堂再好也上不去”。（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包产到户资料选》（一），1981年，第361页。）这个时候，那些不会挨饿的空想家们恐怕还没有明白过来，于是就产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新的灾难。
二、不诚实的社会氛围
今天社会上假商品、假统计数据、假文凭、假干部、假学术泛滥，以至于流传一种说法“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其实大跃进的产生与带来饥荒，就是与不诚实的社会氛围紧密相关。从1958年6月开始，全国各地竞相浮夸。这些浮夸到了荒唐的地步，小麦的亩产从2000斤一直吹到7000斤，水稻的亩产吹到10万斤以上。开始河南有的县吹产钢1000吨，后来河南吹到3天产钢300万吨。实际上到了1993年河南全年的钢产量只有239万吨。1958年竟然声称全国粮食产量达到7500亿斤，也就是37500万吨，比实际多出125%。湖北1958年上报的产量是225亿公斤，实际上只有98.7亿公斤，多出近130%。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2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注：《当代中国的云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1958年甘肃静宁县谎报在15天内建了1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25.7万人。（注：《中国国情丛书·静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在一些边远的山区，大跃进的浪潮同样波及。贵州省镇宁县， 1958年全县建了494个厂和 1205座高炉，当时全县仅30万人，平均每250人就有一座高炉。（注：《中国国情丛书·镇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537页。）在广东兴宁县，把20多亩将成熟的水稻并在一亩多的稻田里，号称亩产达到13112公斤。（注：《兴宁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5页。）少数头脑清醒的人在大跃进的狂热中，要么不敢说真话，要么说了效果适得其反。例如广东连县为了“放卫星”，将多亩接近成熟的稻子移到1.07亩地内，收割时又重复多称，然而这些居然是有省、地、县三级领导监督验收的。事后有一万多人来参观，参观者中有直言不讳者，当即被指责思想右倾保守，受到“辩论”和批判。（注：《连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页。）浮夸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 1958年广西办起大学58所。广西的桂平县1958年办了34家大学、学院和科学研究所，理发店成为美容学院，养猪场成为畜牧学院。这个当时只有69.9万人的县，竟然号称有47万人上大学。（注：《当代中国的广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对于那些昧着良心的官员来说，当浮夸失败时就千方百计的隐瞒真相，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由于官员的浮夸，1960年广西的粮食征购量占当年实际产量的42.2%。如果没有粮食征购，1960年广西农业人口人均占有粮食529斤，由于过量的粮食征购，农业人口实际人均占有粮食303斤，可以说过量的粮食征购对广西在1960和1961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有较大影响。广西的环江县在1958年通过把十几亩快黄熟的水稻移到一块试验田和收割时重复过秤的办法，宣称亩产 13.04万斤，成为全国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就是这个县，1960年出现粮荒后县的负责官员封锁消息、隐瞒真相，导致饿死1万多人，该年死亡率高达119.8‰。（注：《当代中国的广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江苏宝应县在1959年实际粮食产量1.7万吨，县委主要负责人却坚持核实产量27.5万吨，以致征购过度。该年农民一年人均口粮只有153斤，每月平均12.8斤，导致出现饥荒。（注：《当代中国的江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在山东陵县的一个公社，实际粮食产量只有1750万斤，浮夸成4431万斤，因此要强行征购粮食1150万斤。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农村干部入农户翻粮食，全公社80%的农户被翻。1958年这个公社有50018人，而1960年上半年就死亡2280人，外流6847人，浮肿病6547人。（注：王贵宸：《农村经济典型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从已经了解的情况来看，河南信阳地区官员的行为是最可耻的。1959年信阳地区的粮食产量只有32亿斤，被官员估计为64亿斤，以官员的估计为标准国象征购粮食9.6亿斤，信阳地区的官员又把征购数提高到10.4亿斤。结果农民一年的人均口粮剩下164.5斤，平均每月13.7斤，每天4.5两，信阳地区成为全国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在饥荒下，公社的食堂停火，出现人员外流、移尸路旁、丢弃小孩的情况。信阳地区官员却不顾民众死活，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非法通过邮局检查扣压民众反映问题的信件。（注：《当代中国的河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当时一些农村把干部名字写在墙上，被认为右倾的人，名字下面就插上小白旗，严重的甚至打成右倾分子。在一些地方居然出现如果基层干部不报高产，就不让回家过年，这种情况迫使许多人说假话。在大跃进的狂热之中，许多官员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也有一些清醒的人，为了自己的仕途而加入到狂热的浪潮中，借机为自己升官铺路。最关键的是整个社会缺乏一种诚实的氛围。在大跃进的一个典型，河北徐水县，其县委书记与副书记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
副书记：“你说一亩几万斤，能达到吗？”
正书记：“是达不到。”
副书记：“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
正书记：“这么喊能喊出大家干劲来，我们不能泻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
副书记：“你得实事求是呀。”
正书记：“那不行，那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注：《徐水县志》，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
巨大的政治压力，加上官僚作风、形式主义的行为，使得基层官员糊弄高级官员，高级官员也再糊弄更高级的领导。一位苏联专家在1960年目睹了这么一场闹剧：在一个工地上，民工已经饿得无力干活，这时传来高级官员要来视察的消息，工地领导要求民工们甩开膀子大干，可是民工无力做到，于是更加高明的办法被用上了，给处于饥饿状态的民工发个鹅蛋大小的馒头，却不许马上吃，要等检查团到跟前才开始吃，而且要慢慢吃，不许一两口吃完。民工们对检查团发出真诚的欢呼。如果检查团多来几次，或许他们能多吃点东西。（注：吕廷煜：《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1958～1965》，红旗出版社，第25页。）基层官员会糊弄老百姓，作为回报，老百姓同样会糊弄基层官员。一位学者纪录了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一个公社官员要求农民加班，挑灯夜战，自己却回家睡觉。过分劳累的农民玩弄了一个花招，大家按时回家，但是把灯火留在田间，随风摇晃。这位公社官员几次发现后，大发雷霆，但是无济于事。（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6页。）
到了不敢讲真话的时候，对不得不讲假话的人也是一种心理负担。195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湖北孝感火车站接见一些劳动模范时对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表示，他不相信其属下的“万斤田”。到了1989年这位干部回忆道，自己实在有些自责，但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不敢报告真实情况，只盼望主席不再追问，快快结束话题。（注：《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页。）当时广西农民的一首打油诗颇能说明农民的心态：
“干部会上吹大炮，社员明知作不到，怕挨‘辩论’强说好，散会以后哈哈笑。”（注：《当代中国的广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
对不诚实的社会氛围的形成，社会精英阶层也难逃其咎。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如郭沫若等，自愿或者不自愿地当了大跃进的吹鼓手，今天如果看到他们当年的大作，恐怕会汗颜。但是这些人的内心并非完全没有良知，大跃进时郭沫若一方面与周扬一起编浮夸虚假的《红旗歌谣》，另一方面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雹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注：丁东：《逢场作戏的悲哀》，《读者》1996年第10期。）
显然，如果整个社会有比较诚实氛围的话，大跃进就不会如此荒唐。在不诚实的社会氛围下，大跃进的闹剧把国家引入灾难。
三、传统生育观念导致的人口压力
困难时期的高死亡率主要是政策失误的恶果，也涉及到前面分析到的一些价值观念与社会氛围。但是导致高死亡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1949～1957年间中国的第一次生育高潮。中国传统的生育观念是倾向于多生育的，在社会稳定时可以保持相当惊人的人口增长率。回顾中国历史，可以看到在每次战乱导致人口大幅度下降之后，在短期内人口规模就迅速恢复。1949年中国已经有5.42亿人口，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解决人口负担的能力表示怀疑。而1949～1958年间中国人口迅速增加，每年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到了1958年达到6.56亿人，在1949～1958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1.14亿人，增长幅度高达21.1%。与此同时全国的实际耕地面积增加不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1949～1958年耕地面积从14.68万亩增加到16.04万亩，增长9.3%。由于国家公布的耕地数量明显偏低，因此有关部门对中国历年的实际耕地作了推算，根据推算在这一期间中国耕地从21.25万亩增加到22.60万亩，增长6.4%。（注：《中国耕地递减问题的数量经济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170页。）显然耕地面积的增加远低于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农业的种植技术并没有较大的突破，自然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没有大的增长，增加的人口给社会带来沉重的压力。人口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国家领导人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急躁情绪，导致大跃进的形成。
1949～1958年间出生的人在困难时期还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孩子，是纯消费者。由于增加了过多的消费者，超过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承受限度，在正常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低水平的生存，在灾荒时期就难逃厄运。已有的研究表明，困难时期孩子的死亡率相对高一些。（注：李若建：《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成长历程和现状》，《人口研究》1996年第1期。）要对第一次生育高潮负责的主要还是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的广大民众自己。
四、结束语
本文并没有全面否定大跃进的意图。对于大跃进，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把大跃进描述成一个仅由极左政策造成的灾难实在过于简单，以致歪曲了历史经过。这一说法无视水利、乡村工业和资本化副业三方面的巨大进步，而这些正是后来乡村发展的关键”。（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8页。）这位学者的意见是中肯的。最后要肯定的是，大跃进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要为大跃进的后果负责的恐怕是我们整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