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十）——关于转型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民主主义论文,话题论文,冷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研究突然又热了起来，这次热同1989年之后那次热相比，无论从背景还是从内容上看都不可同日而语。应该说这一次要客观、成熟得多，可望取得的学术成果也会多一些。然而，意识形态的偏见固然少了，媒体炒作的味道却浓了许多。比如第三条道路问题，仿佛是一下子就扑面而来，让人不得不惊异于信息通讯技术的力量，惊异于学术圈里对所谓前沿问题的敏感。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起决定性作用的就不再是组装信息的技巧，而是学术潜力的挖掘和思想的深刻性。我们觉得，研究第三条道路问题，必须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和更深远的思想传统中展开。这方面，至少有两个大的研究背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考虑：一是因科技革命的推动而迅速变化的时代背景，包括全球化、后工业化、媒体社会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变革；一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运动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对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广泛探讨，涉及到上述两个方面。
从概念的演变谈起
陈：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和实践，以前一般是通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可在近几年的相关研究中，社会民主主义概念出现的频率明显地高起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殷先生和学东都就此写过专题文章。现在的问题是，概念的变化显然不是朝夕之间的事，它作为一个过程，同我们所要讨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过程有什么样的关系。
王：名称变化是转型的内在结果，也是转型的外在表现。与19世纪末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二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整体性的制度替代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逐渐从各国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消失，而当年被斥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却被发扬光大并在各党的纲领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模式，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而是一种由基本价值加以界定的规范性政治和理论思想。此时，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虽然仍然可以互换使用，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显然要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来重新界定，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则起到了把新、旧社会民主主义明确区分开来的作用。至于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的背景下出现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名称和概念之争，主张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尽管表面上的理由是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但实际的目的是要对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转型压力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具体地讲，就是要对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目标和理念进行一番彻底的清理，抛弃一切使人可能会联想到整体性的制度替代的东西，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
殷：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德文是一个词即“ Sozialdemokratie”，这个词既有社会民主党的意义，也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而在后一个含义上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民主社会主义”在德文中是两个词即“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其中的“民主”为形容词，因此这个用语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这说明社会党仍旧以“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为自己的目的。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托马斯·迈尔等人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德文中是两个词即“Soziale Demokratie”，其中“社会”一词是形容词，因此这个用语的主体已成为“民主主义”或“民主制”。和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这一用语如译成“社会的民主主义”也许更为贴切。这说明他们认为，社会党现在应当明确表示它们是以赋予当前的“民主主义”制度以“社会的”内容为目标，而不再是企求用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或（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了。因此，我同意刚才学东的看法，提出用“社会民主主义”代替“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单纯为了避免“社会主义”一词的消极影响，而是社会民主党人改变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解释的表现。而且即使主张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也认为，民主的工人运动已做到在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使资本主义改变成“一种受到社会节制的、开明的和温驯的资本主义”，在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从理论上讲也有可能实现一种不再主要依靠剥削人的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们也都明确表示不打算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或“替代的”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由此可见，争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但另一方面，概念和用语之争的后面却隐藏着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王：主张用“社会民主主义”代替“民主社会主义”的人绝不是要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回归，恰恰相反，他们是要同传统的全盘结构替代方案实行更彻底的决裂，只要求对现行的“民主主义”制度实行“社会的”改良，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更加灵活的策略应付时代的挑战，以克服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此外，主张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还希望“社会的民主主义”概念能提供一个新的思想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能及时排除过时的理念，容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的新思想、新观点。
陈：我一直认为，对“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不能简单地照字面上来理解，比如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社会主义”或“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指某种民主原则，而是指一种政治秩序，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具体而言，就是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议会民主制度；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更不是指传统的劳工运动及其奋斗目标，而是指由各阶层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以期建立起一种团结互助的社会秩序，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现存政治统治秩序不但是完全可以容忍的，而且还是向未来社会渐变的基础；社会主义作为一项广泛的社会事业，一切社会阶层都可以程序不等地为它承担责任。这样看来，似乎可以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解为“在议会民主秩序中动作的社会主义”，以示同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相区别。与此相似，社会民主主义便也可以理解为“兼顾社会要求的民主主义”，以区别于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至于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哪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更乐于使用的，就要看他们在当时当地是需要强调“民主”，还是需要强调“社会主义”了。托马斯·迈尔就明确指出：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中，从开始起就有三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名称被用来说明同一件事，即“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的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的民主主义”。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是非常“灵活”的，他们可以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力量的发展态势，随机地变换概念，并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王：托马斯·迈尔认为这三个概念是等值的。但是，当人们在不同的场合针对特定的情况有选择地使用这些概念时，实际上表明这三个概念并不完全等值，至少不同的使用者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
殷：还有一个问题，过去常讲南欧（法、西、意等）的社会党偏左，中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偏右。而且南欧一般不用“社会民主党”名称，它们用社会党或工人社会党（意大利除社会党外还有社会民主党，是偏右的）。我想过，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党的传统有关，但也和政治光谱的格局有关。例如法国社会党在第二国际分裂成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时属于后者的中派，两次大战之间曾和共产党合作反对法西斯主义，二战后又与强大的共产党并存。意大利、西班牙也有比较强大的共产党，西班牙工社党在二战后相当长时期曾处于非法状态。因此，南欧共产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国有化等问题上讲得比较多。中北欧共产党力量极小，西德的共产党甚至被查禁，后来建立的共产党是东德扶植起来的，力量也不大，连议会都进不去。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可以更多地讲妥协。比如，法国社会党可以与法共搞左翼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本没有必要。它同绿党结盟是后来的事，而且也与一般左翼联盟不一样。但现在看来，原来比较激进的社会党也“社会民主党化”了。也就是说，在社会民主主义内部也有趋同问题，正如共产党和社会党趋同一样。
张：其实，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等等，这些概念已经被人们用得很滥了，现在只能讲具体对象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德国现在有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党，前身是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尽管它被许多人骂作社会民主党化的典型，但是在德国，不仅社会民主党处处要与它划清界限，联盟党、特别是基督教社会联盟还多次把它告到德国宪法法院，说它是一个以推翻现存制度为目标的左翼极端主义的违反宪法的政党。另一个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历来要比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偏右，有人甚至把它划到中右的立场。所以，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下的政治光谱实在是太宽泛了，历史上更是如此。我过去写过不少文章谈论这个题目，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骂倒一切。如果一定要对于这些概念下一个定义，我看笼统地说，从本世纪初以来，它们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改良主义政治力量也就可以了。改良主义本身就是一条中间道路，既不是要推翻现存制度，也不是要一成不变地维护传统制度中的一切，而是要逐步地慢慢地改革。现在的问题是改革这个口号很吃香，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也在大谈改革，所以还要再加上一句，现在它们指的是欧洲范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间偏左的政党。要想把定义作得细致一些，一定要把对象界定清楚，我们要谈论的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范围内的这个概念。对于目前颇为流行的“第三条道路”这个概念同样如此。历史上具有各种不同信仰与政治观点的政治势力都使用过这个概念。现在一说要研究第三条道路，有人喜欢一定要搞清楚，谁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有人喜欢把历史上所有的第三条道路全都拿来，一锅煮。其实只要说清楚今天在西欧第三条道路概念的具体含义也就够了。50年代社会党国际宣布要在国家官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走一条第三条道路，今天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是要推行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第三条道路还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加上社会福利国家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模式。
王：可以认为，第三条道路是对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转型压力作出理论回应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尝试。布莱尔声称，第三条道路是现代社会民主重新得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决不仅是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条妥协之路。它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全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且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与世鹏的看法不同，我认为第三条道路所提供的不是一种社会模式，而是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能将各种政治主题粘合在一起的新的思想理论框架。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趋同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对两者的超越。这种思想，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围绕“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争论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例如有人提出，曾在19世纪代表各种全盘性替代方案的那些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词，即“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已不再能切合实际地标明各大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差别了。现在关键在于各大政治力量之间的方向差别，在于各种社会结构的、经济的和社会福利的塑造替代方案之间的侧重点的差别。当然，第三条道路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更明确、更具体、更具打动人心的说服力，所以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
力量复兴还是理论回归
陈：不管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第三条道路，单就社会民主党人在欧洲政坛上的作用和地位而言，90年代的确经历了一个从危机到复兴的过程。应当说，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是在普遍的悲观主义阴影笼罩下步入90年代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新保守主义的进攻，加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使他们面临着力量和理念的双重危机。这场危机是从80年代开始的，但引起危机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已随着70年代中期战后大繁荣时期的结束而开始出现了。到危机最严重的90年代中期，英、法、德、意四大国没有一个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这样的情况是60年代以来不曾有过的。除了执政危机外，社会民主党的困境还表现为党员人数急剧减少，福利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失去效力，乃至理论上迷惘退缩，出现前所未有的目标认同危机。鉴于此，社会民主主义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不少政治分析家和理论家宣判了死刑。可是，这种宣判显然是忽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只是相对于它的极盛时期而言的，即使是在危机最严重的年头里，它作为欧洲政治光谱的一极也是毋庸置疑的；其二，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实用主义和多元主义为指导，随时随地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保持自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强大地位。考虑到这样两个因素，社会民主主义政党90年代中期以来一个接一个地在欧洲国家重返政府舞台就不足为怪了。截至1998年10月，在欧盟15国中，除了西班牙和爱尔兰，其余13个国家都是社会民主党人执政或参与执政。欧洲政治版图呈现出一片耀眼的粉红色，社会民主主义“再一次恢复活力并发起了反击”。这种现象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作社会民主党人的“神奇回归”。那么，这种回归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回归，还是单纯的力量复兴？
张：危机指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西欧一些较大的社会民主党陆续被新保守主义政党赶下台，回归指的是它们在90年代又重新上台。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特别是两党制，就是为了在执政党出现问题、失掉人心的时候，用走马换将的办法维持国家基本制度的稳定。新保守主义搞了十几年，依据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思想，放弃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实行市场自由化、国有产业部门私有化、打击工会、削减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资本获得了全球化发展的黄金时机，跨国公司的利润以每年15%至17%的比例增长，而发达国家国民经济每年的经济增长不过2%。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越来越厉害，失业者、 无家可归的穷人越来越多。欧洲联盟国家目前失业人口2000万。当年德国失业人口上了100万，这是导致施密特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尔执政期间， 德国的失业人口从100万上升到200万，然后又翻了一番， 达到目前的400万，加上隐性失业，总计600万失业人口，还不应该下台吗？ 科尔倒是想再干上一届，作个跨世纪的德国总理，干满20年，再光荣引退，但老百姓不干。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再不行也得上台。
王：分析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既要看到造成危机的种种客观条件和危机产生的必然性，也要看到西欧社民党的主观能动性和有助于克服危机的各种客观条件，防止落入社会学宿命论的陷阱。社会民主主义能走出危机，实现复兴，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些主客观条件：（1 ）社民党本身根据条件的变化修正自己的理论和纲领的能力，即应变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2 ）长期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已深深地渗透到西欧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中的重要结构要素，换句话说，社会民主主义已深深地植根于当今西欧社会，已同资本主义社会融为一体，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素，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3）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继续存在和发展， 新保守主义的方案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反而将摆脱管制的资本主义最狰狞、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从而唤起西欧国家的选民对新保守主义的厌弃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眷恋，因此在新保守主义的方案碰壁之后，选民们主张再给经过修改的社会民主主义方案一次机会。所以，社会民主党的“神奇回归”是各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社民党人在思想、纲领、路线、政策等方面的调整和创新，是社民党人对自身形象的重新塑造。“神奇回归”决不是昔日黄金时代的恢复，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范式的复活。在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经济为特征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德国社民党左翼代表拉封丹的下台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重返政府舞台，力量复兴和理念回归的因素都有，但都不能估计过高。欧洲政治钟摆就是这么摆来摆去，没有什么神奇的，人们其实早就应该看到，新保守主义搞不下去了。1994年我在《欧洲》杂志发表的《西欧新保守主义》论文中说：“鉴于新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已下台多年，近来随着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的上台，美国新保守主义垄断政坛的时代已告终结。一叶知秋，西欧新保守主义的命运恐怕不久也会有个变化，在‘伟大的政治钟摆’向右倾斜10年以后，难道不会有一个新的转机吗？”
殷：无论是危机还是复兴，都不能估计过高，都应强调主客观两方面。就复兴而言，客观的形势，新保守主义的困境是重要的原因。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观作用也必须充分肯定，所谓第三条道路正是一次重要的尝试。当然，目前社会上对此还抱有观望和批判态度。例如，法国《外交世界》1998年第12期就刊登了3 篇文章批评目前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或新的中派。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师丹尼尔·本沙德的文章《软弱无力的社会民主主义》认为，新的激进中派的眼界超不出在金融市场的细心监督下忠诚地管理利润。英国左派学者唐纳德·萨松在《社会主义100年》一书（1997年版）中也说，德国社会民主党、 英国工党等是“惟一剩下来的左派”，但必须用另一种左派即“左派中的左派”来与它们对抗。
陈：如此说来，复兴的是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那么，问题是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吗？从前面关于概念的讨论中已经看出，社会民主党人是随时随地改变自己的“主义”的。在目前情况下，也许真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蒙德尔所说，欧洲中左派政府的职能是遵循中右派的经济政策，因为它们没有任何采用另一种类型的政策的余地。法国佩皮尼昂大学的让—伊夫·帕拉伊索对德国施罗德政府的分析更绝。他说，施罗德的社会经济观并不是要重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而是要巩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全球地位。通过施罗德的当选，社民党终于从联盟党手中夺回了政权，但施罗德的上台丝毫不意味着期望中的政策变更。他并不打算与科尔政府推行的政策彻底决裂，而只是认为执政已达16年之久的科尔总理已经江郎才尽，理应交班。在科尔与施罗德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血缘联系：作为科尔的继承人，施罗德只是更有朝气、更有活力罢了。1998年10月27日政府的更迭只是换人不换政策，施罗德将为金融界和财界更加卖力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殷：类似的批评还有很多，主要是批评布莱尔的。英国卫报记者苏马斯·米尔纳在《外交世界》1998年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的经过伪装的改良主义》的文章，对布莱尔和布莱尔主义做了尖锐的批评。文章指出，布莱尔不停地表示要继承撒切尔的遗产，他最近还重申“铁女人”政府推动的某些改变是“现代化的必要行动”。他在提到80年代的大批私有化时说，为了使工业部门向改良和竞争开放，这是该做的。他执政伊始就把确定利率的决策权放给英吉利银行，这种“改良”是撤切尔和梅杰甚至都望而却步的。还有紧缩预算，实行保守党已宣布的削减公共支出的政策，起用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担任政府顾问，减少对单亲家庭和残疾人的津贴，规定大学收学费，以所谓“公私合伙”的名义实行各种形式的私有化：运输、医院和监狱等等。布莱尔徒劳地奢望成为一个关于全球性政治理想的先知，他也曾引起国际上对他的真正关注和惊奇，但是“布莱尔主义始终是一个地道的英国现象”。他提出了“伙伴资本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思想，吉登斯还用“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一公式对社群主义作了经典概括，并认为这应当成为“新政策的主要口号”。可是，连布莱尔本人也承认，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这只不过是“一项工程的开始”。所以，布莱尔主义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进一步妥协，是对80年代法国和西班牙社会党政府的政策的补充，也是18年来欧洲最右的政府使左派遭受的政治和社会失败的反映。作者最后说：“布莱尔主义的真正讽刺不如说是在于，它恰恰是在使它产生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已开始衰落时崭露头角的”。
陈：在这方面，若斯潘得到的肯定可能要多一些，法国社会党政府的带有明显左翼色彩的政策实践似乎成了目前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回归的一个象征。
殷：一些左翼学者连若斯潘也批评。比如，丹尼尔·本沙德在他的《软弱无力的社会民主主义》一文中就说，若斯潘政府已多次否认和拒绝选举时的承诺，尽管这些承诺是温和的。它的经济和财政部长康恩是工业俱乐部的创办人，而后者是被称为“工业巨头的游说组织”的。在若斯潘政府下，公共服务私有化加速了。关于35小时工作周的法律，无疑对雇主作了让步，它使32小时工作周的前景消失了，使缩短工时作为增加就业、削减失业的手段之一的可能性消失了。而康恩说，实际上我们的政策是现实主义的和左的。但是为了自己说服自己，应当抛弃常用的尺度，因为左派对公共领域不断扩大的认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至于若斯潘本人，他已对市场经济表示肯定，但认为这不是“整个社会的商品化”即所谓“市场社会”，似乎这二者之间不存在逻辑联系似的。我在上面和这里引用的批评意见，包括陈林引述的蒙德尔和帕拉伊索的观点都是代表西方左派的，也许有失之片面之处，但是的确能帮助我们深入思考问题，恰如其分地估计目前的复兴及其前景。
政治文化更新与纲领变革
陈：正如殷先生刚才讲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影响力的回升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回升除了政治钟摆的惯性回摆，即对苏东演变前后一度出现的左翼萎缩、右翼膨胀的政治失衡自发校正外，也说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通过政治文化更新和纲领变革修正自己的形象，已更好地适应了当代社会。从陆续重返政府舞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竞选纲领和施政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这些东西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似曾相识。我们姑且把它们看作是一场对顺应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全球化、个人主义化、后工业化、信息爆炸、媒体社会等）而重新界定和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的探索。由于环境的多元性，这种进行中的探索不可能拟定一个完整的社会民主主义新纲领，也没有以某种明确界定的新范式为基础，从中反映出来的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国别性是很明显的。
殷：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完成了从阶级党向人民党（或大众党）的转变，而现在布莱尔又提出要成为“商业界和企业界的党”。随着阶级性质的淡化或转化，纲领党向选举党（或选民党）的转化也早已完成。社会民主主义固然一直是坚持制定和不断修改纲领的，但选举时不得不提出适应广大选民要求的口号，实用主义的口号，而不提纲领中的长远目标。这一情况其实在一战前就已存在，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有党员抱怨候选人在选举集会上根本不提党的长远目标和纲领。这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制政党竞选时不可避免的，目前只是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下的新的发展而已。最新的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否会成为以选举时媒体效应为主的传媒党，或者成为既重视利用现代化媒体同时也重视日常的群众工作的交往党（交往是哈贝马斯等人用的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互相沟通）。传媒的巨大作用，在布莱尔、施罗德等所谓新一代政治家竞选时屡屡表现出来。为了迎合传媒势力的胃口，他们往往以有朝气、有活力、有创造性自诩，善于用伶牙利齿推销自己的形象，却用模糊的语言介绍自己的政纲。在价值观念日益变得不再重要的当今社会，政界人物的个人形象往往会掩盖深层次的政治现实。还有，正如托马斯·迈尔所分析的，传媒过度地影响政党的选举战略，可能带来两方面的消极后果：其一，在决定竞选演说的题目和形式时仅仅从传媒效果的角度考虑，使得政治交往同政策的脱钩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再是论题、论证、方案以及对政治行动的承诺，而是个人形象、音响视觉效果等；其二，为了保证以传媒为基准的交往能充分发挥作用，党的最高领导人必然要享有巨大的不受党及其政治意志决定过程束缚的政治行动自由，使党面临专制的危险。
张：前面已经说过，现在不好说已经发生什么纲领方面的变革，到处都变得更加务实，更加实用化，政治理论也是如此。社会民主党本来是重视纲领和理论的，但现在党员和选民对此越来越不重视，因此社会民主党的竞选纲领的社会民主主义特色也越来越淡化。第三条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两难处境中的折中选择。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这本书中列举出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五大难题：（1 ）全球化——准确地说，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全球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2 ）个人主义化——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社会正在日益个人主义化？（3 ）政治上的左与右——为什么人们声称，这种区分已经陈旧过时了？（4 ）政治行动——政治是否正在走出传统的民主中心？（5 ）生态的必然性规律——社会民主党应当如何对待生态危机？吉登斯的理论智慧在于想从两难处境中找到出路，基本上是务实的，不是口吐莲花地大谈空洞理论。有人说，第三条道路是从美国克林顿那里引进的。英国的布莱尔、以前的撒切尔夫人、梅杰首相从来都是从美国寻找政治推动的。他们的政治思辨、政治风格都是美国式的。这种判断有一定的道理。鉴于特殊的历史与文化上的特殊原因（包括语言上的原因），英国一直在美国与西欧的政治对话之中处于桥梁地位。但是也应当看到，欧洲的第三条道路具有自己的特色。新保守主义也是从美国引进的，英国的新保守主义，即撒切尔主义棱角鲜明，在整个欧洲产生很大影响。欧洲社会民主党目前的思想更新首先从英国开始，决不是偶然的。
王：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时代条件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无法做到既坚持自己的传统纲领和政策目标，又吸引大量选民。为了能继续生存和发展，它们只能选择修正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彻底抛弃工人阶级政党的传统形象，向广大的新中间阶级，甚至向有产阶级全面开放。施罗德提出的“新中派”（新中间），几乎囊括了德国所有的社会阶层；布莱尔鼓吹的“第三条道路”，也同样是在寻求跨阶级的支持。
陈：有的分析家认为，欧洲政治正迅速实用主义化，政治理想越来越少，政治实践沦为事务主义。人们更多地为自己的具体权利奔走，而不考虑自己理想的发展。人民的利益仿佛已经完全归结为简单的物质利益，市场哲学由此主宰了政治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或者说市场政治哲学，曾经被欧洲人视之若敝屣，认为它太简单、太粗陋。然而，这种“简单而粗陋”的政治文化正在取代那种历史悠久因而显得有些陈旧的政治价值观，市场政治已逐步为那些最古老、最注重保持自己历史和思想传统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这大概也是第三条道路得以勃兴的一个时代原因吧。
王：前几年人们曾讨论过西欧社会民主党（特别是英国工党）的（美国）民主党化问题，“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提出，是否可以看作是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发展？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不过布莱尔从克林顿那里借鉴了不少东西，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张：在今天经济与文化日益全球化，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西欧社会中厌恶政治、淡化意识形态，个人主义化四处弥漫的背景下，重要的是找到一种能够获得多数居民拥护的具体政策。纲领理论已经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具体政策经常要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所以变得更加重要。第三条道路更多地涉及到政策问题。吉登斯把第三条道路的价值观归结为社会公正，保护弱者与受伤害者，作为自决行动的自由，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没有民主程序就没有决策权利，宇宙政策的多元主义，哲学上的保守主义等。不难看出，这些都是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标榜社会公正，保护弱者，这就与新保守主义划清界限，体现了左翼政党的政治风格。在整个社会到处是个人主义化的今天，社会民主党人把自由界定为自决行动，就是在放弃集体解决方案之后寻求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喜欢把权利说成是无条件的要求，吉登斯认为，随着个人主义化的加强，每个人的应尽义务也应该增加。例如你要想获得失业救济，你必须履行努力寻找工作的义务，不能躺在救济金上面做懒汉。这样就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划清了界限。在一个传统与习惯日益失去影响的社会里，通过民主程序重新建立决策职权，使新的个人主义化与权威协调一致，这就是没有民主程序就没有决策权利的含义。吉登斯提出比全球政策更加广泛的宇宙政策，它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如何对于全球化作出正确反应，还包括如何对于科学技术变革作出反应，如何对待生态问题，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简单地把现代化等同于经济增长。哲学上的保守主义指的是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谨慎对待科学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积极后果与消极后果，对待历史采取尊重的态度，不要片面化，否定的太多，在环境领域尽可能采取防御原则。特别是在家庭政策范围内，促进家庭的凝聚，保护儿童幸福。这方面最近有人写过文章，但是没有说清楚，大谈保守主义家庭政策如何之好，似乎是在歌颂新保守主义，他原来要讨论的题目是第三条道路，这样一来，事实完全颠倒了。
王：第三条道路理论明确提出要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要从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派的理论中吸取生命力。但同时它又断言自己不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条折中、妥协的道路、而是对两者的超越。如果涉及的是传统上左右两派之间的分野所未能涵盖的问题，那么我认为可以赞同上述说法。但是在涉及传统上左右两派之间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时，第三条道路就只能是一条折中、妥协、趋同的道路。有人甚至称它是“给旧选举策略贴上一个新标签”，是“具有人道面孔的机会主义”。另外关于全球化问题，西欧社民党普遍把经济全球化视作对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福利国家的严峻挑战。这一挑战是促使社会民主主义发生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重视全球化挑战的同时，许多党也提出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拉封丹提出“不要害怕全球化”，主张用推动国内改革和加强国际合作来抵消全球化的消极影响，更好地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陈：总的看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确面临着空前的政治文化更新和纲领理论变革。不过，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也为了迎合各自选民的需要，必然更多地考虑本国的利益而作出相应的策略选择。在人们的想象和期望中，似乎有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大家庭”。其实不然，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纲领更新和政策调整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的，相互间的思想和经验交流并不多。尽管现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先后走上了复兴之路，但各有各的走法，各有各的路数。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政坛复兴，“第三条道路”流行于大西洋两岸，显然还谈不上形成某种统一的新政治哲学。
王：的确是这样，欧洲各国对第三条道路的接受程度是参差不齐的，并非像有的媒体所夸张形容的那样，第三条道路俨然已成为欧美民主先进国家的新主流。事实上，法、德等重要国家的社民党推行的政策与第三条道路并不合拍，有些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在法国，若斯潘的社会党政府恢复了国家干预主义的传统，并小心翼翼地避免英美所经历过的那种经济改革。若斯潘的主要改革措施之一是削减工时，推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这很可能将加重企业的负担。在德国，新任总理施罗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是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讲第三条道路，但是他所大力鼓吹的“新中派”和新中派的政策，与第三条道路无疑有某些相似之处。所谓“新中派”实际上也是抛弃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支持，使社民党向全体选民最大限度地开放。而新中派的政策据施罗德讲就是“促进并加强人们的自我负责能力的政策”，这与第三条道路的座右铭：“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施罗德受到前社民党主席、财政部长拉封丹强有力的牵制，对新中派理论一直含糊其词，未作更进一步的阐发。拉封丹是德国社民党左翼的代表，作为党主席他是全党的核心，其党内地位远高于施罗德。他在政府中虽然位居施罗德之下，但其权威却并不逊于施罗德，甚至有人称他是施罗德背后的“牵线人”，是德国“实际上的总理”。在拉封丹的主导下，新政府一上台就撤消了上届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的一些举措，如在解约保护、恶劣天气补助、病假工资等方面有损雇员权益的措施和减少养老金的法案等，同时增加了儿童补贴。以拉封丹为主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及税收改革方案，倾向于照顾社会中下层的利益，而未满足经济界即大企业主的利益。拉封丹主张减轻低收入者的税务负担，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以刺激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他还计划增加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税收，以弥补因减税而造成的国家财政亏空。拉封丹的这些做法与“第三条道路”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与施罗德的新中派理论也难以调和。施罗德反对采用刺激经济界的左的再分配政策和国家干涉主义政策，而主张改善企业投资环境，鼓励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由企业主去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改善解决失业问题的基础。总之，是要为德国经济界创造“友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今年3 月初这两种政见公开爆发冲突，拉封丹于3月11日出人意料地宣布辞去党政一切职务。 施罗德在摆脱了拉封丹的牵制之后，预计将会修改社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和一揽子税改方案，更明确地阐发和贯彻他的新中派理论，进一步向“第三条道路”靠拢。
殷：谈到不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纲领理论变革和政策实践的多样性，首先可以看布莱尔的新工党和若斯潘领导下的法国社会党。这两个党在去年先后取得选举胜利，使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把它们看成榜样，但有不少人认为这代表两种模式，认为布莱尔主要靠的是个人在媒体上的出色表演和对新保守主义的原则妥协，若斯潘则依靠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的信守；布莱尔的胜利是克里斯玛型的，所谓“布莱尔胜了，工党却败了”也反映了这个意思；若斯潘的胜利则更多地代表了整个党。我认为关于布莱尔的说法是相当中肯的，至于若斯潘是否真正能坚持激进的路线并且取得成功，还得等着瞧。
陈：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中，若斯潘的激进立场并不是孤立的，至少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拉封丹和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总书记达莱马可以算作他的同路人。拉封丹长期以来一直是左翼乌托邦的守护者，正是通过他的强有力的影响，施罗德政府在一系列政策上表现出比施罗德本人的政治观点激进得多的左倾色彩。前不久拉封丹的去职，也许意味着施罗德政府在政策原则上将更加明确地向右转。达莱马是1998年10月接替橄榄树联盟领导人罗曼诺·普罗迪担任政府总理的。普罗迪是一个具有天主教倾向的颇受人尊敬的经济学教授和技术官僚，担任过伊利集团董事长，政治倾向与布莱尔、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十分接近。他迫于形势把总理权柄让与达莱马，表明意大利政治气氛仍保留着浓厚的左翼传统。从发展趋势看，欧洲十几个中左政府已渐次分化为两个阵营，即以英国政府为代表的“现代派”和以法国政府为代表的“传统派”，它们在一系列内政外交上表现出虽非实质性却也十分重大的分歧。这种状况使得共建“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的倡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辨。布莱尔、克林顿等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中左政党国际组织来代替旧的社会党国际，更非轻而易举的事。
张：我想谈一点不同意见。不能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简单看作是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继承与延续。对目前许多西方左派的看法要研究、分析，有些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全盘照搬。对于第三条道路的“光谱”要理解得宽泛一些，若斯潘的国家干预主义、拉封丹提议的若干抑制贫困分化政策，都应包括在目前的第三条道路实验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内，有人左一点，有人右一点，允许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方案。这次拉封丹挂冠而去，不好说成是坚持第三条道路与反第三条道路的斗争。他自从几年前竞选联邦总理时遇刺以后，受了很大的刺激。这次坚持把施罗德推上第一线，恐怕和遇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和施罗德的政见分歧不如说是一种分工，一个唱红脸的，一个唱白脸的，分别扮演不同角色，代表不同阶层选民的利益，这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大选前的多次大型宣传辩论会上两个人的讲话中看得很清楚。
改良主义的特性及其命运
殷：对社会民主主义转型问题的深入研究，涉及到如何看待改良主义的特性和命运。从根本上说，社会民主主义是企求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通过利用和改善议会制民主和政党政治，对资本主义制度实现逐步的改良或“纠正”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体系。当代社会民主党起源于第二国际各社会党的右派和中派，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范围内通过议会制民主能逐渐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曾经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参加本国政府，改变了所谓“没有祖国的家伙”的形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曾参加联合政府甚至单独执政，被法西斯势力统治或侵占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参与了抵抗运动和重建国家的斗争，因而更加认为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国家。至此，社会民主党认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过程已基本完成。
王：在社会民主党内，历史上的改良主义是渐进论的改良主义。历史上的改良主义者，包括修正主义者，都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他们只是强调这种制度替代的和平性质和渐进性质。他们往往为了突出当前的改良任务而淡化最终目的，把最终目的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但是他们并不否认这个最终目的的存在。而今天的改良主义者则是彻底的改良主义者，他们认为：在目前高度复杂的社会里，在大多数领域，引向替代方案的通道是狭窄的，而对整个社会来说，主张全盘结构替代方案的想法已不再是明智的，社会民主党人所关心的只是表述和表现一种改良的前景，这种改良就是对非常具体的社会不公正和生态不合理情况实行具体的改变。德国社民党理论家霍斯特·海曼在其《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和2000年的民主社会主义》一书中号召继承并发扬光大“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理论传统”，主张从“不存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全面替代”这一认识出发去制定具体的社会改良政策。
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费边社曾在其纲领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曾建议社会民主党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他们在这里使用“民主的”一词，主要是指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但是在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基本上仍旧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例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由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取得政权（包括中央的和地方的）等。但即使在这时，伯恩施坦也已提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的观点，也就是企图把抽象的民主制即“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一切人的尽可能最高程度的自由”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各国成员党逐渐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取代“社会民主主义”，并以此来和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对抗。这里的“民主”概念主要是针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涉及的主要仍是手段问题，但在政权问题上也并不绝对排除工人阶级政党有朝一日会成立社会主义政府的思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少数左派领导人甚至也不是绝对排除短暂的无产阶级专政（“防御性暴力”），在社会主义意味着公有制这一点上也维持传统观点。到第二次大战后的社会党国际时期，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既然已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体制完全认同，也就接受了这一制度的政治游戏规则，不再讳言自己是改良主义的政党，但仍旧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一些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曾努力推行国有化政策。8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才在观点和政策上逐渐改变对公有制的态度。1997年英国工党废除党章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规定，突出地表明了社会民主党人在社会主义概念上的这一根本性变化。大致到8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有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家强调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是“变革制度的”改良，而不是“维护制度的改良”。不过，一旦在所有制问题上走出这样的决定性一步，再说什么“变革”和“维护”制度的差别，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张：对于资本主义目前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不要太超前。目前封建特权在许多西欧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教分离等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至今没有充分实现。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封建的任务还很艰巨。爱尔兰去年才从法律上允许寡妇再嫁。落后的东西还有不少。加上历史的、现实的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威胁，议会民主制的进步潜力还没有挖掘净尽。从这个角度上说，资本主义还要走很漫长的道路。目前它还有能力克服各种危机，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改良主义也还要走一条漫长的道路，具有长久的发展机会。谁能够适应变化，谁就能继续生存下去，这是一条原则。当然，改良主义势力决不仅仅是社会民主党一家。改良主义内部各种派别将会越来越多，大家都在不断变化。
陈：当今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改革的时代，各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在大张旗鼓地改革。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妥协政治的时代，谈判、契约、法律等等成为最常规而且最有力的武器。随着社会革命逐渐为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所取代，人类社会的进步将主要经由改良或者说改革来实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改良主义应该说是很有发展空间的。我认为，作为一项社会实践，真诚而有效的社会改良（而不是完全实用主义的妥协退让）并不比革命简单、容易，改良也需要勇气、魄力和大刀阔斧。显然，改良以现存的制度、现存的文化和现存的人作为一切运作的出发点，不以它们经过某种形式的经济政策或文化革命“改造”之后可能成为的样子作为行动基础，因而特别要求对改良的具体环境和实施条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改良以尊重现实为前提，而现实给每一个改良者所提供的条件都必定是独特的，因为生活中决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时空。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增加了改良的难度，使其基本上没有先例可循，但却又为它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殷：改良使得各种政治势力的纲领、主张、行为模式都趋同了。比如，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就是自由主义政党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共同建立的。7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滞胀，新自由主义政党主张大力推行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但由于福利制度具有一定的刚性，真正能做到的削减并不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尽管主张维护福利国家，但面对严峻的经济现实也不能不接受或推行某些削减。双方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新自由主义政党要把经济衰退相当大程度地归咎于福利国家制度，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则只是主张改进这一制度。不少自由主义政党已经把与社会民主主义大致相同的基本价值引入党的纲领，作为自己争取实现的目标。这样的结果当然是“趋同”，但这种“趋同”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的。自由主义政党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政党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压力下实际上也在改变自己的面貌以求适应。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既然已经放弃以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替代资本主义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成了主张“有组织的自由主义”的政党，这也就是说它们的向自由主义政党趋同是有深层次的历史的渊源的。当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尽管现在已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为其载体，已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党，成为所谓的“人民党”，但是与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政党相比，它主要代表的仍旧是社会的中下层居民的利益，在政治光谱中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在社会福利问题、失业问题、工时问题、移民政策问题等方面，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政党相比都是采取比较激进的立场。当然，它们在这样做时要受到一些客观的限制并且陷入一些不易解决的矛盾之中。首先是必须服从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其次是中产阶级与传统工人阶级之间在利益和要求方面的差别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适应前者的需要时不得不丧失后者的一部分支持。但这些情况都不能根本改变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中间偏左地位。因为即使再向右偏，它们仍无法与新保守主义党派竞争；同样，即使再向左倾，它们也无法与共产党竞争。它们只有在目前的位置上才能保持其特性（identity）。换句话说，它们必须在不丧失作为社会中下层利益代表的特色的范围内尽量争取更多的选民。而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矛盾、存在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存在所谓“三分之二社会”或“新贫民”现象，社会民主主义也不会丧失其社会载体。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凭借其实用主义和多元主义也力求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调整政策，或者保持强大的在野党地位，或者争取成为执政党或参与执政。因此，尽管苏东剧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曾经遭到过挫折，而且也确实在组织上、政策上和理论上出现过危机，但它们的这一地位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下去的。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国政坛的普遍复兴，也证明了这一点。
王：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联邦议会竞选纲领中有这样几段话，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改良主义的思想特征、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趋势：
“我们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我们合作，为实现我们对现代化和公正的德国的设想而共同努力。我们要填平我们社会中的社会鸿沟，最终完成我国的内部统一。我们要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并过上富裕的生活。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强者和弱者团结互助的共同体。
“我们依靠我们社会中创造效益的人们：依靠高技能的和积极进取的雇员，依靠在家庭和学校中承担养育和教育儿童重任的妇女和男人，依靠富于远见的、有事业心的经理和企业主，依靠具有革新精神的灵活的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依靠勇敢的创业者，依靠训练有素的信息工作者、医生和工程师，依靠富有发明创造才能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依靠有责任感的德国工会。
“这些都是我们所信赖的人。我们同我们社会中这些创造效益的人们一起组成德国的新中派。属于这个新中派的还有那些想在职业中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便实现自己的工作意愿的人。属于新中派的还有那些正在寻找培训和工作机会的青年人，以及一切不甘忍受失业和不公正现象的人。
“我们将同绝大多数公民一起，为德国重新走向繁荣昌盛而共同奋斗。”
陈：围绕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我们谈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谈得很深入，但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有一些问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及阶级、阶层结构的演变，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模式，西方政治文化的新变化（左右趋同、意识形态淡化、新个人主义化等），信息通讯技术革命对西方政党政治制度的影响，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与改革，劳动社会危机，媒体社会的运作机制，以及在这样一些时代条件的综合作用下社会民主党人政治文化的更新、党的组织危机和社会基础的变化、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领导精英与选民的社会学分析等等，是需要我们花大力气长期进行研究的。
殷：我同意你的看法，但还想补充一个重要问题：外交政策。在东西方对峙时期，西欧各国社会党是支持冷战的。但后来基本上都曾努力促进东西方缓和。冷战结束后，社会党基本上也是主持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安全的，同时用很大力量推动欧盟的发展。但是它们在对待俄国和东欧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上，还很难说已经彻底摆脱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它们对美国的霸权既有抵制的一面，也有妥协合作的一面，这在北约东扩、欧盟扩展和干预波黑冲突等问题上都有反映。最近北约以维护科索沃地区的人权为名擅自对南联盟大肆轰炸，牵头的是美国，而英、法、德、意四国的社会党为主的政府一直积极支持，态度之顽强令人震惊。我在前面引述的本沙德的文章还说过：“在传统的欧洲右翼发生危机时，社会民主主义充当了新的欧洲帝国主义的临时代理人”。这句话乍一看似乎缺乏充分的根据，但联系当前的现实来看，确实是发人深省的。对于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这种态度所反映的经济利益、民族利益乃至深层的文化冲突，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和研究，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和作用。
责任编辑注：《热话题与冷思考》（一）～（九）分别见本专题1997年9期、1998年8期、9期、12期和199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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