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国外执政党经验教训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经验教训论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概念。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容可以从不同方面提出，党的十六大报告着重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内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对外关系五个领域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目标。
一般说来，追求执政地位并维护执政地位是每一个政党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目标。现在世界上政党有五千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二百多个，只有海湾国家如巴林、沙特等没有政党。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主要通过政党来实施，政党的性质不同决定着取得政权和维护权利的目的不同。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更好地维护党的执政地位，执政为民、执政兴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从党的历史来看，历来党的建设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围绕着特定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进行的。近些年来，我们党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制度化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如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化党内监督和改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大力推进官员问责制以及有的地方基层党组织选举试行两票制、试点党代会常任制等。当前提出并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以我国改革和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为背景的，这个“关键时期”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我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经济进一步同世界接轨，在与外部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同时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大。去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八千多亿美元，占我国GDP的66%以上，说明我国经济对外依存程度越来越大。加入WTO就要遵守相关规则，诸如国民待遇问题、贸易自由的原则、透明度原则等都要逐步与国际接轨。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我们在政治和文化上也必然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冲击，政治上的西方式民主政治、多党制度、三权分立等政治观念和政治模式不断地冲击着我们，文化上，西方的价值观念对我国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正负两个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但是西方某些国家、某些群体、某些人物却提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昔日的弱者在自己面前讲平等、讲权利，其实现在我国也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遏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因此，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对于西方社会“西化”、“分化”我们的企图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有能力去应对新的形势。
（二）目前仍处于社会转轨时期。总体看，我国转轨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同改革前相比可以概括为“气个主义、两种模式”。“一个主义”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等，这些都没有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我国形成了与计划经济有重大差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或者说形成了同苏联模式和毛泽东模式都不同的邓小平经济模式。市场经济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政治上还没有最终形成一个有别于苏联高度集权、民主缺乏的新模式，建设一个高效、廉洁、有权威的政府还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与新时期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等等。我国的转轨时期与“高风险时期”是重合的，国际公认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认为，人均GDP在一千到三千美元之间的国家处在一个高风险时期。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时期可能是个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进步的黄金时期，也可能是一个经济停滞、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动荡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对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起着关键作用。在上个世纪，一些拉美国家经过不断发展经济，人均GDP达到了一千美元以上，实现了80%的城市化，然而贫困率却达到了30%多，在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同时出现社会持续动荡，学术界称之为“拉美现象”，说明执政党存在一定问题。与其它转轨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和东欧来比，我国高层领导、高层决策集团的决策能力是强有力的并逐步形成了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但从某些地方和局部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开发区的批准和设立，其中有不少存在决策失误。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决策层中主要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起作用，而被看成弱势群体的人群在决策里面的声音很微弱。
（三）面临着发展与公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发展和社会公平问题，比一般国家执政党更为严峻。发展首先遇到资源不足问题，我国主要资源按人口平均是比较贫乏的，水资源人均水平相当于世界的四分之一，耕地相当于40%，能源如石油相当于8.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包涵着社会公平的价值观念，社会公平的基础是发展，否则空讲社会公平只能是“分配贫穷”。社会公平中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是社会保障制度，而我国大部分人仍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之外，广大农村还只能采取救灾、扶贫等不完全制度化的做法。中国不可能回到以前的平均主义的贫穷社会主义，但如果我们不重视发展、效率和社会公平问题，不强调社会主义理念，也会走到偏离社会主义的危险道路上去。有资料显示，中国亿万富翁有两三千人，资产达四千到六千亿，这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在社会转轨时期，执政党怎样指导发展和坚持社会公平，面临着严峻考验。腐败是一种极端不公现象。近些年我国反腐倡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是屡禁屡犯。据统计，目前仅公款吃喝一年就达到一千多个亿；全国公车400万辆，每年消费三千个亿，而据估计公车真正用在公务上的却只有三分之一。如果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节省一半，就可以使一亿人从贫穷到温饱，或者从温饱到小康，每人平均一年1500元人民币，这对很多贫困的农村来讲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果党风有重大好转，这是可以设想的。
总之，在“关键时期”，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也可以说是合格和胜任的；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必须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不行，抛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去寻找中国的出路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党如果不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不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样也是不行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认真研究和吸取国外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
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是同祖同宗的、同一模式的。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很多方面都是仿照苏联模式，这源于苏共取得的历史功绩产生的示范效应。但是，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变化，苏联模式日益显露弊端，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依据本国国情生存发展，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苏东剧变后，我们一方面要着重研究苏东的执政党为什么在执政几十年后丢失了政权，充分吸取其历史教训；另一方面要广泛借鉴越南、老挝、朝鲜、古巴这些国家共产党在执政方面的现实经验，为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党的建设提供借鉴。
为什么苏东共产党执政地位会丢失，主要是因为原来的党所具有的三大优势丧失掉了。这三大优势是：第一，工农大众始终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原本是宽厚的和牢靠的；第二，共产党的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讲铁的纪律，讲全党的集中统一，这是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保障；第三，共产党公开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的同时，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优势。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优势，苏联共产党才能取得执政地位，并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然而，以上优势的丧失也正是苏东共产党执政地位逐渐丧失、最后垮台的主导因素。
三大优势是怎样丢失的呢？
（一）严重脱离群众，丧失了党的执政基础。苏联共产党在执政之后，骄傲自满情绪膨胀，自以为是，严重脱离群众，很多方针政策的出台缺少群众认可的机制，群众一旦有牢骚、不满、抵制就被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就要实行阶级斗争，进行大批判大清洗大镇压，使党实际上走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苏联的全盘农业集体化和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搞的大清洗运动，都使党严重脱离了群众，失掉了民心。
经济上不遵循经济规律，搞脱离国情的赶超战略，对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类似于中国的大跃进，苏联、保加利亚也都搞过。决策机制既缺乏民主又缺乏科学，发展的观念和发展的模式存在着“七重七轻”的问题：重政治轻经济，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在苏联解体前，莫斯科的企业有一半是军工企业，列宁格勒有四分之三是军工企业，已经超越了国防需要的界线。同时，这种“七重七轻”的发展战略不利于经济建设，特别是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长期忽略个人利益的存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相对受损直接影响到对执政党的认可程度，丧失掉了执政基础。
（二）党的民主集中制被严重破坏。党在组织上之所以具有铁的纪律、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就在于民主集中制的建设。列宁当年搞革命时曾提出一个口号：“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说明民主集中制对发挥党的战斗力的作用很大。但是民主集中制在苏东共产党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一是党内权力体系倒置；二是党内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民主权利甚至生命没有得到制度和纪律的保障，党内民主受到严重破坏；三是党内逐渐形成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甚至个人专制。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实行的就是家族统治，全国12个重要部门除了妇联和少先队，其它领导职务都由他自己兼任，完全脱离了群众，党也就失去了战斗力。
（三）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对待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搞形式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搞一言堂的文化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极端教条主义表现为：一个看法半个多世纪不改变，如说资本主义处在总危机阶段，这是1928年共产国际做出的结论，在苏东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条主义阻碍着理论创新，丧失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所谓文化专制主义，在苏联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各种各样的学科是否正确均以斯大林言论为准，完全以个人崇拜作为思想基础。
当然，苏联共产党三个优势的丧失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是斯大林体制的弊病造成的。苏联解体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公开性”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承认多党制，失去了党的政治调控能力和制度保障；二是淡化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实行党的联邦制；三是把所有的干部当成了保守势力，当成官僚阶层统统替换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戈尔巴乔夫自己；四是彻底放弃理论战线的控制，造成社会各种思潮泛滥，党的文化领导权丧失。
苏东剧变后，其他国家共产党在吸取苏东剧变教训的同时，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而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共产党这几年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不搞多党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比如，越南共产党选举中央委员，党员可以毛遂自荐，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不管职位多高，都必须把个人的基本情况公之于众，便于群众监督。
第三，注重抓好党风和廉政建设。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最根本的是要密切党群关系。越共主张要把党建设成源于人民属于人民的党，规定了党员十九条“不准”。古巴共产党规定了国家干部的道德标准，对国家干部有二十六条戒律，包括高干子女不得经商，对干部用公车建立了专门监督机构，干部如果贪污300比索（部长月工资400比索，约20美元）就坚决予以撤职等。
第四，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越南改革开放之前，粮食总产量1800万吨，现在达到3450万吨，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大米出口国。朝鲜也开始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金正日认识到，“没有比抓好经济更为重要的工作了”。
应该说，越、老、朝、古等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对改革的认识、改革发展的进程尚有某些差别。但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没有根基，不稳定又站不住脚跟，各国均面临着实践的考验。
三、重视国外其他类型执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
这里说的“其他类型”主要有两种：西方国家执政党和发展中国家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它们与共产党执政的共同点在于：同处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都在争取执政或维护执政地位；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甚至政治文化（尤其亚洲一些执政党）都有类似之处；西方国家有两类主要政党，其中社会民主党与东方共产主义政党都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派别，它们是西方左翼的政治力量，常常以西方社会广大民众的政治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
这两类政党执政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教训主要包括：
（一）根据国情以及时代和社会发展，提出新的纲领和执政理念。总的趋势是淡化“阶级性”，加强“全民性”、“群众性”；淡化激进性，加强改良性；淡化“主义”，加强政策性。在135年历史中，德国社民党六易纲领，但基本价值观念没有大的变化。英国工党提出“第三条道路”，有的提“新中间道路”，试图在与新自由主义“嫁接”中走出新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既注意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又以中国儒家思想为底蕴，试图融合东西方文明的各自优点，提出了“得人心者得天下”、“有恒产者有恒心”等口号。泰国总理他信1998年创立泰爱泰党，提出“政策立党”，并以此作为建党之本，认为党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契约”关系，人民选你，你为人民制定政策。党的政策符合大多数人利益，执政地位就能巩固。
（二）以争取选民为中心，关注社会利益整合和社会公正。在现代社会，执政党越来越像社会“总管家”，要以为全民谋利益的姿态出现，展示一个开放、开明、宽容、合作的形象。各执政党都注重整合各方利益，协调各方关系，其中尤其要尽力兼顾多数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为此，执政党特别关注社情民意，通过各种渠道增强同选民的联系。德国社民党经常委托民意机构为其做社会调研工作，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督促议员深入选民，推行“议员访问”、“会见选民”制度化，同时实行“有限民主”，注意对社会的调控，特别是严格新闻检查制度。
在注重社会利益整合中，处理民族（种族）、宗教问题十分重要。马来西亚是多种族、多宗教国家，政党的分野也以种族为基础。作为民族统一机构，巫统一直是马来西亚的主导性力量。1974年，巫统正式组建国民阵线，建立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权力架构，“大党得大头，小党得小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他政党分享权力的愿望。
在整合社会利益、协调社会各方关系中，社会公正的原则十分重要。不管执政党愿望与否，不注重社会公正，执政地位就可能发生危机，甚至下台。近十年来，印度单独执政45年的国大党，1996年被印度人民党取代，原因是根本性的社会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在印度10亿人口中，近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5亿人住贫民窟，人民党上台后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8年来GDP年均增长6%，特别是软件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80%的广大民众并未得到实惠。2004年5月大选，选前似无悬念，结果是“泥块”打败“鼠标”，国大党吸取了教训，抓住了社会公正的旗子，标榜“面向穷人”，结果以148：139席胜人民党，农村选区的选民支持了国大党。
（三）廉洁维权，腐败丧权。腐败是击倒执政党的体制性顽症。意大利天民党、社会党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廉政风暴”中垮台的；日本“五五体制”（自民党一党独大）也因腐败等原因被冲垮。执政几十年的印尼专业集团，因苏哈托侵吞钱财在200亿美元以上，民愤极大，全国动乱，导致垮台。相对而言，新加坡、北欧一些国家搞得较好。一是制定严格法律和制度；二是建立党内外监督制度，特别是官员的财产申报和清查制度；三是高薪养廉；四是严惩腐败不手软。
（四）妥善处理外部事务也是重要的经验教训。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交往越来越多，国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执政党在处理一些复杂问题时一旦出现重大失误往往导致政权丢失，甚至亡党亡国。2004年3月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事件，就因西班牙执政的人民党不顾国内人民反对，贸然参加对伊战争而招致的，结果执政经济业绩颇佳的人民党在大选中失败。伊拉克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主席、总统萨达姆则因盲目自大，四处树敌，对外冒险，最后党亡国乱，成为阶下囚。相反，对外关系处理得当，则党兴国盛。马来西亚的巫统搞小国大外交，既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发展自己，又维护了独立自尊的民族形象。德国社民党战后的“新东方政策”、“下跪外交”等政策和做法，使德国取得了国际社会的某些信任和谅解，营造了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
借鉴国外经验很重要，现在的世界，各国共同性东西越来越多。但各国情况毕竟因民族、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而不同。面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从我国国情和党情出发，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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