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社会组织创新与有效性成因探析——基于浙江省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浙江省论文,成因论文,有效性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强化服务职能、精简政府规模和行政权下放”[1]理念在公共管理领域的不断盛行，部分政府职能逐渐向社会组织转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青年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由青年创办的组织、服务于青年群体的组织[2]。已有研究已经就青年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潜在功能作了系统梳理，例如，各领域青年社会组织起到了提升治理合法性、优化公众参与、促成自组织网络、推动治理创新、提升社会效率和公共事务引导控制等有利于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积极作用。然而，目前大多数量化分析仅仅着眼于对其实际作用的描述和概括，并未就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相关机理进行系统梳理；而试图探究机理的研究者们则多从定性方法入手，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启发意义，却无普遍性和代表性。有学者指出，探究社会组织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并达到自身的目标已成为此领域内重要的理论问题[3]；从现实的角度看，改善青年社会组织自身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组织有效性已成为组织管理者关注的重点。 因此，本研究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将知识基础观引入青年社会组织研究领域，为组织创新与组织有效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体来说，运用合法性和知识基础观视角来探讨青年社会组织创新与组织有效性问题。从合法性视角看，青年社会组织获得外部政府支持可被视为组织合法化的过程，借助组织合法性这一战略资源，能够帮助组织获得用于发展的其他要素，以此追求组织绩效等目标[4]；而知识基础观认为，组织创新与有效性的改善离不开知识的获取与利用，借助组织学习能有效增加组织知识[5]。本研究采用定量的方法研究分析相关机理。由于样本获取问题，青年社会组织的相关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我们在相关单位的支持下获得了浙江省253家青年社会组织的第一手数据，为量化分析提供了可能。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制度是组织运行的背景，组织的所有活动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制度结构[6]。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缺乏成熟的市场机制，因而制度因素对于组织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7]。特别是不少青年社会组织依靠政府运作，需借助政府掌握的重要资源进行组织活动。目前，政府对于青年社会组织的支持方式主要包括克服组织发展障碍、增强组织创新的动力与投入等。同时，获得政府支持也可视为这些青年社会组织获取合法性的一种方式。由此，提出假设1与假设2。假设1：政府支持与组织创新呈显著正相关，组织获得的政府支持越多，组织创新就越多，反之则越少。假设2：政府支持与组织有效性呈显著正相关，组织获得的政府支持越多，组织的有效性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组织学习将有助于组织吸收外部知识，将外部知识在组织内部转化、利用，促使组织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当前，青年社会组织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元，组织必须通过学习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组织学习导向[8]是组织内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能影响组织创造和使用知识的倾向。这一导向能主导组织的学习过程，是组织自我更新的基础。由此，提出假设3与假设4。假设3：组织学习导向与组织创新呈显著正相关，组织学习导向越强，组织创新就越多，反之则越少。假设4：组织学习导向与组织有效性呈显著正相关，组织学习导向越强，组织有效性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在当前研究中，政府支持与组织创新以及组织有效性的关系尚不明确，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需要一个中间转化路径的支持，即存在中介变量[9]。一般而言，组织无法实现创新的最本质原因就是缺乏相关知识与信息[10]。青年社会组织有很强的利他性，因而在与其他组织互动的过程中更容易获得信任，从而获得有用的资源与所需的知识。而获得政府支持的青年社会组织在组织合法性方面得到了强化，更容易获取有用信息，使组织对于外部环境以及组织自身有更深的了解与认识。由此提出假设5与假设6。假设5：组织知识在政府支持与组织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6：组织知识在政府支持与组织有效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学习是获取知识的关键渠道。组织学习导向提升了组织向内、向外学习的动力，从而增强了自身知识的储备以及提升了知识整合的能力[11]。对于知识整合而言，组织学习导向是非常关键的前置变量，将正向显著影响知识整合、累积的效果，即组织的学习导向越强，组织所拥有的有效知识就越多。而知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组织资源的观点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同，组织知识的宽度与深度对组织创新以及组织有效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由此，提出假设7与假设8。假设7：组织知识在组织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8：组织知识在组织学习与组织有效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及研究程序 本研究数据来自作者对浙江省青年社会组织的调研资料。作为民营经济强省，浙江省在社会组织发展方面也居于全国各省前列。截至2014年，数据显示，浙江省共有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3.4万个，即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6个。根据浙江省民政厅的估计，浙江省社会组织的总体数量已超过10万个。而青年社会组织已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仅以杭州地区的青年公益组织为例，人员规模从2010年的5.6万人增加至2014年的13.2万人，增幅超过120％。温州地区的数据显示，当地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数约六千八百个，其中青年社会组织达到四千余个，占60％以上。2014年11~12月期间，作者共在浙江省11个区、市按比例发放了350份调查问卷，回收280份。对于存在缺失数据的问卷，采取以下方式处理：缺失与组织客观信息相关的数据，通过与问卷填写人电话联系进行补全；进行第一步后，有3处及以上的问项缺失的问卷将直接视为废卷；自变量、因变量和调节变量缺失的问卷直接视为废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53份，总体有效率为72％。在所调研的青年社会组织中，有7.9％的活动范围在省级，19％的活动范围在市级，60.9％的活动范围在县市级，11.9％的活动范围在街道(镇)，0.4％的组织活动范围在居(村)委会。64％的青年社会组织为正式登记的组织，另外36％尚未登记。 (二)变量测量 政府支持的测量工具来自于Guo等发展的5条目量表[13]，以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价，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举例条目是“政府的政策和项目常常有利于我们组织业务的开展”，该量表在研究中的信度为0.868。 组织学习导向的测量工具来自于Garcia-Morales和Llorens-Montes发展的4条目量表[14]，以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评价，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举例条目是“我们管理层基本认同本机构的学习能力是我们的竞争优势”，该量表在研究中的信度为0.933。 组织知识的测量工具来自于组织学习的测量工具，借鉴了Garcia-Morales和Llorens-Montes等发展的7条目量表[15]，以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评价，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举例条目是“我们能从很多渠道获得与组织活动相关的各类信息”，该量表在研究中的信度为0.920。 组织创新的测量工具借鉴了Garcia-Morales和Llorens-Montes发展的3条目量表[16]，以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价，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举例条目是“我们引进新的管理方式的速度快”，该量表在研究中的信度为0.828。 组织有效性的量表参考了Johansen和LeRoux开发的量表[17]，本文选取了4个条目来测量组织有效性，以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价，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举例条目为“及时回应外部服务或活动对象的想法和要求”，这4个条目的信度为0.861。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将政府支持、组织学习导向、组织知识、组织创新以及组织有效性等变量纳入结构方程，建构了一个整合模型，最终纳入全模型分析的共有23个观察变量。同时，基于数据输入的分布要求，本研究对所有变量都进行了偏度和峰度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偏度和峰度都达到Skewness绝对值小于3、Kutosis绝对值小于10的临界要求。此外，本研究也使用SPSS18.0进行了前期的数据分析。在具体的数据分析中，本研究首先利用SPSS18.0计算了变量的均值、方差以及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关系，并进行了Harman单因子检验；再次借助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了各构念的区分性，最后通过结构方程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变量区分效度及同源误差的检验 首先利用结构方程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的分析结果表明，5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这表明本研究中的五个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同时，根据Podsakoff等的建议，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即同时对所有变量的测量条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18]。结果得到了五个因子，共同解释了73.4％的方差，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8.2％，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没有超过40％，因此可认为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二)描述性统计 表1显示了五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数据结果显示，政府支持与组织知识在5％的显著性水平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63，即r=0.163，p＜0.05；组织学习与组织知识正相关(r=0.464，p＜0.01)；组织知识与组织创新正相关(r=0.589，p＜0.01)；与组织有效性正相关(r=0.604，p＜0.01)；政府支持与组织创新正相关(r=0.176，p＜0.01)；与组织有效性正相关(r=0.233，p＜0.01)；组织学习与组织创新正相关(r=0.427，p＜0.01)；与组织有效性正相关(r=0.417，p＜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