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行为变迁与宏观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行为论文,宏观政策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1-0041-09
居民消费行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体制环境下呈现不同的特征。我国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行为发生一系列变化，这一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政策效应的制约与影响日益广泛。因此，探讨居民消费行为变迁及现阶段的特征，对我国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计划经济与“短缺经济”时期的居民消费行为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受计划经济与“短缺经济”的双重制约，中央在用计划手段严格控制主要产品生产的同时，对居民消费品实行计划定量配给制度。在这一制度环境下，居民不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作出其消费决策，而是被动地接受。所以，消费结构单一、被动消费、消费倾向高、消费水平低等是这一时期居民消费行为的基本特征。
首先，配额供给与被动性消费。建国后，国家为了启动工业化和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实行了低收入、低消费、低物价的配套政策，即政府严格控制消费基金、城镇居民所购买的消费品基本上实行定量配给。从理论上看，定量配给制主要有直接定量配给制、计分定量配给制和计值配给制这三种方式。[1]（P241）这三种形式的配给制度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实施过。从具体的形式看，主要有：其一，对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按人实物配给或低价凭票证定量供应，消费者缺乏应有的选择权，即使有也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到1978年，居民在自由市场购买到的粮食、食用植物油、猪肉、水产品、茶叶、燃料等在0.46％-6.85％之间，鲜蛋、牛肉、羊肉、水果在10％左右，蔬菜为14.67％，家禽为28.56％。[2]（P114）其二，对城镇职工的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实行国家统包方式。对部分党政干部实行按职位的消费品免费配给或低价供应（特供）。其三，对精神文化品采取强制性的配给。
同时，由于产品的短缺，也使得消费者在消费选择中处于被动地位。表现为：一是排队等候购买商品，二是搜寻成本过高，三是强制替代。排队等候是短缺经济的典型特征，这是过多的人追逐过少的商品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规则；搜寻同样是因为商品过少，人们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以便获得它；强制替代反映消费者的被动接受性与消费内容的单调性。总之，在传统体制下，消费者主权为计划者所取代。
其次，高的消费倾向与即期消费。前者指的是居民把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支出。在1978年以前，城市居民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一般在0.91以上，农民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在0.97左右。[3]（P48）实际上，这种高消费倾向实为居民的无奈之举，因为收入低决定了居民几乎须倾其所有才能维持家计。后者是说居民以当期的收入来预算消费，所追求的主要是现期效用最大化。这是由存在硬流动约束和居民金融资产极少等因素决定的。由于存在硬流动约束，居民的借贷收入在其总的货币收入中所占份额很少。1963年，农民借贷收入年人均6.48元，占其货币收入的9.6％，其中向金融机构借款0.53元，仅占其货币收入的0.8％。1964年城市职工借款收入年人均19.91元，占其货币收入的7％。[2]倘若居民拥有其他资产，当然也能做到一定程度的跨时消费，因为从一定数量的资产存量中获得一定收益将扩大消费预算空间。但事实上，1978年以前的居民可用于跨时预算的各种资产数量极小。据统计，1957年、1965年、1970年、1978年，居民人均拥有的各种资产为16.35元、33.23元、48.91元和92.87元，资产与货币收入的比值分别为22％、35％、48％和58％。[2]（P107）所以，居民基本上不能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
表1 1978年城镇职工补贴情况
资料来源：杨圣明：《中国消费结构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最后，无风险预期和时间偏好。1978年以前，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长期稳定。与1952年相比，197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仅为121.6，职工生活费价格指数为125.3，其中食品、衣着、日用品、医药的价格指数分别为129.3、152.3、101.2、107.3。尤其是1965年以后，消费品物价几乎冻结不变，和1965年相比，1978年职工生活费用指数仅为99.2。[4]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的就业基本有保证，退休后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病残伤亡有国家公费医疗等。另外，城镇居民还可以从国家获得各种补贴，如配给消费品的价格补贴、房租补贴等（见表1）。这样，消费者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较小，居民在分配消费一储蓄时，一般不考虑到风险因素，即无风险预期。
二、“双轨制”时期的居民消费行为
1978年以来，国家开始逐步弱化传统的计划分配资源的机制，并相应地扩大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即计划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不断缩减，市场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不断增强。从此，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一个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型”经济体制过渡时期。
对于居民消费来说，“双轨制”具体表现为消费品的供给由市场机制与配给制共同完成，并且市场供给份额逐步扩大。从1978年经济改革看，国家一开始就着力增加满足人民生活消费的农业和轻工产品生产，并逐步培育市场体系。这一改革使得企业产品自销比例扩大，商品性市场消费份额迅速增加，城乡自由贸易市场迅速发展，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1979-1988年中国城乡集市贸易变化
* 1980-1985年商品分类数字为乡村集市数，1986年以后各年为城乡集市数。
资料来源：吴晓求主编：《紧运行论：中国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当然，在这一个时期，不仅在市场的范围和容量上，而且市场的商品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上还是受到国家计划的约束，并且到90年代上半期，商品短缺问题依然存在，市场总体上表现为卖方市场，即求大于供。1985-1988年供求差率年平均为11.8％，1989年为8.7％，1990年为7.06％，1991年为4％。[5]由于是卖方市场，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还要受到限量配给制度的约束，生产者与经营者处于支配地位，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消费者的利益不时受到损害，消费者的主权被削弱。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还在继续运行，非商品化、非市场化的消费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传统福利制度还在运行，导致福利性消费比重很大，包括住房，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各种津贴、物价补贴以及单位分发的实物等。国家用于城镇职工保险福利支出总额1978年为78.1亿元，1985年为331.6亿元，1990年为937.9亿元，相当于当年工资总额的13.7％、24％、31.8％。[6]（P788）住房补贴也是福利性消费的一项重要内容。据估算，1987年国家用于职工住房补贴支出为855亿元，1988年为945.9亿元，相当于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40％和38％。另据有关资料匡算，1990年国家仅对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用于物价、住房、职工福利等方面的补贴高达2324.1亿元，相当于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的63.19％，职工人均享受实物类收入1496.16元。
价格的“双轨制”即国家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同时发挥作用。对于原材料、能源和各种基本投资品，其产量的基数部分由计划调节，价格由国家控制，国家牌价一般低于市场均衡价；产量的超基数部分由市场调节，企业可以根据市场供求自行定价，即同一产品有牌价和市价两种形式，牌价的调整主体是国家，市价的调整主体是企业，双轨市场既不同于国家模拟的计划市场，也不同于竞争性自由市场，而是同时受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调节。
随着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居民的消费行为也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8年初发表的《居民的消费选择与国民经济增长》的研究报告指出，“吃的偏好”与“耐用消费品热”是1979年以来中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两大特点。另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消费选择的自由化和收入的人力资本化，消费者的跨时配置资源能力具备，前瞻性模型对我国消费者具有初步的适用性。[7]这些观点虽各有千秋，但都说明一个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消费品市场化的发展，我国居民消费者行为市场化特征日益表现出来。
其一，居民消费选择权的逐步增强。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品的品种不断增加为消费者提供了选择空间；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市场格局形成，居民通过消费品市场实现效用最大化成为可能。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即对均质性产品需求比重下降而异分性产品比重提高。当然，由于经济短缺依然存在，在90年代中期以前，某些消费品还实行定量供应、凭票供应，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权受到限制。
其二，居民对通过市场配置消费品的机制日趋认同，逐步习惯用市场价格机制来作消费决策和调整消费支出结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居民能从自由市场购买到的消费品数量十分有限。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消费品的配置更多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完成。据测算，1978年我国产品市场化程度仅2.65％，到1990年已上升到45.08％。[8]（P391）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居民消费者行为与市场联系度趋向强化，也表现出居民对市场机制认同的提高。根据对部分省市居民的抽样调查，仅在1985-1987年间，消费者对实行统一计划价格的认同从70.4％降到28.6％；认同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结合的从23.3％上升为56.4％。[9]（P354）这表明，计划体制下与几乎市场隔绝的消费行为体系正向着与市场密切联系体系转化。
其三，跨时预算消费的逐步增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信贷约束程度有所降低。有关数据显示，1981-1991年，我国城市和乡村居民借贷支出占货币支出的比重年平均分别为17.4％和16.7％。其中，城市的比重1991年比1981年提高14.28％，农村提高7.7％。当然贷款额中包含生产性借贷，但剔除了这部分后仍然有一部分可用于消费性支出。另外，表3资料显示，居民耐用财产与金融财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到1991年，居民耐用财产与金融财产在居民财产中所占比重各一半，实物财产比重略高于金融财产。这就是说，1979年以后，我国居民跨时预算消费有逐步提高的趋势。
此外，由于居民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且受经济的多元化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居民消费一度出现了消费过热或超前性消费和攀附性消费等行为。消费过热或超前性消费主要是居民长期受压抑的消费欲望被较快地释放出来的结果，最具体的表征是消费基金膨胀和消费品供求失衡，国家为了弥补市场供给缺口，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从国外进口高档耐用消费品、短缺原材料。对于这一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我国是否存在“消费早熟”的争论。至于攀附性消费行为，在改革以前，闭关锁国使居民对国外经济发展、消费状况知之甚少，国外消费习惯、消费水平对我国居民的“示范效应”十分有限，加上在居民收入水平低和收入差距很小的情况下，居民之间消费水平差距很小，自然无可攀比。然而，改革开放使国门顿开，发达国家的消费品、消费方式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入境，它们从各个层面撞击着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居民消费心理。在国外的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的示范下，国内居民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欲望迅速扩张。经济体制也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进入较高的消费水平阶层，这些人消费行为也成为较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样板，起着消费的示范作用。
表3 1978-1991年居民人均资产存量结构
资料来源：臧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32页。
三、90年代中后期“买方市场”下的居民消费行为
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已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工业化进程正由中前期向中后期转变，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转换已逐步替代粗放式的规模扩张，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1993年下半年采取的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扼制经济中的过热问题，使一度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逐步降温，到1996年底，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但是，进入1997年，我国经济并没有按预期的回升，反而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全国物价总水平连续出现全面下降局面。1998-1999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下降了2.2％，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累计下降了5.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累计下降了9.7％，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累计下降了20.2％，工业企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累计下降了7.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累计下降了0.6％。与此同时，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增幅明显回落，存贷差急剧扩大。
从宏观经济运行看，上述情形的出现，实际是我国市场供给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买方市场已基本形成。因为，一般意义的买方市场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商品供大于求；二是消费者持币待购，且挑选性强；三是市场以“消费者为中心”，以销定产；四是买方在市场交易中主导价格趋势。我国在90年代后期，“供大于求”、“持币待购”、“储币选购”等市场特征日趋明显。第三次工业普查显示，从1995年起，工业生产能力的过剩问题已初步形成，并在此后的几年中不断加深，最后出现了多数消费品持续性的供给过剩。据国内贸易部商业信息中心对610种主要商品的调查，1998年下半年，市场供过于求的商品达206种，占被调查商品总数的25.8％。[10]这种供大于求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为严重，根据对2001年下半年的603种主要商品全国市场供求情况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所占比重已高达82.9％。[11]并且，我国加大体制改革力度，国有企业、医疗养老保险、住房、教育等一系列改革相继出台，加大了居民对未来生活支出的预期。在这一经济制度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一些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消费行为的理性化。从1997年10月开始，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出现持续降低，供大于求的总量格局不断强化，消费品市场上厂家和商家展开价格战。1995至199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分别为12.7％、12％和10.8％；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997年比1996年回落5.3个百分点。虽然市场物价持续下降，但居民消费心理表现出相当的成熟，量入为出成为消费者的准则，尽管市场上各商家竞相抛售商品，但受较长时间物价平稳甚至下降的影响，居民涨价心理明显减弱，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使消费者趋于平稳。
并且，预期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已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将运用他们的有关经济体系结构的知识来形成预期。我国进入90年代初，价格改革的成功已成定局，消费者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适应性和长期的理性预期。这种预期表现在：一是收入预期。伴随竞争加剧和风险责任机制的建立，使铁饭碗的“含瓷量”不断增加，职工的稳定感降低，风险感加大，明显影响到居民的收入预期，总体看，居民收入预期比较差。二是支出预期。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都加大了居民对未来生活支出的预期。由于预期支出大于预期收入，居民谨慎消费趋强。
二是消费行为主权化。一个成熟和完善的市场，最主要特征表现为消费者主权市场，即消费者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消费者主权市场。不仅利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表现出维权意识，而且广大利益未受到直接影响的消费者也表现出维“权”意识，消费者在越来越有意识地维护其“消费者主权”。消费者是“上帝”，消费者有着更广泛的选择空间，消费者心理趋向于成熟、稳定、理性，消费者自身保护意识加强。这一方面来源于消费者自身的成熟，更主要的还在于市场结构改变后对消费本身的影响。
三是提升生活品质的消费行为趋于明显。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式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建国后至1978年，居民消费总体特征是“低水平的贫乏期消费”；第二阶段主要分为两个相互联系又区别的时期，第一时期是1978年至8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的核心是追求温饱为主，第二时期是90年代开始至今，其核心是奔赴小康与实现小康。国家统计局科研所研究小组根据《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规定的指标测算，从总体上看，到1999年我国已走完温饱阶段94.6％的路程。到2000年，全国总体平均水平将进入小康社会的初期阶段，有3/4的人能过上小康生活。
四是出现居民收入与消费倾向非对称性。据对近几年城镇居民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分析结果表明，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收入越低，则消费倾向越高。2000年，城镇最低收入居民消费倾向为0.957，低收入为0.901，中下等收入为0.854，中等收入为0.813，中上等收入为0.783，高收入为0.753，最高收入为0.695，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相差0.262个百分点。对比重占20％的高收入群体来说，有购买力但不购买。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阶层缺乏购买力的支持，而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又较低，结果导致消费不足。
四、完善配套改革与调整供给结构
理论与实践表明，居民消费行为对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及其结构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生的变化出发，采取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与引导居民消费行为以及改善商品供给结构等宏观政策，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与消费结构的合理化。
一般而言，居民消费行为中的居民消费倾向与消费偏好直接影响与制约着社会总产品实现。就居民的消费倾向来说，即使在可支配收入不变下会因消费倾向提高或降低而使消费需求发生增加或减少，国民经济产出水平也会相应地提高或下降。在实际经济中，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低或升降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的，如可支配收入状况、社会保障状况、流动性约束的大小、消费信贷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诸如制度、教育、习俗等。从我国近几年情况看，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制度不到位，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环境和消费心理的剧烈变换，致使收入与消费的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难以形成，是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导因素之一。这表现在，一是改革不规范的福利制度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心理造成冲击；二是工资和福利支出从“双扩张”到“双收缩”使居民收入预期下降，消费行为更加谨慎；三是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使人们支出预期发生明显变化，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消费倾向下降；四是广大农村居民得不到社会保障，消费需求明显不足。从1978-1998年，占我国总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绝对额来看增加了12.7倍，而仅占总人口20％以上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绝对额却增加了14.3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缓慢除受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以外，社会对其基本生活缺乏保障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2]同时，我国当前在收入分配上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据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近三年呈现逐年缓慢攀升的态势，从1998年的0.456上升到2000年的0.458，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13]收入差距拉大、购买力向少数人集中，其结果是制约了消费水平整体的提高。针对这些问题，应采取的宏观政策与措施是：
其一，完善制度配套改革，消除制度的不确定性，提高与稳定居民的消费倾向。近几年来，我国加大了就业、医疗、住房以及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力度，它的意义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改革过程中配套制度的不到位所造成的负面作用。当中，被誉“社会安全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与不健全是导致居民预期心理的落差以及居民即期消费支出减少的重要因素。为此必须完善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加快失业保险制度建设的步伐，积极推进全方位的失业保险，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金和失业保险机制的作用。并且，政府可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制度资金，增强政府转移支付能力，同时尽快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增强居民即期消费的信心。
其二，理顺收入分配机制，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全社会居民消费水平。我们知道，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决定与制约着收入分配的结构，但它又反过来对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机制进行改革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分配机制尚未健全，改革过程中政府对国民收入一次分配及再分配的能力偏弱，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发挥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采取合理的再分配政策，提高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进一步说，不仅应规范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而且应强化再分配的调节功能，扩大国家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与范围。其中，应发挥再分配功能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包括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因为城镇居民低收入者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它与最高收入者比较相差达26.2％，增加他们的收入无疑有利于提高社会总需求水平。
其三，加快农村市场化建设，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规范农村税费，减轻农民负担，多渠道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我国目前城乡居民消费模式正处于向新的阶段转换的时期。农村已走完温饱阶段正向小康社会阶段迈进，所以，农村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和价格下滑，农民增产难以增收，加上农村税费不规范，乱摊派、乱收费等造成农村居民负担过重，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为此，必须着力培育和提高农村市场主体的整体素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健全农产品和农业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实现农村农产品市场与国内外市场的有机对接，摆脱农民增产不增收的被动局面。同时，应立足农村资源优势，依靠科技进步，以市场为导向，开发建设一批有市场、能带动农民增加收入的开发项目。并且，应从源头上控制农民负担加重问题，确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以上所述，主要着眼于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的一面。实际上，在现代经济系统中供给与需求具有同一性，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因曾直言，当今的需求本身就含有供给的成分。[14]（P46）因此，如果将需求与供给二者割裂或对立起来无疑会阻碍经济发展。可见，必须根据居民消费偏好的变化，调整市场商品供求结构。当前，我国居民提升生活品质的消费行为已趋于明显，消费偏好的转变以及新消费热点的出现，客观上要求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产品更新、技术创新，增加供给市场适销的产品和服务。否则，消费结构提升了而产业结构的变化滞后，就会出现消费阻塞，形成供求脱节。近几年来，居民消费结构已明显变化，表现在非食品消费份额的提高，尤其是居民对第三产业产品和服务需求增加得最快。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与90年代前期相比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说明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出现新的发展失衡。另外，从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来看，消费不畅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而支撑着社会庞大无效供给的是某些行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总之，在当前居民消费进入的多样化与高级化的时期，必须加快改变产业的结构比例、经济组织与运行方式，把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从数量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以及加快发展满足居民新的消费需求的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