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性论文,试论论文,社会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自然系统的自组织性
自组织理论是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界生化现象中产生的。在谈论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性前，有必要先来看看自然系统的自组织性。
一个自组织系统应满足下面3个条件，才算具有自组织性。
A.耗散协同性：系统是一有机的耗散组织结构，其组织状态由各序参量的协同——竞争在控制参量的导向下决定。
自组织理论认为，如果一系统不但有一定的边界限制，有一定的“有序”结构，而且这种结构是通过一定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来自动维持发展的，这个系统就是耗散结构。任何生命系统都是耗散结构，一些特殊的化学反应系统（如贝络索夫——扎博廷反应系统）和生物化学反应系统（如RNA自复制反应系统）都是耗散结构。 晶体不是耗散结构，因为它的“有序”结构是静态的，不能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来达到发展。
耗散结构的形成，是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协同——竞争的结果。“协同”指子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竞争”指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排斥的关系。比如，考虑下面的一个仅由3 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
Q[,1]＝50[,e][-2t]
（1）
Q[,2]＝60[,e][-t]（2）
Q[,3]＝2[,e][-100t] （3）
（其中：t为时间；Q[,1]、Q[,2]、Q[,3] 为各子系统的描述变量又叫状态参量）
这3个子系统（在同一爱因斯坦时空结构里）按指数随时间衰减，系统的总体行为是3子系统状态的综合表现，这就是“协同”；此外，系统Q[,3]衰减最快，子系统Q[,1]次之，子系统Q[,2]衰减最慢。这样，随着时间的延续，子系统Q[,2] 将逐渐在这场“竞争”中占上风，即主要由它决定系统的行为（因为Q[,1]、Q[,3]已衰减得差不多了）。各子系统的这些反映系统状态的变量Q[,1]、Q[,2]、Q[,3] 被称为系统序参量，它们决定着系统的运行模式（或规律）。但序参量在竞争中处于什么地位，受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统称为控制参量。上例中，控制参量就是变项系数50、60、2 以及时间常数-2、-1、-100等。显然，正是它们决定了各序参量的衰减速度和量值大小。所以我们说，控制参量对系统序参量的协同——竞争具有导向作用。
序参量的协同——竞争有3种形式：一是互不干扰，各行其事； 二是一方支配另一方，同化对方；三是双方“协商”，按“约定”的方式相互适应。一般地说，第一种是理想化的，所谓互不干扰不过是干扰相对很小，暂作忽略罢了。在实际的系统中，第二种和第三种往往互补。
B.自转换性：它是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耗散结构不仅有结构作用——自发地消耗和散发物质、能量和信息；而且有构成作用——自发地不断加工整理新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新的有序结构。
结构作用可称之为适应性转换，是系统存在的前提。一个活的有机系统，就象一个人，如果不能同环境发生必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要生存下去是不可能的。构成作用可称之为创新性转换，它是系统自发向更高级的有序结构进化的前提。一个活的有机系统，如果总是在同一水平上往复循环，不能自我更新，最终将会由于环境的变迁而不能增加新的适应结构而“死亡”。生命出现以来，有许多种类已灭绝，有许多则繁衍至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有没有这种创新性转换。
然而，系统创新转换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1 ）系统必须是一个能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就是说，开放性应是系统实现转换的前提。（2）系统必须远离平衡态，达到临界点。 这就是说一个开放系统的创新，要有一个量变发展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的原有平衡作用逐渐地减弱（“远离”），系统中非平衡的、创新的因素逐渐增大，新的序参量在它的控制参量达到某个临界点（又叫临界值、阈值）时，得到放大，取得支配地位。（3 ）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必须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或非线性反馈，这里的所谓“非线性”，主要指相互作用的不对等性、非均匀性和非对称性。它在子系统或序参量之间的表现是一方支配另一方，同化对方，再进一步支配其他参量，同化其他参量的循环反馈过程。如果系统中的相互作用都是线性的——彼此之间的影响永远对等，那么，各序参量就不会有显著的发展，只能永远维持原态，系统也就不能更新了。（4）系统必须存在随机涨落。 关于“涨落”下面将详细说明。
C.自调节性：它是系统的另一重要功能。为了能有效地实现转换，系统必须具备对转换过程中所出现的涨落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
“调节”属控制论范畴，它主要指：当系统的某一部分或整体行为与原定的指标水平发生偏离，出现“偏差”或“涨落”时，系统的控制行为和过程。
“涨落”也是系统的一种状态表现，属序参量范畴。“涨落”有三个特点：（1）它是系统局域性的行为。 所谓局域性的含义是：它在空间上可能（与系统相比）是小规模的，在时间上可能是短时间的。比如前面例子中的子系统Q[,3]的作用就可以看作是系统的“涨落”。（Q[,3]＝2[,e][-100t]与Q[,1]＝50[,e][-2t]，Q[,2]＝60[,e][-t] 相比，的确显得有点微不足道）。（2 ）涨落总是企图使系统离开原定的指标水平，使系统产生偏差。（3 ）涨落本身是有内部结构的。涨落具有使系统偏离原定水平的功能，说明它自身确有结构（因为只有一定结构的事物，才能产生一定的功能）。涨落的结构与系统的结构是有差异的，正因为这样，涨落的行为才会对系统的行为构成差异性，形成“偏差”现象。涨落对系统的极端重要作用是：在控制参量的适当导向下，局域性的涨落在非线性反馈的作用下，会产生放大效应，它的内部结构将取代原系统的一部或全部结构，它的行为将支配原系统的一部或全部行为。由于涨落的这种特殊作用，它被当作系统更新的根据或源泉。就是说，系统的创新转换实际上是通过系统对涨落的调节控制来实现的。这就是“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的内在含义。
根据涨落的特点和作用，系统的自调节方式可分为两种：一是消除抑制涨落，旨在维持和稳定系统的“一体化”，不使解体，可称之为“一体化”调节；二是激励放大涨落，旨在加强和发展系统的“多样化”，不使僵化，可称之为“多样化”调节。在实际的系统调节中，两者是互补的。
二、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性
社会系统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首先，社会系统具有耗散协同性。社会本身也是一个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这个系统由大量的子系统（个人、群体、集团、组织等）构成。该系统所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并不是简单地输入和输出。各国的发展史表明，社会系统从环境吸取的东西一方面转换成了维持人们生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另一方面，这种转换还致使建立了一定的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重关系。在这个结构里，形成了相应的社会规范和秩序。随着历史的延伸，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与环境的交换方式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社会结构的功能也日趋复杂多样化，社会规范和秩序也日臻完善。人类已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又要向“信息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进军。可见，社会系统具有把物质、能量和信息转化为维持自身存在，谋求自我发展的“自组织”能力。社会系统的这种特点，与自组织理论所说的“耗散结构”的特点是一样的。因此，社会系统也是一个耗散结构。此外，社会系统内部，还充满了各种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的协同——竞争。这些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活动都可以看成社会序参量之间的协同——竞争。正是社会序参量的协同——竞争才形成了社会系统特有的结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位一体，并使这个结构不断活化、丰富化、实践化。至于在社会系统的协同——竞争中，哪一种社会力量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序参量之间的竞争外，还与当时的社会诸条件有关（这些条件可看成社会控制参量）。一般地，社会系统按什么模式运行，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序参量的性质；而由哪些序参量来充当社会“主角”，则取决于控制参量的“临界值”。
其次，社会系统具有自转换性。从国家产生的时候起，社会系统就不断地实现两个方面的转换：一是把与社会环境——自然和别的国家进行交换所获得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为社会成员生存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转换是通过解放和激发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在适应性转换的基础上，创造出满足人们更高需求的“人造自然”环境和精神环境。由于社会系统充满了人及人的活动方式，这样，社会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既不具备人们理想化的那种“可叠加性”——总体效应只是部分效应的简单相加；也不满足“均匀性”——在不同条件下，同一作用的效果相同；也不享有“对称性”——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大小相同。这些说明，社会系统充满了非线性反馈的作用，正是这种作用才使得一些不利的因素衰减了、同化了，而一些有利因素则增长了、发展了，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另外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反映社会局部、个别或少数人社会活动的社会涨落也总是存在的，这些涨落起到了激发社会活力，发展社会多样化职能的作用。
再次，社会系统具有自调节性，亦即能够进行自组织调节。社会系统为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总要实现一定的转换。在转换过程中，系统将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涨落。所谓社会涨落就是社会系统局部上出现的，对系统原有的指标水平——社会规范、价值尺度等构成“偏差”的人的社会活动。可想而知，社会系统在实现其转换时，如果不能对那些大小不一，性质各异，数量众多的涨落实行调节，这种转换是很难达到预定目标的。考察当今的社会系统，不难发现它同时是一个完整的自我调节系统。无论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政策调节、法律调节，还是反映大众意志的体制调节，自律调节和民主调节，对社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任何自组织调节，不管人们的主观意志如何，客观上都针对社会矛盾的不适应性，因此，其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序上缓解危机、协调社会基本矛盾的各方面关系，从而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调节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对威胁本系统生存和发展的涨落实行消除抑制，即所谓社会一体化调节；一是对促进本系统生存和发展的涨落实行激励和放大，即所谓多样化调节。在现实的社会系统里，这两种调节方式也是互补的。
社会系统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具有与自然自组织系统相同的一般特征；但同时，它还有着自身的特点：
第一，社会自组织严格说来不存在自发性，而是自觉性。这是因为只要是正常的人类，其行动总是受其目的支配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这种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3页）。社会自组织活动中的人，都“知道”自己行动的意义（至于能否实现这个意义则是另一回事），故自然系统中的那种“自发性”并不能准确地描述社会自组织的实质。由于人的自觉性的参与，社会涨落就不能看成是处于人的控制范围之外的纯“随机现象”。涨落对“局外人”也许是随机的、偶然的，但对参与和发动涨落的人来说就不是这样。小的，发动一起争斗；大的，进行一场革命；无不体现了当事者的“处心积虑”。当然，人的自觉性是有层次的。也许在某一范围里人把握了自己行动的意义，但在更大的范围里他却没有意识到。比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他知道蒸汽机作为生产动力的意义，但他未必清楚他的发明对社会进入大工业时代所起的作用。
第二，社会自组织对环境的“适应”和“选择”是能动的，它突出表现在人的适应环境与改造环境的统一和人的改造环境与选择环境的统一上。人当然有着从自然界承袭下来的自然属性，但自然属性的功能往往是有限的。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人便会运用自己的智慧，通过改变环境来增强对环境的适应性。例如，人的御寒功能有限，他便创造了衣服和住房。又比如，人原来只生活在自然环境当中，而现在则生活在人造物质环境（城市、空调等）和人造文化环境（科学理论、文学艺术世界、哲学世界等）当中。正是这种“改造”才扩大了“适应”，反过来“适应”的扩大又促进了“改造”的深化。人类改造环境意味着某种创新。但这种创新与自然界的自我更新不同，它带有价值判断，因而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人的创新不仅考虑可能与否的问题，而且考虑有利与否的问题。人总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比如，抛弃现代文明，回到所谓“低熵”社会；或者相反，无限制地掠取环境资源，进入所谓“高熵”社会；这对人类目前来说，都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但二者都违背人类的价值导向，都不是人类选择的格局。这里我们看到，人类的“选择”拨正了“改造”的方向；而人类的“改造”最终实现着人类的“选择”。
第三，社会自组织活动的主体是人不是物。这就决定了社会系统中的协同——竞争是围绕着人为中心而展开的。人是整个自组织活动的决定者和被决定者，组织者和被组织者；社会系统中序参量和控制量都与人有关，都可以表现为人及其活动方式。这意味着，社会系统不会象自然系统那样，以何种模式运行只能被动地取决于控制参量的自由组合“阈值”和“随机”的涨落。既然人及其活动方式可以充当序参量和控制参量的角色，那么，设想有一个先验的社会系统平衡点“客观地”存在着和等待着是消极的。社会发展的理性实践说明：人“之所以把自己客观化而且参加历史的创造，就是因为他超越现存的情况而趋向可能的领域并且实现所有的可能性之中的一个”（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71页）。
综上所述，可以给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性作一个规定：社会自组织是人类社会发生的一种组织现象，它反映了人类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对环境进行适应，并在一定条件下（开放系统、非平衡态、非线性作用、内部涨落触发等），通过自身的选择，改变环境，从而达到新的、有序状态的社会行为。
对以上规定，还需明确，社会系统之所以称之为“自组织”的，指的是社会系统的行为活动不接受外部指令（例如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并不接受西方发达国家颐指气使），整个系统自我适应、自我更新（例如我国的开放改革是我党自觉领导全国人民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走向新的发展水平的行动）的运动状况；而不是指“自发地”、“无组织地”的行为方式（例如一些胡作非为的社会行为）。这里还要注意一个层次划分问题，在某一层次范围是“自组织”的，在另一层次看来就很可能不是“自组织”的。比如，从一个国家政府根据独立自主的原则，有权自行决定自己内部事务这方面来说，是“自组织”的，但对这个国家内部具体执行政策者来说，就不能说没有“外部指令”，因而就不能说是“自组织”的，而是“他组织”的。
三、认识社会自组织性对开放改革的意义
限于篇幅，这里仅谈两点。首先，社会自组织性所反映的是社会系统在人的自觉实践活动下向更高的有序态发展的客观现实。用自组织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发展，就是“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的循环演进过程。对一个将要从一种有序态向另一种更高的有序态过渡的系统来说，诱发、引进、调节（或抑制、或放大、或维持）涨落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国，开放和改革就是社会系统“通过涨落达到有序”这一过程的内在动力。开放，意味着社会系统与外界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速度和交换量空前增大，这就为孕育、激发社会涨落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改革意味着社会系统在风起云涌的涨落冲击下实行自我调整，它不仅要在整个变革时期承担维持系统振荡但不瓦解的任务，而且要在变革时期充当扶持、放大良性涨落，抑制、衰减恶性涨落的控制角色。就拿现在所实行两个“转变”来说，一方面要按三个有利的原则、多激发诸如盘活、优化国有资产结构的企业重组的良性“涨落”；另方面，又必须注意由于企业重组使下岗企业人员形成待业人员大军而导致不稳的恶性涨落。
其次，一个“自组织”式的社会系统，还意味着它的自组织过程具有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历史上曾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极端疯狂的人（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一些善良的人（如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卢梭等），他们都曾想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安排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但历史却告诉人们，社会系统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自组织”规律和机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仅过去是这样，当今也是如此。美国对越南、前苏联对阿富汗、越南对柬埔寨、古巴对安哥拉的先侵后撤的行动和事与愿违的结果就是明证。社会自组织的这种不接受外部指令，不按某人的意愿行事的“客观性”，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它还缺乏认识，另一方面还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系统的发展是受其自组织水平——耗散协同能力、自转换能力和自调节能力所限制的，系统的变革只能依据这个水平来设计其幅度和速度。换言之，开放与改革作为社会自组织运动过程的动力，应与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水平相“匹配”。动力太小，效率低；动力过大，会冲垮整个系统。为了使得我们的社会（在维持国际和平和国内安定的条件下）实现良性转换，获得新生，应充分使系统“开放化”，让它的各种过程在多层次、多水平的结构上充分展开和发展；要充分相信由能实践会思想的人组成的社会的“自组织性”。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和自觉性，能够对环境的变迁作出积极反应的我国人民，其自觉性和组织性比起过去大大提高了。曾经有段时期，有些同志就担心搞市场经济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变质。事实却表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机制也更灵活、更有效了。用自组织的话来说，我国社会系统的有序度提高了。横向对比一下，我们取得这样的结果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既然能渡过三十年代那样的严重危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能承受住市场经济的冲击波。当然，还必须看到发挥人民大众的创造性、自组织性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加强管理都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行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系统内，前者体现的是系统通过自激涨落来展现社会的多样化结构，后者体现的却是系统通过管理涨落来加强社会的一体化结构，二者都是改革开放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