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的近代科技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康有为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8文献标识码：A
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高度，全面科学地重新审视和评价康有为及其变法维新，从历史的全过程去正视他的“功”与“过”，不应只是局限于政治文化的一贯视角，而且也要从科技经济的新视角去看待这个历史人物，才能有助于再现历史的真实，有助于完整地显现出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爱国救亡图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语），从洋务到维新，由维新到革命，围绕着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科举与学校等问题的争论与探索，延续不断地、反复多次地进行着，贯穿于整个近现代，并逐步由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进而扩展到文化层面，而戊戌变法尽管昙花一现，却是延续这一进程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领导人物康有为，他那执着追求的一生，也因此而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不可避免地显现着进步与局限的双重性。在他尽忠保国的政治生涯中，百日维新时期的变法自强论，戊戌政变后亡命海外时期的物质救国论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孔教保国保种论，构成了康有为救亡图存的爱国“三步曲”。无论是他依托“古今二圣”、“托古改制”，还是“取法日俄”“仿洋改制”，坚持以君主立宪取代封建专制；无论是他关于采鉴日本“殖产兴业”，“以商立国”，“定为工国”的经济主张，还是“其貌则孔，其心则夷”，引西入儒，变革经学的文化观念，不啻在19至20世纪之交的中国，具有“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梁启超语）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深远意义。尽管变法改制是康有为思想之核心，然而他的近代科技观始终是他维新思想的发动机，也是他思想启蒙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虽然，康有为并未似严复那样较系统全面地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也未明确破解近代文明的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但却是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变法改制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联的第一人。他的思想虽脱胎于“中体西用”，并笃信于“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的“西学中源”说，但他革旧维新的宗旨和变革“中体”，以用“西学”的主张，显然已突破了洋务派旨在“取新卫旧”的“中体西用”、“中道西器”的樊篱，从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方面开了近现代化之先河，其思想启蒙的作用，较之“时日极短、时效极小”的“百日维新”更具实效，且影响更大更为深远。他的科技观似一条红线贯穿于由一介布衣“超擢草茅”跻身官宦沉浮政界的整个心路历程，清晰地演绎着并展示了他从激进转向保守，开始“拉车屁股向后”（鲁迅语），一切政治活动“皆以维持现状为职志”（梁启超语）的过程，反映出他那徘徊于创新与传统、经济与伦理以及“尽物之性”（物质）与“尽人之性”（精神）的复杂又艰辛的救国、保国、强国、富国的探索之路的爱国情结。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世界科技革命的第一次巨浪对我国近代学子仕人的深切影响的历史轨迹。康有为从反传
统开始，经批判性的反思，最终走向回归传统；他始于今文经学大师，尔后转变成科学启蒙的教育家，又演化为新儒学的探索者，在他晚年，科技思想完全淹没在保皇保教，与革命派对垒的政治漩涡中。这是“托古改制”的逻辑必然，也是仿效西法深刻反省的必然结果，但是他异化儒教，挑战数千年奉为真理化身的经学义理，以中国传统文化之“名”容西方文化精华之“实”，穿凿中西、附会古今、以求维新，无疑为儒学的“内圣外王”“返本开新”以启示，实为儒学近代化之发端，因此说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儒学家不无道理。长期以来，康有为是作为政治改革家载入史册，然而不论其科技观有多大的局限与片面，不应以其灿烂的政治思想而掩盖其科技观之光芒，他的科技观理应在我国近代科技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康有为“以开创之势治天下”的科技启蒙观
科技启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地（即康有为称之为“外变相逼”）走向近现代化的先导。科技知识、观念的传播和普及起步于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853年至1911年近60年，共有468部译著出版，仅洋务派举办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的译书就有163种，总计1075卷，另附刊32种，占1/3强，康有为的科技知识正是得益于此。他25岁起即“大购西书”、“大讲西学”、“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俛读仰思，日新大进”、“尽释故见”。广博的西学知识和原有的深厚的今文经学义理功底，奠定了他日后成为近代思想启蒙先行者的坚实基础，也使之思想启蒙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囊括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教育、社会风俗、法律制度以及科学技术。当康有为涉足政坛时，人们对西学的内涵的认识已日渐宽泛，早已从格致制器之学，即所谓的船坚炮利之长技，拓展到科技学问、教育体制、政治制度乃至哲理学说。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形成了他的科技观，并将启蒙、救亡、变革三者融为一体。科学启蒙也就成为康有为面对中法、中日战争的失败，力图“转巨石于危崖”的爱国救亡的契入点；也就成为他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针砭相形见绌的封建专制蒙昧主义的有力武器，使“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我神州大陆矣”。康有为认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中国大病，首在壅塞”。皇上“自视如天，臣下隔绝”，“如浮屠十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譬咽喉上塞，胸膈下滞，血脉不通，病危立至”，“故人才隔绝而不举，积弊日深而不发，至中国败坏之由。”[1]这种体制的弊端势必造成举国聋瞽、谘谋无人、自塞耳目、自障聪明，盲目自尊、妄自称大、守旧日愚，故“各国竞鹜于聪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暗，将以求免，不亦难乎？”因此，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大患，莫大于昧”。[2]在《康子内外篇》的《势祖篇》，他还引用《仲虺之诰》曰：“兼弱攻昧，取乱败亡。”鉴于“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的现状，他把思想启蒙的重点和突破点放在能够“起衰振靡、警聩发聋”的光绪皇帝以及权贵大臣身上。他竭力抨击“皆以资格致大位”的“左右贵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畏言兴革，虽“引体尊高，望若霄汉”，却“不知万国情状，其蔽于耳目，狃于旧说，以同自澄，以习自安”。他殷殷恳请光绪皇帝“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扭转帝王“高拱深宫，见闻狭隘，于天下之势，国中* 之盛衰，乃懵然无知”的局面[3]，“行尊降贵，游历师学”，仿行“万国之美法”。当他得知光绪皇帝认真阅览他编纂的《列国变政考》之后，又期望“皇上劳精垂意讲之于上，框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使皇上与诸臣群僚因此而认识到“方今万国交通，政俗学艺，日月互校，优胜劣败，淘汰随之，置我守旧闭置无知无欲之国民，投入列国竞争日新又新之世，必不能苟延性命矣”[4]。的严重性。
康有为对近代科技启蒙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接受了西方近代科技和进化论思想，并运用以变革宋明“理学”和传统教育体制，而且在于他将科技启蒙贯穿于振国兴邦的治国方略之中，与政治思想启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迁都、购械、练兵等洋务派的主张“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在他的《上清帝第二书》中明确提出了他的治国之策是“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以“开创之势”作为治国之策、富国之法，强国之路、保国之本，既是启蒙的目的，又是启蒙的核心，而最终达成的目标，正如《请厉工艺奖新折》中所描绘的前景：“举国移风，争讲工艺，日事新法，日发新议，民智大开，庶几立国新世，有恃无恐”[5]。其一要“审时”“趋时”，即认清形势，跟紧时代。康有为理正词严地驳斥守旧之徒操“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老调，强调指出，随着近代科技“竞尚日新”“非常之变局”，我国已“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虽有高城峻天，亦复无关可闭矣”，必须“知时从变，应天而作”，“世运既变，治道斯移”，速改“一统闭关，尊古守旧”之章法，“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导以日新”，务必“以知新为学识，以日新为事业”。其二，倡导“新学”，“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康有为意图破除守旧之恶习，寄希望于以“清秩高第”、“厚币功牌”，破格奖励制新器，著述新书，通过特赏政策感召国人“争求新法，以取富贵”，从而收到振兴国势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并开创出西方诸国那种“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宜古”的局面[6]。虽然康有为所谓的“新学”，只是“按迹临摹”的“西学”的代言词，且仍是以传统作为其出发点的，不少地方又难免牵强附会，诚如他自己所说“破积习而复古义，启堂构而立新基”，即以西政教西学解读孔教，“提圣法于既坠”，实为旧瓶装新酒而已，难怪梁启超都认为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尽管如此，康有为在援西入儒的过程中，毕竟摒弃了传统经学蔑视科技，片面强调道本器末，囿于考据诠释的陈腐旧章，融进了西学近代的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其三，发展科技，讲求物质。康有为自始至终，视孔教为“维人心而励忠义”的“变法”之本，同时把“讲求物质”放在突出的位置。在他流亡海外时，更强调“国会、民权实赖物质文明”，认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对科技在他所谓的
“新学”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似戊戌变法期间，把发展科技视为“变器”、“变事”的“枝枝节节”[7]。总之，科学技术作为“新学”的组成部分，从观念形态上与传统的旧学决裂，不仅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恩格斯有这样的论断，他说：“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8]。康有为以开创之势治国论既是这一发展趋势的深刻反映，又对“逐渐的革命化”过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康有为的极智极富、争雄竞长的科技比较观
出身广东南海的康有为较之京城权贵更早敏感到中国的落后尤其是科技的落后，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所说：“广东言西学最早”，“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9]。康有为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益知西人治学之有术”，他既欣羡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先进，又由衷地钦佩近代科技之神奇，更感叹近代科学思想之新颖。他不仅吸取了“西人实测”的实证科学，而且运用“合而比较”的比较方法，“观古今之运，通中外之故”，以求打破闭关无知，一统自尊的思维定势，克服由此而生成的“自尊胜而无与比，安怠傲而不求进”的守旧不变局面。他强调指出：“凡物进退赢缩之故，率视其比较而已，有比较则长短、高下、大小立见，而耻心生，惧心生，竞心生；无比较则长短、高下、大小俱不见，独尊自大，不耻、不惧、不竞，无复有求进之心，则退将至矣”[10]。他的比较虽不乏“上述圣贤”的古今比较，也包含有个别的区域比较，但主要的是“旁采外国”的中外诸国的比较。比较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方方面面，侧重点在于商务、铁路、电线、轮船吨位、邮政进款、国债钱粮、铁甲快船，学校生徒，教民人数等财政实力、科技水平和国民素质的比较，汇集于他的“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呈本中，借此“以觇国事、政事、学业之得失盛衰，视其消长，以为法戒，又可以耸动其心”[11]，从而采诸国之良法，求自强之路。
康有为认为“我旧日闭关自大……自以为天下一统，无与比较，必致偷安怠情，国威衰微也”[12]。没有比较，犹如夜行无烛、瞎马临池，祸之将至仍骄倨自喜，国之不国仍瞢然不察。他说：“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船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列国竞进，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百厘难隐”。只有通过比较，认清差距，“翻然变计”，才能避免“昧不知变而屡挫”的命运。“民数以吾为冠，而贫困以吾为殿”，这是康有为进行综合比较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向封建最高统治者敲响的警钟[13]。他还说只有比较，才能激励进取。他指出：“万国竞立之世，最讲进取，比权量力，彼涨则此必缩，无可中立。故改革者所以谋自强，必自强及可言进取。”“全球万国”强盛文明在于进取，这是“天下之公理也。”“故进步者将尺寸比较，并驱争先”[14]。康有为强调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国势骤强”而“凌逼邻国”，根本原因在于“厉（励）学开新”，其“政艺之学日新而奥，阅今百年，乃成此治体”。不仅政治制度胜于“君尊民卑，上下阻隔”的封建王朝，而且“学术之精深”，加之“诱之有方，励之有法”，使“新理迭出、新器骈起。”“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能触者靡，逆之者碎”[15]，与之相比，中国过去正是由于排斥这种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近代学术而处于“事事远逊”的落后境地。康有为十分感慨地指出，正当中国士人学子“日夜吚唔，高呤低唱”，埋头钻研八股白折之学时，西方国家已创造出“量天缩地之尺”，“地球浑天之仪”，“千里显微之镜”，“中西治学”用力方向不同，而结果亦迥异，中国日益衰微，泰西诸国却“横绝地球矣”[16]。由此，他从近代中国的落后的事实，得出了“民之智与愚，国之贫与富，皆视其出新器之多寡觇之。”
日本的著名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曾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路易十四和伊丽沙白女王统治下的法国和英国，近代科学获得显著发展。然而在中国，在可以称为中国的路易十四的康熙帝统治下……虽然出现了对西方文化极大的兴趣的实干名君，在文化事业中有以国家规模投入巨资这样的极好机会……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近代自然科学？”[17]。“西学东渐”始于十六世纪末，三百余年尽管为数甚少的传播近代科学的先驱者的艰辛努力付之东流，但毕竟播下了西学的种子，孕育了维新运动。康有为关于中学泥古守旧，西学劝智求新的看法，可以说从学术体制上初步解答了上述的疑问。从传统的排斥科学的“奇技淫巧”的科技观，到洋务派“船坚炮利”的“西用”观，变被动输入西学为主动引进近代科技，反映了科技进步的潮流势不可挡。康有为在比较中，深切地体会到“今者汽船、铁路、电线、飞球，一器之出，震惊万国，破变教义”，“自是改易数万千年之旧世界为新世界矣”。他以类比事例论述科技进步是国家富强昌盛的坚实基础和有力杠杆，科技先进，一转移间，可富强几十倍，欺压弱国，如巨象之压猫犬；他非常强调科技创新的社会历史功能和科学思想的社会启蒙功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改造落后的中国，奖励创造发明，实行专利，他指出发展科技是变法维新的内在动因，请求清统治者变革中体，全面维新。他列举波兰、缅甸、安南、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守旧之国分割危亡的事例，说明“变法而强，守旧则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道理，并认为即使“少变，徐变”都“无救危败”。他希望清帝“旁采外国，革旧图新，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尤其是“斟酌古今，考求中外”，以俄国彼得改革为“心法”，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政法”，实行“仿洋改制”，走振兴科技的强国富国之路。他指出发展科技是大势所趋，“今为物质之世界，精于物质者强”。他尤其推崇电的发明，认为“电尤物质之至精新者，精于电强尤强。”
康有为在比较了中西“殖产兴业”的产业政策之不同后，领悟到这一差别正是“所行所趋之道相反，故致富致强之道亦适相反”的关键。他指出美、日等国“率举国人为有用日新日智之业”，而我国则“率举国人为无用守旧日愚之业”，仍然坚持数千年之传统操重农贵粟之论，轻工艺，诋奇技为淫巧，斥机器为害心。他说“故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惟有以科技劝导，重视并发展工商业，商若能盛，则民得以自富，而国内因强焉。”他主张推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商、旺商的政策，以取代“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守旧政策，倡导“振兴商务”，开商学，译商书，出商报，立商律，行保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打破封建自给自足的“一统之世”经济枷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改变“举大地最贫之国，以民数匀计之，无有若吾中国之贫者”的贫穷落后的面貌，才能避免被灭亡的命运。康有为把铁络、轮舰之多寡，邮政业发达与否视为衡量列国智愚、富贫、强弱的重要尺度，为此而讽嘲号称“中兴”的洋务新政“数年不能一举事”，劝说光绪“以商立国”、“定为工国”，劝工、惠商，实施尽快发展铁路、机器轮舟、邮政等富国之法，他痛心疾首地告诫光绪帝，“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18]。为光绪帝描绘了一幅商战世界的触目惊心的弱肉强食的结局。但是康有为认为发展近代商业离不开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近代化，指出：“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为此，必须改变“吾中国农业皆数千年旧法，自赵过改用耕犁后未有增新法”[19]的落后状态，采用近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使之“去楛从良，用新去旧”，实现农业技术的近代化。他也十分强调发展机器工业以代替“自生自灭”的家庭手工业，因为在竞争的世界，封建主义的手工劳动是无法与资本主义大生产相抗衡的，这“是犹驱跛羊与骏马争先，使蹶足者而庆厌忌争捷也。”他以自己的家乡广东南海为例，说明在大生产倾轧下，家庭手工业濒临倒闭的绝境，以及落后的农村“壮者走而之海外，老妇寡妻不能走也，坐待毙耳”的悲惨景象[20]，所以，只有“工艺日新”才是摆脱落后穷困的有效途径。不过，康有为并不赞同洋务派那种凡事仰仗洋人的鼻息，他责疑道“安有万里之中国，而事事仰他人者哉？”从波兰分灭的教训中，他还敏锐地注意到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强调指出“欲保国自立者，宜勿依人”[21]。
三、康有为的变法急务，富强至计的科技人才观
康有为认为我国是世界第一的多民大国，却“见削于寡民小国”，原因是我国有五弱：财弱、兵弱、艺弱、民智弱和民心弱[22]，归根结蒂是由于“人才衰弱”，“吾民虽多而愚，不识字者百之八十，其士大夫亦读书，无以通中外古今之故”。他指出，“今万国之势，竞智不竞力，竞生徒不竞兵伍”，国家之强弱取决于人才之多寡，所谓“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23]。
从第一次上书清帝始，康有为就深切感受到变法维新之途坎坷崎岖，于是写下了《乙丑上书不达出都》一诗：“海水夜
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24]。表达了他对如虎似狼阻挠变法的守旧势力无可奈何的惆怅苦恼。他非常清楚改革官制势在必行，也十分忧虑，若操之过急，轻举妄动的后果，故提出“统筹全局，改定官制，事体重大，不能速举也”[25]。他嫉恶如仇于“必死力以阻挠”变法之顽固派，指桑骂槐地借鞭挞“恶言变法”的波兰守旧大臣，愤怒斥责顽固守旧派“不以国之存亡为事，唯以一己利禄为事，故不思外患，惟日事内讧而已”。他虽然曾指望效法日本明治改西服之法，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或学宋太祖“以官优勋旧，以差待才能”，并赞成汰冗官裁冗署，终因深知其难度，而倾向于孔老夫子的“礼失求诸野”，从草茅游士中提拔通新法的人才。造就“新国之才”，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26]。“草创之际，非才不力；维新之始，难用旧人”[27]这就是在维新派与顽固派势成冰炭不同炉、新旧不并用的形势下作出的回答。
戊戌时期，支持变法的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之艰难在于“恃守旧法为生涯，倚弊政求衣食”之八股取士充实于天下，一有兴革，必群起而攻击[28]。维新志士严复更列举了八股取士的三大罪状：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废科举、兴学校已成为维新派培养造就中国近代新型人才势在必行的重大举措，而康有为则是这一近代教育改革的始作俑者。他敏锐地洞察到科举制度已成为国家无才可用的病根，故“西人谓吾无教之国，降之为三等野番”。因此八股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他大声疾呼“人才之兴在于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且身体力行“为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地培养“通世界之识”的“有用之才”，以“济时艰”。1891年他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就是一所“以多读西书为功”，着重传授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学说的新式学堂，学子应读书中，江南制造局的有关声、光、化、电、重等科学著述数十种之多。正如张篁溪《万木草堂始末记》所述“广罗英才，而教育之，求广大之思想脱前人之巢臼，开独得之新理，寻一贯之真缔”，实是康有为办学之宗旨。他除了主张改八股为策论，发展乡学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校外，还极力主张走日本的“兴学之道”，开馆译书，派人游学，创办学会，他说：“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游学，有学会，五者皆以智其民者也。”他认为，“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计百之群，不如累合什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29]，学会的功能在于“群人共学”以“联人心”，这就是他组织强学会的目的之一。
在康有为“广教育而成人才”以挽救危亡，振国兴邦的维新举措中，很强调在普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基础上，重点培养三方面的人才，即培养会通中西的通才，各类专门人才和本国的技术人才，这就形成了康有为的科技人才观。虽然应变法之急，成就政治之才是火烧眉毛的事，但是康有为深知变法维新更需要“百政具举，诸学并通”的通才，尤其是要通资本主义的西学、新学，如“万国”史学、公法、律例、政教理法、商务、机器制造、营建轮船、铁路、电线、电器制造、矿学、水陆军事，尽可能“博揽兼收”。他把中国人才衰弱之由，归之为不能会通中西两学，为此他极力主张贯彻“立贤无方”、“惟才是用”的方针，“尽拔天下通才”，“妙选通才”，授以事任。可见康有为所说的“通才”首先是通新法的变法维新之才，然后又是精通西学的经济科技之才。尽管康有为认为不通经史，不讲先圣经义“而能为通才任政者无之”，也“不可言经济”，但是他仍把“举行经济之科”，“专门讲求经济”视为“变法之要图”。他看到西方国家几十年“人才蒸蒸”，农工商亦“皆有专门之学”，每创一业，必立一学堂，驾驶、铁路、电报、丝业、制茶、制糖、制磁、制面、开煤、炼钢、纺纱、织布无不有学堂，故一材一艺之微，万事万物之赜，皆由于学，故能精新。相比之下，我国士大夫多数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不学无术，故无才可用，因此培养专门人才十分必要。康有为所说的专门人才，是指天文、地舆化光、电重、图算、矿律、也即是科技人才和经济人才。他指出农工商皆有新学，是富国之要图，救贫弱之首务，但“皆不出于举人、进士，而皆出于童生”，即要从小培养。他主张讲求“万国”所学，各具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皆分立学堂，延师教习使之成为培养专门人才的摇篮。在他的变法措施中也提出要设经济以理财政，设专科以励学开新，设商部以振兴商务，选拔任用“能任事”的专门人才，加速农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非常注重培养本民族的技术人才，反对一切皆用洋人的做法，他尖锐地批评洋务派主办的企业忽视本国人才的培养，一味聘用外国技师，购买外国机器“是虽有亦籍寇兵而已”，他认为不开学校培养造就各类人才，改变人才匮乏的状况，“无以为士农工商之本；不注意士农工商，无以为富国之本；不富国，无以为用兵之本”[30]。
康有为的科技观已从器物层面推进到人才层面，并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把科技教育、人才培养与制度变革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科技教育制度化的序幕。正因为如此，“百日维新”的政制变革的失败，顽固派废弃学堂恢复八股的倒行逆施都不能中止新式教育制度的发展趋势，更遏制不住思想解放、科学启蒙的洪流，人们“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这就为嗣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与组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