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于阶层关系和谐的社会价值观建设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阶层论文,价值观论文,和谐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0]09-0110-05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促进社会阶层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阶层关系的和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展开，本文主要从社会价值观在和谐阶层关系构建中的作用的视角进行探讨。在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社会价值观的内涵。“人与人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的场合被称为‘社会’；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2](p53)；“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一套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调节社会关系（个人与其他主体——如家庭、外人、集体、政府、国族——的关系）和行为的、如果违背将遭到社会制裁的规范体系，包括道德、价值观念和信仰”[2](p78)；“归根到底，社会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社会性事项与达成个人及其所属群体利益之间的利害关系或功能关系的认知。任何社会价值观都是当事者追求达成个人及其所属群体利益的宣言，从来没有脱离了当事者个人及其所属群体利益之利害关系或功能关系的社会价值观。”[3]综合起来，社会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是调节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是对社会成员之间“利害关系或功能关系的认知”，主要强调的是关于社会成员关系的“价值观”。本文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之所以从社会价值观建设的角度探讨促进阶层关系和谐的问题，是因为社会价值观的和谐度是衡量阶层关系和谐与否的重要维度之一；社会价值观直接影响到阶层关系的运行规则；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不仅包括利益关系的和谐，而且包括价值关系的和谐；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既需要法律、制度的规约，更需要公民的善德；社会价值观建设有助于整合社会阶层关系，化解阶层矛盾和张力（关于社会价值观建设对于和谐阶层关系的重要意义，笔者将另文讨论）。我们认为，在现实中国的社会场景下，有助于构建和谐阶层关系社会价值观建设应从如下几方面展开。
一、营造有利于和谐社会价值观形成的社会环境
有助于阶层关系和谐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创造适于和谐社会价值观形成和完善的社会环境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因为“贫困是产生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发展则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发展才能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生活更加和谐”[4]。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价值观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价值观有着很大的不同。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但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成熟和完善，现实生活中影响社会关系的社会价值观方面的诸多问题和缺陷即根源于此。因此，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大大有利于和谐社会价值观的建设。
（三）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结构的转型和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是分析现实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目前我国社会阶层关系的不平衡、社会价值观的不和谐是与阶层结构的不合理密切相关的。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不合理有不同的概括，比如“两头大，中间小”的金字塔型结构，“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甚至有学者提出社会结构的“断裂”，这些概括虽有差别，共同点就是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距离现代意义上“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者占人口多数的橄榄形阶层结构尚有较大距离。不合理的阶层结构导致利益结构的不合理、不公正。社会各阶层价值观的共同性是以利益共同性为基础的，只有通过社会政策的调整和优化，公正、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加速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才能为和谐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提供基础和前提。
（四）发挥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的作用。20世纪40年代，甘地在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时指出：“如果能按照我的意见改造我们的国家，那么将来的社会秩序就重要地建立在手纺车及全部意义的基础上，这将包括促进村民福利的所有东西在内。”[5]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反复强调民情是使美国得以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民情“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6](p332)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调节社会关系和行为的规范体系，包括道德、价值观念和信仰等，我们非但不能抛弃这些传统的思想文化因素，而且需要在这些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价值、理念、规范的基础上，建设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价值观和思想文化。
二、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中负有重要责任
在社会价值观体系中，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处于不同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如果把社会价值观体系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可以区分为“根干层”（“根干价值”）和“枝叶层”（“枝叶价值”）。“作为一个成熟社会的最基本特征，是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之间，或各社会成员及社会群体之间，其社会价值取向的枝叶层可以各有偏好，但在其根干层具有无需相互解释的认知一致性，或者说，在对最基本的价值问题的判断上持有相同的准则。”[3]“根干价值”即我们常说的核心价值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具有真理性、普惠性、共享性[2](p160-168)。在这里，“真理性”指的是它是人们对于世界和社会本质的正确而透彻的把握，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反映社会整合的规律而具有真理性；“普惠性”是指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应该使每个社会成员都从中受益，尽管有可能是差异性而不是平均性的受益；“共享性”是指特定核心价值的内容和精神实质被社会尽可能多的成员接受、理解和信奉，并且因为“融在血液中”而身体力行。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兹在分析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出现的繁荣景象时写到，在这一时期“虽然不是完全没有紧张、敌视，但大家对社会基础的基本价值，却有相当一致的默契。这的确是一个社会的奇迹，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丰饶羊角是一个经济奇迹。”[7](226)在这里，罗伯兹将这种基于基本价值认同的“社会妥协”或“社会共识”(consensus)视为支撑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大厦的四大基石之一。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执政党和政府在促进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核心价值观从来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国家有意识地构建和推广的。”[8]（前言）二战结束以后，德国在社会重建的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到社会和解的成功转型，其中的原因很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领导者和社会精英在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理念基石之上，提炼出了具有包容性的核心价值，最终在德国形成了普遍得到认同的基本价值：人的尊严；自由；公正；参与；社会团结。正是这五个方面的基本价值，成为支撑德国社会从分化、分裂走向和解、融合，从民族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基础。[9](P72)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国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其内容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是以当代新儒家的社会思想为核心，兼容其他东方文化而由政府倡导的“新加坡人”的价值体系。[10]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其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和价值观构建的政党，十七大报告提炼和概括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这是引领和谐社会价值观建设的思想指南，要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核心价值体系，使其为每一位社会成员所接受和掌握，自觉遵守和奉行。
三、开展富有实效的公民教育
康德曾经说：“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除了教育从他身上所造就出的东西外，他什么也不是。”[11]（序言p3,5）。詹姆斯·布鲁斯在关于南美的著作中写道：“教育如不能使人成为好公民，至少能使他们更易于成为好公民”[12](p38)。公民教育在和谐社会价值观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点无需赘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公民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面临着明显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2](p83)“作为价值社会化主要渠道的学校、媒体遭到市场力量的严重侵蚀”，在很多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成了“例行公事”，“不但难以收到思想教育的效果，反而会造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感”，“一直被人们看做高尚、神圣、伟大的教育事业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媒体的宣传“往往满足于照本宣科”，其结果就是公民教育的效果打了折扣。因此，公民教育的关键是如何实现社会价值观内化为公民的思想信念、收到实效的问题？曼纽尔·卡斯特指出，“认同尽管能够从支配性的制度中产生，但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在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认同。”[13](p5)社会基本共识的形成，“不是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简单统摄，而是来自政党、国家与大众之间的互动与沟通。政党和国家在领导社会中所提出的共同理想和核心价值，为凝聚社会基本共识提供了关键性的资源，但是这种资源要转化为社会与大众的共同意识和共同认同，还需要一个艰苦的转换过程。为此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公民教育体系，而在这其中，不仅要把共同理想和核心价值整合为能够为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信仰和价值，而且要将公民教育与社会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建立两者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机制与体系。”[14](p50)这就为新时期的公民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不断创新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使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的社会价值观和思想理念入脑入心，并见之于公民的行动。
四、重视价值矛盾或价值冲突的调控工作
在当代中国的场景下，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方面存在矛盾甚至冲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成为阶层关系失衡的诱因之一[15]。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同时存在几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社会规范，属于不同价值观念体系的人群会在职业声望的评价上产生根本对立的观点，以致产生分裂性的社会评价。[16]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意识，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17](p266)因此，客观、理性的看待价值矛盾和冲突，科学的做好价值矛盾和冲突的调控工作，就成为和谐社会价值观建设的不可缺少的工作环节。
（一）应该承认价值冲突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常态化或不可避免性。中国的先贤指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18]美国学者托夫勒说：“冲突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19](p489)，著名政治学家达尔则认为：“人们不可能在每一件事上都与每个人一致，所以某些冲突是不可避免的。”[20]170矛盾和冲突是世界运行的常态，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阶段，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矛盾和冲突具有不可避免性，我们不必为社会迅速转型背景下价值冲突的显现而过分紧张。
（二）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价值冲突。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关于社会冲突功能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和正确处理价值冲突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21](p264-265)。科塞把冲突视为价值观、信仰以及稀少的地位、权力和资源分配上的斗争。他把冲突原因分为物质性关系和非物质性关系。其中，物质性关系的冲突是指权力、地位和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均；而非物质性原因则是指价值观念和信仰的不一致（亦即价值冲突）。科塞认为，冲突只要不是直接涉及基本价值或共同信念，其性质就不是破坏性的，而只能对社会有好处。他举例说，天主教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冲突，但只要这些冲突不涉及天主教的基本教义，这种冲突就不会危及天主教本身，而只会对教会有好处。信徒们对如何选择主教和教皇有异议是正常无害的，但如果涉及到是谁创造了世界，就意味着动摇了信奉教义的基本立场，就是有害而无益的。在这里，科塞把导致冲突的非物质性原因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把它当成了最基本的分界线。而把那些不直接涉及价值观、信仰的冲突，视为有利于整个社会系统和群体原有结构的完善以及新规范的制度，否则会造成整个系统的混乱、瓦解和重组。在对社会冲突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原因作了上述区分之后，科塞还分别就社会冲突产生的这两种方式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冲突的非物质性原因起源于“社会合法性的撤销”，而这表征着人们对现有制度怀疑并缺乏信心，不再接受现有制度为合理合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需要进行价值冲突的合理调控。科塞论述对我们的启发，就是在承认多种价值观共处的合理性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类型的价值矛盾和价值冲突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价值冲突，一般不宜采取简单、激烈的方式，应该区别不同类型的价值冲突，采取不同的原则和方法：首先是积极引导，以核心价值体系统一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观念；在多种多样多层次的价值观中，凡是与核心价值体系相容，只要对社会建设有积极作用的，有助于阶层关系和谐的，在当今社会形势下都可以肯定，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化解社会冲突尤其是价值冲突，简单的防范和压制不是最好的方法，通过建立利益表达机制和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改善言论和舆论环境，引导社会成员进行讨论和协商，既可以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也有利于社会成员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形成认同，从而缓解价值冲突；控制底线，现代社会的健康运行离不开对于底线伦理或准则的坚守，现实生活中底线频频失守，其严重后果是将会威胁到社会生存基础的稳固，甚至导致社会生活呈现出西西里化的局势，和谐阶层关系亦将无从谈起[22]（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代序））；对于错误的社会价值观必须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抵制，因为这种类型的价值观将会极大地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团结。
（三）建立社会价值冲突的监督和预警机制。凡事预则立，冲突的形成与爆发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间会显露出某些信号或苗头，如果能够建立起对于社会价值观的监督和预警机制，对这些信号或苗头给予充分的警觉，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判断，科学地进行引导和调控，将会大大地促进和谐阶层关系的构建。基于此，“要在价值观研究中引入定量分析等科学方法，逐步建立一套价值冲突的预警系统，以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主动进行调控，使价值观沿着准确的方向发展，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健康有序。”[23]
五、和谐价值观建设人人有责，社会精英群体理应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和谐社会是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社会，无论是社会精英群体还是社会基层群体，每个社会成员在和谐社会价值观建设方面都负有相应的责任，即“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不同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发挥的功能亦当有所区别，社会精英群体更应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主要理由有二：
其一，一般而言，社会由三种基本的精英群体构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其基本特征是具有较为优越的经济状况、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位置、较高的社会声望。居于较高社会位置的阶层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能否在促进和谐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来说所起的作用并非无足轻重。在16-19世纪，“把英国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联结起来的纽带是一种共同的绅士风度。”[24](p356)“绅士风度是英国民族精神的外化，它是英国社会各阶层在向上流社会看齐的过程中，以贵族精神为基础，掺杂了各阶层的某些价值观念融合而成的。这种融合是一种长期的过程，它既非完全是贵族精神的翻版，也非中等阶级或劳动人民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25](p410-411)社会精英群体价值观对社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规模很小的群体。虽然精英群体人数很少，但其能量巨大，特别是政治精英，往往对全社会甚至对一个时代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精英人物，特别是政治精英人物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尤为巨大”[26](p302)，社会往往对精英的道德角色和功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和期许。比如，现代社会中，政府官员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社会对他们不仅有政治方面的要求和期望，而且还有道德方面的要求和期望。沃拉斯在《政治中的人性》中，将政府官员的政治道德视为“进步的希望”，认为政治行为一方面具有与其他社会行为共享的道德准则，“比如我们人人都必须做到仁爱、诚实和勤劳”，另一方面，政治行为还应遵循特殊的道德准则，“在政治中，这些特殊品格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乃是政治家据以形成自己的见解和宗旨的方法与他影响他人的见解和宗旨的方法之间的关系。”[27](p110-111)再比如，目前社会普遍希望新社会阶层中的精英人士（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至于知识精英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方面应当肩负的引领、示范和传播作用更是毋庸多言。
其二，在目前中国社会，精英群体与社会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张力，良性互动的阶层关系尚未形成。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精英群体在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显现，在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普及现代理念、创造社会财富、激发社会活力以及推动现代制度的创新，对于推动新型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均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精英群体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对于社会不公正现象，在不小的程度上、在不小的范围内起着诱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28](p147-221)客观地说，目前我国社会中精英群体在道德和价值观方面的角色和作用，与社会的要求和期待之间尚有较大的距离，贪污腐败、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炫耀性消费、对弱势阶层的冷漠等等，往往成为被诟病的现象，也是影响阶层关系和谐的重要现实因素。社会精英群体所秉持的价值观及其实际社会行为与社会大众的期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并且往往成为引发阶层间、群体间矛盾或冲突的诱因，迫切需要社会精英群体充分意识到需要担当的道德角色和使命，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在和谐社会价值观的培育和维护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增进社会和谐作出其他阶层不可替代的贡献。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论证精英群体在社会价值观建设中的作用，并不是说其他群体在社会价值观建设中就没有责任和使命，而是为了突出强调社会精英的角色和使命。
标签：社会价值观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精英教育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