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海外华人论文,伦理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对目前有关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发展关系探讨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评述，进而深入分析了儒家伦理在海外华人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条件，论述了儒家伦理能促进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动力，其自身必须实现义利观的核心转换。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古老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融合。
关键词 儒家伦理 海外华人经济 家族企业经营模式
近20年来，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经济的发展，已为世人所瞩目。海外华人经济成功的原因何在？这自然成为国际学界研究的新课题。本文旨在分析儒家伦理在海外华人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条件、它自身演变与功能转换，以及儒家伦理如何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化的促进因素诸问题。
一 儒家伦理：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抑或阻碍因素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崛起，人们发现似乎存在一个与西方工业化或现代化不同的东方模式，即“新儒教国家”〔1〕。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都属于儒文化圈内， 都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于是，一个似乎在本世纪初期就已论定的韦伯基本命题——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受到了挑战。90 年代以来，在“东亚经济”这个范畴中，人们格外重视对海外华人经济的研究，这是因为海外华人经济成就确实令世人刮目相看。据不完全统计，至1993年底，海外华人外汇储备总额已达约2231亿美元。据英国《经济学人》1992年7 月的一篇文章估计， 除港台外， 华人资本总量已在1500亿至2000亿美元以上。80年代初，曾以《大趋势》一书闻名于世的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于1996年初又推出新著《亚洲大趋势》〔3 〕。在这本书中，他更耸人听闻地写道：日本的经济地位已呈下滑趋势，“代之而起的是生机勃勃的海外华人集团势力”、“跨国的海外华人经济圈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势力”，正是海外华人“这群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团体，把亚洲经济推向巅峰”。奈斯比特以其惯有的大视角把“华人经济”话题的热度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把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乃至东南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稍加归纳的话，大致有以下三种主要观点：
（一）充分肯定儒家伦理是海外华人乃至东南亚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H.卡恩是最早用儒家伦理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之谜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认为，日本等“四小龙”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大多数的成员皆受儒家传统的熏陶而具有一些共同伦理”〔4〕。 “新儒家文化”在面临着公平和组织效率问题的现代社会中胜过“新教伦理。”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伯格甚至直截了当地宣布：韦伯的命题错了。他认为儒家伦理对于东亚社会发展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1 ）高度推崇教育和埋头勤奋工作；（2 ）从家庭开始直到全部社会生活都强调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3）强调组织内“和谐的人际关系”。 这几位学者的见解引起多次热烈的讨论，成为国际学术界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当然，如果说他们的分析尚带有纯理论研究的特点的话，那么英国学者S.B.雷丁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6〕一书， 则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与研究提出了令学界瞩目的看法。他着重考察了海外华人企业典型而又普遍的形式——家族企业及其经营管理行为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家族企业“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产物”〔7〕，“儒家理想，尤其是以家族主义为核心的儒家信念至今还深深地扎根在绝大部分海外华人的心中，用‘儒教’这一单词去表达主宰海外华人大部分社会行为的价值观是比较恰当的〔8〕”。 雷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是相当有价值的，但他同上述的学者一样，都有一个局限性，即对儒家伦理价值观及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基本上持一种静态分析方法，未能看到和深入分析儒家伦理在近现代以来所发生的结构性转换。
（二）否定儒家伦理是海外华人乃至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动因。他们认为，儒家传统和现代化不相适应，儒家体系所代表的价值系统与现代化是一种逆向的精神力量〔9〕；在日本及“四小龙”的崛起过程中，儒家伦理并没有起什么根本作用〔10〕；东亚的成功并不足以证明儒学传统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11〕。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认为，“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儒家思想除了被当作一种正确的生活指南外，从未获得太大的重视。反而应该说是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就为儒家争了光。”〔12〕韩国学者金永同也认为，很少有韩国人真正相信儒学在达成迅速经济增长的努力中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儒学有这种影响〔13〕。这些学者的观点对过分夸大儒家伦理作用的观点有所矫正，但缺乏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撑，尚未能从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上对伦理文化因素与其它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深入分析。
（三）制度因素作用为主，传统文化因素作用为辅，但两者又有互动关系。卡恩和伯格也曾提到制度因素的作用，但尚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分析。霍夫汉兹与凯特认为，把东亚人的成功从根本上归因于“心灵或精神上的优势”是错误的，东亚的发展主要在于它的政治安定所造成的可预测性〔14〕。著名学者金耀基曾说，如果要在“制度论”与“文化论”二者之间作一选择，他毋宁偏向制度论的观点，但认为“制度论”与“文化论”是互为补充而非互相排斥的，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性格与特色不可能不受其文化观念与价值的影响〔15〕。他看到了伦理文化因素与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但未能深入分析儒家伦理在特定制度环境中如何对人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也未能深入探讨制度对伦理价值观因素的抑制与重构作用。
二 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与儒家伦理发挥作用的条件分析
虽然有些学者否定儒家伦理是海外华人乃至东南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但他们并未完全否定儒家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作用。如果说儒家伦理促进了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那么在儒家文化的本土为何不能产生这种作用呢？
不少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有内在的层次性，即可分为政治化的儒家和儒家伦理〔16〕。作为政治化的儒家形成与皇权结构相互支持的官学制度，而这种制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彻底崩溃了。就儒家伦理本身而言，伯格曾区分为官僚士大夫的儒家伦理和世俗化的（或称一般民众的）儒家伦理，而后者成为现代化的动力〔17〕。王庚武也将儒家价值观区分为三个层次：（1 ）孔孟和他们的弟子传人视为儒家思想价值核心的那些价值观念；（2 ）从儒家思想引出的那些价值观念使历朝历代的帝王及其政治体制合法化了；（3 ）儒家学说的那些实用部分和至理名言〔18〕。上述分析使人们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更加深刻，但其不足在于：儒家伦理本身是否可以作出这样清晰的区分？大家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和封建制度的批判最终都归结到对儒家伦理的抨击上，认为这是旧制度的最顽固的堡垒。笔者认为，与其对儒家伦理的内容作上述层次的划分，倒不如着重分析儒家伦理在不同社会历史制度条件下的功能差异更为有益。在中国本土，儒家伦理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以忠孝仁义诚信等来维护皇权政治制度的，因而否定了个人本位，扼杀了人的个性、独立性与创造性。但是，到了近现代的海外，仅就东南亚地区而言，儒家伦理的这种政治功能已完全失去意义，而儒家伦理中的勤奋、节俭、家庭本位以及忠孝仁义诚信等因素大大发挥其适存图强的功能。在中国历史上就有“纲疏而民富”之说，台湾学者侯家驹的研究表明，“只有在专制政体不存在之时，儒家思想才有助于经济发展。 ”〔19〕在日本， 儒家伦理的政治功能远未像在中国本土那样起那么大的作用，“因此，工业资本主义首先扎根于日本而不在这个地区的其它地方，这个事实是意味深长的。”〔20〕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儒家伦理政治功能的丧失所导致的生存功能的伸展是促进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皇权政治不再成为限制商人经济活动的社会性框架，经商行为也不存在威胁皇权政治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意识形态与皇权政治结为一体，商人阶层历来受到轻视。之所以如此，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两点值得注意：（1 ）皇权政治担心商人阶层的兴起会形成另一个财富源和权力源，威胁到皇权统治。（2 ）商人组织与企业组织及其活动易犯自由结社之忌。道格拉斯·诺斯的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的中心论点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21〕而在中国皇权制度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始终不曾出现。
就东南亚各国而言，儒家伦理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发展动因的另一个条件就是环境因素。华人流移到东南亚及其它地区，处于一个陌生的特殊环境。他们脱离了本土最重视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络，孤立无援，难以得到当地官府的保护，也不能像西方商人那样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有时处在一种危险的敌对环境之中，赖以生存的单位就是家庭、家族及其延伸组织如同宗会、同乡会等。即使是行会、帮会等组织，也是以家庭规则建立和运作的。“他要是没有一定程度上的家族支持，或是不属于一个家族的、或者宛如家族经营网络，如结义兄弟按家族规矩进行活动就无法展开生意。”〔22〕
儒家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华人到了海外，并非单纯是人口的迁移，他们还带去持家立业、社会交往、经商行为的一套完整的规则，即以家庭为本位的忠孝、仁义、勤奋、节俭等原则以及交往交易之中所遵循的本土文化差序格局规则、文化认同规则和传统信义规则等。其效用在于：（1 ）保证了企业内部运行的高效，如内聚力、保密、忠诚、命运一体化、自律奉献、高激励等，降低了内部的交易成本；（2 ）通过强有力的共同文化认同纽带联结的同宗同族同乡、帮会行会等来开展经商活动，常以口头约定的方式，省去了大量的谈判磋商、讨价还价、繁杂的法律监督与约束等过程，在有限的交易范围内，降低了交易成本〔23〕。在东南亚地区，西方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尚未完全移植过来，而当地的一些社会经济活动规则远不及中华本土规则的繁富与精致，因而海外华人卓有成效地拓展着他们的经济事业。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儒家伦理历经兴衰治乱和后人融汇锤炼，积累深厚。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华人中获得更加强烈的认同，成为他们求生图强的支撑信念。当儒家伦理脱离皇权专制政体的框架后，海外华人的能量在东南亚特定的环境中必然释放到既能维持生存、又能提高人的社会地位的经商活动之中。儒家伦理道统作用的丧失和专制权力对经商活动干预的极大减弱，使海外华人的生存与逐利行为的能量释放出来。他们没有走“读圣贤书、走求取功名的仕途”，唯有走经商赚钱这一条路。但在他们内心不会有违背圣人教诲的心理负担。相反，他们有一种成就感，把自己的财富看作是赢得社会地位的唯一武器。著名华侨陈嘉庚毕生以“诚信果毅”为座右铭，信用卓著，为世人称道〔24〕。海外华人经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促使儒家伦理兼容汇合了西方文化因素和当地文化因素，由此又进一步促进了海外华人经商事业的发展。海外华人企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企业管理中的儒家特征明显，加之能兼容西方的管理方法，因而显得颇有成效。于是，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能力被培养出来，企业家资源逐渐积累起来〔25〕。这种资源财富的积累和扩大同单纯的物质财富的增加相比，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
三 儒家伦理的核心转换与家族企业经营模式的超越
儒家伦理促进海外华人经济发展，除了具备上述特定的政治与环境因素外，儒家伦理自身与世推移，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转换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使孔孟之儒同后世与皇权结合之儒有重大的区别，但儒家伦理价值观在本原上的基本取向是“重义轻利”的。这种伦理价值观与近现代以来西方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本位、肯定人的逐利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价值观是相冲突的。儒家这种传统伦理观若不实行核心转换，势必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难以促进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
儒家伦理价值观的现代转换有它自身的根据：（1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儒家思想具有兼容性。一般而言，它不排除吸收其它文化因素，如被视为儒学第二期发展阶段的宋明时期的儒学就融合释道两教中的大量因素，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在这一时期的儒家伦理中，四民（士农工商）只代表职业上的分化，而不足以表示道德品质的高下。王阳明有“四民异业而同道”之说，甚至有打破“荣宦游而耻工贾”的趋势，在商业伦理中最推崇的是勤俭与诚信不欺〔26〕。传统儒家伦理虽有上述转换，但并未蔚然成风，在皇权制度崩溃之前，它的基本功能仍是作为皇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据。（2 ）儒家伦理并不完全排斥“欲”、“利”，而重在以“义”、“道”来规范“利”。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皇权政治时代，“义”与“道”大都被赋予纲常伦理的内涵。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赋予“义”以新的内涵是儒家伦理现代转换的契机。如近代日本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模仿西方的企业制度来组织经济活动，不久就发现经营活动“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教伦理发生了矛盾”。但是，随着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移植，促进了“从鄙视赚取金钱的儒教道德向奖励赚取金钱的道德观念的转变〔2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最高指导者”的涩泽荣一，不仅因为他是“企业之王”、“金融之王”，参与建立了500 多家企业，还因为他提倡“《论语》加算盘”说，对儒家伦理进行了一番功夫甚大的改造。在他1873年弃政从商后的43年中，他一直坚持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论语》，并著述《〈论语〉加算盘》、《实验〈论语〉》等。1916年以后，涩泽荣一开始专心社会事业，其主要活动是宣传他的“《论语》算盘说”。1923年，84岁的涩泽荣一在二松学舍（今二松学舍大学）结合自己一生的体验讲解《论语》，由该校教授尾立维孝记录，历时二年半，1925年底结集出版，取名《论语讲义》〔28〕。涩泽荣一一方面对儒家伦理价值观进行改造，使其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为人们的逐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行价值观上的论证；另一方面，他又用经他改造过的儒教价值观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如用能否增加国家的利益（公益）来判定个人逐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论语加算盘说”的影响下，日本明治时代不少出身武士阶级的人，抛弃官尊民卑与贱商意识，成为“士魂商才”型的企业家。
上述分析表明，儒家伦理若要成为现代化的动力，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动因，它自身必须实现义利观这一核心转换。在中国本土，由于皇权政治与儒家意识形态联体的顽固性，儒家伦理的现代转换既不彻底也不普遍。随后的救亡图存和实行集权体制以及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不断批判、破坏，使得儒家伦理未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因。只是近10多年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儒商”一词开始流行起来，儒家伦理在经济活动中有复兴的迹象。就海外华人而言，他们原本大都来自东南沿海各省，处于儒文化的边缘地带，又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他们的伦理观中，一般而言，除主体是儒家伦理外，佛教、道教、基督教的影响都很大。他们赚钱的意识强烈，经商活动受到官府的干预很少。义利观对他们来说，其功能在为自身经济事业的发展服务，并非为维持纲常伦理和皇权政治服务。因此，海外华人儒家伦理在实践理性和与其它文明的交汇中，有了结构性的转换，“义”与“信”的规范原来是指纲常伦理，现在变成“生意之中信用为重”、“诚信不欺”等商业伦理规则。即使有的海外华人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这种“义”与“信”仍是被广泛遵行的经商准则。儒家伦理这种结构性的核心转换与在市场经济中的产权独立、契约自愿、等价交换等规则基础上所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融合，将是儒家文化真正复兴的契机所在。海外华人经商活动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出世界华商资本，而在于在实实在在的财富创造过程中推进了古老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融合进而重构富有生命力的东方经济伦理的进程。
此进程当前突出表现在海外华人对家族企业经营模式的超越上。雷丁对华人家族企业组织形式的优缺点从“纵向合作、横向合作、控制、适应性”等四个参量上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家庭企业既是高效又是失败的根源〔29〕。福山《信任》一书的见解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他认为家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好坏参半的〔30〕。更多的人看到了家族企业经营模式是华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曾任台湾经建会主任的赵耀东明确指出：中国的家庭制度已变成发展工业的一大障碍〔31〕。按家族“血缘亲情”规则来经营导致了众多海外华人企业的失败，著名的王安电脑公司、印尼的谢建隆的阿斯特拉集团的破产就是典型的例子。家族企业中的“血缘亲情”规则也许有利于创业却不利于发展，因此，众多的海外华人企业开始重视以“血缘+能力”的规则取代单纯的血缘亲情规则；用“家长式+咨询民主式”的决策来代替家长主观武断式决策；用“正规化、理性化的管理”来取代非规范化的经验式管理；在报酬支付中用“能力绩效”规则取代“宗亲地位”规则；用“家族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融合”替代“家族资本”的独力经营。华人家族企业经营模式的超越展示出华人经济适应世界经济活动最新变化趋势的光明前景。
当代世界经济活动空前活跃，分工不单是区域间或国与国之间的产品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还有中间产品生产、工艺加工过程、产品增值链的各个环节的跨国界跨地域的分工；交易过程也不单是最终产品的交易，还有大量的中间产品、知识产品、服务等等的交易。分工与交易体系的发展已大大突破亲情、种族、地域、国界、宗教等方面的限制，信息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使交易过程日益脱离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广泛的现代社会信用结构、规范化理性化的交易规则的日臻完善及其法制化的严格执行就显得至关重要。道格拉斯·诺斯说：“从人格化的交换到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制约因素。”〔32〕这不仅是因为实现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发展能大大突破传统交易的范围与层次，大规模地提高交易的效率，而且能较为彻底地摆脱政府及其官员对经济活动的大量的随意性的人为干预，打破政府官员腐败与贿赂恶性扭结而形成的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体制障碍，从而在法制化的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塑造诚信不欺、平等自愿、竞争向上的健康的商业伦理。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提供了不少的教训。儒家伦理在上述转换过程中有可能真正焕发生机，而不至于成为现代化的障碍或被人庸俗化为“东方式的钱包”。〔33〕因为儒家伦理在起源上虽有原始社会氏族血亲之爱的基因，却对血亲之爱的伦理局限有所突破，将其伦理准则推演成社会关系普遍遵循的原则。当代有效的非人格化交换关系需要健全完善的法律信用制度来保障，因此儒家伦理的“信”、“义”等规范一方面应从主体修养转换成制度伦理，才能满足非人格化交换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即使在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其经济交换中的非对称信息、不完全信息所固有的“道德风险”尚难以完全靠有形的制度规则来消除，此时，经过数千年积累、融合、转换、扬弃的儒家伦理规则的积极成分若能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自律，并以此来抑制欺诈等恶行，则有效率有秩序的市场经济制度可望在中国建立，并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更大的福音。
Confucian ethics in rel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overseas ethnic Chinese economy
Chu Xiaoping
（Business School,Shantou University,515063）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hief viewpoints on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eth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overseas ethnic Chinese economy, then goes on to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for bringingConfucian ethics to full play i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overseas ethnic Chinese, and points out that Confucian ethics,if it is to become a modemized motive force to promote the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ethnic Chinese economy,should undergo a kemel transformation in its outlook on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ethnic Chinese economy has achieved the minglement of ancientChinese Confucian culture with Westem culture.
Key wordsConfucian ethics overseas ethnic Chineseeconomy famili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注释：
〔1〕〔4〕Herm Kahn,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1979and Beyond.New York,Morrow Quiu Paper-backs,1979.
〔2〕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文版）， 商务印书馆1995年10月版。
〔3〕〔12〕 〔美〕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中文版， 第51页，外文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5〕〔13〕 Peter Berger,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P.Berger and Hsiao: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lepment.Model,New Brunswick,N.J.Transacktion Books,1988,pp.3 -11、P197.
〔6〕〔7〕〔8〕 S.B.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eneseCapitalism.中文译名为《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第4、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3版。
〔9〕
包遵信《儒家伦理与“亚洲四龙”——“儒学复兴说”驳议》，《改革》1988年第1期。
〔10〕 李泽厚《再论西体中用》，《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4 期。
〔11〕 马勇《儒家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有限作用》，刊《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版。
〔14〕〔15〕 参看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版。
〔16〕 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北京三联书店1989版， 第116页。
〔17〕 P.伯格《世俗性——西方与东方》，台北， 《中国论坛》1984年第222期。
〔18〕〔20〕〔22〕〔25〕〔29〕 王庚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10—311、320、227、224、277页。
〔19〕侯家驹《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及其对台湾经济的贡献》，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3期。
〔21 〕〔美〕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3〕参看（1）〔菲〕吴文焕《中国传统文化与华人经济》； （2）黄松赞《论华人文化对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作用》，刊萧效钦、 李定国主编《世界华侨华人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版， 第284、290页。
〔24〕郑学益《中国传统文化与海外华人企业发展——著名华侨实业家陈嘉庚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刊《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版，第520页。
〔26〕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刊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版。
〔27〕〔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版。
〔28〕（1）袁方《论语算盘：涩泽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2）王家骅《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说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3期。
〔30〕参看《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5月31日。
〔31〕参看殷允芄编《太平洋世纪的主人》，台北，经济与生活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0—111页。
〔32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改革》1995年第3期；另可参见樊纲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6期上的文章。
〔33〕〔美〕阿里夫·德里克《似是而非的孔夫子：全球资本主义与儒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冬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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