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测评存在的争议及研究转向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创造力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80(2006)01-0037-05
自冯特(Wundi.w,1832-1890)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起，心理学就在努力洗涮原出身的哲学痕迹，向自然科学的范式转变。心理现象的生理学基础，使一些心理现象的研究在使用严格的实验研究方法后得到长足的进展。但是，即使是视觉，这样最基础的心理机能，也不是纯粹的生理过程。格式塔心理学早在20世纪初就向冯特所倡导的心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提出了挑战。心理学面对智力、人格等复杂的心理品质，科学主义研究方法的缺陷便显得愈加突出，一些学者因此而质疑到“为什么实验心理学或学者式心理学不能对‘人性’这个有广泛文化意义的概念给予更大的冲击？又或者：为什么它在这方面的贡献只能是负面的、还原主义的？”[1] 心理学是否需要找回其人文主义传统，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创造力是远比智力更复杂的心理品质，对创造力的评估，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来无数的争议。近年来，创造力评估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研究倾向，探讨其方法论意义不仅有助于把握创造力的新进展，同时对于理解科学主义研究方法和人文主义研究方法的分合大有裨益。
一 关于创造力测评的争议和存在的问题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创造力测评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目前，创造力测评的方法大体可划分为三种：测验、作品分析和主观评估。创造力测验可分为人格测量、个案调查和行为测验。人格测量又可分为普通的人格测量和专门的创造性人格测量；个案调查是通过测量、访问、谈话等方式，系统研究一个人的生活史，从而衡量其创造力形成、发展过程的特点；行为测验主要是创造性思维测验，最著名的是“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TCT)。作品分析，主要是通过对被试的产品的创造性水平、或通过他人对该产品的创造性水平的评价反映，直接或间接地衡量其创造力。例如，在音乐领域，美国学者塞蒙顿(1980)提出了测定作曲家独创性的计算机分析法。在科技领域，一般采用论文被引用次数和更科学的引用指数计算办法来评价作者的创造力。[2] 主观评估，是通过个人和群体观察者，对研究对象的个性品质和作品的主观判断来评估创造力的方法，如美国心理学家阿玛布丽(Amabile.T.m.,1983)使用的“专家评估法”或“一致评估法”(简称CAT)。[3]
但是学术界对创造力评估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议，一些研究者也对之采取更加慎重的态度，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从心理测评本身的技术细节上进行讨论之外，更多的问题则反映出对科学主义研究方法的质疑。综合来看，可以将其争议和问题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简单化处理复杂对象
创造力理论研究薄弱和创造力概念的不成熟，使创造力测评的研究也难以深入。创造力本身的结构十分复杂，早期的研究更倾向于从能力角度来定义创造性，如归于思维发散能力，事实上，对“发散思维之类的测量，很可能只是稍微接触到这个结构的个别方面”。[4] 其实，吉尔福特就已经发现，人们往往过多地把创造力仅与发散性加工联系起来，而他实际上极力主张：创造力包含着许多能力倾向和品质特征。
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特雷芬格(Treffinger,D.J.)认为，也许存在着多种创造力，并且各由一些能力倾向和品质特性的独特结构组成，而“我们用一种单项或一组操作定义来表述，实际上是测不准的。在一个特殊团体内用一个适用于别的团体的项目去测量，也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5] 特雷芬格还曾指出，“美国教育界花了八年时间才认识并接受了这个思想：人的智力是不能以一种单一的分数来代表的。与此类似，我们也有必要认识到，创造力这种现象太复杂，也不能用一种单一的分数或指标来表示。以一种所谓快捷、清晰的创造力指标来进行研究，可能会使教育领域的研究线索被掐断。”[6]
对创造个性的测量也引起专家的思考，如美国纽约大学的斯坦教授(Stein,M.I.)认为，个体是非常复杂的有机体，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做出创造性成就的人，一定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实际上，“就象牡蛎培育珍珠，牡蛎内脏释放的物质生产出神奇而又单纯的珍品——珍珠，而内脏本身却很不起眼一样，也许恰恰是一些不起眼的个性的组合却产生了创造。所以，直到我们证明的确如此之前，便不能确信一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会与其创造力的大小有关。”[7]
创造力研究涵盖了各种领域和水平的创造力，而要想用一个标准去处理不同创造水平的人恐怕是不妥当的。“以分数高低区别创造力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某些创造行为是不能以打分来评价的。”[8] 很难说印象派的画就比立体派的画在创造力上更高或更低。
2.简单化处理复杂过程
通常编制的心理测验量表，往往牺牲了创造过程的一般属性。传统测量方法是以在适当时间内，迅速完成经慎重选定的大量项目为特征的。这些项目代表的是人为的、精心设计的情境，并且强调标准化的评价程序和各种独立的特殊能力。相反，创造过程的特点却往往是个人长时间地全力解决某个现实问题，着重于对问题的整理、协调或安排自己的活动，最终得出答案。测量方法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测验题目与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解决一个问题并不一样，除非你能证明你所测量的解题方式，也是实际解题方式所必要的几个环节或因素。有人问：创造力测量所测的那个“自我”，就是在创造性活动中的那个“自我”吗？至于各种创造教育课程的测评，有人提出：“后测”的内容恰恰是课程中教授的内容，如列举一件东西不寻常的用途，其成绩当然要大大高于“前测”，那么“这种测验真是测的创造力、还是测他掌握了多少训练内容呢？”[9] 德国学者海纳特(Gottfried Heinelt)也提出疑问：创造力测验中所得到的结果“是否也对其他类型的创造性活动起作用？是否存在一个公共的基本因素作为所有创造性活动的基础？”[10]
对于这一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布鲁纳(Jerome Bruner)早在牛津大学“1976斯塞宾讲座”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是由于心理学在它的年幼时期对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羡慕不已要效仿(更确切地说，是模拟)这些成功的科学。”[11] 但这种精确化的、严格控制的实验方式并非完全适合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这种“原子”要远比物理学家面对的原子复杂，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实证主义偏见，导致还原主义和分析主义，并为此付出了学费。测验效度问题是创造力测验的难点。无论测验的信度有多高，但如果所测的并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创造力，或者说，所测的并不是创造力，而是智力或智慧，那么，再高的信度也于事无补。总之，创造力测评中确定存在由于测验实施者的简单化地处理对象所带来的研究结果的偏差。
3.人为地割裂人与环境的关系，导致不能真实地测出创造行为
早期的创造力测量往往关注创造主体的心理品质和行为特征，创造主体所处的环境、成长条件，只是作为参考的内容。
阿玛布丽深刻地指出“对创造力的研究，心理学家们为一个倾向所牵制，将理论狭隘地集中于杰出的创造个体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或者是科学家、艺术家特殊的认知能力，很少有人关注阻碍或促进创造的社会环境。一些经验研究大都指向这些问题的某一个方面。”创造力的标准测验并不必然地反映创造性行为，原因是“创造力测评不仅仅是在创造能力和态度方面恒定的个别差异，即使是在专门的测验中，各种社会的和背景性的因素都会影响着测验的成绩。”[12] 更不用说各种真实环境对人成长过程中的制约。
布鲁纳批判一些心理学的成就“全是在一种特别的方式下，抽离了活生生的事实的：就是把行为从它日常发生的背景中抽离出来，不管那背景对行为有多大影响。实验控制得越紧密，行为从背景中抽离得越是严格，所得的结果就越是精确，也越是微不足道。”[13]
正是上述这些批评促进了创造力测评研究不断变革，诚如吉尔福特所指出：“创造性能力和创造性准则的种种测验的信度，一般来说也许是低的，不过，我们可以用种种方式来解决这类困难，我们不应该因这些困难而使自己不敢涉及这一领域。”[14]
二 创造力评估的研究转向
科学主义从方法论上说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将科学技术原理用于不合适的题目和主题的一种理论。例如，科学方法的特点之一是追求精确，这对于研究物理世界的结构和运动形式是科学的，但对于“人”这类复杂的、有自主意识的对象是否合适呢，却值得怀疑。创造力测评研究的转向或者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有意识的思考，或者出于在探索中本能地朝向更接近真理的道路前进。
近年来，创造力测评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创造力风格”概念的提出和对创造氛围的测评，本文认为这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两个重要转换：从水平测量转到类型区分，从测评主体转到测评环境。前者虽然从表面上看降低了测评的精确性，却可能更真实地反映了人的创造力，使我们离真理更近；后者把创造力测评从抽象的静态分析传统变成了动态的环境发生学探讨。
1.从水平测量到类型区分的转变
在大多数人们都沿着创造力水平高低的线索讨论问题的时候，创造力的研究正在发生着一个研究视角的转换，另一种非线性的思路在向传统的线性思维挑战。所谓线性，就是力图用精确的数字说明结果；所谓非线性，就是用模糊的类型说明结果。
(1)柯顿开创造力风格研究的先河
人们最初考察创造性人才具备的要素时，首先认识到的是知识和智力的因素，以后又看到人格与动机的作用。但是，尽管创造力测验已经不再是惟一正确答案的选择性测验，但研究的范式还是智商测验式的，以水平论高低。这不仅对测评各种不同领域的创造力造成混乱，就是在同一领域中，人们也对仅用数字便能科学地衡量人在创造力方面的差异感到怀疑。
柯顿(Kirton,M.J)在1976年、1988年、1989年、1999年的研究与众不同，他关注于创造力的风格，而不是创造能力。他从创造性成就中区分出创造力风格(style of creativity)。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有创造能力，但是这些能力，不仅有高低的差别，更本质的差异是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和风格表现出来。
据此，柯顿认为人类对创造力的看法应从评价一个人有多少创造力转化成描述一个人怎样和用什么方式创造。柯顿把风格分为适应型创造和创新型创造。创新型创造即用革命的方式改变现状；适应型创造则保持现状，用改良的方式改善它的系统。柯顿设计了KAI工具(Kirton Adaptor Innovator Inventory)以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创造风格，了解自己是如何利用风格开始改变事物，这种改变或着眼于创新，或着眼于承前启后。
柯顿区分的风格特性[15]
高适应型
高创新型
被试对问题的反应
被试对问题的反应
精确的，可靠的，注重细节； 胡思乱想，从似乎无关的
顺从，有系统，审慎的；(因 角度入手；(因此)时常盲目
此)时常呆板的，无效率
用可靠和了解的方式寻求 经常质疑问题的基本假设，
对问题的解决办法
巧妙处理问题
用常规方式解决问题 不按常规
保持连续性、安定性和团体
作为固定群体中交流观点
凝聚力，采用过分严厉和一
的催化剂；激进但有摩擦
体化的意见 力，产生不和谐
身为一个改良者，很少挑战
身为一个模式的破坏者，时
而是通常支持规则；与现存
常挑战规则、习惯和多数人
的系统紧密结合 的意见
过于谨慎
鲁莽、不计后果的
产生一些有关联的、健全的
产生许多看似无关的、不恰
和安全的主意(易于管理 当的、不健全的、刺激的、天
的)以便迅速执行马行空的、捅破窗户纸似的
主意
格瑞斯格威斯基(Gryskiewicz,S.S.,)在1999年他的《积极的紊乱》一书里，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两种风格之间的差异。不同风格的人解决魔方的步骤不同，多数人按照指导，重新排列不同部分，有时用了几小时，得到了同色的一面，这些人是适应型风格；另一些人是创新型风格的，他们不管说明和指导，把每块拆下来，重新组装；或揭去彩色贴花纸重新配置——很快得到了与其他人相同的结果。[16]
(2)风格的另外表述形式——认知风格及智力风格
柯顿提出这一观点的最初阶段，没引起太大的反响，但是陆续开始有人关注风格问题。特别是认知风格的提出，将认知与人格两大领域联系在一起，启发了人们的思路。阿玛布丽在她构建的创造力结构模型中包括了三个组成部分，即：领域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创造技能(creativity-relevant skills)和工作动机(task motivation)。她将认知风格锁定为创造技能的首要构成要素，其重要性排在工作方法之前，认为认知风格依据于个性，并从有利于创造力的角度对认知风格进行了分类。[17]
到80年代末，斯腾伯格(Sternberg,J.R.)等人也发现了这一观点的重要意义。斯腾伯格从公众对创造力的理解调查中发现创造力与智力、风格、人格的关系。斯腾伯格综合他的智力三元理论，提出了智力、智力风格、人格/动机三位一体的创造力三侧面理论。在他看来，智力侧面终究只是说明了智力的水平，而不能说明智力在创造中发挥作用的基本走向和运用方式。风格是根据问题性质和情境而采取的达到目标的方式和方法。所以，出于概念运用的一贯性的需要，斯腾伯格把智力的使用倾向性叫作智力风格。一定智力水平对创造力来说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原因就是在决定他是否具有创造性方面，智力的风格与他的智力水平一样重要。斯腾伯格指出，“智力风格是联结智力和人格这两方面的桥梁”[18]。
80年代前，对创造力风格的研究零零星星，未形成气候；80年代后期，柯顿出版了他的专著，[19] 创造学领域对认知风格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美国著名的创造性解决问题研究所有多篇硕士论文以此为题；自90年代起，仍然有学生撰写这方面的学位论文。一直从事人格研究的心理学家也开始重视认知风格的问题，迈耶和麦考利(Myers,I.B.& McCaulley M.H.)在1998年曾讨论过迈耶—布瑞吉人格类型指标，简称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中的直觉型(S)和感觉型(P)更具有创造性。[20]
2.从测评主体到评价环境的转变
阿玛布丽早期所做的有关社会环境与动机的研究见于1983年出版的专著《创造力社会心理学》，1996年重新修订时，改名为《背景中的创造力》(Creativity in Context)，就是强调将创造力置于社会环境下，而不是脱离社会去研究。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阿玛布丽以及艾萨克森等人都是以环境和氛围作为评估团体创造力的指示器。任教于布法罗大学的美国创造性解决问题研究所的艾萨克森(Isaksen,S.G.)等人2001概括了一个“变革的组织模型”(Model for Organization Change,简称MOC)，在组织变革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有关创造力的团体氛围的测评工具——SOQ(Situation Outlook Questionnaire,简称SOQ)，包括挑战/介入、冒险、争论、设想支持、冲突、游戏心/幽默感、设想时间、信任和开放性、自由度，共九个方面的测评。[21] 艾萨克森等人的这一量表总共花费了十五年的时间，研究过程中吸收了伊柯沃(Ekvall,G.)的早期的量表及研究所多年的积累，凝聚了许多研究生的心血，涉及到创新氛围问卷的信度检验和因素结构的检验；认知风格与创造性氛围的感知之间关系的探索性验证等等。[22]
阿玛布丽近年来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团体创造力的测评上，她认为与传统的测评个人创造力关注于人的特征所不同的是，她对团体的测评更看重环境，“社会环境能影响创造行为的水平和频率。”[23] 因此阿玛布丽的研究思路是从环境测评预测创造行为，环境测评又是通过人们对环境的感受得到的，即创造氛围。她把适宜创造的氛围作为团体创造的重要机制。阿玛布丽在概念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与创造力相关的环境氛围测评工具，早期称作“工作环境调查表(work environment inventory,简称WEI)，后经修订成为“创造力的氛围测评表”(Assessing the Climate for Creativity,即KEYS)。该量表共包括七十八道题，涉及八个测量指标。其中六个是促进创造力的指标：①组织激励②充足的资源③自主性④挑战性工作⑤管理激励⑥工作团队支持。有两项阻碍创造力的指标：①组织缺陷②工作负担压力。[24]
阿玛布丽等人确定这样的研究思路是由其研究范式决定的。他们是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理解创造的，在他们看来创造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社会促进、竞争、社会认知、社会动机、社会依从、认同和内化都是影响团体内成员创造行为的心理因素。从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审视这一转变，其意义则十分深远。
三 创造力评估研究新趋势的方法论意义
1.创造力评估的类型区分打破了对创造本性的线性理解
创造风格的类型区分对创造力评估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有两点。
第一，这一研究视角体现了从智力研究传统向人格研究传统的转换。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智力和人格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也有着不同的研究传统。在智力的研究上，一直是以水平测量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证基础，而人格研究，是以区分类型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证基础。在创造力的测评研究中，以吉尔福特的智力结构模型为代表，始终是智力研究传统占据主导，如“南加利福尼亚创造力测验”和“托兰斯创造思维测验”。虽然也有人从人格角度测评创造力，如用卡特尔十六种性格量表所得到的创造力分值，但始终没有成为主流的方法，并且该测验仍然使用的是水平测量，而不是类型区分。从评分的技术可以看出编制者的观点，性格是分类型的，而创造力则与智力一样，需要从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ge)的意义上加以定义。创造力与智力和人格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只采用智力的研究路线确实有些偏颇。斯腾伯格有关智力风格的观点，颠覆了原来的智力模型。从风格方面理解创造力的研究视角，其实就是从智力研究传统向人格研究传统转换。所谓人格研究传统的实质是使用类型区分的方式看待创造力，而不是从人格角度得到创造力水平高低的分数。
创造是一个认知和解题过程，智力风格、认知风格是个性在认知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特点。这种表述比过去泛泛地讨论创造过程与个性的关系更深入了一步。风格决定个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对艺术创作说，其艺术水平主要依据其专业技能，而个人独特的风格才决定其创造性特征。科技创造，同样也有风格之别，科学是追求真理，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每个人的实验设计却可能大不一样，杨振宁教授就对女科学家吴剑雄证明宇称不守恒的实验设计之简洁明了极为赞赏。技术方案则有多种选择，由不同的人解决，也许殊途同归，有时创造性就取决于其风格。
第二，这一研究视角展现了对创造性理解的非线性思维方式。
从哲学方法论的一般意义上分析，创造风格的类型区分方法突破了传统科学的线性思维方式。自牛顿力学建立以来，线性思维方式如此广泛地影响了各个学术领域。线性思维把整体看成是个体的简单相加，在心理测评中，人们习惯用数值的线性变化来定义心理指标的高与低、大与小。心理学研究的早期，那些梦想把心理学变成科学的人是多么以此为豪。如今看来，即使是用这种方式测量某些感知觉指标，也是过于武断的，更不用说去评估创造力这样复杂的事物了。如一个孩子对房间大小的感知就不是一个纯几何空间的问题，而与他的经历和文化背景有关。创造力的某些内容可以用水平区分，如内在动机的强弱、思维流畅性，但结果也是模糊值；有些内容需要用类型区分，如能力倾向、工作风格、工作方法和认知风格。从类型角度看，任何创造风格只有特点的不同，并无高下之分；水平测量单纯以测量分数的高低，来区分创造力水平的高低，其实是用表面科学的简化方法处理复杂的创造力。创造力风格的区分带来了创造力评估的方法论启发，体现了非线性的思维方法对创造力的多样性、差异性、可变性、非均匀性、奇异性等特质的理解。
尽管柯顿的创造力风格评估量表不够完善，也不应因此而掩盖其观点的革命性。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一点影响了许多人当年接受其观点，回顾近三十年的学术纷争，留下的经验是，让大家接受一个创新的观点并不比敏锐地捕捉接近真理的方向容易。
2.评价环境的研究视角揭示了创造发生学的文化机制
阿玛布丽和艾萨克森等人的工作代表了创造力测评研究的视角转换：从评价创造主体转为评价主体所处的环境；从评价“创造力是什么”转为评价“创造力会产生在哪儿”；从评价主体过去形成的心理品质转为评价主体当时所处的环境；从对模拟情境(创造力测评)获得评价转为从真实情境中获得评价。与传统的创造力测评相比，这一研究取向的特点和方法论意义有以下两点：
首先，研究途径和方法发生了变化。正如米哈依奇凯岑特米哈依(Csikszentmihalyi.M.)1996年所做的工作：讨论“创造力在哪儿？”[25] 在理论和测评研究都还没有达到深入阶段的当今，任何人都没有能力确切回答创造力究竟是什么，那么莫不如先研究创造发生在哪儿。可以肯定地回答，创造产生在有利于创造的氛围之中。这一研究途径的变化所带的方法论意义便是改变了纯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从真实情境中获得真实信息。环境心理学家巴克(Barker,R.G.,1978)对此有个很恰当的形容：放弃传统心理学家“操作者”的职能(在实验室里，控制实验，操作实验结果的产生)，选择“传感器”的职能，即观察解释真实的环境和发生的行为。[26] 主流的创造力测评方法是模拟真实的创造性题目，严格控制刺激条件(指导语、时间、刺激因素)以现场完成答卷的方式进行的，不能真实地体现创造者的创造过程，剥夺了创造者对问题进行酝酿，产生直觉和灵感的机会，还去除了创造者所处的真实环境，他不能获得信息，也不能与别人交流，而这些是真实的创造情境中最经常发生的行为。这类测验只对快速反应类型者有利。进一步分析表明，如果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只能说明实验室和测验现场的结构设计必然出现某种现象，而不能描述和解释真实的行为和原因，那么，这种抽象的静态分析又有什么意义呢？
SOQ和KEYS量表测评的是人们对真实环境的感受，了解该团体的真实行为，通过对促进创造力和阻碍创造力的环境氛围的评价，得到创造力预测值。这种动态的环境发生学探讨对待创造力这样复杂的心理现象，所得到的结果可能更符合真实情况。
其次，研究对象的着重点发生了变化。测评主体的着眼点是区分材质，体现了对人才的爱惜，满足人才培养的急需。评价环境的着眼点是人才成长的条件，把团体心理氛围和硬件环境作为人才的创造性能否发挥出来的依据，即创造性潜质如何从可能变成现实。选材和评估环境，两个研究视角理应相辅相成。对于培养创造性人才来说，评价环境也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人都有具有创造力，除非在心智上存在先天的缺陷。对于人类普遍具有的潜质，如何创造适宜的文化环境，让潜能得到释放，这大概比确定创造力谁高谁低更具有价值。环境是创造者生存的生态，既是长期存在的文化状态，又是创造的情境——氛围。环境影响人的行为和态度。所以对环境评价的反馈会促进文化环境的变化，更好地调整和控制环境要素，能使更多的人发挥其创造性才能。
从认识论上分析，所谓创造主体，是环境提供存在的主体，以环境为前提，理解主体，才能把握主体本质的展开过程。在创造力测评研究中，依据环境来测评创造主体是否有可能做出创造是更为科学的方法。评价环境方法的出现是创造力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变，也是对创造力认识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评估创造力的类型要比用数值来衡量创造力的水平高低显得模糊；评估环境也比评估创造主体似乎离创造力更远。其实不然。尽管新的评估方法仍然是用量化的评估手段，但视角却是人文科学的，即把人置于真实的社会文化中进行分析。因为心理现象与单纯的物理、化学现象不同，社会文化的作用是无法回避和抹杀的。对心理的研究，除了还继续需要在科学实验室进行的研究，如对脑电波的破解和大脑神经元的生物化学解释外，还需要人文科学的研究视角。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的结合，才能解开人的心理这一特殊现象的秘密，偏废哪种方法，大概都会离真理越来越远。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跛足而不迷路能赶过健步如飞但误入歧途的人。”[27] 所谓不迷路即方法正确。总之，创造力研究的方法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人为对象的心理学，更需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的回归，以纠正对科学主义研究方法的过分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