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知识分子国民性批判的意义——与贺仲明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性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意义论文,贺仲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质疑和反思近代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论著层出不穷，例如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周宁编著《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摩罗《国民性批判”是否可以终结》（《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8日第14版）、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等。在此基础上，《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7期发表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的文章《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以下简称“贺文”）。尽管批判和质疑几成热潮，但是像这样激烈地全盘否定国民性批判的文章，却让人很难不特别加以关注。
结论从何而来
国民性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的“近代”是从1840年至1949年，下同），中外学者对此作了大量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即把改造国民性的运动看作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要想质疑和推翻这一定论，当然需要提出充分的史实作为依据。然而贺文仅有的三处“参考文献”，没有一项是历史资料，都只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而引述的结论性话语，其中有一条是本人自引。文章表明作者并没有对其所论述的问题作相应研究，就得出了一些未经论证的结论。“论从史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只要是谈论历史问题，就都要遵循这个原则。因此贺文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
文章断言：“所谓‘国民性批判’，不过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臆造出来的一个文化谎言，既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也不符合逻辑，值得深入追问和反思。”首先需要明确，“现代知识分子”具体是什么时候的和什么身份的——是当时改造国民性运动的参与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评价者？是知识分子的全体，还是部分？如果是部分的话。又是哪一部分？具体何人，如何论述？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一谎言，以及如何制造等等。其次，这个“文化谎言”如何不符合逻辑，如何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作者也没有充分的历史说明，更没有解释他用以作为参照系的究竟是什么逻辑。这些重要前提都没有交代，让人无法理解贺文这一否定性的结论究竟从何而来。
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源流及起因
贺文说：“反思‘国民性批判’，首先需要从其源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谈起。虽然国民性批判思想萌芽于清末，但是真正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还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辛亥革命失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思想革命才是启蒙和发动民众最深刻、最合适的方式。于是，在知识界，就有了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性放弃和对国民性批判的大力提倡，思想启蒙也才成为时代中心话语——换句话说，正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才衬托出了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合理性，凸显了它的超越和进步。”
令人困惑的是，既然贺文在开首已断言国民性批判“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也不符合逻辑”，而紧接着又承认它具有“合理性”，岂非自相矛盾？
如果说这只是表述不清的话，那还可以忽略不究。问题是在这个论断中，贺文明显把源头搞错了。清末的思想并非只是“萌芽”，而是真正的源头。对于这个真正的源头，我们需要作较详细的介绍。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离虎口，流亡于日本。一方面客观条件不允许他继续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变法失败的教训使他认识到，政治改革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而国民素质恰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今后应该走自下而上的路，从教育人民做起。非常巧的是，在日本他受到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中村正直等人思想的强烈影响，由此信念更坚定。据郑匡民著《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介绍，福泽渝吉认为国民素质之高低，与其政治之良恶有直接的关系，从而提出改造日本国民性的思想和具体方案。日本另一位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通过翻译西方进步思想家的著作，宣传改造人民性质的主张。当时不少日本学者强调，维新的真正意义应是“人民之一新”。只有人民之一新，才有政体之一新。明治思想启蒙运动就是在这种思想推动下掀起的，将改变日本国民的道德品格作为促进现代化的基本工作。据一些学者的分析，福泽渝吉的《劝学篇》就是一部日本的《新民说》。在自身体验和日本思想家的直接影响下，梁启超开始了造就新一代国民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此专门创办《新民丛报》，在“创刊词”中热情洋溢地疾呼：“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历时三年（1902年2月至1905年12月）连续发表不朽名著《新民说》 （此前曾写作《新民议》，不如《新民说》全面），同时也发表其他知识分子介绍进步思想的文章。梁启超等人的宣传声势浩大，不仅直接作用于当时社会，而且为今后的思想启蒙运动打下了基础。在与“新民”运动几乎同时的立宪运动中，梁启超向国民大力宣传民主思想、介绍宪政知识，将国民教育引向民主建设的轨道。
台湾学者黄克武说：“《新民说》在问世之后就深受读者欢迎，可以说是中国新知识分子必读的一篇东西。因此此文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1]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赞誉梁启超是“文明的掌舵人”，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近代中国的国民精神形成史上闪耀着光辉的重要篇章。”[2]
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其他著作在青年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与中国现实的强烈对比极大地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正像胡适所说的，《新民说》使他了解中国是一个老大的病夫民族，使他认识到在中国之外还有更高等的民族和高等的文化。他进而认为，梁启超的这一思想为中国思想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从此，追求新文化，改造旧文化成为许多青年的理想。张君劢26岁时读了《新民说》，对之佩服不已，认为《新民说》是改造国民脑子的无上良药。毛泽东对梁启超的文章爱不释手，有些可以背下来，还把自己组织的团体命名为“新民学会”。陈独秀大力提倡一切新事物：新心血、新人格、新国家、新家庭、新民族；批判中国人的一些坏品质，如“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天命，不知道尽人力”；批评中国人苟且偷生等等，[3]其言论和思路与梁启超的几乎相同。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基本是学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而成。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喜欢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清议报》、《新小说》等报刊，还寄给在国内的兄弟。鲁迅经常与挚友许寿棠讨论“中国国民性缺点”和“病根”问题，更通过作品深刻剖析国民缺点尤其奴隶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
正是在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五四时期掀起了又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只是这场运动参与者更多、范围更广、声势更大。五四的思想启蒙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从国民性分析扩展到对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思想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人们一般对清末和“五四”的两次思想启蒙运动比较熟悉，鲜为人知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第三次类似的思想运动。郑大华在《“九·一八”事变后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传入与影响》 （《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中介绍说，1806年拿破仑率军占领柏林，著名哲学家费希特不顾个人安危，发表《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阐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力求树立民族自信心，同时无情地对德意志民族进行自我反省，认为德国的战败是民族利己主义造成的，并指出德意志民族要想复兴，必须铲除这些“腐败”和“自私自利”。梁启超最早向国人介绍费希特和这次演讲是在1915年。为了揭露袁世凯与日本政府商议签订“二十一条”，唤醒国人对袁世凯卖国行径和日本侵略行径的正确认识，他在北京《大中华》上发表《菲斯（即费希特）的人生天职论述评》，盛赞演讲是“最适于今日中国之良策”。不过当时中国只有很少人知道费希特。在20年代后，一些留德学生归国，又向国人大力宣传费希特的思想。到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达到极点，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更受到了高度重视。张君劢等不少人都主张，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既要树立民族自信心，更要反省、批判和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即“民族劣根性”，要以精神建设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贺文忽略了这些大量史实，既没有分清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源和流，也没有对它们做全面的把握。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改造国民性运动自有其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各自的动力和原因都不尽相同。无论哪一次，都不是贺文所简单认定的“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性放弃”。
对这一历史应作深入具体的分析。启蒙思想家的行为既有共同背景，也有各人特殊的体验。例如，胡适、鲁迅、张君劢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这一点是共同的。胡适对美国先进文明的亲身体验、张君劢留德的体会等等都加强了他们对国民性的思考。鲁迅的个人体验更为复杂：在日本留学的经历、看中国人麻木地旁观同胞受宰割幻灯片所受的刺激、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还有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等等。历史是复杂多样的，需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考察，仅仅一个简单论断恐怕难以概括一切。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贺文通篇都没有论述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性放弃”是如何具体表达的——既然是“批判”，就应该有批判的言论——这不能不说是贺文的一大缺陷。
国民性批判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
贺文说，国民性批判的内涵十分简单。“按照一般的理解，国民性大体上就是指‘爱面子’、‘自我安慰和满足’、‘瞒和骗’，以及被抽象化的‘愚昧’、‘落后’、‘不觉醒’等。我们很难相信这就是被几代知识分子批判和改造的所谓‘民族性格’。”“如此简单而片面的‘国民性’内涵，却能成为一个民族知识分子数代人批判的目标，固然反映了知识分子思想本身的内在缺失，其中也许还蕴涵着知识分子某种程度的精神优越感。因为很简单，被知识分子作为‘国民性’代表和具体体现者（典型如阿Q），正是以农民为代表的普通大众。”
上述对国民性的“概括”，据贺文说是“按照一般的理解”而来，但既然批评的是“几代知识分子”，就不应该以鲁迅作为唯一的例子，也不能只将鲁迅笔下的阿Q作为“国民性”的代表和体现者。实际上，近现代知识分子所揭示的国民性，远非如此而已。
从史实看，历次运动的众多参与者都没有把“爱面子”或“瞒和骗”当作主要批评对象。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批判的落后国民性内容广泛而且深刻。他认为，与西方人和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缺乏以下多种优良品质：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观念、自治能力、尚武精神等等。梁启超批评最多的是奴隶性，也称“奴隶根性”，其目的在于：一是激励国人自强自立自尊、奋起反抗外国的侵略和殖民；二是变奴隶为国家的主人、反对专制统治。他认为，中国人的奴隶性是专制政体造成的，因为国家视民众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众也就自视为奴隶。奴隶不管主人的事，所以就不关心国家大事。他在《拟讨专制政体檄》中说：“我辈无爱国心，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我辈无尚武精神，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我辈卑屈，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4]梁启超总结道：“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5]
梁启超所说的国民性大都属于政治观念，主要表现为国民的政治素质。他认为，权利义务思想以及公德和国家思想是产生爱国心的基础。进一步看，落后的国民性自然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良好的国民性则是现代化的基础。这种认识与那些“爱面子”之类无关痛痒、不着边际的“国民性”有着根本的区别。
贺文多次强调他所要反对的是“单纯的国民性批判”，然而，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发起的是一场整个改造国民性的运动，包括批判落后国民性和建设良好国民性两项工作，绝不是“单纯的国民性批判”。
梁启超说：“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6]批判落后国民性是为了改造旧国民，培养新国民。他要塑造的“新民”是具有自由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国家思想、利群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以及自治、自尊、自立观念的新国民。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新民身上：“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7]在30年代的民族危机时刻，知识分子也是在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前提下才批判落后国民性。
由此可见，贺文显然不了解甚至误解了梁启超和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
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应予肯定
贺文指责知识分子只有批判，没有建设；只有空谈，没有行动；把启蒙运动说成是“单纯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就是单纯的思想运动，却没看到知识分子的全面的实践活动。对国民性批判的认识过于表面化、简单化是这一认识的根源。贺文说：“中国启蒙运动崇尚空疏，放弃实践传统，是其最大的内伤。”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坚持思想独立性的前提下，以实践性的方式投入社会改造和建设。”在这里，作者混淆了概念，把具有思想建设意义的“思想启蒙”排除在实践之外，以为只有政治行动之类的实际活动才是实践。其实，思想启蒙本身就是实践，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同时又是直接为政治实践服务的。
进一步看，知识分子全体并没有如贺文所说放弃辛亥革命的实践精神。贺文承认仅有少部分知识分子继承了辛亥革命的实践精神，其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蔡锷等人参与的“二次革命”。这里出现了明显的错误：“二次革命”是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于1913年发起的讨袁之役，由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引起。而蔡锷参与的是1915年进步党人联合西南军阀进行的护国战争，也即史学界所说的“护国反袁运动”。实际上这一运动是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发起和领导的。狭间直树说：“梁启超的一生。是为世人瞩目的波澜壮阔的一生。尤其是他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活动，博得了世人的喝彩。适值43岁的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点燃了倒袁的火种。袁世凯曾企图用十万元来收买此文而未果。十万元这一数目，从那一时代的劳动工人的月收入仅为十元，而此前袁世凯雇人暗杀孙文的赏金也是十万元即可想而知。”[8]（看来梁启超的一篇文章抵得上孙文的一颗人头）
当时蔡锷赴西南前线、向袁世凯宣战，梁启超本人则在上海指挥全盘、开展外交活动及筹措经费、动员民众。然而，云南起义后的三个月中，蔡锷几乎是孤军作战，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梁启超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亲赴西南，取得当地军阀等多方面的支持。反袁力量迅速扭转被动局面，最终赢得胜利。梁启超成功地发动和领导护国反袁运动，被人们誉为再造共和的英雄。袁世凯死后，又发生张勋复辟事件，梁启超说服段祺瑞举行“马场誓师”，结束复辟丑剧，史称“三造共和”。他开创和推行“民意外交”，主动以民间代表的身份前往欧洲，监督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并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的利益积极活动。是他将巴黎和会签订损害中国利益条约的消息及时传到中国，在自己的报刊上向国民披露，由此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可以说，正是梁启超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梁启超又是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报界大总统”、“近代报业第一人”，创办和主持的报刊多达十余种，其中多种报刊发行量创中国报刊史纪录。他以报刊为阵地进行政治活动，与其他报人以及单纯政治家不同。例如袁世凯称帝后，控制了国内几乎所有的报纸，操纵舆论、欺骗民众。梁启超则利用自己的报纸揭露和声讨袁世凯，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他为了培养“新民”，发起“史界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等，极大地促进中国学术、文化的转型。台湾学者张朋园评价说，梁启超的影响“对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学术，其深远处，几无出其右者。如舍了任公不谈，都将残缺不整”[9]。
知识分子中的英雄何止一个梁启超，号称“傅大炮”的傅斯年一炮轰走了行政院长孔祥熙，第二炮又把孔的后任宋子文赶下台，大灭“四大家族”的威风，难道不是知识分子独立性和实践精神的表现？梁漱溟拒绝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也对蒋介石当面指斥，显示了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
除了个人的表现外，知识分子群体以多种方式救国，例如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黄兴、李大钊、陈独秀、蔡锷等以政治救国，张謇、陈叔通等以实业救国，梁启超、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以新闻救国，李四光、竺可桢、丁文江等以科学救国，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马相伯、陶行知、梁漱溟等以教育及道德救国，梁启超、郭沫若、侯外庐、钱穆等以学术救国，梁启超、黄遵宪、鲁迅、胡适等以文学救国……还有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不畏艰险等等，都是可歌可泣的业绩。
一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即是知识分子救国、强国的历史，是知识分子引领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他们是民族的灵魂、时代的骄子，他们的功绩永垂青史。
贺文说，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逃避社会责任，“沦为哗众取宠、言不及义的空谈家”。国民性批判“导致知识分子群体与大众和现实的分离，知识分子的精神也日益孱弱，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独立性和行动能力”。对照上述史实，不免让人感到十分困惑。
可以看出，贺文对国民性批判的否定缺乏史实依据，难以成立。问题是，贺文的目的何在？为什么要毫无根据地否定近代史上那样一场浩大的思想运动？而且否定的程度如此彻底、言辞如此激烈。进一步看，其他那些质疑国民性批判的文章，多把国民性话语看作是“东方主义”的表现，大都有一个共同和明确的目的，即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贺文并没有提出这样的看法，看来是另有目的。在贺文的最后，我们找到了答案，即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注。文章指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行为前提（但也没有指出何为“行为前提”）。“这一点，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因为在最近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在大众中的形象已经远不伟岸，其精神状况颇遭疑问。知识分子要恢复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力，需要呈现出自己精神的独特力，显示出自己在权力和商业文化面前更高的独立性和更强的勇气，发出自己更响亮和自主的声音。……要求知识分子切切实实地呈现出自己比普通大众更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在问题和危难面前更有勇气和信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实践精神，这也是笔者对国民性启蒙文化进行反思和质疑的重点所在。因为中国启蒙运动崇尚空谈，放弃实践传统，是其最大的内伤。而事实上，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投身实践的精神。”
由此看来，贺文的目的具体有两点：一是树立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勇气，二是加强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总的目的则是恢复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伟岸形象和影响力。作者的这种主观意图自然无可厚非，但是以歪曲史实，否定近代知识分子救国运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则不能让人接受。作者可能以为，树立一个对立面，对之加以批评和贬斥更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主张。殊不知，近代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贺文所提倡的所有优秀品质的代表：独立性、奉献和牺牲精神、在困难面前的勇气和信心以及投身实践的精神。继承和发扬这些精神和品质，才能真正恢复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职责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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