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评价及现阶段特征分析_经济转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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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发展是一个国民经济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收入、制度、产业、贸易、消费、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过程,体现出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完全质变的阶段特征。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认识,是一国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因而经济发展阶段一直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众多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产生出大量有关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较具影响的理论(例如A.Smith,1776;List,1841;Karl Marx,1895;Kuznets,1966;H.Chenery,1975;Rostow,1971;Lewis,1954;Porter,1990;Dong-Sung Cho和Chang Moon,1998)。

对于我国当前处于何种经济发展阶段,近年来日益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研究的焦点,我国学者就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杨治,1985;陈栋生,1993)。然而对中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理论进行综合回顾,不难发现,有的仅以欧美发达国家经验为依据建立理论模式,将发展路径单一化,难免存在以偏概全;有的论点的提出缺乏理论深度,囿于形式上的、时期上的简单区分;有的混淆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内涵,将社会发展直接等同于经济发展;而有的划分方法及其所选取的指标体系未能充分反映各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涵盖性不强。

因此,在中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索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尺度,并建立相应的评判指标体系,利用中国的相关数据,通过Fisher最优分割法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重新划分,并对现阶段经济发展特征进行系统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的回顾与评述

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历来受到各国经济学家们的重视。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沿用了希腊罗马时期对人类经济生活“狩猎、游牧和农耕”的划分,用以说明市民社会以前的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序言中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依次经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五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以及最后农工商业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各类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争奇斗艳,西方一些学者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也日趋走向现代化,全方位、多角度地审视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比如,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中,从投资和社会特征的角度出发,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后来,他又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中补充了第六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①;霍夫曼则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寻求划分经济阶段的依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论将经济发展归结为两个阶段:传统农业占主体的阶段和现代工业为主导的阶段;Dong-Sung Cho和Chang Moon从总量增长和质量变化两方面入手,并加入了政府的因素(factor),认为一国会经历欠发达阶段、发展中阶段、半发达阶段以及发达阶段,而在发展中阶段,由于自然资源的丰富度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基于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的形式(Resource-based Development Country)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形式(Communist Country)②。

从总体上看,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观点:第一类是从总量水平出发;第二类是从结构主义出发;第三类是综合主义的观点,即综合考量总量水平和结构特征;第四类为一些其他的经济阶段的划分标准,如国际关系,人与自然相互竞争的关系等。

中国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国内经济界的热烈讨论,许多学者从较多的视角、较大的社会背景和较长的历史跨度,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本文对国内经济学界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见表1)。

从现有文献上来看,我国学者或者使用单一指标进行分析,或者从不同角度分别探索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或者使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建立指标体系,对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经济阶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尽管这些研究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对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仔细分析仍然会发现,现有的研究成果,或者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发展指标,或者混用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内涵,误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因此,基于以上研究现状和当前现实的需要,本文着重从经济发展的内涵入手,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容和特征建立相应的评判指标体系,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二、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的建立

1.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

经济发展阶段的演替是经济发展内容的质的变化轨迹,也是发展内容的实质性跃迁的外在表现。对经济发展阶段的正确划分和准确把握,源于对经济发展内涵的确切认识。科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诸条件》一书中曾经概括了经济进步的八个方面,即生产的扩大、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变化、资本贮藏、国际经济关系的进步、需求结构的变化、制度的进步、价值观的变化。显而易见,由于经济发展内容呈现出多元化,因而衡量经济发展的尺度也应该是多维的。

概括地说,在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产出总量的持续上升,经济结构的日益改善,制度水平的不断变迁,创新能力的突飞猛进,同时,由于其四者对经济主体的作用贡献度不同,造就了经济主体的结构的成功转变,表现为经济阶段的逐级跃进,即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及部分进入信息社会。据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四个标准:

(1)经济总量标准。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最能充分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DP)③,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更能准确地传达一个国家或区域内经济水平的规模以及内在构成。然而仅用经济总量的扩张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够,“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像由人口和财富所表现的,在这里并不能被看作是发展过程。因为它没有在本质上产生新的现象,而只是一种适应过程,就像自然数据的变化”④。

(2)经济结构标准。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层次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其实质就是经济结构变化带来要素依赖度的变化。没有结构变化的总量扩张只是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

(3)制度水平标准。制度水平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现代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是在体现一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环境。同时,理论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必将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来,经济主体的贸易结构与开放水平,直接影响其发展活力。

(4)创新水平标准。经济发展水平与科学技术发展及创新水平提高有关。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突破人类传统认识极限,引发新的科学和技术革命,科技成果缩短了产业周期,造就了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因此,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提高创新水平,就是要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与此同时,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理论和实践表明,从宏观经济增长来看,人力资本和教育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在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比较完美解决的前提下,人力资本不仅可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还能够有力解释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何枫,2002;何枫、何炼成等,2002),从而为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佐证。

2.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四个标准,本文构建了一组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具体包括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和创新水平。其次根据指标要素的不同侧面对其进行细化,通过人均GDP、产业结构等10个状态指标描述经济体所处不同发展阶段的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以及创新水平,考虑到状态层的多层次、多结构的特点,本文认为,仅用单一指标很难涵盖如产业结构等这样的状态特征,因此将状态指标再次细化成多个要素指标对其进行描述。本文初选30个多要素指标,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单体测验和整体测验,最终确立14个要素指标,形成判定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详见表2。

总体层:从整体上综合表达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度,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总体运行态势和演化轨迹。

系统层:将经济发展水平解析为内部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四大子系统,即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创新水平。该层次主要揭示各子系统的发展状态和趋势。

状态层:反映决定各子系统行为的主要环节和关键组成成分的状态,并从本质上反映、揭示系统的行为、变化等的原因和动力,包括某一时间截面上的状态和某一时间序列上的变化状况。

要素层:采用可测的、可比的、可以获得的指标,对状态层的数量表现、强度表现给予直接地度量。本文采用14个指标对各状态进行了定量描述,构成了指标体系的最基层要素。

3.指标体系的计算

(1)状态层权重的确定。在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构成中,不同范畴具有不同内容,各个指标对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贡献率也相异。在进行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时,必须考虑不同指标的权重。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各指标的相对权重,用于衡量比较不同评价指标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在对各层指标综合评价时采用分项确定权重,然后综合求和计算的方法,最后确定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如表3、表4所示。

(2)指标值的标准化处理。经济发展水平是在无量纲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加权综合评价,因此需要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将指标统计值的量纲去掉,使得不同量纲之间的值可以互相比较。一般采用下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三、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

1.建立指标特征值矩阵

本文详细检索了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等资料,搜集整理了1978-2006年相关数据并进行处理,建立指标特征值矩阵(无量纲化),见表5。

2.计算各年发展度

根据式(3),可以得出1978-2006年我国各年的发展度,见表6。

3.用Fisher最优分割法对各年发展度进行分期

Fisher最优分割法⑥是对有序样本进行分类的一种统计方法,它具有多指标聚类、不破坏样本原有顺序等特点,并能够根据定义的目标函数确定分几期较优,其分类依据是样本的总离差平方和最小,进行分割的原则是使得各类内部样本之间差异最小,而各类之间的差异最大。

通过定义和计算类直径R(i,j),并计算最小误差函数B(n,k),可得所有可能分类如表7所示。

确定最优分类数一般有三种方法:①做出最小误差函数B随分段数k变化的曲线。取该曲线拐弯处或开始变平处对应的分段数为最适宜的分段数。②计算比值β,β(K)=B[P(n,k-1)]/B[P(n,k)],当β值比较大时,就说明分为k段显然比分为k-1段好。而且β值接近于1时即可不必再往下分。③对分段结果进行F检验,最适宜的分段数k必须使分割结果通过F检验。而且F值要尽可能地大。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确定最优分类数目,并使用F检验对分类结果进行检验。

最小误差函数B(29,k)随分段数k变化的曲线如图1所示,最小误差函数B(29,k)在k=3,4,5处均拐弯。

如表8所示,尽管当k=2,3,4,5,…时,分割结果均通过F检验,但当k=5时,第二段与第三段未通过F检验,即85~90,91~92的发展度无显著差异。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⑧

四、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征分析

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我国逐步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1.工业化进入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

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当年价格1090美元),2007年我国GDP为246619亿元,比1978年的5680.8亿元增长了42.4倍多。按照钱纳里的标准,我国进入到了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工业化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也进入到了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期,这一时期既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将迎来一个大规模固定资产、设备的更新阶段,并由此带来三方面的经济机遇。一是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必将带动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二是重型机器制造业正在逐步建立和形成;三是自主创新的开展必然介入成套机器设备的更新。从所处的矛盾凸显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矛盾更为显著”。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以及国内体制和外部环境中的新问题开始集中显露出来。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2.整体经济发展进入双重转型期

改革30年的经济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一种典型的转型发展,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双重制度变迁”的特征,在双重制度变迁背景下整体经济发展进入到了双重转型期:一方面要实现发展的任务,实现由贫穷落后向富裕状态的转变,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统一为一个过程。从经济发展来看,既要加速实现传统经典工业化时代的任务,又要迎接信息化时代工业化的挑战。从经济转型的任务来看,面临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工业化由传统工业化向现代新型工业化的转型,城市化由人口城市化向以产业为支持的功能型城市化转型,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型向效率提高型转型,社会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双重制度变迁既增加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又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

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以结构调整为特征的新阶段,从产业结构的演进来看,2006年我国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2.4∶47.3∶40.3,对照工业化先行国家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目前中国产业结构演进阶段转换的“拐点”已经出现。从就业结构来看,2006年中国劳动力在三次产业的分布结构为44.8∶23.8∶31.4,“非农”产业占就业的比重仅为55.2%,比之工业化先行大国最低2/3,平均70%以上的比重低得多。从城市化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尚未突破50%,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007年仅仅为44.9%。因此,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与需求结构升级方面做文章。在需求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在供给方面,重点发展装备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形成以住、行为主要增长点的需求结构和以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创新推动为特征的产业结构。

4.消费的增长效应逐步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消费结构变化显著,消费方式逐步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中,住房、交通、文化教育、医疗保健、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比重不断上升,食品消费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由1993年的0.869逐渐下降至2003年的0.55,进而下降到2006年的0.428。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发展性的消费正在加速增长。消费结构对发展度的贡献率不断增长,1993年为1.1%,2003年为2.8%,而2006年上升至4.3%,这是由于收入快速增长,资产市场上财富效应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服务与保障体系改革的进展等因素所致,并且消费增长很可能最具活力。中国经济正在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逐步超越投资,200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9%,大大高于投资(36%)和净出口(15%)的贡献率。这些变化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大众消费时代。

5.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

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转型增长,这种转型增长表现为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的增长,在内容上表现为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的增长。传统产业部门与现代产业部门同时并存于整个国民经济,而传统产业部门和现代产业部门是按照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进行的。报酬递增的机制与报酬递减的机制并存于所有的产业中,大致上报酬递减支配传统产业部门——加工行业,而报酬递增则统治着现代产业部门——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现代经济也由此分成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商业世界,对应着两种类型的报酬机制。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历了从规模物质生产到设计和使用技术、从加工处理资源到加工处理信息、从应用自然资源到运用知识和技术的转变。随着这个转变的发生,“决定经济行为的基础性机制从报酬递减转向报酬递增”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

6.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求进一步凸显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的迅速上升,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且配置失当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公共就业服务等关系人民生活的矛盾日益凸显,为社会增添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求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在提供私人物品和私人服务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可替代,但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市场机制却存在失灵或局限性,需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制和制度安排来弥补。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城市偏向型的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制度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的非均等化,迫切需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改革和完善,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结论及其建议

保持了30年的经济改革和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刚刚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即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重工业阶段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阶段,改革亦进入攻坚阶段,因此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我国现今所处经济阶段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出发,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思路有必要进行调整。

1.以经济结构的调整推进新型产业体系的形成

以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和现代化为目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先发展具有现代产业特征的主导产业,兼顾非主导产业,使资源合理配置与现阶段的需求结构和生产能力相适应,为经济发展新阶段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传统产业体系向现代产业体系的转型。

2.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继续促进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度的提升,表明制度安排为经济运行提供了服务,带来了激励。因此面对我国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应该继续维护和改善与现代市场经济向适应的市场制度以及开放制度,保证有效的竞争和产权制度作用的发挥,通过发挥制度的约束、激励、服务和维护公共秩序等基本功能,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保证宏观经济效率的实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制度供给,为经济发展新阶段创造更有效的制度环境。

3.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是: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在政策的具体实施方面,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①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在发挥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区际分工体系,通过统筹兼顾原则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②发挥先发展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⑩,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落后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缩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为新阶段的经济发展破除障碍;④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制度基础,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

4.培养和提高国内创新能力

通过培养和提高国内创新能力,促进中国经济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一方面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发展新阶段经济的产业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加强技术创新,培养和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大对高科技的投资,将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外部技术资源的引进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抓住机遇,突出重点,进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加强产学研的结合,以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为核心,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

注释:

①郭熙保:《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②Dong-Sung Cho and H.Chang Moon,A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Advances in Competitiveness Research,1998.

③王满仓、白永秀:《西部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以陕西省为例的实证分析》[A].《现代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二)》[C].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④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探究》[M].第143页,九州出版社,2007.

⑤关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参考胡鞍钢和王亚华的算法,《中国大发展背后持续增强的多重驱动力》[A].《和谐增长:中国经济的未来》[C].第4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⑥张尧庭、方开泰:《多元统计分析》[M].第447~44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⑧划分依据参考钱纳里的多国发展分析,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第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⑨夏顺忠:《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南北两极分化成因浅探》[J].《社会科学》2002年第9期。

⑩王梦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体制保障》,载《和谐增长——中国经济的未来》[C].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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